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1】
０１ 煮石頭湯的公務員：地方創生，把紅藜變南迴特色產業
沿著台九線，進入依山傍海的南迴四鄉――太麻里、金峰、大武、達仁。這裡，不是熱門的觀光勝地，也沒有縱谷的豐饒農產，不僅被認為是臺灣本島交通與醫療資源最貧瘠的鄉鎮，也是常被媒體形容為「偏鄉」的區域。因為交通不便，產業發展受阻，人口外流嚴重，目前南迴四鄉總人數約二•萬人，平均每個村的人口還不到一千人，就如同日文裡所說的「限界集落」，中文意為「邊緣村落」。
所幸，生命總會找到自己的出路。
缺乏鄉鎮建設和農業資源的南迴段，擁有得天獨厚的壯闊山海，以及多元熱情的原鄉文化，被旅人稱為臺灣最後的「伊甸園」。二○一四年一月，甫從水土保持局總局調任到水保局臺東分局，擔任分局長的王志輝，看著東臺灣睛空下的太平洋，海風輕輕吹拂著，陽光穿透雲層，灑落在海面上，這時天空是蔚藍的、海水是湛藍的，而他的心情，也是淺淺的藍。
初來乍到，王志輝在台東沒有任何人脈，家人也遠在台北，因此大部分的時間他都在苦思著，該怎麼完成到這裡來的主要任務之一——把台東的農產品「產業化」。在地農業產業化，是「地方創生」的重要解決方案，「地方創生」一詞源於同樣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日本，是指振興地方經濟活力和解決人口減少問題的綜合計畫，以建立魅力城鎮、創造就業機會，吸引年輕人回流鄉村。
成功的地方創生計畫，在於兼顧在地特色維持、讓在地居民更美好，以及外地觀光遊客參與的三贏局面。除了以往台東的代表性農產品――釋迦或洛神花以外，台東還有甚麼農作物，可以從一級農業經濟、二級食品加工製造，跨到三級觀光服務業的呢？
剛到台東任職的前半年，王志輝花了不少心力觀察台東。水保局的員工習慣稱他為「王分」，大家對這位新長官的第一印象是，很有想法，觀察力也很強，卻不急於表達意見，寧可多看多聽。
「下班以後我喜歡沿著鐵花路走，一直走到鐵道藝術村，去看看這裡的年輕人都在幹嘛。」他習慣沿著水保局臺東分局所在的中華路走，拐進台東舊鐵道，沿著鐵道途經台東轉運站、秀泰影城，貫穿整個鐵道藝術村，這條長不過兩公里的小路，是目前台東市最熱鬧，齊聚各國觀光客和本地年輕人的地方。
熱血青年，初見面就嗆聲
鐵道藝術村裡有不少原住民青年都在擺攤賣東西，乍看琳瑯滿目，但王志輝卻獨獨看中排灣族青年吳正忠的攤位。大家都賣手工藝品，吳正忠也賣，但是他的攤位很鮮明，攤子上還放了「抗議核廢料要放置在達仁」、「為部落募資買交通車」等訴求。「更特別的，他還賣紅藜這種穀物，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臺灣有這種作物。」王志輝回憶起遇見吳正忠的那個晚上。
吳正忠看起來是個有想法、有話要說的年輕人，名片上大剌剌的印著「熱血青年」四個字；但他身上的原住民服飾和他賣的穀物卻又非常傳統，這鮮明而有點衝突的形象令王志輝印象深刻。
經吳正忠介紹，他也才知道原來流行了好幾年的健康食物——「藜麥」，不只是中南美洲的產物，在臺灣原住民部落裡就有本土的藜屬作物，它還有個美麗的名字——紅藜。紅藜，是原住民耕作百年以上的傳統作物，早期多作為酒麴發酵之用，在祭典中有象徵祝福的意義，因為結穗後色彩繽紛，也經常被作為族人們頭飾的裝飾。
「看著他名片上揹著紅藜，很有型的照片，我忽然覺得那就是我們要的。」第一次在吳正忠的攤位上看到紅藜，王志輝對紅藜的發展，有了很大的想像空間；但當吳正忠拿到王志輝的名片，說出來的話可就嗆了。
「原來你是公務員啊……那你一定是來升官的嘛。」
「…………」
