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齋夜雨聲」
御花園景山東側，黃瓦紅牆之外，幾步之遙便有一個門臉，影壁後面是一個深院。過來人回憶，門口傳達室的校工，閒聊某某官宦、某某教授、某某名人，如白頭宮女說玄宗─這如數家珍，說的「五四」時代。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京師大學堂開辦，內務府奉旨修復馬神廟和嘉公主府作為大學堂校舍；一九○四年又在其附院修建了十四排大屋頂平房，由南向北一路排下去，每排四間，該院即「西齋」，張中行稱之為最早的中國大學男生宿舍。他談「沙灘的住」，說男生宿舍「量」多，計有東齋、西齋、三齋、四齋。「齋」的古意，指文人的書齋，唐詩〈錢塘青山題李隱居西齋〉：「小隱西齋為客開，翠蘿深處遍青苔」；晚清龔自珍有「門前報有關山客，來聽西齋夜雨聲」之句，我取來做題這一節，只是覺得有意境，也可知遲至「五四」時代，西化的新學堂還不甘心用新詞「宿舍」取代古雅的「齋」字呢。
相傳西齋十二號（也有說四號）宿舍裡，住著兩個學生，一個叫顧頡剛，另一個是剛來的，叫傅斯年，兩人討論要不要趕走一個叫胡適的教授，因為這位從美國回來的教授講哲學史不講唐虞夏商，直接從周宣王開講，這樣的人怎配來北京大學登堂授業？顧頡剛覺得胡先生有新意，希望傅斯年作個評價。所以西齋所在的馬神廟一帶，因北大的緣故，可謂「出入皆鴻儒，往來無白丁」。
蔡元培一九一七年接掌由京師大學堂改名而來的北京大學，「北大紅樓」要到次年才落成，他就在西齋辦公。一九二一年他批准在西齋辟兩間屋子，成立「亢慕義齋」，亢慕義是德文「共產主義」的譯音。發起人羅章龍後來回憶，這兩間寬敞的房子既是圖書室又是翻譯室，還做辦公室。室內牆壁正中掛有馬克思像，兩邊貼著一副對聯：「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上句是陳獨秀的話，下句是北方人李大釗與南方青年學生們在一起吟詠的詩句。所以當代中國有一個源頭，倘若把它從上海法租界和嘉興南湖的一條絲網船，挪移到北平一座公主府的附院廂房裡，至少要古典一點吧？這不是杜撰，上述史料便是證據。直到一九五二年北大才由沙灘搬去西郊燕園，這三十年間很少有人提及西齋了，以致一九四九年春，得手天下而在西柏坡喊了一聲「進城趕考去」的毛澤東，到香山見一個北大學生時問道：「西齋還在嗎？」
我生在杭州，十一歲那年父親從省報，被調到《紅旗》雜誌社當編輯，於是全家順京滬線去了北京，住進沙灘景山東街西頭的這個「西齋」。我第一眼看到的，是近百戶人家擠在一起的一個大雜院，院內沙丁魚罐頭似的一溜兒十幾排密密麻麻的平房，排與排之間，相隔約五六米的空地，栽著大樹，枝冠茂盛。我在南方沒見過這種房子，也絲毫沒有不少人在回憶錄裡盛讚西齋如何「窗明几淨」的感覺─我家在杭州住的是「竹竿巷那間三面都是玻璃窗的房子」（父親後來的描述），我從小在西湖之畔，晨夕兩頭都跟湖上的朝霧晚霞相遇，而霧化在心裡的某種「蘇杭優越感」，有點視幽燕為「苦寒之地」；坊間也有一個傳說，中國文改之父周有光原住上海，胡愈之動員他來北京，他不願意，說北京雨水少，風沙大，春風一颳起來，到處髒兮兮的。最後他還是搬來了，就住西齋隔壁。
我只習慣南方那種鵝卵石小巷子的生活─即使清早一派涮馬桶的聲音，那涮出的髒水又隨地就潑─卻久久習慣不了北京胡同裡那種共用露天水池和廁所的風俗，比如我們住的西齋，並非一個胡同，卻也是兩三排平房的七八戶人家，共用那兩樣，水池是冬天凍住了要拿開水去澆，廁所則總是污穢滿地。記得媽媽有半年都沉著臉，怨爸爸不該來北京。我們江南的孩子到北京，還要遭兩樣罪，一是春天乾燥風烈，嘴唇龜裂瘀血，二是寒冬手腳長凍瘡，也會破裂化膿，不過就像牛痘，一般得過就免疫，一季而終。
