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局準沒好事
「要記得：這結局準沒好事。」
每次我要開始一個新的故事，我先生總會這麼說。他說得沒錯。
故事是這麼開始的。這個木匠跟一群夥伴坐在曼哈頓中城的人行道旁，總共六位戴著工作安全帽的建築轉包商，一邊小口喝著咖啡，一邊等著上午班開工。前一天颶風的尾巴把整個城市吹得東倒西歪，打斷了工程的進度，但是現在這棟他們已經蓋了八個月的辦公大樓又再度開工了。
天色漸亮、交通開始忙碌起來的時候，有個新的聲音伴隨著計程車和公車來往的呼嘯：一種金屬摩擦聲，音量不是很大。這個摩擦聲變成了長長的戛然聲響，接著有人開始大喊。工人們在各種噪音和強風下聽不太清楚，但是他們可以感覺得出來那聲喊叫是沖著他們來的。大夥們抬頭一看—立刻嚇得跳起來，魂飛魄散，咖啡潑得到處都是。但那個木匠選錯了方向。
高達三百八十三英呎的工地擺臂起重機的吊臂，在一陣驚天動地的撞擊下，直接砸向詹姆士．菲雅森的頭部。
兩小時後，我與法醫鑑定小組（MLI, Medicolegal Investigators）一起抵達慘不忍睹的現場。法醫鑑定小組是一群紐約市醫總檢局的法醫調查員。起重機直接橫落在忙碌的十字路口，警方已封鎖路口，路口四個方向都塞得一塌糊塗。法醫鑑定小組成員開著太平間貨車要把我們載到封鎖線前，穿越最後幾個街區時，司機猶如海上的水手，努力破浪龜速前進，一邊低聲咒罵。法醫調查員是法醫界的第一線人員，他們會前往突發死亡事件現場，檢測、記錄現場的一切，然後把遺體運回紐約市太平間準備進行驗屍。我當時才剛開始為期一個月的訓練，這個訓練是為了要讓年輕醫生在加入法醫死亡調查的世界之前先有所準備，在這之前我從沒離開醫院工作過。「醫生，」開運屍貨車的法醫鑑定人員在一個塞得動彈不得的路口無奈地跟我說，「希望不是你帶賽。昨天整天我們只需要去貝斯以色列醫療中心的急診室接個老太太就好，今天就踩中這個鳥事大樂透。」
「小心腳步。」下車的時候一位警官在旁邊提醒我。這個大鋼臂往菲雅森砸下去的時候，把人行道撞破了一個一呎深的大洞。工作安全帽還在那，落在滿地鮮血和腦漿、還有咖啡和甜甜圈之中。過去四年我以病理學家的身分在醫院受訓，我的世界就是由刺眼白光、消過毒的實驗室，還有藍色實驗服組成的。現在我發現自己在曼哈頓的尖峰時刻，站在刮著風的犯罪現場，人行道上血跡斑斑、巡邏車警示燈閃著藍光、四周拉起黃色封鎖線、一大群民眾圍觀、嚴肅的警察走來走去，幾個同事還把「鳥事大樂透」掛在嘴邊。
我被迷住了。
「怎麼發生的？」回家的時候，我先生提傑問。
「起重機砸爛了他的腦袋。」
他畏縮了一下。「我是說，起重機怎麼會掉下來？」我們在公寓樓下的一個小公園遊樂場，看著丹尼—我們的兒子—把破舊的塑膠小卡車和三輪車排成一列火車。
「因為週三颶風警報的關係，起重機前一晚就用帶子固定住了。控制機器的人要嘛就是忘了，不然就是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我猜他也沒有檢查。他發動引擎，踩下油門，結果機器沒動靜，所以又再催了油門—固定帶就在這時候斷了。」
「天啊，」提傑揉著額頭說道。「這下變成彈弓了啊。」
「沒錯。起重機猛然往上抬，停了幾秒—然後就往後墜落了。」
「天啊。那個操作的人呢？」
「什麼意思？」
「操作的人有受傷嗎？」
「噢。我不知道。」
「那其他工人呢？」
「我不知道，」我重複道，「他們都沒死。」
