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我做一本述說我故事的書
在約翰尼斯堡貧民區耶穌會難民服務機構辦公室等待我的孩童，都是「落單或沒人陪伴的孩子」──未滿十八歲、在離開祖國或前往南非的路上變成孤兒或是與父母分開的孩子。塞娜許是其中一個。當孩子們用圖像描繪出他們在約翰尼斯堡的生活，以及到達此地所經歷的旅程時，塞娜許對我述說她的故事。
我以前在厄利垂亞上學，那是一所寄宿學校。我的父母住在衣索比亞。我們有一棟很棒的房子。我們去過埃及，我很小的時候還去過義大利。
每次假日的時候，我都會回家看父母。那時我十二歲。有一天我發現他們不在家。我問一個朋友，我的父母到哪裡去了。她說她不知道──我得回學校。後來我回到學校。老師說我不能再待在那裡上學。我跑到肯亞邊境。我請人從那裡打電話給我的朋友旺雅。我告訴她，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在哪裡。她叫我回學校。我在邊境看到一個女孩，我在學校認識她的。她邀請我跟她一起去奈洛比。
我們在奈洛比待了一星期。後來我們去坦尚尼亞，接著又去三蘭港（Dar es Salaam）。之後到莫三比克。坦尚尼亞很糟糕。在監獄裡，他們給我們吃很差的食物。我一直哭，因為一切變得不同又陌生。我的朋友，她在監獄染上瘧疾。我覺得很不舒服。後來又去莫三比克。莫三比克的人很不好──很可怕。後來，我們在史瓦濟蘭待了兩天。
在南非邊境，警察捉到我們。我一直跑──警察對空射了兩槍。我還是在跑。有一個男孩付一些錢給警察──我不知道多少錢。
後來我跑到約翰尼斯堡。我住在一間公寓房間。在那個地方，我跟兩個來自我的國家的女孩一起住。其中一個女孩，她把我丟在那裡。她有事跑去開普敦，之後沒有再回來，然後她打電話給另一個女孩，還跟她說她不會再回來了，我一直哭，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然後有個男人說我必須付一些錢當房租。但是我不知道要付多少錢。我在街上，我在哭，有人問我：「妳為什麼哭？」我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他說我必須到邦提市（Ponte City），那個地方有個媽媽帶我到那裡〔耶穌會難民服務機構〕，那裡有很多其他國家來的人。就在那裡，我遇到米利安。1999年開始，我就和米利安一家人住。
如果我可以許一個願，我希望讀完書，然後回我的國家去找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不知道我在哪裡，或者可能他們以為我已經死了。我也不知道他們在哪裡。也許他們以為我死了。
那天下午我離開時，塞娜許跑來找我說：「請幫我做一本關於我的故事的書。人們需要知道為什麼我們在這裡。我們不是自願來這裡的。他們需要知道。」
我整個星期都在想塞娜許和她的故事。我自己的女兒也是十四歲，也有一頭黑色長髮。我整個星期都在想，如果女兒有一天回家發現我們都被帶走了，她會怎麼做。她能夠像塞娜許那樣四處飄泊嗎？這些特別的事件會對她造成什麼衝擊？我這個作母親的如果不知道她的下落，會有什麼感受？如果她不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她會有什麼感受？
到了週末，我做了一個決定──我再次和團體會面，協助塞娜許說出她的故事，就像她要求的一樣。
本書就是那些故事的集合……
「打開這些旅行箱，看看裡面，了解難民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阿卡西歐的旅行箱
阿卡西歐約九歲時，跟著他母親和妹妹從安哥拉到南非。他母親因為工作，把他托給一位安哥拉老太太照顧，回到安哥拉，一去不返。阿卡西歐沒有和任何安哥拉的親戚聯絡，與他非正式的監護人及妹妹很疏遠。他獨自住在約翰尼斯堡西郊。
我的人生就像一個沒有手把的旅行箱
阿卡西歐是所有孩子中最孤獨的。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十五歲，住在耶穌會難民服務機構的一間公寓，但是沒有被安排接受公寓裡的女監護人監護。他沒有辦法取得援助，除了耶穌會難民服務機構提供的住宿和學費之外，必須自謀生計。他獨來獨往，經常用他的魅力向仁慈的成年人取得食物和支援。他很少與其他孩子互動，偏好獨自工作和走路。