我十一歲那年是一九六○年，正值饑荒年饉。江南好像沒那麼慘烈，我們在杭州，大概因為有舟山漁場，報社食堂裡一日三餐吃帶魚，吃倒了胃口，但是我沒有飢餓的記憶。到了北京才發現，肉、油、細糧（白麵、大米）都要憑證，蔬菜極少。那時媽媽總讓我去買東西，記得她把那些票證藏得很嚴實，比錢還金貴，每次撕給我一張，總是只買二兩肉，細細的一條，家家戶戶如此，因為每月按人頭只供應半斤豬肉。大家在肉鋪排隊，老遠就盯著那割肉的，看他下刀割到哪裡，輪到自己是肥是瘦，若是白花花的一條肥肉，你連燒碗麵都不行，於是就會有人同那賣肉的吵架，誰敢同他吵，下回還讓你白花花拎一條走。剛到京城那年，好像是連豬肉也沒有的。春節前我們小孩子的一大任務，是兄弟姊妹輪班到大菜市場排隊辦年貨，無非是買些包餃子的肉和菜，卻要從半夜排起。我們那一帶最大的菜市場，在朝陽門附近，對面就是文化部大樓，記得那年我排了整整一天，凍得孫子似的，買來的居然是一塊馬肉，媽媽把它燉了，我只嘗了一口，很粗糙，還一股土腥味。
這西齋早已失去昔日的光環，像一個被遺棄的婢女，無人問津。話說北大遷往燕園之後，一九五四年中直機關事務管理局接管「沙灘大院」，分配給中央宣傳部使用，必定那時也將西齋劃歸過來了，此後沙灘大院大興土木，在當年的「民主廣場」北端興建了五層辦公樓和一批宿舍，西齋則一直沉睡著。這裡住的都是中宣部和《紅旗》雜誌社的人員嗎？我家住在好像是第七排的兩間房子裡。
「嗨，我叫渡江，住後排，你叫什麼？」一張笑咪咪的鵝蛋臉。
看上去就是樂天少心眼的一個男孩，在水池邊上跟我搭腔。名叫「渡江」，便是四九年春共產黨渡江攻打南京時生人，比我大幾個月。他們一家人住在後面的第八排，他是老大，下面還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孩童年歲的小弟弟。我似乎從未見過他的父親露面，只有他的媽媽，一個高個子大嗓門的婦人，好像脾氣暴烈，常常厲聲責罵孩子們，或指桑罵槐什麼，看得出來這家人發生了什麼，鄰里無人議論。渡江人緣好，跟西齋男孩們玩在一起，或去景山漫坡撒野，或去筒子河遛彎，並無芥蒂。忽一日，只聽見後排渡江媽媽爆發式的嚎啕大哭，原來他爸爸被發配新疆。幾個西齋男孩，默默來找渡江：
「咱們去北海划船，給你送行！」
我們出了西齋，從景山東門洞穿到西門，再往西走過一條幽靜小街，兩側皆深宅大院，出來就是北海東門了。這門叫陟山門，隔門相望，那座喇嘛教形制的白塔，頃刻就在眼前。再跨過一座陟山橋，便上了瓊島，沿湖畔小徑，往北繞到漪瀾堂。這裡在前清就是一個帝后們遊園泛舟的碼頭，末代皇帝退位後，幾個御廚跑來開了一家「仿膳」，聞名京城。漪瀾堂水面，氣派闊大，跟前就是租船碼頭。那天已是黃昏時分，大家駕船下水，還唱起歌來，划船能唱的歌只有一支，就是那首〈讓我們蕩起雙槳〉，我在杭州西湖划船也唱過它，歌詞有如「紅領巾迎著太陽／陽光灑在海面上／我問你，親愛的夥伴／誰給我們安排下幸福的生活」，盡是一些標準的五十年代「幸福雞湯」，來北京後才知道，這首著名歌謠，是新中國第一部兒童電影《祖國的花朵》主題曲，就是在北海公園拍攝的。渡江自然再也唱不出這種歌詞，只奮勇划槳，而其他人也絲毫沒覺得尷尬、諷刺。湖面上風急浪大，大家吼著划著，只見渡江淚水滿臉，忽而大家也跟著哭成一團。這北海划船，彷彿歃血為盟，結拜弟兄，西齋男孩們做了一回死黨。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渡江的父親叫李之璉，中宣部祕書長，他的劫難，竟然是跟中國文壇巨案「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有染。那是一九五五年反右前，中國作家協會的文藝官僚劉白羽等，代表中宣部陸定一、周揚來管文學，跟以丁玲為首的創作實力派之間發生一場權力爭奪，當然丁玲落敗，被打成右派；而丁玲背後似又有胡喬木的支持，一九五八年再向中宣部遞交申訴，李之璉僅僅因為職位之故，恰好由他接手處理，也由此遭恨於陸定一、周揚，而在一九五八年被他們劃為「極右分子」。這是我十幾歲到京城裡看到的第一樁政治險惡，曉得周揚這廝在文壇的霸道；誰知快三十年後，中國大小報刊上圍剿我的《河殤》和報告文學的大批判中，最積極的打手，還是劉白羽這老頭。弔詭的是，丁玲在延安就說過「黨管文學」的話，她自己最後被黨管到死，她跟周揚之間，難道真有是非嗎？而中國的文學至今也沒有逃出黨的牢籠。文革後李之璉獲平反、復職，但是我再也沒有見到渡江。