提傑看向樹的方向。「這在哪裡發生的？」
「我跟你說過了，第六大道。」
「第六大道跟哪裡的路口？」
「我不記得了！這很重要嗎？因為可能會有起重機掉下來砸破你的頭，你就打算以後都繞過那個路口嗎？」
「不行嗎？」
「這又不會時常發生，相信我。」因為越講越大聲，幾個跟我們一樣坐在長椅上的家長紛紛轉過頭來看。
「別忘了旁邊還有老百姓，」提傑悄聲警告，提醒我：這個滿是幼稚園小孩的公園裡，沒有人想要聽我們討論血腥的工地事故。「他有老婆還是小孩嗎？」他小聲問。
「他有老婆。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小孩。」
我先生瞥了我一眼。
「你聽我說，這些不是我負責的！調查員會處理那些事情。我只需要處理遺體就好。」
「好吧，那跟我說一下遺體的狀況好了。」
以前在醫學院受訓的時候，我就有一點驗屍的經驗了—但那都是些臨床解剖，對象都是在醫院過世的病人。我從沒看過像這樣的屍體。「因為是工地意外，所以得進行一套完整的驗屍。我做得很棒。大體塊頭很大，是個壯漢。沒有心臟病、血管很乾淨。他的四肢和軀幹都毫髮無傷—但是他的頭就像你拿著一顆雞蛋往流理臺一敲之後的模樣。我們甚至稱之為『蛋殼型顱骨破碎』（eggshell skull fracture），很酷吧？」
「不酷，」提傑回答，他突然臉色鐵青。「不，一點都不酷。」
◆ 成為菜鳥法醫之前
「我實在不知道你是怎麼做到的。」朋友—甚至是醫界同業—都這樣跟我說。但是所有習醫之人都要學會相當程度的物化病患才行，你必須要壓抑自己的情緒反應，否則就沒辦法做事了。從某些角度來看，其實這對我來說還比較容易些，因為屍體本身就已經是個「物件」，完全不再算是「人」。更重要的一點是，死者不是我唯一的病患，生者才是重點，他們也是我的工作範圍。
我並非從小就立志當刑事病理學家。沒有人會在二年級的時候突然對自己說：「等我長大，我要來解剖死人。」沒有人會想到醫生會做這種事，醫生的工作應該是要治療病人才對。我父親就是那種醫生。他是布朗克斯亞科比醫療中心急診室的精神科醫師。我小時候，父親就一直灌輸我關於各種人體運作的奇妙知識。他還留著當初唸醫學院時用的課本，每當我開始問問題的時候，他就會從高高的書架上，把這些大部頭拿下來，然後我們會一起研究那些解剖圖。那些圖表就像是探險家的地圖，而他在圖表之間移動的模樣如此悠然自得，散發強烈的自信和熱忱，讓我以為等我自己成為醫生的時候，就能跟他一起徜徉在這個世界裡。
但我從來沒有機會這麼做。我父親三十八歲的時候自殺了。那年我才十三歲。
在他的喪禮上，大家都一直對我說：「我很抱歉。」這話令我心生厭惡，把我從麻木中喚醒，然後點燃我心中的怒火。我滿腦子只想回答：「你有什麼好抱歉的？又不是你的錯！」這是他一個人的錯。我父親是精神科醫師，他自己心知肚明，不論在專業上或私生活領域，他都知道自己需要尋求協助。他熟知程序，我們在醫學院時都學過，如果我們認為病人有自殺傾向，一定要問病人三個問題。第一：「你有想要傷害自己或是自殺的想法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你就應該接著問：「你已經有計畫了嗎？」，答案如果又是肯定的，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你的計畫是什麼？」如果病患已經具有完善的自殺計畫，他或她就必須入院接受治療。我父親的自殺計畫是上吊，這是需要相當的決心才做得到的事。在他成功執行計畫之後好幾年的時間裡，我都對他感到憤怒，因為他背叛了自己、拋棄了我。
