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茲別克的奴役農場
歡迎來到遍地長滿白色黃金的烏茲別克，這裡甚至還有紀念每年棉花豐收的歌曲。一九二九年時，後來的紀錄片始祖維托夫（Dziga Vertov）拍攝了一部有些詭異的Ｂ級片情節的電影，於其中我們可以看到，人們用雙手摘下毛絨絨的棉花，搭配上一首怪異、音調上揚的民謠做為背景音樂，為的是讚揚棉花產業的崇高美好，以及勤快撿拾棉花之美德。副歌不斷提起撿拾棉花者，包括小孩，頌揚他們的努力是打敗敵人必不可少的力量。
九十個年頭過去了，烏茲別克的棉花收成方式看來並沒有什麼改變。一九九○年代早期，這個國家放棄了機械化的棉花採收。政府當局找到了一種更便宜的方式，但他們會說那是一種更傳統的方式。因為在即將到來的九月，如果你有機會一遊棉花栽種的重點區域，看看那些與棉莢一同彎曲著的身影，就會發現這些身影不過就是孩子。引以為傲的烏茲別克棉花產量，是建立在被強迫勞動的孩子與青年的血淚上。
每年總有一些相關的影像或文字，躲過烏茲別克獨裁者伊斯蘭．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的耳目，流露到外面的世界。卡里莫夫自一九八九年以來（兩年後烏茲別克隨著蘇聯解體宣告獨立）便無所不用其極地統治著這裡（他正式的兩任任期是到二○○七年）。儘管缺乏確切的數據，但是根據環境正義基金會（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一份與烏茲別克人民和記者合作的祕密網絡搜集來的證據估計，二○○九年時，被迫到田間工作的烏茲別克孩童數，大約在一至兩百萬人之間。
從偷拍的影片中我們能看到收成的畫面。小小的雙手抓著白絨絨的棉莢，以機械般的準確度將它們與枝幹分離。他們的動作靈活的不可思議，不過每個孩子都必須要達到很高的數量標準。烏茲別克的官方說法是這些孩子參與收成，有樂趣又可以賺取零用錢。這可是苦差事。如果讀過約翰．史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一本揭露人工採收棉花之辛苦殘忍的社會批判小說，你大概就會知道這些年輕人們所忍受的是什麼了。他們須達到的配額是不容討價還價的。
卡里莫夫是西方在反恐戰爭中強而有力的盟友，同時他也非常的富有。這不太讓人感到意外：外界早有傳聞，烏茲別克靠天然資源創造的財富，直接就進入他與心腹們的口袋，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來自棉製品。根據估計，二○○九年時，光是出口到歐洲的貿易商或亞洲的工廠的棉花，總值就達十億美金。
古娜拉（化名）機智聰明、直爽，且性格剛毅。現在很難想像她也會被迫採收棉花，但她的青少年時期，卻因著十一歲那年的秋天，毫無選擇餘地的被逼去撿棉花而蒙上了烏雲。「我不是一個懶惰的青少年，」她說，「我的父母曾經有一座農場，所以我也曾經在田裡工作過。但是沒有任何事會讓你可以準備好在棉花田間工作。」每年九月，烏茲別克的學生會被告知帶一個背包到學校，然後一個個上了公車，載進棉花田。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他們的生活完全被打亂。這裡完全沒有盥洗與電力等基本設施。他們住在體育館以及空蕩蕩的幼稚園建築中，每天在日出時醒來，被帶到棉花田間，在那裡開始汗流浹背的工作。
一九九八年時，古娜拉十六歲，她第一次與家人分離，被帶到距離她在城市的家兩小時車程的烏魯諾（Ulugnor）的田間。「我想這對生活來說是何等大的衝擊，」她回想起，「在某個程度上你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因為這也發生在我年長的兄姐以及父母的身上。但不知為何還是非常難以調適自己。在其他的國家，這年齡的年輕人或許都在為離家上大學做準備，光是如此就足以讓父母及家人心裡感傷不已了，更何況知道這些孩子是被帶去做非常粗重的勞動工作，心裡就更過不去了。更糟的是，你無法改變任何事。」