他哪一項工作都做不久。剛開始的幾個週六，他都在閒晃、打擾其他孩子、和我及黛安聊天。這種情況過了兩週之後，我們認為該是鼓勵他做一些事的時候，所以委婉地要求他開始作業。「我不知道該在這個旅行箱上做什麼。我的生命裡一無所有，沒有東西可說。」他說道。「嗯，也許你應該想想，為什麼你選擇唯一一個沒有手把的旅行箱。」他走開，做了一個簡單的圖案，小心地把它黏在旅行箱手把曾經所在的位置。
然後他畫了一幅悲傷的自畫像。他畫著從臉頰流下的淚水時，我在一旁看著。當我再看的時候，眼淚已經被塗改掉了。只是到後來，當我開始比較了解他的時候，才了解這有多重要。阿卡西歐幾乎沒有讓任何人看出他覺得自己多麼孤獨。他偏好「我不在乎，我可以應付，我是倖存者」的遊戲。
在我的圖畫裡，這個人身邊發生了很多事。畫裡有血、黑色和黃色。他身邊有好事和壞事──多半是壞事，比方說校園歧視。學校的同班同學，他們總是會說你的閒話。「你應該回你自己的國家！」諸如此類的話。他們不知道，我們絕不是自己選擇來這裡，那是因為某些原因，我們才會到這裡，比方說我的國家的戰爭。「讓我們自由」，我的旅行箱上寫著。我們是流亡異國的難民，重點是，我們希望受到和南非人同樣的待遇。我們是不是在這裡出生沒有差別，因為我們都是非洲人，而且我們都是人類。旅行箱上面寫著，應該對難民一視同仁。
這個在我的旅行箱這裡的標語：「我的人生就像一個沒有手把的旅行箱」，說出了更多關於圖畫中這個人的事。旅行箱上這個人，他的生命不平衡，它崎嶇不平。他總是跌倒，需要再爬起來。就像我一樣。
她一去不回
很長一段時間，我對阿卡西歐的認識只有那樣──他的人生崎嶇不平又失衡，就像他沒有手把的舊旅行箱。他很少談他自己，偏好用他模仿得來的「酷炫」美式英文，以各種嘻哈態度和言詞，廣泛地談論難民及在休布羅的生活。直到他離開耶穌會難民服務機構的公寓，被安置在普勒多利亞外的兒童之家時，才告訴我他的故事。
他九歲時跟著母親和妹妹到約翰尼斯堡。他媽媽回安哥拉時，把他們托給一個在伊奧維的安哥拉老太太（他稱她為祖母）――一去不回。等他年齡稍長，變得較難相處，老太太把他趕走，而且禁止他去看他妹妹。他很少談論自己的感情，以及被拋棄所帶給他的感受，但是經常說他因為知道如何取得協助，才能夠生存下去。他說故事的時候很謹慎，每次他顯露任何悲傷的感覺，都會補充說他不是一直很傷心，或者說他反正會生存下去──他從不讓我們任何人看到任何軟弱的地方，或者他可能太害怕讓自己的悲傷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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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他告訴我他待在社服單位時的情況。
我待在公寓一年。後來公寓在12月就要賣給別人。所以我必須離開公寓到一個兒童之家。我不知道我會去哪裡。那就像過一天算一天，前途茫茫的生活。我從來不知道我的生命裡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要在11月28日搬出去。到了27日，我還不知道要去哪裡。我到耶穌會難民服務機構叫我去的政府社工那裡。我到辦公室問那位社工，她根本不知道我該去哪裡。她說兒童之家滿了，爆滿！她還告訴我，我明天就得來報到。她一直跟我說那樣。我有點害怕，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覺得害怕，因為有人關心我。
後來到了週五，我回去那裡，她帶我到街童之家──喔！助理社工帶我去。我真的不喜歡那個地方。我跟助理社工一起走，我的感覺是：「我覺得我沒辦法待下來。」那裡很暗，裡頭的人很怪──他們是街童。我對自己說，公寓還有幾晚是空的，我有鑰匙。我對自己說，我真的不想待在這裡。我回到公寓，晚上在那裡睡。那裡只剩我一個人，我有鑰匙。我真的是孤獨一人，但是我有收音機作伴，音樂──還有我的書──幫助我覺得堅強。
隔天我來這裡做一些藝術作品，然後去找我認識的天主教女士，因為週末時公寓會被接管，如果我在那裡，他們會把我趕走。我週末在天主教女士那裡睡，週一她把我帶到社工那裡。妳幫我在伯諾尼找到地方。
