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再創二十一世紀台灣
對於各國正大力阻止中國這個威權國家企圖改寫全球秩序的行動來說，台灣作為一個自由與獨立的國家而存在，是不可或缺也無法分割的。
世界不斷改變，台灣也持續轉變中。截至目前為止，儘管面對極度的挑戰，主要是來自中國異常的崛起，但台灣一直都能夠突破困境，繼續鞏固它的民主。這是一段艱鉅的旅程，有很多挫折和看似無望的時刻，中國又似乎無法阻擋。儘管台灣無法改變這個在很多面向上將它排除在外的國際體系，但在尋求強化與國際社會的連結時，台灣反而因此爭取到更多阻擋中國的時間。蔡總統的新南向政策，以及台北加強與具有相同理念的國家接觸，即使是非官方層級的交流，這些都是改變與適應過程的一部分，而且過去兩年來，這些努力也受到推波助瀾，因為國際社會終於在二十一世紀認清中國的真面目。世界各國和中國來往幾十年後，才發現中國跟我們其實不一樣，這正好替台灣創造了大好機會，而蔡政府也謹慎地抓住了這些機會。然而，對於外在環境突然變得不像過去那般好操縱，北京的反應同樣會對亞太地區造成可能是怕破壞性的影響。而台灣就位在這些轉變的中心，是中國垂涎的對象，就看台灣怎麼做，中國共產黨可能暫且靜觀其變，或者把它視為擴張野心的首要目標。
雖然北京從二○一六年以來加強對台灣的懲罰行動，但從南海到北韓核武問題、與美國的貿易戰，及至中國內部日益動盪的情勢，這些問題對習近平來說都是更需要優先處理的。封閉之威權政權的問題是，他們難以預測。習近平尤其如此，他的妄自尊大和高度偏執，加上他抓住了空前的龐大權力，使他成為自毛澤東以來獨一無二的領導人。因此，在瞬息萬變的區域與全球環境中，我們無法肯定中國明天會做什麼，更別提明年或五年之後。
雖然無法預測，但台灣可以先做好準備面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台灣的決策者需要確保這個國家擁有在最糟糕的情勢下依然能夠生存的能力。假設說未來多少會跟過去有些相似（政治學著名的T=T-1公式），是對明天採取一種不負責任的看法。習近平已經展現了，今天這個台灣必須與之合一的中國，已經不再是鄧小平、江澤民或胡錦濤時代的中國。習近平已經開啟中國表現的新時代，它其實跟古代中國帝王統治更為相似，而非現代化的正常國家。
要應付未來的挑戰，台灣必須在改革的路上繼續前進。本章要討論幾個迫切需要改變的領域，這些領域跟外在環境的發展沒有太多關聯。換句話說，在此討論的改變皆屬台灣本身的能力範圍，只要全國人民都願意去做。
台灣內部的分裂問題
其中最主要的是，我在前作中已經提過的長期以來的島內分裂。藍綠分裂，或者台灣人跟外省人的分裂，仍是一大問題。對於這樣的分裂會破壞台灣迎戰未來挑戰的能力，我已經強調到不能再強調。雖然太陽花世代保證要改變台灣社會這種二分法的觀點，但在制度層面，在政府以及各政黨之間，這樣的分裂依然是個難題。尤其是政黨還是陷入零和的心態，破壞合作可能，削弱了台灣的彈性，讓中國共產黨有機可乘。這是一種人為的分裂，不僅拒絕承認台灣不同團體間其實存在很多重疊的利益，也讓國家的生存面臨風險，因為眼前主要的外在威脅已經瞄準台灣，一心一意要拿下這個目標。台灣民眾有理由對他們的政治人物不抱太大信心，因為這些人採取的焦土政策會讓整個國家淪陷。誠如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提摩西・史奈德（Timothy Snyder）在《通往不自由之路》（The Road to Unfreedom）中說的，「這種高度黨派的心態，也就是把對手政黨當作敵人而無視於外在世界，會創造出一個讓外在敵人趁虛而入的缺口。」（注1）