一旦到了田間，每名學生都會被配給每天要摘到的棉花量。要是沒達到標準，等著你的可能就是體罰或是罰款。「我只達到過一次，」古娜拉說，在她進行第一階段被迫勞動，在棉田間工作的整整五十四天當中，「在那之後，我沒有體力再撿到那麼多。想一想棉有多輕你就知道了！想一想要撿多少棉花才能達到一天六公斤的目標。我們用一塊像是大頭巾那樣的大塊布料來裝棉莢。在沒有親身做過那樣的工作以前，你很難想像這工作有多辛苦。然後若是你達到了目標，他們理應要付給你所應得的。但是你摘的三十到四十公斤，卻剛好打平你花掉的伙食費。隨著天數漸增，你會開始感冒、生病、疲憊，採集的棉花也就愈來愈少，因此要達到配額也就變得愈來愈不可能。然後你就會被罰款。」
由於替古娜拉付學費的是她父親，而不是靠政府補助，於是她便想著反正當權也不能真的對她做什麼。「對多數的學生來說，若是他們有什麼地方做不好，政府就會扣除他們的補助。如果你抗議或反抗過頭，很簡單，就是把你趕出學校。對他們來說，比較難把自付學費的人趕走。」
對古娜拉和她的其他朋友來說，這五十四天的生活宛如地獄。即使過了十二年，對她來說依舊是一段難以述說的往事：「在我想起來最糟糕的一件事之一，就是必須要到田間如廁的那種羞辱吧。這對女生來說尤其困難，我連到現在都不太想承認。當地的廁所就是在地上挖個洞。以衛生程度來說，我想連百分之一分都稱不上。」學生得付錢給當地人替他們燒幾桶熱水來洗衣服。而且每餐吃的都一樣，「便宜的義大利麵，有時候多點蔬菜。我必須強調這裡說的義大利麵絕對不是多麼精緻的那種。」即使如此，古娜拉覺得和男生比起來，女生還算過得輕鬆：「男生住在樓下，我們一直聽到他們的管理方式就像是軍隊似的，有時非常、非常的粗暴。在棉花剛開始收成時，年紀輕的男孩就任年紀大的擺布，而且絲毫反抗不得。」
古娜拉和其他孩子由一群老師來管束，不能與家人聯絡。這群老師樂於以專制的方式維持秩序。女孩居住的大樓另有幾個警察保護。「不過在那裡，一直都有一個若是你沒有摘取足夠棉花，就會被老師點名並且讓你丟臉的文化存在，以及各式各樣的羞辱和威嚇。我並不怪這些老師。我的意思是說，畢竟有哪個工作是監督孩子如何採收棉花的呢？這工作糟透了。這些老師也不斷受到來自當局的壓力。別忘了，他們也得離開家人兩個月，而且住在這樣糟糕的環境中。其實在我決定大學畢業後要做什麼時，這是使我不想成為教師的原因。」
這麼多離家的孩子，但只有寥寥幾位大人的監督，於是性虐待及暴力就在所難免。二○○九年時，環境正義基金會報導一名孩子被刺死，「你真的不知道什麼事會發生在你身上，」古娜拉說。
在野外田間，這些十幾歲的童工從日出到日落，忍受著嚴竣的氣候。九月分當他們剛剛開始當新手時，氣溫高達四十度。「你口渴得要命，」古娜拉回想著，「時時刻刻都想喘息喝口水。但是那裡沒有自來水，我們沒辦法，只得喝在灌溉渠道裡的水。這些水很污濁，還可以看到青蛙和蛇，但是你又能怎麼辦？有一件是我絕對忘不了，」她打了個冷顫說著，「那就是在田間遭受到蚊子的攻擊。我從沒見識過那樣的蚊子。」到了棉花季的尾聲，古娜拉和朋友們沒命似地向四周採收最後一點棉花，並且深知她們不但不可能達到目標，還可能會被辱罵、罰款。此時的烏茲別克已然冰天雪地，學生們凍到骨子裡了。
在古娜拉身為棉奴的期間，她的消化系統失調。她和同伴生過各式各樣的疾病，尤其是腎臟方面。這是因為收成結束前，他們在又溼又冷的棉花田間受到的風寒，再加上營養不良、壓力大，環境不衛生等等惡劣條件。