一時之間，王志輝只能尷尬的笑一笑，他知道台東人對公家單位沒有太多好感，「他們覺得台東這麼偏僻，來這裡當官的人都是想要拿到經歷就走人。」就算別人一開始不當回事，該做的事還是得做。他向吳正忠買了六百公克的紅藜，回到台北請太太煮來讓全家人品嚐；也開始和團隊一起研究紅藜這個作物，深入南迴四鄉，訪查紅藜在當地排灣族部落裡種植的情形。
這個不能稱之為「友善」的相遇，激發了王志輝的產業點子，而往後三年在水保局臺東分局的努力下，「台東紅藜」迅速打出市場知名度，也成為吳正忠發展個人品牌――「紅藜先生」至為關鍵的助力。
不妨一試，三個月賣出七十萬
二○一五年夏天，水保局臺東分局計畫透過電子商務，以「不收上架費」的方式協助台東農民把產品賣到網路上。計畫辦理之前邀請農民來聽說明會，大竹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張金福當時就去聽了。
大竹社區位於台東縣大武鄉，是排灣族的聚落，張金福是當地的意見領袖。
在舉辦說明會前，經由同樣來自大武鄉的水保局課長張清晏介紹，張金福才知道從小在部落裡就常看的紅色穀物叫做「紅藜」，更重要的是「這東西竟然有人要買！」回到部落以後，張金福抱著「不妨一試」的心態，先是鼓勵社區居民小規模的栽種，後來又參加水保局臺東分局和「臺灣好農」網站的合作專案。
在王志輝的要求下，「臺灣好農」網站上架了十幾種台東農產品，同時為三種農產品做詳盡的文字介紹、影像報導，大竹社區的紅藜就是其中之一。「上架之後發現，紅藜的確是市場上可以接受的！」在網站上販售的首批台東紅藜，在短短三個月之內就全數售完，約莫七十萬元的營收全數交給大竹社區。
「很多部落裡的老人家每個月只靠幾千塊的老人津貼過日子，七十萬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一筆錢，種的那三個農戶原本根本不指望能賣掉，沒想到最後全部賣掉，而且還不需要自己賣！不只他們驚訝，我們團隊也很振奮。」王志輝坦言，其實他的團隊一開始對「紅藜」這個項目沒有信心，總覺得這穀物毫無知名度，「到底誰會買？」
而且對一個公務員團隊來說，「要行銷一個全新的東西，似乎要花很多錢，做很多事，卻又不知道該怎麼著手。」沒想到初試啼聲，竟然就幫大竹社區賺到第一桶金，團隊產生信心之際，也開始正視「紅藜的市場潛力」這件事，到了隔年年初，王分團隊迎來更振奮士氣的事件。
【摘錄2】０２ 紅藜先生返鄉記：不當小農的志氣，讓部落荒地活起來
「你好，我是吳正忠，在部落裡大家都叫我魯瓦。」
魯瓦，是吳正忠的原住民名字（排灣族名Ljuwa）。在台東，他有個更響亮的名號――紅藜先生。
吳正忠是台東紅藜「大農」，台東縣農會供銷部一年賣出的脫殼紅藜不超過八公噸，但光是他一個人每年經手賣出的脫殼紅藜就已達九公噸。若以市售散裝紅藜多為一包二百五十公克計算，等於一年賣出三•六萬包。
不只批發生意的規模可觀，吳正忠個人品牌的表現也有聲有色，在臺灣擁有十六家分店的量販店「愛買」，店內上架的藜麥品牌只有他的「紅藜先生」，別無其他相關產品。
二〇一三年，他從外婆那兒要來了紅藜種子，開始一邊打零工，一邊栽種，半工半農的日子。當時紅藜還是默默無聞、沒人看好的作物，甚至連在部落裡都有人訕笑說，「種這個賣得出去嗎？魯瓦很快就會放棄啦。」
偏鄉孩子，一顆渴望出走的心
年少時的魯瓦在部落裡並不是典型的上進青年。他的家鄉在達仁鄉的土坂部落。從台東市區開車往太麻里的方向去，跨過知本溪不久，便從台十一線接上台九線，越往南，路越險，景益越奇，這裡就是俗稱的「南迴段」公路。
舉目望去，綿長的公路倚山傍海，腹地很少也很小，外國遊客形容這裡是「Mountains kiss the ocean」（山親吻著海），很是貼切。景色美則美矣，但這個地理形勢卻也彰顯出此地居民面臨的天然風險與產業限制，颱風一來，即使沒有翻越中央山脈到台東來，但這裡還是會下起暴雨，溪水暴漲，河床甚至會變成平日的兩到三倍寬，沿溪而居的民房都難以倖免；要是颱風從東部海邊登陸，破壞力就更驚人，路斷山崩是世代南迴居民都得面臨的自然災害。