特別讓人感到厭惡的是，事實上政黨之間的對立大多不是因為意識形態，而是為了短期的政治利益。其目的是要破壞和打擊對手的名聲，做法亦非為了促成政策的調整改變，而是要造成僵局。破壞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反對黨經常採用這種行為模式以凸顯執政對手的無能，希望在下一次選舉中取得有利地位。指控政府官員以及政府資助的非政府組織的人員，並不是因為他們有什麼不法或貪腐行為（雖然也會有這種情況），單純只是要引發混亂，提升反對黨的形象。一次又一次，誠實又認真的官員及其下屬必須花上好幾天、甚至好幾個星期的時間，去回應對他們的不實指控，包括在媒體上和立法院裡做澄清。隨時都在尋找爭議話題的媒體，不幸地成為散播這些指控的平台，經常是藉由轉載政治人物的臉書貼文。媒體對於這些被指控的陰謀、貪腐或裙帶關係等不法行為大肆報導，進一步煽動人們認為對方不值得信任，當然這也要看個人的政治信仰而定。這種胡亂指控的行為很少或完全沒有受到處罰，結果造成惡性循環，削弱了互信也破壞政府的威信。主要由於社群媒體的影響，這樣的情況已經見怪不怪，成為夜間談話性節目糟糕的娛樂。
制度蹣跚前進。它持續運作，但無盡的爭吵造成不必要的摩擦，破壞了政府的執行力。看不出這樣的行為對國家有什麼好處。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最糟糕的狀況是，民眾以為主要政黨都一樣，國家效能不彰他們都有錯。這給了那些意圖破壞民主者可投擲的彈藥，即使問題的來源是政客，而非民主本身。這種行為也會引導民眾轉向支持民粹主義的獨立候選人，他們不受政黨的約束和制衡；這樣的約束和制衡可確保政策會獲得一定程度的延續性。這很危險，尤其如果這樣的獨立候選人和外國政權合作或是受到對方支持，例如中國共產黨。誠如史蒂芬．李維斯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爾．吉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他們的著作《民主是怎麼死的》（How Democracies Die）中說的，「穩定的政黨敵對態勢，最終將造成相互威脅的體認。隨著相互容忍消失不見，政治人物會被引誘拋棄自制，將會為了勝選而不顧代價。這也許就會鼓舞一些反對現有體制、拒絕接受民主法治的團體冒出頭。發生這種情況時，民主就有麻煩了。」（注2）
因此，選民應該要求終止這種行徑。就像某些國家已經在做的，台灣應該在立法院成立一個「成就者委員會」（committee of achievers），把那些願意共同解決種種問題的各黨立委們聚集起來。雖然情況不一樣，台灣仍然能夠向以色列學習，尤其是以色列的生存同樣面臨外在勢力威脅。雖然因為宗教和族群問題使得以色列社會產生很深的分裂，然而以色列所有政黨都有一致的共識，面對攸關國家生存的問題，所有歧見應該先擺在一旁，直到解決這些問題為止。這種超越分裂的能力給了以色列在艱困環境下生存不可或缺的力量和團結。在還來得及以前，台灣應該找出方法促成社會和政治人物都能夠團結起來。團結的種子已經在那裡，就如我所說的，因為多數人都同意這些基本事實。但這些需要講出來，成為國家策略的一部分。否則，這種自我造成的分裂傷口將會讓台灣在未來付出慘痛代價。
就之前提到，這種「族群」和「政黨色彩」的分裂，將繼續出現在政府職位的任命上。「錯」的血統或政黨屬性的被任命者經常會被懷疑，成為其他陣營的攻擊目標而下場悲慘。這種懷疑情緒愈來愈深，結果經常製造出派系鬥爭，甚至是在同一個機構內。在解嚴及民主化幾十年後的今天，對個人的評價應該是看他的優點和才能，而不是看他們的父母是誰、他們替誰工作，或者祖籍在哪裡。底線應該是對台灣民主和自由機制的承諾，而不是個人的「基因」、政黨屬性，或是他或她讀哪一所大學。造成分裂的雙方都應該譴責，而且我已經太常看到這樣的分裂行動。身為一個「圈外人」，看到這樣的分裂行動我只能失望地搖頭，想不透為什麼雙方不能放下人為的差異，就往往具相同利益的重要問題進行合作。年輕世代的公民民族主義是建立在共同的價值觀上，他們一再證明當利益交疊時，超越分裂根本不是問題。事實上，對他們來說，這些分裂是歷史的往事了。問題是，政黨、政府機構和媒體大部分還是由老一輩的世代所控制，他們的行為和做法早該被揚棄。