是那股不想被棉花給打敗的信念，支撐古娜拉渡過這難關。「我不是個好欺負的學生，我從早鬧到晚，」她說。一九九八年，她組織了一場包括她在內的抗議活動。古娜拉受不了每天都被威脅要在晚上被送回田裡工作，於是聯合了一群女生坐在田間直到深夜，迫使監督老師必須出來懇求她們回到體育館中。「沒錯，這改變不了什麼。但我們表達了我們的態度。這是我們所能做的。」隔年，當巴士又回到同樣的田野時，古娜拉豁出去了。她在收成到一半的時候逃走了。「有些青少年質疑所有的事，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員。現在讓我擔心的是，我聽說現在的這一代在田間受到的壓迫更甚於我們當時。我尤其擔心那樣的孩子。壓迫變得更嚴格、更殘忍。」伊斯蘭．卡里莫夫對造反者沒什麼耐心，一分英國報紙對他下了「欺詐、任用親信、嚴刑拷打，是卡里莫夫統治的特色」的標題。
我從未活在獨裁政權中，更遑論被迫在田裡做粗活了。我接著問了一個天真的傻問題，「是誰下令讓這一切發生的？」「喔，這些命令來自政府，」古娜拉確信滿滿地說著，「沒有人會懷疑這些命令是從哪發出來的」，她以最近出爐的報告為例。在烏茲別克沒有什麼獨立棉農這檔事。就連投入多少化學肥料都在管控之中。負責農業政策的是首相沙夫卡特．米爾濟亞耶夫（Shavkat Mirziyaev），據報導他每十五天就會主持一場指導地方政府代表及農民何時該進行播種、除草、施用農藥、脫葉劑、以及進行收割的會議。二○○九年十月，米爾濟亞耶夫簽署了一份命令，但不久就被洩漏出來，當中列有一連串如何處置未達到配額的棉農的恐怖懲罰。最後一句總結的話聽起來相當刺耳，「針對沒有依循合約規定達成配額目標的農場，需賠償損害。且根據法律，他們的租地將會被收回。」
強迫勞動當然是非法的，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一九九二年時通過的第二十九條明文規定，禁止強迫勞工。二○○八年時，烏茲別克政府被說服簽署兩份「國際勞工組織」分別關於「最低工資」以及「最惡劣型態童工」的公約，然而最終的結論是國內並不一定要立法。但除了一些美國政府內視烏茲別克為有用的戰略伙伴的政客之外，到底還有誰會相信烏茲別克政府能自行妥善處理這個問題？
「這不是真的，」在二○○八年十一月於Ｖ＆Ａ舉行的一場關於烏茲別克棉花業內的勞工問題的討論會後，兩名嬌小女性緩緩向我走來並對我如此說。她們擋住我去路的方式不是很讓人感到舒服，既沒有自我介紹，連聲招呼也沒打。她們其中之一向前靠近，然後以一種低沉的音量急促地對我說，「我們的人民撿拾棉花，是為了我們國家的健康以及財富著想，這是我們的文化。」我被嚇了一跳，但仍告訴她們我很難接，並且拿出童工被強迫徵召以及被強迫的程度的證據。過了一會我再向四周環視一次時，她們已經走了，就和她們出現時一樣神秘。我推測她們是烏茲別克大使館派來的。我問古娜拉有沒有碰過任何相信為了國家財富而撿拾棉花是一種傳統美德的人。「沒有，」她抬起眉毛回答我，「雖然有些人被洗腦了，但是是恐懼迫使大家不得不去撿棉花。」
二○一○年二月，環境正義基金會公布一份帶著嚴正標題的報告：「奴役國家：烏茲別克棉花田上國營的強制童工」。當中指出烏茲別克的棉花業長期以來都是「全世界剝削最嚴重的企業之一。在其政府向國際社群保證，會停止在棉花產業中使用童工的兩年後，二○○九年秋天的棉花產季，被逼的童工依舊滿街跑。事實上，許多報告指出情況還比往年更嚴重。」接下來印有一頁接著一頁的證明文件及照片，證實大量孩子被公車載到棉花田一事並非空穴來風。還有報告指稱，共有來自烏茲別克十三區中的十一區的學童及大學生，被送去採集棉花。
