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一日〉
親愛的菲莉絲小姐
請您別為我這樣稱呼您而感到生氣，至少這一次不要，畢竟您曾好幾次希望我能多寫些關於我的生活樣態，而我的某些內心話，是無法在「鮑爾小姐」的稱呼下吐露出來的。再者，這樣的新稱呼也不是件太壞的事，否則我不會在吐出這句話後，有著如此強烈而持續的滿足感。
我的生命，基本上是由對寫作的嘗試所構成，雖然大部分都不成功。但是若我不持續寫作，我將立刻平躺在地，被掃入垃圾堆中。我的能量是弱小得如此可憐；雖然我從不明瞭為什麼，但很明顯地，我得開始盡量節省在各方面的活動量，處處留意，才能為我的主要目標獲得足夠的追求力量。如果我不如此（噢，老天，像今天放假是我在值班，結果還是不得一刻安寧，訪客接二連三，簡直是個失去控制的小地獄）而硬撐著去做超越我能力的事，我將會被迫自動回頭，並且受傷、被羞辱，最後永遠被削弱；雖然這是目前造成我不快樂的原因，但長遠來看，它依然給了我信心，讓我相信無論有多麼困難，但總會在某顆幸運之星下找到一片天，那裡有著我可以繼續生存的空間。我曾經列出一份為了寫作而必須犧牲的事物名單，或是說為了寫作而必須從我身邊奪走的事物清單，也唯有透過如此的解釋，生命中的損失才變得可以忍受。
沒錯，我很瘦，實際上我是我認識的人裡最消瘦的一個（這說明了些什麼，因為我是療養院裡的常客），而我也不具有一般人認為寫作需要的多餘力量，那種充足飽滿後才擁有的多餘精力。如果有某種神聖力量願意徵召我，或是正在利用我，即使我的角色不過是件使用良好的工具，我也心甘情願。若非如此，那我也什麼都不是，只留下突然被拋棄的可怕空洞。
如今對您的思念擴大了我的生命空間，當我醒著的時候，我無法不時時刻刻想到您，常常除此之外，什麼事也無法做。即使這部分也與我的寫作有關，因為我的生命是由寫作過程中的顛簸所構成，即使在我創作力最蒼白的時刻，我也沒有勇氣向你求援。這與我在那天晚上感受到胸口被打開是一樣真實的，那是一種自由自在的呼氣與吐氣，直到某一晚我在床上忽然憶起聖經上的故事，在那一刻，我才確定這種感受的必要性與聖經故事的真實性之間的關聯。
直到最近我才驚訝地發現，您與我的寫作存在著如此親密的關係，也只有那麼一次，我在寫作時腦海真的完全沒想到您。我曾寫過一小段文字，在裡頭我描述了您與您的信件之間的關係：有人收到一條巧克力贈禮，還有人在閒聊某人上班時作白日夢的事，然後有通電話進來，最後是某人催促著另一人趕快上床睡覺，並威脅說若是不服從，他就要直接攆他進房間，這些都是根據您母親對您太晚下班的抱怨的回憶所刺激寫成的。――以上的段落對我來說特別親切；不必考慮您的感受，也無須您的首肯，我將您握在文字當中。即使您有機會讀到我這些文章，您也察覺不出來這些小細節。但請相信我，在這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地方比得上這裡，您會讓您自己如此輕易地被捕捉。
我的生活方式完全建立在寫作上，如果其中有任何變化，那也只是為了能更好地適應我的寫作狀態；人生苦短，我的力量是薄弱的，而辦公室是一場災難，我住的地方太吵，若美好而直接的人生道路是如此艱難，那麼人們只好依靠細緻的手法迂迴前進。透過成功安排作息所獲得的滿足，並不能與為了寫出作品本身想說的話而付出的辛勞相比，那是永恆的苦痛。過去六個禮拜以來，除了最後幾天因身體虛弱而被打斷外，我的日常作息安排如下：上午八點至下午兩點或兩點二十分是上班時間，接著是午餐時間，大約到三點或三點半，然後上床休息（實際上只是嘗試入睡罷了，過去一週以來我一直夢見南斯拉夫的蒙提尼格林人［Montenegriner］，他們的影像是如此清晰，我甚至可以看見他們服飾上的複雜裝飾細節，害得我都頭痛起來），睡到晚上七點半，然後敞開窗戶，裸身運動十分鐘，接著獨自散步一小時，有時則跟馬克思還是其他朋友一道，然後才與家人共進晚餐（我有三個妹妹，一位已經結婚，一位剛訂婚；而單身那一位，在不影響對其他人感情的狀況下，她是我最喜歡的一位）；從十點半開始（通常不晚於十一點半），我會坐下來開始寫作，視我能量、興趣與運氣的狀況，會寫到半夜一點、兩點或是三點，有次甚至到清晨六點。然後又開始運動，如同我前面提到的方式，但盡量避免過度疲勞，接著去盥洗，通常那時我會有輕微心痛與腹肌抽搐的情況，然後就上床去。