「政黨色彩」的分裂也破壞了政府改革的能力，尤其是一些政府部門，像是外交部，傳統上都是保守勢力把持，裡面的官員大多是老「藍」人士。在這樣的機構裡，抗拒改變的力量尤其強大，改革者（經常是來自系統外的特任官員）的每一步都會遭遇抵抗。這就是為什麼當一個新政府上台後，民眾對於改革的速度要有耐心。改變是會慢慢增加的。此外，新政府需要以現有的人員來運作，畢竟它不可能一下子就砍掉幾千名政府員工。
老一代不信任、也不願意讓位給機構內的年輕人，也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很多本應在幾年前就退休的人仍占著政府單位或附屬機構裡的位子，斷了年輕人的機會，也阻絕新的理念進入。那種理所應得的感覺，以及習慣向政府勒索（經常是利用前面提到的派系），讓這些拒絕退休的人繼續卡位和領薪──他們的薪水往往比年輕員工高，更別提有很多這樣的人是領「雙薪」。單從台灣和外國官員與學者往來的面向來看，台灣各機構內有很高比例的七、八旬長者，這不是好事，幾位外國官員也曾向我提到這一點。
同樣的，這種理所應得的感覺也是這些「長者」向政府爭取資金、補助和其他形式贈與的方法。這種做法向來和國民黨有關。可嘆的是，綠營現在也有這麼做的傾向，雖然也許不如以往普遍。前朝官員都會這樣做。這不僅對年輕世代不公平，也浪費政府有限預算裡的寶貴經費，這些經費本來可以用來做更有效的運用。想要阻止國庫的錢流向政黨老臣們，政府必須能夠不理會那些威脅和勒索，並且理解政府沒有責任永遠要報答這些人。如果台灣擁有無窮盡的資源，這樣做不成問題，可惜事實並非如此。在酬庸的同時，有些有才能、有理念、可以帶來真正改變的年輕人，卻只能苦苦掙扎求生存，沒有足夠的資金實現他們的計畫。
除了停止用金錢來滿足這些人的過度自我和既得利益，政府應徹底修法分配利益以吸引人才，因為有些特殊計畫往往需要技術人力。現行規定可能是在幾十年前訂的，相關待遇已經不再能夠反映目前的生活水平。低薪和補助完全沒有競爭力，不足以吸引和留住改造台灣迎接二十一世紀所需的外來人才。
由於中國可動用無限的資源對台灣發動宣傳和統戰攻勢，台灣必須停止這種自我挫敗的政治／族群分裂，以及浪費寶貴的資源。未來幾年，北京可能把台灣列為比以往更優先的問題，所以台灣必須想辦法將人力資源投資的報酬最大化。目前有太多經費花在對維持與創新沒有太大貢獻的項目上。
最後，內部的政治分裂有時也會出口向外，造成局勢混淆。舉例而言，在華府，台灣的代表是「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ECRO），但國民黨與民進黨也都有駐外人員在那裡。對美國官員來說，會接收到三方混雜或有時矛盾的訊息，更別提像「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這類的遊說團體，以及像「全球台灣研究中心」（GTI）這樣的智庫，會影響台灣及其長久夥伴的關係。此外，台北的政府有時候不信任駐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的官員，轉而和黨的辦事處直接接觸，這對台灣的凝聚有所傷害，也是分權功能不彰。「這種訊息來源衝突的情況，」肯特．卡爾德（Kent E. Calder）在其研究華府的亞洲遊說團體的著作《亞洲在華府》（Asia in Washington）中說道，「這種情況造成台灣很難以一個整體來傳達一致的訊息。在台灣要在東北亞主張明確地位的政經挑戰日益加深之際，它在華府代表的混亂情況也日益嚴重。」（注3）
