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許多人認為，二○○八年的金融海嘯只是一般的景氣循環，只要像過去一樣，透過創造貨幣的方式形成另一個泡沫，全球經濟就可望復甦。但是，只要了解其發生背景，就知道金融海嘯所帶來的，不是單純的景氣循環，而是觀念、政治、經濟與金融結構上徹頭徹尾的規則重組。表面上引起金融海嘯的是美國的房市失控，實際上卻是放任資本主義的經濟觀念，在長期扭曲的繁榮假象下，給自己帶來的最大反噬。所以，全球經濟的復甦，關鍵不在於貨幣環境要多寬鬆，而是各國能否在這樣的環境下，創造出新一輪實實在在的成長動能。
規模愈大轉型愈難，印度洋中小型國家輕鬆過關
就因為現在面臨的是政治、經濟與金融體系的全面重組，過去因仰賴放任主義而在經濟上崛起的國家，現在都要進行另一波結構性的重組。先前已經提過，金磚四國的崛起主要是仰賴歐美的需求；一旦歐美必須進行結構性重組，金磚四國也必然被迫擺脫過去出口產品到歐美的角色。於是問題來了：轉型的過程當非一朝一夕可成，既然歐美現階段沒有需求，金磚四國必然會面臨產能過剩的壓力，這就是金磚四國必須拚轉型的原因。
金磚大國的轉型任務相當艱巨，而培養新的出口市場，可以縮短金磚大國經濟復甦的時間，所以金磚大國新的增長機會不會在歐美，而是在中小型的開發中國家，特別是印度洋周邊的國家。
為什麼是印度洋周邊的中小型開發中國家？第一，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環印度洋周邊目前還沒有出現絕對性的主導強權。一個沒有大國主場優勢的地區，是最適合進行權力博奕的舞台，而且環印度洋地區又恰好介於東協、南亞和中東非洲之間，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與貿易運輸路線，其關鍵的地理位置使各主要強權躍躍欲試。
第二，從開發中國家的角度來看，金磚大國和中小型開發中國家的政經合作關係，向來都比中小型國家對歐美大國的關係要好。這當中除了有文化背景的因素外，更有歷史與共同願景的因素。對金磚大國來說，在與歐美競逐權力之時，拉攏中小型的開發中國家，也符合金磚大國的利益；這一點可從中國在非洲和東協的擴張、印度對中東和東協的耕耘、巴西對拉美和中國的作用，以及俄羅斯對中亞和東歐的擘畫中，找到許多鮮明的例子。
第三，從國際貿易的角度來看，同樣是開發中國家，金磚大國和中小型開發中國家之間的貿易協定，在內容與廣度上比歐美對中小型開發中國家的貿易協定更具備「公平」與「可持續」的特性。對歐美國家來說，自由貿易的重心在「擴張企業利益」，所以當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簽署貿易協定，反而會造成強者愈強、弱者恆弱的困境；這種貿易協定名義上是「自由」，但其實不但沒自由，某種程度上甚至象徵著壓迫與宰制。但是對開發中國家來說，自由貿易的精神，就是「用自己所有的東西，與他國交換自己所沒有的東西」，這樣做，使得雙方在確保經濟成長的同時，也能連結彼此在政治與文化上的特殊紐帶。所以，即使開發中國家彼此之間偶有貿易爭端，卻又能在許多關鍵的國際議題上站在同一陣線。
這就是為什麼未來中小型國家的經濟發展，會比已開發國家與金磚四國更看好。因為少了歐美的需求，金磚大國勢必要轉向，去中小型的開發中國家創造需求，而中小型開發中國家也需要金磚大國的內需市場作為自家企業的練兵場。基於兩方在歷史文化與地緣上的淵源，這些中小型的開發中國家將在更多的經貿議題上，與金磚大國連成一氣。
當然，儘管中小型的開發中國家與金磚四國緊密連繫，但從國家利益的角度考量，凡事都與金磚大國站在同一陣線，必然會把自己推向與歐美對抗的窘境，何況在某些領域，歐美國家與金磚大國的利益未必全然衝突。從國際趨勢來看，當歐美國家被迫要在平等的地位上與金磚大國交手，歐美國家必然也要去拉攏中小型開發中國家，替自己爭取對抗金磚四國的資本。於是，小國也樂得與歐美國家聯手，為自己換取左右逢源的契機。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同樣是開發中國家，冷戰時期先起飛的是亞洲四小龍，而不是金磚四國；因為對當時的歐美來說，共產集團是一個封閉的經濟體，因此選擇以亞洲四小龍作為歐美製造業外移的優先對象。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冷戰結束後，先起飛的是金磚四國，而不是東協、非洲與環印度洋各國；因為對當時的歐美來說，剛從冷戰掙扎中解放出來的金磚四國，在製造業與服務業外包上，比過去的亞洲四小龍更具備土地、勞力與市場的優勢。
