~大航海時代的台灣,十二位荷蘭總督的治台經驗~
十七世紀初,歐洲新興的國家——荷蘭,追隨其他歐洲海權國家的腳步,開始找尋通往東方的貿易之路,除了爭取東南亞的香料之外,也積極開拓與中國、日本間的貿易。
在東方,由於當時治理中國的明朝政府實行海禁政策,拒絕荷蘭將其屬地作為貿易據點,使得荷蘭最終選擇台灣(大員)作為貿易根據地,台灣因此進入荷蘭統治時期。
在荷蘭統治台灣的三十八年間,一共派駐過十二位總督,在這十二位總督的治理下,台灣被打造成東亞重要的交易集散地,成為世界貿易網路的一部份,也吸引了大批新移民進入開墾(包括漢人、東南亞人、歐亞混血兒等),奠定此後數百年發展的基礎。
本書首度以荷蘭總督為中軸線的方式,貫穿這整段歷史。透過對歷任總督的背景、婚姻、政績等的剖析,生動的描繪出早期台灣的發展景象。更配合同時間歐洲、美洲、東亞等地的歷史發展,讓讀者在認識台灣本身的歷史之餘,也能更進一步了解歷史上的台灣,是如何與世界文明接軌。
本書特點:
◎首度以十二位總督貫穿荷蘭統治時期,透過各任總督的背景、經歷、治績,帶領讀者一窺三百多年前的台灣。
◎除台灣本身的歷史外,並藉由同時間歐洲、美洲、東亞的發展,深刻描寫出台灣與世界的連結。
作者簡介:
司馬嘯青
本名廖慶洲,一九四七年生,台中縣人。
大同工學院工商管理學系畢業後,曾任職於大同公司。
一九七四年起,服務於《經濟日報》專欄組,歷任記者、專欄組副主任、採訪組副主任。
一九九五年退休後,曾任《管理雜誌》編輯顧問、《自立早報》財經證券新聞中心主任;目前專事寫作。
著有《王永慶與企業英雄》(文經社出版)、《當代成功企業家的故事》(聯經出版)、《日本過台灣》(文硯出版)、《人情義理》(哈佛企管出版),以及《台灣世紀豪門——辜振甫家族》、《台灣五大家族》、《台灣新五大家族》、《台灣企業家的日本經驗》、《台灣企業家的美國經驗》、《台灣日本總督》(以上六書皆由玉山社出版)等書。
章節試閱
西元一六二四∼一六六二年,在台灣開發史上,有著特別的意義。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設立據點,且逐步發展殖民事業,招引漢人前來開墾,使台灣成為移墾的新樂土。也因為荷蘭人的全球貿易網路,將台灣推向了國際舞台,從此在世界局勢的洪流中,翻滾浮沉。
荷蘭據台期間,總計有十二位總督(Gouverneur),(註一)姓名、任期分列如下:
一、宋克(Martinus Sonk)一六二四∼一六二五。
二、德.韋特(Gerrit F. de Widt)一六二五∼一六二七(代理)。
三、納茨(Pieter Nuyts)一六二七∼一六二九。
四、朴特曼(Hans Putmans)一六二九∼一六三六。
五、范德堡(Johan Van der Burgh)一六三六∼一六四○。
六、楚尼斯(Paulus Traudenius)一六四○∼一六四三。
七、陸美爾(Maximiliaen le Maire)一六四三∼一六四四(議長)。
八、卡隆(Francois Caron)一六四四∼一六四六。
九、歐瓦特(Pieter A. Overtwater)一六四六∼一六四九。
十、傅爾堡(Nicolaes Verburgh)一六四九∼一六五三。
十一、凱撒(Cornelis Caesar)一六五三∼一六五七。
十二、揆一(Frederick Coyett)一六五七∼一六六二。