我第一次到那裡，就覺得好像監獄──我覺得我的夢想被粉碎了。我覺得我的生命已經終止。那是我的感覺――我看不到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離開之前，我跟妳說話，妳說我是討人喜歡的人，所以我不會有問題。那種話鼓勵了我，讓我有一點信心，相信我會沒事。我倖存下來。然後假期過後，他們告訴我，我不符合他們的標準──他們說那裡是為街童設置的。我覺得那不合理──我是沒有父母的孩子，而且我必須離開公寓──如果不讓我住，我不管怎樣都會流浪街頭。但是總之……後來1月的時候，社工帶我到普勒多利亞的沙桑谷維。
我從黃金城市買了這個電顫琴
那是一條漫長的路，在路上，我想到我的朋友、我的妹妹和約翰尼斯堡。約翰尼斯堡是我的朋友、我的一切和每個人在的地方。要離開那裡真的很難。我要去普勒多利亞了。最後我到了那裡，到達那個很遠、遙遠的地方，沙桑谷維。當我們進去那裡的時候，那裡就像一個指定的地方，那是我該去的地方。我必須待在那裡一陣子，體驗一下。但是我真的不喜歡那裡，那裡很平淡無聊，我覺得我在那裡不再有任何希望。我被安排住進跟其他孩子在一起的宿舍。大部分的人說祖魯語和索托語（Sotho），不說英語。有時候他們覺得低我一等，因為我說英語，但是不是這樣，我只是在說一種語言。那只是一種語言，如果我說得比你好，不表示我比較優秀。但是他們有時候好像有點嫉妒我。不過我倖存下來。我在那個地方倖存下來。我做到了。有時候我想到自殺，但是我做到了。
那裡沒有太多事發生──我唯一擁有的東西是我的音樂。我到那裡的時候，我買了這個電顫琴「我來自黃金城市約翰尼斯堡」，後來我的收音機壞掉，這些都消失了。他們有個人弄壞它，因為他們嫉妒。我不覺得難過──我總是表現出毫不在意的態度。我知道我有一些關心我的人，所以我其實不在乎那些不想當我朋友的人。妳就在我附近，而且妳來看我。
某個週六，我和另一個孩子拿著錄音機坐在樹下的時候，阿卡西歐大步慢跑過來跟我打招呼：「最近怎麼樣？」我以為他已經逃跑，而且準備好接下來要怎麼做。他告訴我，他被安置在貝茲谷地一個非正式寄養媽媽那裡，因為他太大了，不適合住在兒童之家。
最後我怎麼會在這裡，事情是這樣的。他們說我現在十八歲，我不應該待在兒童之家。
當我第一次遇到妳的時候，我不知道我的年齡──跟我一起住的祖母不確定我的年齡。我媽媽離開的時候，沒有留下我的出生證明。她沒有留下我們的身分文件和資料，所以我其實不知道我的年齡。在學校的時候，我知道生日月分和日期，但是搞不太清楚是哪一年。我媽媽在1996年離開，我想那時我大概十或十二歲。所以我去兒童之家的時候，我找過醫生。他說我十八歲。後來他們說我太大了，不適合住在兒童之家，所以我的社工安排我到一個寄養媽媽家，離開那裡真是讓我鬆了一口氣。我終於熬過來，我離開了。我很高興。我的養母，噓！我跟妳發誓我說的是真的──她很嚴苛，也很挑剔──我知道那有時候是正常的，我存活下來了，但有時候我真的不喜歡她說的話。她經常咒罵、生氣──讓人覺得有壓力。她拿不到給我的任何錢──她把氣出在我們身上──罵三字經──那讓我覺得很不舒服。但是那裡比兒童之家好，而且我倖存下來了。
有一天我會回家
阿卡西歐繼續倖存下來。他離開養母，仰賴他人的慷慨過活。2004年底，他再度被捕，被送到林德拉。這次我們擔心他被驅逐出境，因為安哥拉人不能再申請難民身分。透過人權律師的協助，他根據他大半生都住在南非這項事實申請永久居留，但這個程序可能長達兩、三年。他和安哥拉那邊毫無聯絡，要取得安哥拉護照也很困難，因為他不能證明他是安哥拉人。他無法找到正式的工作，沒有人想雇用沒有身分證件的年輕人。他真的沒有身分，談到家人及真正的他時，他所表達的東西就是身分。
我想到我媽媽──我們從來沒有真正了解對方。我覺得我現在長大了，她卻從來沒有在身邊。我想跟某個人說話，某個會了解我、像我媽媽一樣的人。但是她不在，她從來沒有在身邊。我已經失去了她。那真的很悲哀。我覺得我的生命中失去了某種東西──更明確地說，失去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一直很命苦。我們所有的人都分散了。在某方面，我需要我的家人，但是我沒辦法跟他們聯繫。那真痛苦。
當我小時候，我媽媽，當她還跟我在一起的時候，她告訴我，我的名字是我爸爸幫我取的。他用他最好的朋友的名字來幫我取名字。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沒有非洲名字，不過我有葡萄牙名字。我對我從哪裡來的很好奇，所以有一次我問我媽媽。她告訴我，我必須遵照我爸爸的文化。她告訴我他做什麼工作，但是我已經忘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時我還小，她還跟我們在一起，所以我對一部分的我並不了解。我現在所屬的文化不明，只是「住在南非、認識新朋友的阿卡西歐」。我的文化是未知的。我只是適應現在的文化罷了。