大水一來，很多東西都會化為烏有，可想而知，此地工業、農業不易興盛。那麼觀光業呢？山海相連的無敵美景的確吸睛，可是此處交通不便，台東市區通往太麻里以南的火車、公車、巴士班次原本就少，觀光客不易抵達，導致當地年輕人只能出走謀生，人口大量外移，部落裡幾乎只剩老人與小孩。
「很多人提倡『返鄉青年』、『返鄉青農』，但是如果家鄉什麼都沒有，回來要幹嘛呢？」魯瓦雲淡風輕地說，沒有硝煙味，也沒要控訴什麼，就像在講一個稀鬆平常，大家卻都看不透的事實。
「我剛回來的時候，土坂就是什麼產業都沒有啊。」作為過來人，魯瓦不希望有志者只是對「返鄉」產生盲目的憧憬，真的回鄉了才意識到「現實是什麼」。
土坂是鄰近大竹溪出海口的排灣族部落，以前部落周邊曾有大批毛蟹出沒，被稱為「毛蟹之鄉」，但莫拉克颱風（編按：中度颱風莫拉克二〇〇九年在臺灣造成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八八水災，損失規模超過一九五九年的八七水災）一來，什麼都給沖掉了。
「剛回來的時候，部落裡到處都是荒煙蔓草，看了很討厭。」魯瓦很了解偏鄉孩子覺得「山裡沒希望，理想在遠方」的心情，他也是這麼過來的。
從小對故鄉談不上特別的喜歡或討厭，總之魯瓦就是覺得無聊透頂，一心想找機會離開。無處宣洩的情緒和能量，以「叛逆」的形式表現出來。由於雙親都是不菸不酒的虔誠基督徒，魯瓦也不沾菸酒，可是自尊心特強的他對於「被瞧不起」特別敏感，青春期時三天兩頭就打架鬧事，鬧到縣警局少年隊都留有他的紀錄，甚至有段時間「早上醒來都得去開庭」。就讀高職時，他被校方退學，父母為了防兒子再度惹事，將他關在山上整整一年。
二〇一七年魯瓦獲得一所國中的邀約，校方邀請他擔任講師，協助學生建立起對於出社會、就業的觀念，吳媽媽得知此事後還笑他：「你國中時把拘留所的床，當自己的床睡的事被人知道了齁？不然人家怎麼會找你去，講課給那些『跟你以前很像』的國中生聽？」
年少輕狂，山林裡的歲月靜好，關不住魯瓦那一顆想要往外發展的心。爸媽也不願年輕人的教育就此中斷，把魯瓦硬留在家裡也不是辦法，他們就讓他下山到高雄市，就讀與大公司建教合作的高職汽修科。
創業失敗，回鄉又遇八八水災
從到高雄市就讀汽修科開始，魯瓦就要賺錢養活自己，沒想到一腳跨入社會後，反倒就此漸漸定下心來。高職畢業後，他北上到桃園工作，存下一筆積蓄，在綠島服完兵役後，就拿著這筆積蓄在綠島和友人一同經營民宿，這是魯瓦創業的起點。
「年輕人誰不想當老闆？夏天的時候，綠島還有很多漂亮美眉可以看，誰不喜歡那種感覺？」結果因為不懂得計算成本與利潤，民宿開兩年就倒了。
第一次創業就失敗，朋友建議他乾脆回家，「朋友說你們家不是有山蘇園嗎？乾脆去種山蘇，去賣菜就好啦，何必幫人家做事。他隨口講講，但我就當真了。」魯瓦記憶中，山蘇一台斤批發價大約二百五十元，養活自己應該沒問題。於是二〇〇八年魯瓦回到了土坂部落。
一開始日子的確輕鬆自在，雖然山蘇的批發價早就跌落到一台斤只有大約八十元，但是每個月他靠著種山蘇、替人割檳榔等零工，也能賺到五千元，對於「每月只求付得起手機費」的魯瓦來說，這樣的收入已經足夠。
不過，安貧樂道並無法保證生計。返鄉一年後，魯瓦的人生再次遭逢巨變，二〇〇九年莫拉克颱風造成的八八水災，不只沖走了毛蟹，也沖毀了魯瓦半數的山蘇田。「六分地只剩下一半，一半的山蘇都被沖到海邊，變成海菜啦！一個月只能賺兩千塊。」魯瓦只好又回到綠島的餐廳打工，夏天忙碌時，一天就要切上兩百顆洋蔥。