一旦了解這層軌跡，就可以知道，一國的經濟之所以能發展，除了自身條件足夠之外，「時勢所趨」更是重要。過去，共產中國之所以能夠走向開放，鄧小平的堅定改革固然是一大主因，但美國拉攏中國共同對抗蘇聯，才是中國得以大膽放手進行改革開放的依據。同樣的，當歐美國家因為放任資本主義的反撲，必須進行長期去槓桿，導致被迫與金磚大國一起競爭時，中小型的開發中國家才有了扶正的機會。
簡單來說，過去是英雄（歐美）造時勢（金磚四國），現在是時勢（歐美＋金磚四國）造英雄（中小型開發中國家）。
金磚轉型換手駕駛，中小型國家只需搭便車
當成熟國家和金磚大國都被迫犧牲經濟成長才能成功轉型，中小型的開發中國家反而有「後發先至」的優勢。從產業鏈的角度分析，單純的造橋鋪路與生產加工，在資金上與技術上的門檻，都比發展品牌消費與高端製造來得低。所以只要外來資本流入，中小型的開發中國家就可以複製金磚四國經濟崛起的模式。從歷史上幾個經濟大國發展的軌跡就可得知，一個國家的經濟若要崛起，第一步必然是吸收外來資本與固定投資來創造產值，當地政府只要把基礎建設與政策法規的支持環境做好就行了。美國在廿世紀初的崛起、歐洲和日本在廿世紀中葉的復甦、亞洲四小龍在廿世紀末期的起飛、中國和金磚三國在廿一世紀的崛起，都是依循這樣的發展模式而來。只是到了今天，主角已經從過去的歐美大國與金磚四國，換成了中小型的開發中國家。
這就是「後發優勢」。金磚四國過去在經濟上的成功，已經給其他中小型開發中國家一個範例，只要國家領導人願意以開放的胸襟接納外資，原本貧困的經濟就可以獲得起飛的機會，這樣一來既可消除人民對貧窮的不滿，也可保持領導人自己的統治優勢。這就是為什麼北韓總是希望用核武問題，來交換美國取消經濟制裁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緬甸軍政府寧願釋放翁山蘇姬，也要換取歐美解除經貿制裁的原因。這更是為什麼向來注重社會主義的古巴，寧願裁掉超過一百萬名國有企業的員工，也要進行企業自由化改革的原因－－維持統治優勢。
這些中小型經濟體的領導人都確實看到了，吸引外資是第一要務，而吸引外資以發展經濟的做法，是以企業為主角、國家為配角。在企業追求利益極大化的原則下，政府只要維持最基本的社會穩定與基礎建設即可，不需額外付出任何代價。這意味著，這些開發中國家已經把發展經濟的重責大任交給企業，未來的經濟發展將不再注重財富的分配，而是財富的「創造」。對資本家來說，這樣的環境與天堂無異。
反之，當金磚四國必須花更多力氣在財富「分配」，而非財富的創造，對資本家來說，這樣的環境即使還有成長空間，誘因也已大不如前。更何況，既然注重財富分配，必然會使企業治理的呼聲浮上檯面，而在任何國家，只要凡事牽涉到透明、公開，市場的驚喜就少了，作夢的空間也小了，炒作的想像更沒了。當金磚四國的資本市場，從過去激情的本夢比，邁向未來平淡的本益比，中小型開發中國家的資本市場才正要從過去平淡的本益比，邁向未來激情的本夢比。
金磚大國的基期限制，以及中小型開發中國家的後發優勢，在這裡發揮得淋漓盡致。這就是中小型開發中國家未來在投資上最吸引人的地方：無限想像的作夢空間。（以上摘自第1章）
中國透過珍珠鏈戰略經營南洋（摘自第2章）
為了降低麻六甲海峽的能源運輸風險，中國勢必要降低麻六甲海峽的重要性。本書第二章提過的珍珠鏈戰略，反映的不只是中國對印度洋的企圖，更代表南亞國家已經認知自己正處在中、印能源爭奪賽的制高點。