我寫信給烏茲別克記者烏米達（Umida），她現今住在一座歐洲首都，在那裡負責統籌規劃禁止棉花奴工的相關活動，在過去她曾經被烏茲別克當局逮捕，並且未經審判就被拘禁。「二○○九年時，」她告訴我，「我們在棉花收成期間觀察著一處棉田的情形，並訪問來自四個不同區域的共四十名孩子。他們大多說自己並不想要在這裡，他們比較想去學校，但是沒有選擇。政府不只動員孩童，也調度其他與農業無關的人。比如說，我在醫院工作的姐妹今年就被強迫去採棉花，儘管事實上她已經是小孩的媽了。」烏米達寄給我一封來自烏茲別克公民運動的公開信，上面清楚陳述著問題。上面有著所有你可以想到之人權組織的署名，明確要求杯葛抵制烏茲別克的棉花。「這是唯一能夠說服卡里莫夫政權停止強制使用童工的方法。」她堅持地說。
這些孩子的證詞聽了叫人心碎。從他們之中許多人的說法聽起來，古娜拉確實是大難不死。「每年都有孩子在棉花田裡死亡。」前英國駐烏茲別克大使克瑞格．莫瑞（Craig Murray）於二○一○年二月如此表示，同時他也是此政權的強力反對者。令人意外的是，目前似乎缺少國際輿論制止這種惡行。莫瑞接著說：「還沒有一個政府援引國際貿易協定中明定的反奴役條例，來禁止烏茲別克的棉花出口。多虧了西方各國的影響力，歐盟從來連討論都沒討論過這件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Children's Rights & Emergency Relief Organization）對於發生在烏茲別克的童奴事件，也從未發表過任何聲明或採取任何立場。」
在稍後一章，我會評定哪家公司在英國高級時尚中對於棉花產業鏈中的童工議題，曾採取建設性的回應。不過總體而言，國際棉花市場對此似乎裝聾作啞。貿易商及仲介商若要想繼續為亞洲的工廠供貨，就必須要持續供應便宜的布料，才能達到最高產能。
此外，儘管由於歐洲在過去一直是烏茲別克棉花最大的消費市場，使得銷售管道有跡可尋，不過還是有許多方法可以用來「漂白」棉花原料。烏茲別克多了一個新愛用者，杜拜棉花中心（Dubai Cotton Center），一個「杜拜政府的聰明創舉」。根據其網站所述，這是一個對織品貿易商來說「一站通吃的服務」。它的宣傳小冊讀起來，就像是一封寫給烏茲別克棉製品的情書，不僅讚揚其品質與便利性（烏茲別克棉可以在一年當中的任何時節供貨），並且有一列價目表及優惠價：若是你透過杜拜棉花中心購買，就可以在傑貝阿里（Jebel Ali）享有免費的三十天倉儲。而倉儲正是在供應鏈中最花錢的一環，若是貿易商解決了這個問題，大概交易也就勝券在握。一張方便的地圖，標出了在烏茲別克與杜拜之間往來的棉花之路，接著還有杜拜通往東南亞成衣工廠的熱點：中國、孟加拉和柬埔寨。地圖中有許多相關資訊，讓你對烏茲別克棉花業產生憧憬。當然，今年烏茲別克的棉花收成中有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是由奴役童工摘撿完成之類的消息，不會出現在這裡。
棉花原料或許只是整個故事的起頭，但它可是快速時尚的推手，冷血無情且貪得無厭。快速時尚不在乎棉花是從何處及如何製造出來的。它只是需要大量原料，一旦貨到了便開始進行加工，並縫製成上百萬條紮口短褲或丹寧牛仔褲，根本不關心原料的來源。我真的不知道在我衣櫃中有多少是由烏茲別克千千萬萬的孩子犧牲他們的學業與童年採集來的棉花做成的衣服。烏茲別克是世界第六大的棉花產地，及世界第三大的棉花出口國，於二○○九年產出了三百四十萬公噸的棉花原料（根據當地政府的資料）。其出口原料既便宜又有著超乎想像的好品質（因為它不是用機械，而是手工採集，據說能產出品質更佳的棉花圓莢）。
你不得不好奇，大家對於使用烏茲別克棉花的興致到底有多高昂。二○○六年，在環境正義基金會發表了「白色黃金」報告，並在國際上掀起一陣討伐之後，緊接著二○○七年的國際棉花產業就決定將在──嗯，烏茲別克舉辦年度大會。我並未受邀出席，但我只能臆測，童工的相關議題不會被排進議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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