未來的挑戰
關於資助對台灣有益的計畫，有兩個問題需要再作闡明。第一個問題是，資助台灣「軟實力」的非政府補助已經耗盡，主要原因是北京針對被認為支持獨立的個人和企業實施懲罰行動。愈來愈多有資金可分配運用的企業，擔心資助計畫會涉及支持台灣和支持民主，不論是透過出版、電視劇、電影，以及其他投資題材。這樣的恐懼導致很多本來有助於台灣海外形象的計畫突然喊停或無疾而終。
另一個問題是短視。這種情況太常見了，原本答應要執行的計畫，因為投資者沒興趣了而在幾年後突然喊卡。我是根據親身經驗而談，因為我兩度成了這種不做長期思考的受害者──這個問題很嚴重，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會長遠思考的。我的例子並非單一，應可用於說明這個問題。第一個例子涉及「想想論壇英文版」（Thinking Taiwan）網站，這是我在二○一四年服務於小英教育基金會時創立的。蔡英文在二○一四年說服我加入她的組織時，做了兩項承諾：一，這個網站不會受到政治干預。她很守信用，確實做到了這個承諾，不過在她離開基金會回去擔任民進黨主席後，我卻必須抵抗來自各方的壓力；二，這個網站將是長期性的，錢不是問題，而且和蔡的政治前途無關（當時我不覺得她會想到二度角逐總統大位）。不幸的是，第二個承諾落空。蔡英文於二○一六年一月勝選後不久，我就接獲通知說我和基金會的合約將被取消，「想想論壇英文版」網站將停止運作。果然，在總統就職的五月二十日真的發生了，而這麼做觀感不佳且引發各界猜測。很可能蔡總統授權把這件事交給基金會幕後的人處理。對我來說這兩年很特別，對我的職涯很有幫助，對此我要感謝蔡總統的遠見。「想想論壇英文版」是很成功的項目，學術界和外國政府的許多人士對它停止運作表示遺憾。我只能猜測網站被關是什麼原因。我被告知（不是透過蔡本人）是因為不需要了，因為民進黨已經執政。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基金會管理階層知道，我不會受到控制：我會繼續寫、繼續刊出我認為需要說出來的事情。鑑於和蔡總統的關係，他們擔心「想想論壇英文版」會被視為是代表了蔡政府的政策。不管如何，經過幾個月的生涯波折後（在台灣，要在我這個領域裡找到新工作是很大的挑戰），我再度振作起來。事後回想，我認為這是好事，至少對我身為新聞記者和評論員的身分來說，的確是好事，因為我不再和這個組織有關係，而這個組織仍然和蔡總統有關係，即使只是名義上。
沒有人找我，我可能被我和蔡總統的關係「染色」了，無法進入國際通訊社工作。最後，我終於在一家新媒體組織找到總編輯的工作。我在那個職位上待了約六個月後辭職，因為我發現所謂的「新媒體」，其實只看關鍵績效指標（KPI）、資料整合等等，而這些並不適合我。然而，我倒是對那個領域的新商業模式以及用戶行為學到很多──後來我在研究跟散布不實資訊（假新聞）有關係的缺失時，這些知識對我幫助很大。
後來另一家基金會找上我，主動提供資金讓我開設一個新網站。因此，二○一七年初，借助「想想論壇英文版」的成功經驗，我開設了英文網站「台灣守望」（Taiwan Sentinel）。兩者的經營模式相似，只是這一次有稍微多一點的預算供我運用，例如可以付稿費給寫文章的人。在這個網站上線當天的儀式上，多位駐台代表、學者、記者和政府官員出席，顯示「想想論壇英文版」過去確實被視為是分析工作者所需要的重要資訊來源，也是台灣民間外交的一環。在前者關閉後，現在「台灣守望」終於可以填補那道缺口，我們把這視為是一種愈挫愈勇。但一年後，資助「台灣守望」的基金會董事長突然改變心意，資金隨之停止。由於我已經從上一次的經驗得到教訓，所以這次這個網站是屬於我的，因此網站不必停止，還可以繼續運作。但現在我失去了補助，失去薪水，也發不出稿費。從二○一六年以來，這是我第二次發現，我對台灣「軟實力」和民間外交的貢獻卻因為贊助者沒有遠見而受挫。