自二○○三年起，中國提供四億美元的援助，建設位於巴基斯坦西南部的瓜達爾港。除了這座港口外，巴基斯坦的許多基礎建設工程也由中國包辦，在連續四年的建設下，瓜達爾港已於二○○七年三月二十日完工。中國也在瓜達爾港和阿拉伯海之間的帕斯尼港（Pasni）設立電子監聽站，以監控美國和印度海軍在瓜達爾港和阿拉伯海的動態。妙的是，巴基斯坦自己也提議建立「中巴能源走廊」，把從中東與非洲出口的石油，透過瓜達爾港經陸路運輸送到新疆的喀什。所以從地緣上可以看到，瓜達爾港是中國在南亞地區石油進口的中繼站，因此巴基斯坦是中國珍珠鏈戰略中的第一顆珍珠。而中國在巴基斯坦的經營有成，也讓巴方在二○一三年初，正式把瓜達爾港委由中方經營。
第二顆珍珠在緬甸。二○一一年，歐美各國已經因為翁山蘇姬的當選國會議員與緬甸軍政府承諾民主改革，取消了對該國的經濟制裁，但是一直以來，緬甸因為歐美各國長期的制裁，在經濟上被迫向中國靠攏。在緬甸的許可下，中國早已興建了實兌港，也在可可群島（Cocos Islands）設立情報站，並在海恩（Hainggyi）、皎漂（Kyaukpyu）、金島（Kyun）、墨吉（Mergui）與紮迪基（Zadetkyi）等地，進行空中雷達與海軍設施的建設，以支援中國海軍在印度洋和安曼海域的活動。
不只是基礎建設，中國海軍透過提升緬甸海軍的裝備，等於在印度洋可以取得後勤基地。中國和緬甸也正在修築一條長達一千五百公里、可直通印度洋的中緬石油通道，從實兌、皎漂、丹兌（Sandoway）和松丹這四個港口擇一作為起點，穿越緬甸後再進入雲南的端麗，最後運抵四川的昆明。當然，沿途的港口設施與鐵路規畫，也都在雙方政府的合作下逐步完工。
第三顆南洋珍珠落在斯里蘭卡。這個國家長年受到內戰的侵擾，在中國的支持下，「泰米爾之虎」的勢力已在二○一○年被徹底根除，也使得中國的勢力得以深入斯里蘭卡，並在該國的漢班托特港（Hambantota）興建基礎設施。工程的第一期已經在二○一○年十一月完工，漢班托特港也成為該國僅次於柯倫波（Colombo）的第二大港，如果漢班托特港全部的三期工程順利在二○一五年完工，屆時將成為全球最大的港口之一。當然，中國也在該國的第一大港柯倫波積極投入基礎建設，使得斯里蘭卡的主要港口幾乎都有中國的勢力。
第四顆珍珠在孟加拉。該國東南部的吉大港（Chittagong）不但位在印度東方，更是孟加拉最現代化、也是最重要的經濟中心，而中國目前在這個港口興建了貨櫃港，並且加強了與孟加拉的海事與商業關係。倘若未來中、孟兩國的關係更形深化，中國等於可以在孟加拉的吉大港堵住印度海軍東進的去路。
泰國也是中國突破麻六甲困境的國家之一。特別是泰國與日本、中國兩國合作開發的克拉地峽運河（Kra Isthmus），可以讓石油航道避開麻六甲海峽，從印度洋的安曼海直接進入太平洋的泰國灣，之後再走陸路或南海運抵中國。所以泰國是中國珍珠鏈戰略中的第五顆珍珠。
除了環印度洋各國之外，在南海上，中國也翻修了屬於自己島嶼上的公共設施。例如在永興島興建機場、加強探油平台和海調船的數量、在永署礁興建軍艦碼頭、增建亞龍灣綜合性軍港、擴建位於海南島的三亞海軍基地等，都是中國經營南海的方式。
儘管中國這些做法，目的都在降低麻六甲困境對能源運輸的限制，但是包括中國官方，以及被外界視為珍珠鏈戰略一環的當事國，都否認珍珠鏈戰略的存在。例如中國在斯里蘭卡大肆興建港口，雖然引發了懷疑者的關注與批評，但斯里蘭卡總理賈伯克薩卻強調這一切都是「商業行為」，不但與政治無關，也否認斯里蘭卡是中國珍珠鏈戰略的一個棋子。
印度也串起自己的珍珠鏈
另一方面，西方媒體透過嚴謹的分析與比較，指出所謂的珍珠鏈戰略，雖有存在的事實，但是並沒有存在的指涉；意思就是，從軍事的角度來看，中國在印度洋各國所興建的港口工程，多數都是碼頭與裝卸等基礎工程，沒有一個是軍港，而且中國海軍目前也沒有多餘的能力在這些海外港口駐紮，更別提維繫一個海外軍港在政治與經濟上要付出的成本。所以即使是西方國家，也有一派聲音主張對珍珠鏈戰略不必大驚小怪。
但印度可不這樣想。如果中國經營印度洋是為了降低麻六甲困境的風險，那麼印度經營印度洋就是要避免中國在印度洋的勢力蓋過印度。畢竟對印度來說，中國在印度洋上串起親中國的珍珠鏈基地，必然會威脅到印度的發展，所以儘管中國和當事國都否認珍珠鏈戰略的存在，印度仍開始積極在孟加拉、斯里蘭卡、甚至伊朗等地，與當地政府共同興建基礎工程，甚至在印度洋更南端的馬達加斯加、模里西斯與塞席爾群島建立電子監聽站，寄望透過與當地國家的合作，降低中國對這些地方的掌控。