也許現在我太疏忽，我甚至沒有想過我的文化。也許我必須把它找出來。因為如果有一天我必須回到安哥拉，他們會問我，我來自哪裡，我會不知道……
有一天我會回家。
對敘事過程的反思
格林妮絲．克雷徹提
在團體開始定期聚會後不久，我向大家提起，塞娜許要求製作一本關於她故事的事，我問他們是否想要這麼做，每個人都同意，所以我每週六都帶著我的錄音機。這些孩子一直學著在社會上盡可能保持低調，我知道編一本書會是讓他們在這種社會中引人注目的重要方式，我了解一本書會是建立他們身分和自我價值意識的重要方法，我也知道敘事具有治療效果。我和利用敘事療法的臨床心理學家合作多年，知道這是一項強大的治療工具，所以我鼓勵將說故事當作流程的一部分。
當他們完成旅行箱或地圖的整體藝術創作時，我邀請他們帶著自己的藝術作品前來，告訴我關於他們的故事。當其他人在學校方院附近的藝術教室工作時，我和受訪者經常坐在方院樹下交談，有時候他們會成對或是成群前來（通常是一群朋友），有時候是隻身前來，如果是成群前來，其他人會靜靜聆聽，見證故事。他們可以選擇要不要和我談話，有很長一段時間，某些孩子並沒有前來敘述故事，事實上，有一個孩子從未述說她的故事。他們經常選擇單獨和我談話，特別是如果故事內容很慘痛。我總是讓他們選擇是否要關掉錄音機，但是他們很少要求這樣做。就好像錄音這個動作讓說故事更具重要性。
敘事方法根植於麥可．懷特的敘事療法，懷特是這個領域重要的理論家之一。他說，治療師應該協助人們敘述「密集的故事」（thick stories），並且藉著為他們製造敘述和重述故事的機會，看看他們擁有哪些知識和技能。在敘述和重述故事的過程中，人們開始看到，起初看起來像創傷事件（他們是其中的受害者）的消極描述，其實是他們如何運用特定策略以求生存的描述。過了一段時間，這個故事會變成多個故事，而且是倖存和創傷的描述。
在旅行箱計畫的藝術作品中使用多個層次，是這個想法的具體表現。透過藝術作品，孩子們創造了「密集的故事」，在這些故事中，他們所扮演的不只是「難民」。透過敘述自己的藝術作品，他們也開始看到他們的故事充滿了知識和技能，而且他們並未因此受困和癱瘓。本書所包含的許多故事中，這種「新故事」的收穫非常顯著。
孩子們確認敘事在療傷止痛上的價值。
一定要把問題說出來，因為把問題放在心裡既沒有辦法解決事情，也會讓你生氣，但是當你把它說出來，你會覺得比較好。
他們把一項事實看得很重要：他們從未被迫說出他們的故事。團體成員每週六會和接受過傳統心理創傷療法訓練的輔導員談話，這是他們必須談論這個經驗的場合。
告訴塞娜許我等著把她的故事放進書裡
那為什麼塞娜許的旅行箱和故事沒有放進本書？她的遭遇正好可以做為一個例子，這個例子說明，如果這些孩子沒有得到足夠的援助，他們可能會面臨什麼樣的風險。
塞娜許極度獨立，因此安然度過艱辛的旅程，但是這種精神讓她很快就和她非正式的養母起衝突。她後來離開庇護所，和另外三個年輕的衣索比亞女人同住，她住後面的房間，睡在地板的墊子上。她離開庇護所之後，我繼續和她聯絡，每週六我會去接她。學校生活變得令人沮喪，因為她的英文不大好，她被安排在學生年齡比她小很多的班級裡。她上一所技術學院一段時間，但是她變得消沈，她很需要父母持續無條件的支持，就像許多十來歲的少女所企求的一樣。她消失了。她沒有回到學校考試，沒有人知道她的下落。耶穌會難民服務機構的社工將她列為失蹤人口，但是有誰會在乎一個年輕的外國人失蹤？
有一天她打電話給我，她說她沒事，但是她待的地方不太好，她需要協助。我原本安排要在鎮上和她碰面，但是她沒有出現。我繼續在我擁有的不同號碼手機裡留下訊息，我的留言永遠是：「我不會生氣；我不準備批評你所做的任何事──只要回來和我談談，讓我確定你安全就好。」
某個週末，艾吉說她看到塞娜許，塞娜許現在和一個男朋友同居，那個男人年紀比較大，情況不好。但是艾吉不肯跟我說她在哪裡，我便傳送另一則簡訊：「告訴塞娜許，我們正在寫我們的書，我們需要把她的故事放進來。」
艾吉跑去找她的時候，她已經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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