在這三十八年間,台灣從一個被視為化外之域的小島,一躍成為眾家爭奪的貿易重鎮,荷蘭人所帶來的商機、墾殖制度絕對功不可沒。雖然荷蘭人的殖民統治,最終目的並不是為了這個島的發展。但此間所打下的基礎,卻對往後台灣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註一:在台灣,學界一般稱呼荷據時代最高行政首長為「長官」,但是西方所留下的文獻,皆以「Gouverneur」稱之,即「總督」之意,至於巴達維亞城總督則以「Gouverneur-General」稱之,以示有別。日治時代,台灣最高首長即稱「總督」,既然如此,本書將宋克及其後十一位行政長官,皆以「總督」稱之,以求名實相符。
第一章 宋克
荷蘭據台首位總督為宋克。在來台之前,他已在班達群島見識過巴達維亞城總督柯恩的殘忍統治手法。荷蘭初據澎湖後,司令官萊爾森奉命捕抓華人充當勞工,送往巴城協助建城,也是承襲柯恩的統治手法。為此,明廷派出特使,前往巴城交涉,荷方因而換了司令官,宋克走馬上任,並在李旦引導下,從澎湖轉到大員來。
繼韋麻郎之後,率隊前來澎湖的司令官是萊爾森(Cornclis Rigersz),時在一六二二年七月,距離韋麻郎於一六○四年停留百餘日,相隔達十八年之久。萊爾森的出征,即肩負「抓人」充當華工的任務。萊爾森與明朝官吏在澎湖談判期間的《報告》中曾提到:「盡力搶運中國人是我們(指巴城)對他們所下達的指令中第二重要的使命。」
萊爾森受命先後在漳州南方的虎頭山俘獲八十名,在鼓浪嶼「得到足夠的中國人」,最後裝運了「一百七十六名中國人順利駛來巴城」。另外在澎湖共「捉獲一千一百五十名中國人,其中有一半因水土不服和勞累過度而死亡,有五百七十一人……運往巴城,結果四百七十三人未免厄運,到達這�時只剩九十八人」。其餘相關記載,也指出荷方在各地抓人動輒以數百計。
萊爾森駐澎湖期間,從一六二二年九月起,陸續寄上巴城總督的信函,即提到:
──「希望本季就送一大批中國人去(巴達維亞)給您閣下」
──「約八十個擄來的中國人⋯⋯」
──「奈耶羅德先生的艦隊曾經捉了一百個人以上,也射死幾個人⋯⋯」
──「我們還要繼續對中國人作戰,會捉到中國人⋯⋯」
──「我們⋯⋯送五百七十四個捉來的中國人去給您們⋯⋯」
也由於荷方如此肆無忌憚,行徑可惡,引起明廷震驚,乃於一六二三年二月派出兩位特使:陳士瑛(官方代表)、黃合興(從事與外商往來致富的豪商)前往巴城交涉。這兩位特使來到巴城後,與荷方的交涉,除了促其退出澎湖外,也曾就荷方濫抓人一事,強硬表態,楊昆的際遇至此有了戲劇性轉變。
楊昆本來在巴城興建過程中,配合當局包攬工程,調度勞工,因而迅速崛起,荷方在巴城「裏應外合」的華人,就是楊昆。當中方有所反應後,巴城方面鎖定楊昆為替死鬼。同年五月四日楊昆被捕,一年後被押送到中國受審。
對特使而言,心頭大患獲得解決,對朝廷能有個交待,並且荷方也答應從澎湖撤退,於是兩位特使在一六二四年六月六日,在卡本特總督及多位巴城高級長官陪同下,到巴城附近田園散心,隔天出席宋克的餞別宴會,他將前往接替「迫切要求離任的司令官萊爾森」,中方則建議其往大員開設貿易據點,以打開對中國的貿易。
六月十二日,宋克從巴城出航駛向台灣,兩位使者也搭乘兩艘戎克船,載著三百名華人回國。荷據台灣的首任總督,走馬上任的背景,真令後人百感交集,感嘆先人命不值錢,加以官府昏庸,只能任人欺壓宰割。
一六二三年,是荷蘭據台的前一年,當年日本的動向牢繫著台灣命運的發展。首先是七月,德川幕府第二代將軍秀忠,以四十五歲(生於一五七九年)之壯年,比照父親的模式,「將軍」職由兒子家光襲位,自己當起「大御所」。家光就位後,對天主教徒採鎮壓手法,在貿易上更強化統制手法,日本逐步走向鎖國時代。