所以，印度不但在國際上大肆鼓吹中國珍珠鏈戰略的威脅性，更在中國之後積極擴大對非洲產油國的投資，而且在中東，印度對伊朗核武議題也不再以美國的意見為依歸，不但在國際上反對單方面對伊朗制裁，更在歐洲國家對伊朗展開石油禁運的同時，增加對伊朗的石油購買與政治支持。印度在二○一二年一至四月，每日從伊朗進口四三．三萬桶石油，不但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中國的二五．六萬桶，進口量也比二○一一年第一季增加了二三％（資料來源：Petrologistics，二○一二年四月十三日），成為伊朗最大的石油買家。這一切的舉動，自然讓環印度洋周邊國家，在經濟發展上多了中、美之外的選項。
從南海到東南亞，再從東南亞穿越麻六甲海峽到印度洋，甚至包含伊朗在內的中東與非洲等地區，都在中國和印度雙方的經營之下，成為大國競逐能源運輸路線安全過程中最大的受惠者。環印度洋上所謂的珍珠鏈攻防戰，雖有中、印雙方在政治與經濟發展上的戰略意涵（表4-1與圖4-5），但經濟發展的功能更不容忽略，而且對這些小國來說，既然大國都還沒有撕破臉，自己也就不必急著表態。對於所謂的珍珠鏈戰略，這些小國不但沒有抗拒，反而還希望自己具備成為大國手中「珍珠」的潛力。
3地緣優勢無可取代，東協市場左右逢源
除了印度洋上的珍珠鏈戰略之外，位居印度洋東方的東協各國，也成為中國克服麻六甲困境的試驗點。先前已經提過，中國對南海議題的主張，向來是該國與東協各國關係好壞的關鍵。隨著美國勢力的淡出，以及中國勢力的提升，中國對南海的主權議題，與過去相比有了明顯的轉變，而這樣的轉變，替美國製造了重返亞洲的藉口。在這當中，讓哪一方的勢力主控亞洲多一點，正是東協各國在國際上可以與中、美兩強議價的籌碼。
在此要強調的是，同樣都是大國的相互拉攏，中、美兩強對東協的強力作用，絕非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強權競逐所能比擬。例如在非洲，新舊強權紛紛競逐經濟利益，可是在政治與安全利益上，非洲目前對大國的可利用價值卻不高。這是因為除了非洲的地理位置相對偏遠，占全球GDP微不足道的經濟規模，也讓非洲國家暫時無法擔任列強爭鋒的槓桿。對非洲國家來說，經濟發展的前景並沒有政治上的阻礙，所以在國家經濟實力尚未達到一定的規模時，不需顧慮大國的戰略利益。
至於東協卻不是如此。在冷戰期間，東協就是美國圍堵蘇聯和中國共產勢力東擴的一道牆，菲律賓、新加坡甚至都還有美國的駐軍；共產越南在一九七八年與中國有過一戰，再加上華人移民在東南亞地區所握有的龐大經濟實力，使得東協各國政府對華人政治勢力相當警覺。在這種歷史作用的累積下，東協國家對中國勢力的擴張本就容易不安，更何況相較於中國的「大」，東協各國明顯要小，所以除了自身團結之外，引入外部勢力來平衡中國，才是最讓東協各國安心的結構。
東協在中、美兩強爭鋒過程中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於當東協整合成一體，其政治與經濟規模便不容忽視。表面上看來，東協只有十個國家，土地面積也遠遠不如非洲，但是因為東協整合後的經濟規模夠大，而且在亞洲也擁有關鍵性的地緣優勢，所以才能夠在中、美兩強之間如魚得水。中、美的平衡就是東協經濟發展的保證，如果哪一天這個平衡破壞了，東協的發展機遇也就正式宣告終結。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公開指出「歡迎美國勢力進入亞洲平衡中國」，並且補充：「我之所以這樣講，不是因為我是華人或我反華，而是因為我代表新加坡。我的國家利益，就在於太平洋地區應該保持平衡。」對新加坡來說，中、美兩強在亞洲取得平衡，區域才會穩定，穩定的區域環境對小國才最有利。
不過，這種平衡也是最難拿捏的。既然美國和中國在亞洲仍處於戰略摸索期，搞不清楚狀況的小國反而會有誤判的風險。
