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者看來,企業史就是企業家創造歷史的過程。因此他透過對數個企業家的細節描述來呈現一九七八年~二○○八年之間的商業史。在這三十年間,擁有十三億人的中國大陸,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日漸解體了,慢慢轉向了一個商業社會。資源、市場、人才都進行了重新的分配,這一切之後的推手不僅僅是某個大人物的英明睿智,而是因為有那樣一群不同尋常的小人物。本書的特點是:●這是一本中國企業三十年發展史。●透過對許多目前仍在台面上企業家發跡過程來呈現這段歷史。●就寫作企圖、寫作幅度來看,沒有一本同類書籍可相比。對於台灣讀者來說,這會提供一個有全面性的平台,來理解大陸現狀的發展。
章節試閱
沒有規則的騷動
1978
中國,回來了
這一年,鄧小平開始主導中國的命運。
三月,鄧小平當選政協主席,隨即主持全國科學大會,承認中國的落後,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設定科技研究重點,並期許在二十世紀末趕上世界水準。
鄧小平的豪語振奮人心,但世界各國對於中國能否走出意識形態的泥淖,擺脫貧困窘境,仍不無疑慮。外國媒體所看到的是工作效率低落、設備老舊、交通誤點。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似乎崎嶇坎坷,但已蟄伏生機。
四月,中國恢復全國性高考,超過六百萬人報考,錄取四十萬人。曾任招商銀行總行行長的馬蔚華、製造「商務通」的張征宇、創辦康佳的黃宏生,都是這一年通過高考的考生。
鄧小平在這一年則積極出訪外國;訪日會晤松下幸之助,走訪新加坡拜會李光耀,並被《時代周刊》選為「年度風雲人物」。同時,李嘉誠這個「萬惡資本家」成了天安門國慶典禮的座上嘉賓,外國企業如通用汽車、可口可樂也開始參訪,佈局中國。
影響更深遠的經濟事件悄悄在農村登場。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制度被「包幹制」所取代,農村的生產力得到解放,人力也開始擺脫土地的束縛,鄉鎮企業從零星出現到日後的蓬勃發展,譜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主題,也埋下日後各種爭端的起因。
我流浪兒般地赤著雙腳走來,
深感到途程上頑石棱角的堅硬,
再加上那一叢叢攔路的荊棘,
使我每一步都留下一道血痕。
——食指:《熱愛生命》,一九七八年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按時上班,他進辦公室前,先到傳達室拎了一瓶熱水,跟老保安開幾句玩笑,然後從寫著自己名字的信格裡取出當日的《人民日報》。整個上午,他都在讀報中度過。
當年柳傳志三十四歲,二十多年後,他回憶說:「記得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篇關於如何養牛的文章,讓我激動不已。自打『文革』以來,報紙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鬥爭,全是社論。在當時養雞、種菜全被看成是資本主義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報》竟然登載養牛的文章,氣候真是要變了!」
柳傳志可能有點記錯了,因為在一九七八年那一天的《人民日報》,並沒有如何養牛的文章,倒是在第三版有一大篇〈群眾創造了加快養豬事業的經驗〉,詳細介紹了廣西和北京通縣如何提高養豬效益的新辦法,如「交售一頭可自宰一頭」、「實行公有分養的新辦法」等等。
重要的不是養牛或養豬,而是舉國之內,確有一批像柳傳志這樣先知春江水暖的鴨,在這寒意料峭的早冬,察覺到季節和時代的變遷。
在中國現代史上,一九七八年是個十分微妙而關鍵的年代。走極左政治路線的「四人幫 」已在兩年前垮台,但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層中的某些人提出「兩個凡是」的政治主張,用意識形態來治理政治和經濟兩大領域。鄧小平在復出後,試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推進中國的變革。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南京大學教師胡福明收到一封信,寄件人署名《光明日報》編輯王強華。半年之前,胡福明曾寫了一篇文章投到報社,自此石沉大海,因此這封來信讓他非常意外。胡福明回憶當年:
王強華在來信中寄來一份清樣,那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清樣。信我還都留著,大意是說,這篇文章中你要講什麼,我們是清楚的,我們要用它,希望快點修改一下寄來。就是提了一條建議,希望把道理講得完整一點,不要使人產生馬克思主義已過時的感覺。此後,我們的稿子來往了幾回,我把改過的寄給他,他隔了幾天把稿子改了再寄給我。那麼後來呢,有一封來信又不同了,調子變了,讓我要寫得更鮮明一點,要更有針對性、更有批判力,跟前面的調子又變化了。
五月十一日,《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當日,新華社轉發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報》全文轉載。這篇文章堪稱那一年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宣言。作者在文末鼓勇疾呼:「凡是有超越於實踐並自奉為絕對『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
這篇文章在當時沉悶窒息的中國社會引起巨大反響,在思想較為保守的東北和上海等地,被斥為「砍旗」、「違反中央精神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討伐之聲隆隆四起。胡福明看到報紙之後,回家對妻子說:「我已有思想準備,我準備要坐牢。」妻子說:「要麼我陪你一起坐牢,要麼天天送飯,到你出牢。」
五月十九日,鄧小平在接見文化部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時談及此文,認為文章是符合馬列主義的,後來他又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以此文為題,嚴厲批評教條主義,號召「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認為很有必要就這篇文章進行討論。
這場關於真理檢驗標準的大討論影響了中國改革的進程。在思想基礎上,它徹底摧毀「兩個凡是」的政治原則,倡導全新的實踐主義理論。而在經濟變革中,它試圖建立全新的思想基礎和商業倫理。直到三十年後,我們仍然能夠強烈感受到這一思想對中國改革的影響。它與後來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及「穩定壓倒一切」等口號一脈相通,分別從方法論、戰略目標和成長邊界三個角度進行闡述,從而構成了中國的改革文化和三大思想基石。可以說,日後中國企業及其他事業的發展,起起落落,曲線前行,都以此為最根本的起點和邊界。
柳傳志讀報之後過了二十多天,有歷史轉折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這次大會成形,全會並做出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中共北京市委也在全會召開前後,將「四.五」天安門運動重新定論,同時,中共中央為彭德懷、陶鑄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政治家平反並召開追悼會。此後兩年內,全中國三百多萬幹部群眾獲得平反,五十五萬右派得到改正,至此,「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基本完成,中國的發展主軸自此全面轉變。
沒有規則的騷動1978中國,回來了這一年,鄧小平開始主導中國的命運。三月,鄧小平當選政協主席,隨即主持全國科學大會,承認中國的落後,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設定科技研究重點,並期許在二十世紀末趕上世界水準。 鄧小平的豪語振奮人心,但世界各國對於中國能否走出意識形態的泥淖,擺脫貧困窘境,仍不無疑慮。外國媒體所看到的是工作效率低落、設備老舊、交通誤點。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似乎崎嶇坎坷,但已蟄伏生機。四月,中國恢復全國性高考,超過六百萬人報考,錄取四十萬人。曾任招商銀行總行行長的馬蔚華、製造「商務通」的張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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