在此情勢下,首當其衝的是英國商館。該館開館以來,與中國貿易的拓展,一向委由李旦出面斡旋。但英方除了浪費很多活動費之外,實際上並不得要領,館長柯克斯有了日本情婦後,卻遭到女方需索無度的掠取,甚至這位女性也是劈腿族,同時仍與多位日本男性來往。
柯克斯如此於公於私飽受煎熬,加上一六二○年原任顧問的三浦按針過世,使其頓失依靠。更重要的是,英軍防禦事務主管換了新人弗士蘭(Richard Fursland),一六二一年其所率艦隊即首次進入中國南海領域,他素以紀律嚴明著稱,針對績效低落的商館,不惜撤館,於是在一六二二年春下令召回柯克斯。
有關英館撤館的傳聞,從此甚囂塵上。李旦既是房東,又是貿易夥伴,承受不小的衝擊,實際閉館則在翌年(一六二三)底。在此風雨飄搖之際,李旦尋求「替代方案」,以尋求出路。
既然過去有出入台灣的經驗,且風聞荷方在萊爾森率領下,在澎湖與明廷官員多方交涉,於是讓鄭芝龍於一六二四年元月抵達澎湖,擔任萊爾森的翻譯。繼之,到了八月宋克抵達澎湖後,李旦隨即從大員趕抵澎湖。他向宋克表明:荷自澎湖撤退後,他將可以仲介荷、中雙方進行貿易,但如果荷方以武力相向,他將撒手不理。在此情勢下,益增宋克登台的決心,終於荷蘭在九月初展開遷館作業,前往大員(今安平,也是「台灣」的代稱)開館。
對李旦而言,英館在平戶開設,荷館在台灣創館,他都躬逢其盛,這也說明外商東來,極需有李旦這樣的仲介角色居間策應,本身也因開館帶來的商機而獲益。日後英國據有香港,「買辦」出身的華人豪商大有人在,也是同樣背景產物。
鄭芝龍於一六二四年回日後,鄭成功誕生。也就是說,荷蘭據台開館當年,這位日後荷蘭的死對頭出生了。三十八年後,荷蘭人離台,鄭也離開人間,他的一生恰好是荷蘭據台的整段歷史。對荷方而言,鄭家父子前迎後拒,也改變了台灣發展的命運,真是歷史上的奇遇。
宋克雖然在台灣荷據史上留下首任總督的紀錄,可是當時帝國主義興盛時代尚未到來,統治當局威風凜凜走進堂皇建築物的場景並不存在。實際上,他赴任之初,大員仍是孤懸在台灣內陸之外的小島。稍前,荷方曾用泥土築起防禦工事,以儲藏商品財貨,當時已有中國、日本「冒險商」光顧。
對荷商而言,大員是建立城堡,作為商館(factory)的適當地點。
城堡、商館的模式,亦非荷人首創,而是肇始於「大航海時代」的先驅葡萄牙,在沿海各地尋找適當據點興建城堡、商館,旨在保護交易商品,並發揮儲運功能。例如前述的長崎開港,就是「經典」之作。荷蘭既是後進,理所當然地師法葡方的作為,且亦步亦趨,前來澳門、澎湖,就是最好的說明。
宋克初到大員,可以用「創業維艱」來形容,受到建材的限制,一切因陋就簡,例如四個角落的稜堡以砂填塞,堤防以木板圍成,軍舍以竹材建造,再以茅草覆蓋。商館東北側,幸好有取自澎湖的材料,可建成石牆。火藥與糧食則儲藏在地下室,這就是荷蘭在大員商館的原始場景。
商館起初命名為奧倫治(Orange),取自當時荷蘭最高統治者莫里斯(Maurice)之父威廉一世,於一五四四年承襲奧倫治家王子頭銜而來。到了一六二七年,奉董事會之指示,改名為Zeelandia,即一般所熟知的「熱蘭遮城」。
可是,大員畢竟未與內陸連接,尚且商品還有遭受淹水之虞。設施如此簡陋,又不足以吸引外商前來交易。於是翌年(一六二五)元月,終於決議「立足」福爾摩莎島,就近向新港社(今新市)原住民以十五匹綿花布(Cangan),買下建立普羅文薩城的用地。對此,宋克也有生動的描述:
一月十五日我親自去新港社,要去加強新的友誼……隔日就離開,並邀請該社所有的頭領來此地。一月二十日,他們約有七十個來我們這裏。我親切款待他們之後,用十五匹綿花布向他們購買一塊……土地。……他們是親切和藹的民族,若懂得他們的性情,又對他們略施小惠,那就可以跟他們來往相處了。
宋克來到大員同年底,即寫信到巴城,向總督請求派遣「像楊昆、林六哥之類,或其他能幹的華人,以及絲、金、刺繡、藥品……各方面的專家」前來,好讓市容繁盛起來。如今覓得新地後,他又同樣請求巴城方面派遣能幹的商務員及助理,以及二、三位神職人員散播上帝的福音,教化「野蠻的土著」,在在都顯露他在「招商」方面的熱切。
荷方在巴城的發展,借重華人商界領袖,即所謂僑長制度,楊昆、林六哥都是這一類角色。但是,諷刺的是,如前所述及的宋克來台背景,即是巴城方面接待兩位明廷特使,對其所反應荷人抓華工問題,不得不有所回應,而引發萊爾森下台的契機,楊昆後來也被押解到中國去。
因此,當巴城總督接獲宋克的建議信函後,徵詢華僑界的意向,大家反應冷淡,深怕像楊昆一樣被捲入抓人事件,也不喜與明朝廷官員打交道。再說,順了荷方的意思,卻可能冒犯中方,吃力不討好。
宋克的窘境尚不只如此,原來信誓旦旦勸他從澎湖轉到大員發展的李旦,在荷方來到大員後,他的表現一如先前他在平戶對英館的作法:毫無建樹,且又留下債務。如果以現代商業的說法,李旦是「噱頭」十足的人物。
荷蘭人從澎湖遷台之前,一六二三年四月,李旦的商船即到達大員,展現了他的實力,運來每箱二千里爾的箱子計七十箱,表明是要當作大手筆購買中國生絲的資金,並要荷方共襄盛舉,結果荷方加入八千里爾。但是後來李音訊渺茫。 翌(一六二四)年元月,李旦回到平戶,如前所述,這時英館已於去年底向日本人說「再見」矣!
李旦在一六二四年來台前夕,平戶荷蘭商館即警告萊爾森:「李旦積欠英國人債務,如要將大額金錢交予他,得三思而後行。」當年六月,巴城方面也傳遞訊息給萊爾森:李旦如果前來大員,要向他索回貨款,如果不還,再通知平戶索回。可見荷方的情報搜集與「危機管理」比較機敏。
宋克在一六二四年八月接替萊爾森,並與中方談判,對方提出派遣華裔使者的要求,宋克只好藉重李旦,李旦躍上了歷史舞台。但是李旦出發到對岸後,卻因病滯留廈門,只取得地方都督的書簡,並未到省城福州取得巡撫所發的官方貿易許可證。等於是荷方與中國貿易交涉事,仍舊一籌莫展。翌(一六二五)年七月,李旦出發返日。
這時荷方對他的評價是:「李旦就公司而言是個有害的人物,所以很歡迎他的離開。」宋克的處境,令人想起先前在平戶的英館長柯克斯,常被李旦耍得團團轉,付了大筆活動費,供其打通關節,以至於寫回倫敦的報告總是充滿樂觀的語氣。事實上是十年無成,如果說英館被李旦誤導所害,並不為過。如今,李旦也從荷蘭人手中,騙取了大量的金錢。
不過,李旦回日後不久,八月十二日即因病去世。取而代之的人物就是鄭芝龍。但宋克與鄭芝龍打交道的機會並不多,因為九月宋克即因乘船在大員入口處沉沒,慘遭溺斃。
宋克留下一個影響深遠的決策是:對輸出日本的貨品課徵百分之十的輸出稅。他此一構想的背景,乃因荷方來大員後興建各項「公共設施」,提供來此交易的外商使用,藉此籌措費用,理應說得過去。
另一因素是當時巴城方面堅持的方針是:「只要城堡防禦還有保障,盡可能不再動用已經非常微薄的財力,而慢慢地加固。優先進行貿易,獲利後也容易承擔建築城堡的費用。」大員商館與中國貿易既然無從施展,建城費用有增無減,宋克身陷「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當然動腦筋到日本人頭上。