最後想盡辦法試著入眠――那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一個人睡不著（K先生甚至要求無夢眠）並同時思考工作上的事，還得嘗試解決一個肯定不能解決的問題，那就是明天能不能收到您的信，什麼時候收到。這樣的夜晚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清醒，另一部分是昏沉，如果我可以鉅細靡遺地告訴您我的情況，而您也願意聽，那這封信將永遠寫不完。所以第二天早晨，我只能拿出最後一點精力來處理辦公事務，那就一點也不奇怪。在我要去打字員那兒時經過的走廊邊，擺著一台像是靈柩的擔架，那是拿來運送卷宗與文件用的，每當我經過它時，我總覺得那是為我準備，那是在等待著我的。
更精確的說法，我並非只是一位公務員，我還是一名廠長。因為我的妹夫擁有一座石棉工廠，而我是股東（其實是用我父親的錢在投資），也是董事會成員。這座工廠為我帶來不少痛苦與憂愁，但我現在不願談論它；無論如何，這段日子以來我盡可能地逃避這項責任（也就是我得持續那無用的合夥關係），但或多或少還是被捲入其中。
又跟以前一樣，今天不過才跟您說這麼一些，都還沒來得及問您問題，我就得收筆了。下次不能再這樣，一個問題也不能丟。據說有種法術，可以讓兩個人不用碰面，甚至無須交談，就可在一瞬間瞭解彼此的過往一切，一句唇舌都不用浪費；這幾乎可說是某種黑魔法（表面上看起來不是），雖然得付出代價，人們也不得不因此受到某些懲罰。無論如何，我不告訴您它是什麼，我要您先猜。它簡短無比，像是條魔法密咒。
再會了，最後吻您的手以表達我對您無比的敬意。
您的法蘭茲．K
註評：
卡夫卡有三位妹妹，大妹是小他七歲的愛莉（Elli, 1889-1942），二妹是小他八歲的瓦莉（Valli, 1890-1942），三妹奧特拉（Ottla, 1892-1943）則小他十歲，這三位妹妹後來都死在納粹的集中營裡。除了這三姊妹外，卡夫卡還有兩位早夭的弟弟，分別叫格奧格（Georg, 1885-6）與漢利希（Heinrich, 1887-8），有趣的是，小說《判決》裡的男主角亦與他的大弟同名（參見本書一九一三年六月二日的書信）。
一九一三年十月七日，卡夫卡因為石棉工廠而與家庭起糾紛，並與他最喜愛的三妹奧特拉針鋒相對，卡夫卡甚至因此萌生自殺的念頭，而這就是卡夫卡所提到的痛苦與憂愁。這個工廠是他的妹婿卡爾．赫曼（Karl Hermann），也就是大妹愛莉（Elli）的先生，與卡夫卡共同於一九一一年投資設立，地點位於現今布拉格的茲敘柯夫區（Žižkov）。
卡夫卡在本信中也描述到他的上班狀況與日常作息，他似乎非常在意這些細節，並要求菲莉絲也給予相同的回應。例如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又說，「……你的公司是在你一進去時他們就開始生產留聲機嗎？或是在留聲機開始生產後你才待在該部門的？我會不會問得太多？我想你一定被我連珠炮式的問題壓得喘不過氣來。不過不必急著回答，反正我是不會停止發問的……」
當時卡夫卡在工人意外保險協會上班，地點是在目前布拉格的波芝契街（Pořič）七號，卡夫卡從一九○八年開始，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因感染肺結核被迫退休前，都是這裡的職員。
工作對卡夫卡來說，一直是一項不可承受之輕，尤其是上班的制式要求與沉悶環境，更與他對文學的熱愛相違背，在一九一三年八月三十日的日記裡，他表達了對這種衝突的矛盾感，「……我無法忍受我的工作，因為它與我生命唯一的要求與天職是相違背的。因為我就是文學，更何況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我的工作將永遠無法占有我……你或許會問我為何不放棄我的工作――我沒有錢，沒辦法單靠文學工作過日子。對此我只能給出以下的悲慘答覆，我沒有足夠那樣做的力量，所以我發現我應該倒過來，應該盡快地讓這個工作摧毀我才是。」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