筒子河
故宮四四方方一塊，四角各有一座角樓。這角樓，雖不是午門、神武門那一類巍峨城樓（形制均如同天安門），卻精巧得多，彷彿雕梁畫棟都縮小了尺寸，而樣樣俱在。每座角樓立於護城河轉彎的直角頂端，跳開大城樓自成孤獨一景，常常在夕陽下散發出一股難言的惆悵。東南角上的那一座，離我家住的西齋，僅幾步之遙，對我而言，皇宮鋪天蓋地一如莫測的金色大湖，唯有這孑然一身的角樓可以寄託少年時的徬徨。
皇宮旁小街人生的開始，忽有一種極大的壓抑感降臨，叫我知道辛稼軒的「少年不知愁滋味」並不貼切，西湖邊上的年少爛漫、無心和「不知愁滋味」竟是帶不過來的，而少年有愁但不會描述才是真的。愁什麼？如今去回想，張嘴就帶南方口音，不會說京腔兒，在京城會被歧視，上課最怕老師提問，是很現實的一樁。我放學回家，每天路經故宮東南角樓，常常由不得止步，靠一棵樹幹眺望它，或趴到護城河的石岸端詳它。直到今天，那餘暉中的角樓身影還時常會在夢裡浮現。
這筒子河繞紫禁城一周，離城牆根兒其實很遠，這裡本來有宮牆外所謂「紅鋪三十六」，護衛故宮的森嚴兵丁值房，現在成了一條青翠的林帶，晨曦薄暮之際，乃是人們晨練、散步、戀愛的地方，演員在這裡吊嗓子，樂手吊他們的小號黑管，學生們則背書，某日清晨，我也開始在這裡背俄文，應付考試；黃昏時節也可以來這裡遛彎。多年後我才讀到老舍的一段感慨文字：「北京的好處不在處處設備的完全，而在它處處有空，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氣﹔不在有好些美麗的建築，而在建築的四周都有空閒的地方……。」北京話「喘氣兒」很有空間的神韻，物質精神都囊括了。據說老舍常常面對積水潭，背靠城牆，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葦葉上的嫩蜻蜓，心中安適寧靜，無所求也無可怕，像小孩睡在搖籃裡─曾經有過那樣舒坦的一個北京，但可以想見失去那種北京的老舍，日後是逃不脫要跳進太平湖的。
故宮城牆，其實就是小了一號的北京城牆；換言之，我在筒子河青翠林帶曾享受的空間神韻，是可以建構到北京巨大的城牆上下的，而這恰好是梁林伉儷的一個絕妙設計和夢想。他們在禮贊了故宮、中軸線等等之後寫道：
但是一件極重要而珍貴的文物，竟然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乃至被人忽視，那就是偉大的北京城牆……它的樸實雄厚的壁壘，宏麗嶙峋的城門樓、箭樓、角樓，也正是北京體形環境中不可分離的藝術構成部分，我們還需要首先特別提到，蘇聯人民稱斯摩林斯克的城牆為蘇聯的頸鏈，我們北京的城牆，加上那些美麗的城樓，更應稱為一串光彩耀目的中華人民的瓔珞了。
城牆上面面積寬敞，可以布置花池，栽種花草，安設公園椅，每隔若干距離的敵臺上可建涼亭，供人遊息。由城牆或城樓上俯視護城河，與郊外平原，遠望西山遠景或禁城宮殿，它將是世界上最特殊公園之一─一個全長達三九點七五公里的立體環城公園！
後世稱它是林徽因設計的「北京的項鍊」，但是在她自己的文字裡，她使用的詞更典雅：「瓔珞」。
梁林伉儷第一想完整保護古都不被政治中心擠壓，第二就想挽救天安門「T」字型宮廷廣場，與蘇聯專家激烈爭辯，負責首都改建的副市長吳晗斥責梁思成：「您是老保守，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鑑賞價值可言！」梁當場痛哭失聲。毛澤東聞訊說道：「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天安門外的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一九五二年拆除，中華門一九五九年拆除。接下來梁林又竭力挽救起城牆來。一九五三年林徽因為了保住永定門城樓，指著吳晗的鼻子說：「你們拆去的是有著八百年歷史的真古董，將來你們遲早會後悔，那時你們再蓋的就是假古董！」兩年後林徽因病逝。
