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這一代人〉
那是一個急於工業化以達到現代化的時代。八○年代的台灣，苦苦追著各式經濟指數，中小企業單打獨鬥的創業血液流竄於每個男女老幼的體內。一家子攢起來過日子，父親早出晚歸，始終見不到人，母親上班工作兼作家庭代工，小孩背過重的書包去上公立學校，剪一頭違反地表上所有美學標準的髮型。男孩唸理工和醫科，女孩唸商科或結婚，想要學舞蹈、拍電影、搞劇場、當總統，都會讓父母傷心。周圍的有錢人叫「暴發戶」。所有人均是一夜致富。有了錢，他們把孩子和錢財送去美國，除了買房子，還是買房子。
那時的台灣，還沒有日本偶像劇，「幸福」這類詞句並不太流行。台灣的童年並不悲慘，但也稱不上是普魯斯特的貢布雷。我只記得整個社會瀰漫著一種等待的情緒。就像黑夜即將結束前的一刻。似乎，每個人都相信，只要我們不怨天尤人，埋頭工作，會有那麼一天，該有的，我們都會有。如同樹木剛剛種下的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雖然那些樹木目前只有醜陋枝幹，一片葉子也沒有，我們滿懷希望，期待有一天它會如同倫敦的海德公園或紐約的中央公園一般詩情畫意。
有一天。總有那麼一天。天祐台灣。
……我安靜地等待。寂寞地成長。大學時代，台灣戒嚴解除各種禁忌，從校園一路靜坐到了中正紀念堂，陳明章的音樂、莎士比亞的劇本、楚浮的電影、村上春樹的小說、傅柯的文化論述，隨著我成長入社會，塑造了我看待世界的眼光，同時，周圍台灣社會如同動畫片畫面般樓起樓落，道路延展，從半開發的渾沌狀態逐漸轉為成熟開化的結構，我們有了大眾捷運、美術館、書店、咖啡館、電影院、時裝店，百花繁榮的傳媒產業與出版工業，和，偉大的民主選舉。在我人生二十到三十歲的黃金時光，我的台灣努力要成為一個自由的象徵、文化的搖籃；最重要的，一個現代的社會。
在二十世紀的九○年代中期，一度，我以為自己是一個很「酷」的台灣人。我有機會去印度旅行，閱讀本雅明和馬奎斯，懂得如何喝鐵觀音，也會寫書法。我的人生旅途上，不斷遇見陌生的人們，看見陌生的景色，而我一點也不畏懼。我只是充滿激情地向外張開我的雙臂，等著擁抱世界給我的考驗與驚喜。我是一位全程緊盯窗外飛馳畫面的旅客，當列車快速疾馳，沿途的每道光影，每種氣味、每處景色，都隨著迎面而來的勁風吹入我皮膚的每個細胞，漲滿它們，撐破它們。我是自由的。每個旅客都是一個自由的人。
自由，你會以為我要用這個字眼來形容後來的台灣社會。而我卻不是要尋找這個字眼。複雜，是我真正要使用的字眼。是的，我之所以能覺得有點「酷」的原因，是因為我的社會容許我有一點迷人的複雜性。我不是一個單純面向的人。我擁有多重身分。如諾貝爾獎得主的印裔經濟學家阿瑪提亞‧沈恩（Amartya Sen）所說，「一個人可以同時是義大利人，女人，女性主義者，素食者，小說家，經濟保守主義，爵士樂迷，和倫敦居民。」身分如陽光下的三稜鏡，隨著鏡面的轉動，將會反射岀不同的光芒，端賴光線從哪個角度折射。我是我以為的自己，也是別人以為的自已；不是自己看見的自己，也不是別人看見的自己。
因為複雜，所以精采，花樣，深沉，所以出乎意表。所以酷。我只要專心去活，生命本身就是我存在的目的。我以為，這種豐富的複雜性正是痛苦經過工業污染的台灣社會一直等待的，是我的父母犧牲了他們整代人的優雅，執意要送給我這一代人的禮物：一種真正的現代性。
……台灣社會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所感受的撕痛感，不祇是政治民主的陣痛期，也是一種對現代性的適應期。台灣不再是當年一個充滿省城氣息、好男好女的有機社會。當八○年代末我第一次看見侯孝賢的電影時，我就知道，那個悠遠恬淡的台灣社會只將留在吋吋膠捲裡。至少，那早已不是一個八○年代長大的孩子的世界。在經歷了這麼多之後，一個台灣人不可能再對自己的歷史、身分與社會保持天真的態度。如果以為台灣社會還是那個一點也不商業化、充滿人情味、凡事都為了理想、不做任何短線操作的禮俗社會，不免顯得逃避現實，迂腐造作，且對自己的人性不誠實。台灣早已依照法理模式在運作，社會上大部分的對話與觀點卻還停留在禮俗社會階段，堅持我們擁有得天獨厚的純真，以為自己還住在一處與世隔絕的桃花源村落，村子一切都美好，村民均善良而誠實；所有外來者皆心存邪惡，意圖不軌，應該立即驅逐。因為村子是「我們的」。聲嘶力竭的悲憤之後，其實是一種自我欺騙的鄉愿。