現在，當我跟那些自殺死者的家屬和親人說我完全了解他們的感受—以及為什麼我會懂的時候，他們會相信我。還有很多人跟我說，是我讓他們走過那段日子。這些年來，有些家屬還會持續打電話給我，給那個在他們人生最黑暗的一天打電話給他們的醫生。他們會邀我參加畢業典禮、婚禮、孫輩誕生慶祝等活動。人在最快樂的時候，往往最思念自己失去的那個摯愛的人。接到那些電話、感謝卡，還有新生慶祝的消息—那些驚嘆號、皺皺的小嬰兒、新生活—就是我的工作最大的回報。
面對死亡的親身經歷並沒有讓我因而選擇一份鎮日沉浸在死亡之中的工作。我父親的自殺事件，讓我學會擁抱生命—慶祝它的美好、並緊緊抓住不放手。我之所以從事驗屍的工作，其實是先兜了個大圈子後才開始的。
一九九六年，我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畢業後，目標是要成為外科醫生，也因此就在波士頓一家教學醫院展開了外科住院醫師的訓練。這家醫院的訓練素有讓實習醫師被狂操苦練的名聲，但是資深住院醫師都再三跟我保證，好像他們都私下約好了，告訴我短時間的痛苦之後絕對值得。「你得先過五年累得跟狗一樣的日子。撐下去。等這段日子過去，當上主治醫生，那就是你苦盡甘來的時候了。上班時數很長，等於整天都在救人的同時還能賺不少錢。」這番話讓我買單了。
沒過多久我就注意到，許多外科醫生的辦公室角落都有張摺疊床。「誰會在辦公室放床呢？就是那些永遠沒時間回家的人。」一位資深護理師這麼說。我的工作從每週一早上四點半開始，到週二晚上五點半結束—三十六小時班。接下來是二十四小時班，然後又是三十六小時，最後整個禮拜會以十二小時班劃下句點。每兩個禮拜我會有一整天休假日。這就是標準一零八小時班表的排法，有時狀況比這還糟。有好幾次我都是連續操刀六十小時，中間只有幾次短暫的打盹充充電而已，甚至也有過幾次一個禮拜上了一百三十小時班的經驗。
於是提傑開始買很多雞蛋、紅肉、高蛋白奶昔，還有一盒又一盒的高熱量能量棒，隨時找機會塞幾根在我的醫師袍口袋。他得在每天天亮前的早餐時間裡，盡可能讓我吃足熱量，然後等晚上我穿著髒制服一屁股坐在晚餐桌前的時候，這一切會再重複一次。醫院到家之間這十五分鐘通勤時間，我常常會在紅燈時打盹—「我只閉上眼睛一分鐘就好」—然後被身後的喇叭聲叫醒，因為已經綠燈了。
波士頓是提傑的故鄉。他從洛杉磯搬回來時，他的家人簡直樂翻了。我們剛開始交往時才十八歲—大一新生，幾乎就像高中情侶—我們一起開心邁入二十歲，認真與彼此交往。我想要結婚—但是他開始有點猶豫。我後來才發現，他懷疑自己不是真的想跟外科醫生結為連理。我慢慢變得越來越蒼白，日子一團混亂，看起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而且還一點一點失去這個深愛著我、而我也深愛的男人。
然後九月某天，我在三十六小時班快結束的時候昏倒了。我原本站在病人的床邊，就這樣突然倒下。醒來時已經躺在輪床上被推往急診室，手臂打上葡萄糖注射液。診斷結果說我因為過度疲勞以及脫水而昏倒。住院醫師的主管，也就是我老闆，站在我的點滴架旁邊，一臉不耐煩卻看不出任何擔心之情。「好，」他說，「你累了。等下就回家，休十二小時好好睡覺，多喝點水，知道嗎？」我還在茫然的狀態，滿腦子空白，只能羞愧地點點頭。「我會找人幫你代下一檔班。」這個外科醫師邊說邊轉身疾步走出病房。