但是如前所述,自「朱印船時代」於一六○六年開啟以來,日商即活躍在東南亞各地,就只有台灣未設據點,如今荷蘭捷足先登不打緊,猶「據地為王」,向他們課稅,自然大為光火。一六二五年,日商拿了大筆資金前來大員採購生絲,而以持有日本當局所發的朱印狀為由,拒絕繳納荷方要求的輸出稅,宋克下令沒收日商收購的十五擔(一擔約六○公斤)生絲,也埋下了日後爆發濱田事件的種子。
宋克為台灣留下最好的紀念文物是:一六二五年三月派出兩條帆船,在高級舵工出身,擔任船長的諾得洛斯(Jacob Noordeloos)帶領下,實地測量福爾摩莎島的位置,並繪製成地圖。修正了以往西班牙、葡萄牙人誤將台灣當成一串群島的錯誤,從此地圖顯示台灣是單獨的島嶼。目前此圖收藏在荷蘭海牙國立檔案館中。台灣有些地名在清代設省之前,即一直沿用荷蘭時代所取的地名,例如恆春半島舊稱南岬(Suijte Cape),即始自這次實地測量繪圖而來。
由於宋克來台之前,主要在香料群島一帶歷練,也曾見證了柯恩總督殘酷的統治手法,如今他來台灣的背景,是因「荷蘭抓人」事件而來,巴城總督改由卡本特擔任,自有所「反省」。對此他也留下見證:
──通過在中國沿海的活動,我們在別人眼裏,成為殺人兇手、海盜、暴力者。對中國採取的武力行動,依我之見,過於強硬和殘忍,這樣我們永遠也無法獲得中國貿易。
在轉函給卡本特的信函中,宋克也充滿反對與中國戰爭的論調,因為戰爭「影響所及,不僅會使大批貨物像以前那樣,湧向我們的敵人那邊去……也將使我們公司完全無利可圖……使我們的敵人成為上述(中國)貿易的霸主」。
敵人指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這才是荷蘭在全球爭霸的死對頭,來中國是為了通商。這一點,宋克就有明確的定調:「我決定,將只對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發動戰爭,不能對他們和中國國王同時發動戰爭。」
宋克的名字是Martinus,取自羅馬神話中雷神、戰神的Mars而來,含有勇於作戰,追求真理之意,英文即Martin。曾有五位教宗以此為名,加上領導宗教改革的是馬丁.路德(Martin Ruter),荷蘭是基督新教國家,此名大受歡迎。
不管宋克在台作為如何,他勇於發表對中由戰轉和論調,對當時荷方原由「鷹派」居上風的「企業文化」,有所省思,似也顯露他有追求真理的特質。
宋克是在從澎湖回航大員的過程中,在港外發生船難後雖被搶救上岸,但三天後,即九月十七日(一六二五年)仍不幸去世,翌日在奧倫治城舉行喪禮。荷蘭據台首任總督如此不幸下場,創下死於任內的首例。
西元一六二四∼一六六二年,在台灣開發史上,有著特別的意義。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設立據點,且逐步發展殖民事業,招引漢人前來開墾,使台灣成為移墾的新樂土。也因為荷蘭人的全球貿易網路,將台灣推向了國際舞台,從此在世界局勢的洪流中,翻滾浮沉。
荷蘭據台期間,總計有十二位總督(Gouverneur),(註一)姓名、任期分列如下:
一、宋克(Martinus Sonk)一六二四∼一六二五。
二、德.韋特(Gerrit F. de Widt)一六二五∼一六二七(代理)。
三、納茨(Pieter Nuyts)一六二七∼一六二九。
四、朴特曼(Hans Putmans)一六二九∼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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