……在現代框架下，主附地位並不清晰，主流性並不等於重要性，精英文化有時反是邊緣文化，道德的純潔及理想的崇高都不能將世界帶到你的面前。個人，在一個他其實完全無法掌控的環境裡，奇異地成為他自己的救贖。科學越發達，所發現的世界越微小；社會越現代，個體的世界越被放大。台灣社會在二十世紀九○年代所獲致的現代性，讓個體不再是被動的棋子，而能直接或間接傳達自己的意見，進而影響整體社會環境。就像文學裡，最輕巧的句子，往往更能說明真相，個體在這個社會環境的處境與其所行使的權力其實才是決定社會集體前途的終端，而不是倒反過來。群體的集體意志在現代社會不復存在。制度只是一個機制，容許一個豐富的市民社會蓬勃發展，透過市民各自獨立的生活樣貌去呈現一個社會的總貌。救贖，說到底，畢竟是個人的事情，社會只是個體道路的匯流。只要人人努力當一個好水電工，好廚師，好作家，好上司，好店員，那麼，活在其中的每個成員都會得到拯救。國家事務的確要關心，但是國家事務不是生命的終極答案，那是一個學習共同長期生活下來的結果，把國家事務擺在個人生活秩序之前，就像看一場電影時只急於知曉故事結局，卻忘了享受整部電影的過程。
現代性並不是遺忘了生命本身不可承受之重，無意漠視公眾之於私人的意義，並不意圖羞辱所有仍舊想要嚴肅研究人類生命意義的靈魂。但，現代性確實選擇「避重就輕」。正因我們所面臨的世界愈加沉重，盤根錯節，灰色不明，如果不懂得採取輕盈飛翔的策略，怕只會跟著整個世界沉淪下去。但，這並不是閃躲，不是不負責任，也不是狡詐取巧。義大利小說家卡爾維諾在他著名的《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裡談論輕的價值時，舉希臘神話英雄柏修斯為例。柏修斯穿著長有翅膀的涼鞋，藉由青銅盾牌上的倒影，得以成功砍下蛇髮女妖魅杜莎的可怕頭頸；之後，柏修斯以近乎情人的溫柔保存女妖的首級，隨身攜帶，在未來戰役中當做利器使用，擊敗敵人。卡爾維諾強調，雖然柏修斯的力量在於「拒絕直接觀視」，但是「他並不是拒絕去觀看他自己命定生活其中的『現實』；他隨身攜帶這個『現實』，接受它，把它當做自己的獨特負荷。」
身為一個台灣人，我們身上所扛負的政治符號與國族糾葛未免不是一個蛇髮女妖的首級。即使她過時了那麼久，隨便讓她炯如火炬的雙眼看上一眼，都得當場石化，不得動彈。而我們每一個台灣人都在學習別過頭去，不去直觀。雖然，所有的包袱都是我們的，不會是別人的。但我以為，現代性會是我們的巨大翅膀，幫助我們飛高，看清楚整個世界的景色，而不祇是從我們所站立的地面角度。
當我小時侯穿過那條空氣渾濁、人車混雜的地下道時，我那髮型剪成西瓜皮的腦袋究竟在想什麼，我已不復記憶。但，我記得我很需要大笑。一個能夠不把世界看得那麼嚴重的機會。當周圍一切都顯得那麼嚴肅，神聖，缺乏幽默感，米蘭‧昆德拉小說《玩笑》中的一個角色為了取悅眼前的美麗情人，開了一個輕薄的玩笑，那一刻，沒有什麼神聖不可侵犯的領袖，沒有什麼急欲要犧牲所有人幸福以達成的國家目標，沒有什麼不能挑戰質疑的社會準則，沒有一定要肅然起敬的理論學說，只有愛情的可能性，生命的愉悅，私密的甜蜜，真心的笑容；而，一個瘦小不起眼的中學生，可以歪個頭，瞇起眼睛，換個角度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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