以二○一二年中、菲雙方對黃岩島議題的主張為例，當時菲律賓自認可以依據〈美、菲共同防禦條約〉，誘使美國進入與中國對抗的圈套，剛開始美國還樂在其中，但是當中國下達最後通牒，並準備不惜與菲律賓開戰，美方才察覺苗頭不對，趕緊踩了剎車。事後，不但菲律賓被美方澆冷水，其他東協國家對菲律賓的處境也頂多是同情，而不是支持。由此可見，中、美兩強在亞洲的和平穩定，才符合東協最大的利益，即使破壞這種穩定的是自己的成員（菲律賓），也不會得到區域內成員的支持。
只要了解這個原理，我們對東協地區經濟與投資的看法，就不會被投資銀行與資產管理公司牽著走。從國內所有資產管理公司提供的，與東協相關的投資資料來看，東協各國好像是分開的，例如泰國的工業出口、設計服務，新加坡的生技醫療、港口轉運與觀光博奕，印尼與馬來西亞的天然資源與人口優勢，以及緬甸的改革商機與礦產森林等。表面上看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各有千秋，但是撰寫投資報告的人卻忘了，少了中、美兩強的和平共處，東協國家的產業優勢便無法發揮。畢竟印尼和馬來西亞的棕櫚油是賣到中國，新加坡和泰國的電子產品是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即便是內需比重最高的印尼，也得仰賴中國和美國的境外投資，以及中國對棕櫚油等天然資源的穩定需求，經濟才能持續起飛。所以，政治永遠是最大的經濟，這句話套用在東協經濟體上，一點也不為過。
幸運的是，中、美兩強現在正處在平衡與制衡的尷尬處境，即使雙方偶有爭端，總是可以設法解決，而且在過程中，這兩國還摸索出另一套互動方式。例如中國過去花最大心力投入的緬甸，在二○一一年熱情擁抱西方資本、甚至中斷與中國的水壩合作之後，中國對當地的支援並沒有停止。另外，與中國經濟關係密切的柬埔寨，雖然與西方資本較為親近，但是在二○一一年首度成立的證交所，背後卻有中國的影子。
東協也開始努力走出自己的路。這些國家開始放下了多年的隔閡，在聯合國和中國的資助下，積極興建泛亞鐵路。鐵路不但可以分別連結中國和印度，範圍更涵蓋整個中南半島，甚至向南一路延伸到新加坡。未來這個鐵路網一旦完成，不但有助於東協基礎建設的起飛，更可以替中南半島的東協國家開創經濟發展的機會。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的預測，今後十年亞洲建設世界水準的基礎設施，預計還需要八兆美元，其中光印度一國就需要一兆美元；基礎建設相對滯後，已經成為制約亞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像是印尼企業的平均運輸成本，就占其總收入的三○％，從國外進口的商品甚至都比印尼本地的產品便宜。
另外，針對東協各國在基礎建設上存在的資金缺口等問題，亞洲開發銀行在二○一二年五月初正式宣布將啟動「東盟基礎設施基金」，為東盟各國的公路、鐵路、電力、水資源等關鍵的基礎建設提供資金支援。目前該基金已有四．八五億美元，預計到二○二○年可向成員國提供高達四十億美元的貸款，並帶動總額約一百三十億美元的基礎建設投資。其實基礎建設投入不帶有明顯的商業性，因此很需要靠官方提供資金援助、低息或無息貸款。目前外部資金並不能滿足東協國家的巨大需求，所以東協各國政府還需要從自己的財政預算中，藉由發行國債等方式籌集。除了基礎建設帶動的商機之外，因銀行與政府融資所帶動的東協各國債券，也成為這個趨勢下的投資新焦點。
中、美兩強的戰略模糊，帶給東協地區難得的發展機遇，更重要的是，無論是美國在戰略上的重返亞洲，還是中國在經濟上的向內需轉型，都需要東協各國才能完成。這種水幫魚、魚幫水的結構，不但讓東協地區成為繼中國和印度之後，亞洲地區成長速度最快的經濟體，也由於東協地區「低基期」的優勢，不必付出轉型的代價就能享有經濟高速成長的果實。從投資的角度來看，這種中小型經濟體，反而比傳統的金磚大國更具吸引力！（以上摘自本書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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