北京原本有三重城牆：中央是宮城（故宮），第二層是皇城，第三層是京城─分為內城、外城（即南城）。裡應外合的三道城牆，如今只剩下了孤零零的紫禁城。林徽因說的「瓔珞」，就是最外層的京城，「新王朝」決定拆除它，梁思成五○年撰文力陳城牆存廢之得失，他說：「北京城牆除去內外各有厚約一米為磚皮外，內心全是『灰土』，這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堅硬如同岩石，粗估約一千二百萬噸，堆積起來等於十二個景山，用二十節車皮需要八十五年才能運完。」然而，這位大師所不敢想像的事情，在「深挖洞」的文革時代，不過是小菜一碟，輕而易舉就解決了。
昏日。人海。塵霧。一九六九年冬春之交，復興門城牆邊。
城牆像一根巨大的糖葫蘆，黑壓壓的人群像是那趴滿糖葫蘆的螞蟻。在昏黃的陽光下，北京市民從四面八方撲向城牆，用鍁鎬撬扛支解這條奄奄一息的長龍。從它身上剝下來的鱗片─那一米多長的方磚，被各種卡車、三輪車、板車、馬車、排子車和手推車，源源不斷地運到全市各個角落去砌防空洞。北京人拆得極為瘋狂，各單位飆著勁幹，比誰的裝備多、人力強。在那塵埃漫漫、萬斧霍霍之中，同那個時代非常對味兒的一種破壞欲支配著人們，使他們除了冷酷和殘忍的競賽之外，絲毫不會想到這是在剜挖北京的骨肉和民族的精魂。
……扛撬錘擊，夜以繼日。城牆雖然出乎意料的堅固，但終於崩潰了。被剝盡了鱗片之後，她就像一個扒光了裙衫的老嫗，露出了千瘡百孔、慘不忍睹的軀體。在她身邊，剝下來的鱗片堆成小山，標上某某單位或個人所有的記號；暫時運不走的，派人日夜看守。當全市「深挖洞」，和居民蓋小房的原料基本滿足後，「拆磚熱」漸漸冷卻，人們便不再理會這具血肉模糊的屍體，只有清華園裡還有個老人在為她哭泣。梁思成在報紙上看到，拆西直門時發現裡面還抱著一個元代的小城門，這時林徽因已經不在了，他央求續弦林洙：「你看他們會保留這個元代的城門嗎？」
林洙在回憶錄中寫道：
他懷著僥倖的心情對我說，「你能不能到西直門去看看，照一張像片回來給我？」他像孩子般地懇求我。
「幹嗎？跑到那兒去照像，你想讓人家把我這個『反動權威』的老婆揪出來示眾嗎？」……
一九五三年左安門拆除，一九五四年慶壽寺雙塔拆除，一九五六年中華門拆除，一九五七年永定門、廣渠門、廣安門、朝陽門拆除，一九五八年右安門拆除，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九年東直門、宣武門、崇文門、安定門、阜成門、西直門、元城牆拆除。東單和西單的牌樓也被拆除。只有正陽門、德勝門、鐘樓得以部分保存。
一九七二年元月九日，梁思成在北京醫院含屈而逝。
文華殿曹雪芹展覽
說到《紅樓夢》，其實我是勉強讀完前八十回，就不要讀它了，大概文化低、鑑賞力差，以後對海內外的種種「紅學熱」我也一向很淡。然而在少年時代，我還真的飽受一次「紅樓夢」的視覺衝擊，終身難忘。
那是在不大吃得飽的一九六三年，故宮舉辦了一次曹雪芹展覽，是他的逝世二百周年紀念，在紫禁城東側的文華殿展出，展品多達兩千多件，皆為康雍乾時代的服式、器物、園林建築，有六個展室，琳琅滿目。這文華殿，要繞到東華門進入，離西齋也不遠，順北池子大街一遛彎就到了。
我至今還有印象，整個展覽會最奪目的，是一件大紅猩猩氈斗篷，也就是書中賈寶玉身上老披著的那一件，它是展覽主辦人錢杏酲（阿英）在故宮地庫裡「淘寶」淘出來的，令他喜出望外；他還淘出一件俄羅斯毛裘，元春歸省時穿的那件，非常得意，說：「我也未曾想到，還真有這樣的毛裘！它是用孔雀毛撚成線，再加金線縷織成的」─跟曹雪芹在書中描寫的細節完全吻合。
「紅學」裡面，有一門通俗紅學，也就是從《紅樓夢》衍生出來的繪畫、戲曲、說唱藝術等等，阿英是這方面的專家，出版過《〈紅樓夢〉版畫集》、《紅樓夢書話》兩本書。六三年他著手籌辦這個展覽，選了兩個助手：一個是畫家黃苗子，管史料；一個是漫畫家丁聰，負責裝潢布置。兩個人都是「摘帽右派」。