上司一離開我的急診病床邊，我立刻就不再感到羞愧。取而代之的是滿腔怒火。任何人都不該在我這種每天只睡三小時的情況下，還被要求執行臨床醫學行為，更不用說負責開刀了。但是我從在醫學院拿起解剖刀的那一刻起，就想當外科醫生了。一直以來，我都在手術室裡看著一條條生命被救回來，還沒準備好要因為身體健康出了一次狀況就放棄這個夢想。所以我又回到了工作崗位。
我的外科職涯終點在三個月後降臨，當時我染上流感—一般常見的季節性流感—本想請病假。「現在不是偷懶的時候。」我的主管斥道，好像我九月時被送進急診室只是一種逃避的手段。我吞了兩片感冒藥，把藥罐子塞進口袋就去上班了。
整個值班時間裡我都渾渾噩噩的。幾個小時後藥效就退了，我開始發冷，全身發抖。我偷了片刻時間躲進護理師的小房間量體溫：38.8度。我再吞下兩片泰諾，這時病患被送進急診室，是一位急性盲腸炎的女子。我跟著輪床進手術房的時候，有人把病歷表塞到我手上。高燒病患的體溫是38.3度—比我還低。
我的雙手沒有發抖。我幫她動了手術，綁住盲腸後切除，再縫合切口。整個房間都在晃，我汗濕了一身—但是我深吸一口氣，屏氣凝神拿著針，完成最後的縫合。那是我在六個月的住院實習期間執行的第六十一場手術，也是最後一場。我一走出手術室，就告訴主任住院醫師說我病得太嚴重，必須立刻回家。「別看得太重，」她試著安慰我。「我有一次在值班的時候還流產了呢。」
我打給提傑—發著高燒、意志消沉，還一邊大哭。他來到住院醫師的值班房，鎖上門，一言不發。然後他蹲在我的臥鋪旁問：「你想辭職嗎？」我承認我的確想。「很好，」提傑口氣堅定，「你該辭職了。」
「但我們之後該怎麼辦？如果辭職，哪間醫院會要我？」
「無所謂，」他說。「這不重要了。辭職吧。」
他是對的。這已經不重要了。眼下最重要的就是離開那裡。隔天我就辭掉住院醫師的工作。提傑與我又開始有時間相處了。一九九七年情人節，我們走在街上，重溫九年前同一天第一次約會的情景，當時我們都還是青少年。走到我們第一次牽手的地方時，他停下腳步，牽起我的雙手，單膝跪在結冰的人行道上。我又驚訝，又開心，無可自拔地笑個不停。「你要回答我嗎？願意還是不願意？」他懇求道，「我的膝蓋好冷啊！」
那是我近一年來第一次感到快樂—但同時也非常害怕。我只知道自己不想成為哪一種醫生，也確信因為半途而廢的紀錄，已經沒有醫院會願意收我擔任任何專科的住院醫生了。我在醫學院的日子裡，最開心的一段時光，就是輪訓到病理科的時候。病理科學實在太迷人了，病例內容如此吸引人，且醫生們的生活看起來也都十分穩定。加州大學的病理科實習課程主任曾在我畢業前最後一年表示想留我下來工作。「不行，」當時我告訴她，「我要當外科醫生。」
過了一年多以後，我打電話給她，問她知不知道哪裡有病理解剖的工作可以給一個失敗的外科住院醫生做。
「你能不能七月來上班？」她問道。
「什麼意思？」
「七月。如果你能七月上工，我就在加州大學幫你留一個病理科住院醫師的位置。」
更令我吃驚的是提傑對這個建議表現出的熱忱。「可是你又要離開你的家人了，」我提醒他。
「醫生，」我的未婚夫回答道，「我都已經跟你去過一趟地獄再回來了，跟你搬去洛杉磯不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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