鑑於中國動輒花費幾十億在其全球媒體及宣傳項目上，台灣必須想辦法資助可以改善其國際形象的計畫。跟大規模的案子比起來，我的項目花費真的微不足道；但對個人來說，那仍是一大筆錢，大到是個問題，更別提個人還需支付生活開銷和養家活口。因此，需要有遠見和金錢的台灣人才能確保這類計畫的長期能見度。「台灣守望」是很多這類計畫之一；文化產業向來資金不足，卻代表著台灣可以投入更多，強化其海外的能見度與對抗中國的宣傳。
我個人的經驗也凸顯出，台灣面對未來的挑戰時必須改革的另一個領域。在聘用外國籍人士方面，這個國家的法規仍然太過保守。在獲知我和小英教育基金會的合約將被取消後，我開始向國家資助、專攻我興趣領域（安全與國防）的非政府機構尋求就業機會。不幸的是，我很快就發現根據法律規定，他們不能聘用外籍人士。這樣的規定是台灣保護主義傾向的結果（把工作機會留給台灣人），也是因為沒有理解引進外國人才的用處。如果台灣想要吸引和留住外國人才以茲對抗中國企圖在國際舞台上孤立台灣，那麼台灣必須先改變心態。政府職位「只限台灣國民」的政策絕對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涉及個人忠誠，而且多數國家都有這樣的規定。但對於智庫和政府資助的非政府機構來說，這樣的規定並無必要。台灣需要發展智庫，需要外國人才加入──並不是因為外國人懂得比較多，只是因為他們的背景使得他們能夠從不一樣的觀點來看問題。
再一次，如果讀者允許我再談談個人經驗，我請你看看這個事實：二○一八年初，一個在台灣住了十三年、擁有永久居留證的外國人，他已經把台灣當作他的家，而且是在台灣及兩岸關係學術領域上的專家，結果卻無法在台灣、在他的專長領域裡找到工作，也得不到足夠的資金讓他的研究案維持下去。我認識多位很有才華的外國人，也和他們其中幾位共事過，他們同樣可以對台灣做出貢獻。但是由於這裡到處存在著玻璃天花板，以及禁止聘用外國人的規定，他們大部分人都已經回自己的國家，或是轉往中國或其他地方追求生涯發展，因為外國專業人才在那些地方的薪水和工作機會比台灣好上許多。作為一個承諾要吸引更多外國人才的政府，蔡政府必須做更多努力，把台灣變成真正能夠吸引外國人才的地方，讓夠資格和有熱誠的外國人才可以在這裡發展他們的生涯。（注4）政府也應該努力支持創意產業和人文產業，他們對國家建設的貢獻跟企業家與科學家一樣重要。
好了，我談自己談得夠多了。說了這麼多，我並沒有貶低台灣的意思，因為台灣給我的，是我永遠無法回報的。
民主是對抗威權的最佳防衛
台灣正值轉變為多元文化國家的過程中，應繼續開放大門接受外國移民。基於人口統計學理由，開放移民攸關台灣的生存，因為台灣目前的生育率已經低於生育更替水平，也就是每位婦女生育不到二．一個子女。（注5）二○一六年，中華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的統計數字顯示，台灣的出生率是一．二。（注6）外籍勞工和他們的子女將成為未來不可或缺的台灣納稅人，也可確保台灣很多社會福利計畫得以永續經營下去，其中最重要的是因應快速高齡化社會的健保和年金制度。此外，引進移民會對國家的每一層面造成轉型效果，包括新移民帶進這個國家的語言、食物和宗教，讓文化變得更豐富和多元。新移民現在約占台灣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將近六十萬人。根據教育部統計，台灣國小和國中學生總數的百分之十．○七是新移民的子女。（注7）所有這些都和東南亞有關，可加強台灣的外交政策。最後，大批非漢人的台灣公民也有助於破解北京聲稱對這個島國擁有主權的說法，這是一記中共難以接招的變化球。
