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規則的騷動
1978
中國，回來了
這一年，鄧小平開始主導中國的命運。
三月，鄧小平當選政協主席，隨即主持全國科學大會，承認中國的落後，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設定科技研究重點，並期許在二十世紀末趕上世界水準。
鄧小平的豪語振奮人心，但世界各國對於中國能否走出意識形態的泥淖，擺脫貧困窘境，仍不無疑慮。外國媒體所看到的是工作效率低落、設備老舊、交通誤點。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似乎崎嶇坎坷，但已蟄伏生機。
四月，中國恢復全國性高考，超過六百萬人報考，錄取四十萬人。曾任招商銀行總行行長的馬蔚華、製造「商務通」的張征宇、創辦康佳的黃宏生，都是這一年通過高考的考生。
鄧小平在這一年則積極出訪外國；訪日會晤松下幸之助，走訪新加坡拜會李光耀，並被《時代周刊》選為「年度風雲人物」。同時，李嘉誠這個「萬惡資本家」成了天安門國慶典禮的座上嘉賓，外國企業如通用汽車、可口可樂也開始參訪，佈局中國。
影響更深遠的經濟事件悄悄在農村登場。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制度被「包幹制」所取代，農村的生產力得到解放，人力也開始擺脫土地的束縛，鄉鎮企業從零星出現到日後的蓬勃發展，譜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主題，也埋下日後各種爭端的起因。
我流浪兒般地赤著雙腳走來，
深感到途程上頑石棱角的堅硬，
再加上那一叢叢攔路的荊棘，
使我每一步都留下一道血痕。
——食指：《熱愛生命》，一九七八年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按時上班，他進辦公室前，先到傳達室拎了一瓶熱水，跟老保安開幾句玩笑，然後從寫著自己名字的信格裡取出當日的《人民日報》。整個上午，他都在讀報中度過。
當年柳傳志三十四歲，二十多年後，他回憶說：「記得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篇關於如何養牛的文章，讓我激動不已。自打『文革』以來，報紙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鬥爭，全是社論。在當時養雞、種菜全被看成是資本主義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報》竟然登載養牛的文章，氣候真是要變了！」
柳傳志可能有點記錯了，因為在一九七八年那一天的《人民日報》，並沒有如何養牛的文章，倒是在第三版有一大篇〈群眾創造了加快養豬事業的經驗〉，詳細介紹了廣西和北京通縣如何提高養豬效益的新辦法，如「交售一頭可自宰一頭」、「實行公有分養的新辦法」等等。
重要的不是養牛或養豬，而是舉國之內，確有一批像柳傳志這樣先知春江水暖的鴨，在這寒意料峭的早冬，察覺到季節和時代的變遷。
在中國現代史上，一九七八年是個十分微妙而關鍵的年代。走極左政治路線的「四人幫 」已在兩年前垮台，但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層中的某些人提出「兩個凡是」的政治主張，用意識形態來治理政治和經濟兩大領域。鄧小平在復出後，試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推進中國的變革。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南京大學教師胡福明收到一封信，寄件人署名《光明日報》編輯王強華。半年之前，胡福明曾寫了一篇文章投到報社，自此石沉大海，因此這封來信讓他非常意外。胡福明回憶當年：
王強華在來信中寄來一份清樣，那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清樣。信我還都留著，大意是說，這篇文章中你要講什麼，我們是清楚的，我們要用它，希望快點修改一下寄來。就是提了一條建議，希望把道理講得完整一點，不要使人產生馬克思主義已過時的感覺。此後，我們的稿子來往了幾回，我把改過的寄給他，他隔了幾天把稿子改了再寄給我。那麼後來呢，有一封來信又不同了，調子變了，讓我要寫得更鮮明一點，要更有針對性、更有批判力，跟前面的調子又變化了。
五月十一日，《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當日，新華社轉發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報》全文轉載。這篇文章堪稱那一年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宣言。作者在文末鼓勇疾呼：「凡是有超越於實踐並自奉為絕對『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
這篇文章在當時沉悶窒息的中國社會引起巨大反響，在思想較為保守的東北和上海等地，被斥為「砍旗」、「違反中央精神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討伐之聲隆隆四起。胡福明看到報紙之後，回家對妻子說：「我已有思想準備，我準備要坐牢。」妻子說：「要麼我陪你一起坐牢，要麼天天送飯，到你出牢。」
五月十九日，鄧小平在接見文化部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時談及此文，認為文章是符合馬列主義的，後來他又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以此文為題，嚴厲批評教條主義，號召「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認為很有必要就這篇文章進行討論。
這場關於真理檢驗標準的大討論影響了中國改革的進程。在思想基礎上，它徹底摧毀「兩個凡是」的政治原則，倡導全新的實踐主義理論。而在經濟變革中，它試圖建立全新的思想基礎和商業倫理。直到三十年後，我們仍然能夠強烈感受到這一思想對中國改革的影響。它與後來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及「穩定壓倒一切」等口號一脈相通，分別從方法論、戰略目標和成長邊界三個角度進行闡述，從而構成了中國的改革文化和三大思想基石。可以說，日後中國企業及其他事業的發展，起起落落，曲線前行，都以此為最根本的起點和邊界。
柳傳志讀報之後過了二十多天，有歷史轉折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這次大會成形，全會並做出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中共北京市委也在全會召開前後，將「四．五」天安門運動重新定論，同時，中共中央為彭德懷、陶鑄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政治家平反並召開追悼會。此後兩年內，全中國三百多萬幹部群眾獲得平反，五十五萬右派得到改正，至此，「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基本完成，中國的發展主軸自此全面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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