迫不得已再次成為打工仔，卻讓魯瓦想通很多事。「每天這樣為別人做事，和自己似乎不為什麼而做，能有飯吃就好的感覺很不一樣，我很想念為了自己而做的生活。」沉澱一段時日後，魯瓦決定去環島散心，剛好他觀察到土坂部落欠缺交通車的窘境，他決定把環島當作一個活動看板，打出「為部落籌措交通車」的訴求，且與記錄片工作者鍾品澄合作，全程記錄他的環島行。
「交通車為何對部落那麼重要？最近的鄉公所距離部落要三十公里，來回要六十公里，很多老人家就靠一個月三千塊的老人津貼在過生活，他們難道能包車去鄉公所嗎？」魯瓦說，部落裡老人家占了大概一半，他們在外面沒有謀生能力，待在家鄉又帶著孫子，小孩的父母通常在外地工作，沒有什麼多餘的錢可以寄回來，所以每天一早阿公、阿嬤帶著小孩子去距離部落七公里的地方搭公車，送走孫子，阿公、阿嬤才能回部落去做事；等下午孫子放學了，阿公、阿嬤又要去七公里以外的地方接他們回家。
一台交通車至少要數十萬元，當時身無分文的魯瓦想幫忙部落解決這件事，唯一的方式是依靠網路，把台東深山部落裡的困境給議題化、公眾化。二〇一二年他以「穿越世界末日――為愛而走」為題，推著近二百公斤重的手推車，一邊徒步環島，一邊義賣部落居民的手工藝品來籌措部落的交通車經費，整整走了一百二十三天後才結束這趟環島行。
「我沒有廣告費用，只好靠蠻力啊，這種免費廣告就是搞噱頭，可是不會有人傻到這樣玩，除了我，誰敢？」魯瓦說，光靠義賣手工藝品，收入也不過五萬元，根本不夠買台交通車，但是這樣的行動可以「刺激」一些有能力的人和單位。果然，那趟環島行吸引許多媒體報導，後來魯瓦一回到部落，南迴健康促進關懷協會就出面促成，如今土坂的交通車已經上路了五年，司機也從部落裡聘請，不只是解決老人們的交通問題，還為土坂創造了兩個工作機會。
孤注一擲，為了老照片裡的臺灣藜
魯瓦的環島行既為部落解決難題，也讓他在網路上打開了知名度，更重要的是，開啟了他種植紅藜的契機。「環島出發前，我在家門前看到幾株小小的紅色植物，當時不知道那是什麼，等環島回來，那些植物已經抽穗了。後來又在家裡的老照片裡面看到，那時候我才七歲，跟紅藜合照。」魯瓦問母親那是什麼？媽媽說了那是「Djulis」（紅藜的原排灣族語發音）。
魯瓦上網查詢，才發現那是二〇〇八年才被學術單位正式命名的「臺灣藜」，而且國外藜麥好像很夯，他就更有興趣了，心想：「國外的都能賣到臺灣來了，我們自己有那麼好的東西，幹嘛不去發展它？」
臺灣紅藜原是原住民利用了上百年的傳統作物，在屏東科技大學郭耀綸、中山大學楊遠波教授等人撰寫的《紅藜推廣手冊》中提到，早在一九二二年，紅藜這種作物已出現在日本森林學家山田金治對排灣族釀酒植物的調查中。
而且根據台東農改場研究發現，臺灣藜和國外藜麥，兩者的ＤＮＡ序列完全不同，可以區分成兩種不同的作物。因此，臺灣學界將這種作物正名為「臺灣藜」（學名：Chenopodium formosanum），而非藜麥。
臺灣藜的營養成份遠勝於其他常見的雜糧作物，也是它在這近年來躍升為明星級作物的主要原因。不過，把時間拉回到二〇一二年，並沒有太多人看好紅藜的發展潛力，畢竟這作物在部落裡已經存在了上百年，在農改所裡也已被研究所十餘年，也沒看它「翻紅」過。
許多人即便不質疑，也只是觀望，只有魯瓦。在網路上看到許多紅藜的研究文章後，從中看到希望，決定孤注一擲。他從外婆那兒要來了紅藜種子，開始一邊種紅藜、一邊打零工維生，半工半農的日子。
再次投入農業，魯瓦的心態和策略都與過去不同了。在部落多數人不看好的情況下，他先是租來一甲地嚐試種植，第一年因為經驗不足，紅藜田受焚風吹拂，收成時便慘不忍睹。但他很沉得住氣，投入更多心力，甚至終止其他工作專心栽種，第二年收成順利了，他不因此而滿足，繼續實驗各種栽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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