另一個台灣應做不同思考之處，就是它長期以來不停努力、但從二○一六年起遭遇挫敗的加入聯合國及聯合國附屬組織的行動。以聯合國目前的組成來看，不可能對台灣友善。聯合國警衛甚至不讓持有台灣護照的學生進入日內瓦的聯合國建築，（注8）甚且不允許一位身穿印有台灣圖案T恤的女士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外拍照！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否決權，而且在採全票制的聯合國大會的勢力愈來愈大，更別提它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人權委員會的影響力，（注9）同時也控制了各種聯合國附屬組織，像是國際民航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刑警組織──直到該組織主席孟宏偉於二○一八年十月在中國失蹤，並被指控收賄（注10）──所有這些都證明台灣仍然進不了聯合國。雖然也可以說台灣應該繼續努力爭取加入聯合國，或是設法在聯合國特定機構裡取得觀察國地位，以達宣傳效果讓世界各國了解台灣的情況，但台灣當局和公民社會應該體認到，在目前的環境下，台灣大部分對外行動應該聚焦於加強和非邦交國的雙邊關係，建立新型態的論壇，像是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在傳統的聯合國管道之外將台灣和國際社會連結起來。
由於有愈來愈多的外國政府和智庫希望就各式安全相關議題與台灣合作，諸如中國間諜、不實資訊、網路攻擊和「銳實力」等等，台灣應該持續和外國對等機構進行更好的合作，同時開啟一些入口以利與外國單位互動。在這些領域裡，國安會、行政院、國安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及其他單位都在進行各項行動，還有公共和私人機構，但大家似乎各自獨立作業，彼此沒有太多協調。應以國安會為協調行動的中心。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外國單位想要就這些問題與台灣合作，卻不知道要找哪個部門。若能集中協調各部會，就可以確保台灣和外界做更好的連結，減少冗餘的行動。加強國安會和其他政府單位人員的語言能力，也可大幅度改善台灣和外國機構的交流。
在軍事方面，台灣應認真考慮建立一支訓練精良的後備部隊，作為對抗侵犯的重要角色。美國在二○一九年的國防授權法中提到美國援助台灣的後備部隊，所以台灣應該尋求建立一支可加強嚇阻力量的部隊，證明台灣擁有足夠的平民可以隨時動員，針對入侵發動反擊。定期訓練，隨時可以裝備就緒，確保台灣可以迅速動員部隊對抗人民解放軍。既然恢復徵兵制被認為是不切實際，那麼台灣應該採取措施，確保一般百姓在接到命令時能夠熟習操作武器和保衛國家。向大眾宣傳解釋為什麼需要備戰，以及強調台灣海峽可能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可進一步鼓勵大眾加入這樣的計畫。重建軍隊的形象及增加民眾對軍隊的信任，是要持續努力的方向，而且應該讓加入軍隊成為有才能的台灣年輕男女可行的生涯選項。後續計畫，像是確保軍人退伍後可以在社會的其他領域裡找到工作或是補助進修教育，都是要多加思考的問題。
台灣也應該處理機密資料管理鬆散的問題，實施整個政府一體適用的安全等級制度，把政府人員都納入，機密等級的劃分則可借鏡西方國家的方式。所有政府雇員都應該接受安全認知訓練，並且提供合適的機密資料保管設施給所有部會。這樣的措施有助於解除外國機構對於台灣對應單位處理機密資料是否安全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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