展覽會從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到《紅樓夢》的各種版本、著述，一覽無遺。至於《紅樓夢》時代的參考文物，他們從故宮文物庫裡，精心挑選出康雍兩朝頒發給曹雪芹祖先的誥命，曹寅、曹頫給康熙、雍正的奏摺，還有曹頫、李煦被革職抄家的檔案史料等，甚至《紅樓夢》裡描繪的聯珠帳、琥珀杯、金玉如意等，都找出來展覽。
有一方二寸多長的石硯，在二千件展品中鶴立雞群，即那件薛素素的脂硯，是張伯駒的藏品，據說展前張伯駒將此硯讓周汝昌鑒賞，周建議他送展，脂硯可能是第一次面世。我後來在網上看到，一九六六年脂硯由外地展出返京時神祕失蹤，至今下落不明。這方名硯，幾百年裡都是蹤跡神祕。史傳，它最早由明萬曆間名妓薛素素所藏；康熙晚年，由余之儒從薛氏後人手中購得，旋贈與曹寅。此後歲月倥傯，至一九五三年，此硯被重慶金石家黃笑芸在一舊貨攤上發現，以二十五元買下；一九六○年張伯駒鑑定此硯乃薛素素舊物，遂以一千二百元購下收藏。
展覽會還有一個亮點，是幾幅大畫，但是我記不真切細節了。所幸在網上偶見一篇文字〈想起曹雪芹〉，作者鄉公，竟也是當年的一位觀展者，且極有用心的隨身帶了一個小本子，記下三十四頁紀錄，其中提到：
曹雪芹的生平及家事，記得這部分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介紹文字，而是幾幅大畫，是由劉旦宅、賀友直、林鍇分別創作的。現在依手中資料，可知畫共十一幅，分別是：豪門公子、似水流年、家遭巨變、宗學就食、舊恨新愁、山村著書、廢寺留詩、畫石寄傲、佩刀質酒、十年辛苦、淚盡絕筆。當時只覺幅幅精彩，給人震撼，三位畫家身手不凡，當年三位正精力旺盛之時，想必也是他們自已稱心之作。
林鍇的一幅曹雪芹巨像，給我印象尤深，雪芹青袍冉冉而立，手持玉管，圓顱豐頰，天庭飽滿，身後一枝寒梅，背景似展現「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圖景……。
這個展覽吸引了二十一萬人次參觀，盛況空前。展覽結束後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拍攝了紀錄影片《紀念曹雪芹》。接下來，又有一個不大不小的「紅學」熱，六三年發表的紀念曹雪芹的紅學研究文章多達一百三十六篇，撰稿人包括沈雁冰、楊絳、何其芳等。
這次展覽，是經周恩來批准，由文化部、中國文聯、中國作家協會和故宮博物院聯合舉辦。一九六三年是什麼年景？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現在有人稱之為「五年大饑荒」，中國餓死幾千萬人，劉少奇對毛澤東說「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一九六二年初有一個「七千人大會」，毛澤東作了檢討，此後開始包產到戶、農村救命；城市裡開始了「票證時代」，什麼肥皂票、火柴票、煙筒票、鐵爐子票、鐵鍋票、鋁壺票、生爐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還有大衣櫃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圓桌票、鬧鐘票、手錶票、電燈泡票、縫紉機票、自行車票等，北京市一九六一年度憑票供應物品達六十九種。
後來有人回憶起來，把極流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這首歌改成這樣：
嘿，九十號！九十號呀，九十號，九十號！
煙號票，酒號票，豆瓣兒豆粉全要票。
肥皂一月買半塊，火柴兩盒慢慢燒。
媽媽記，娃娃抄，號票不能搞混了。
所以京城裡弄個「紅學熱」，也是為了鬆弛、調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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