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與黑暗的故事——劉曉波的文學與人生
《愛和黑暗的故事》是以色列作家阿摩斯．奧茲（Amos Oz）帶有自傳體色彩的長篇小說，也是我這幾年來讀到的最偉大的小說之一。我很少用「偉大」這個形容詞來定位一本小說——而《愛與黑暗的故事》是當之無愧的，它既是一部家族史，也是一部民族史與國家史。那裡面，有愛，也有仇恨；有黑暗，也有光明；有絕望，更有救贖。
「我在樓房最底層一套狹小低矮的居室裡出生，長大」，小說從這個句子開始了長達五百多頁的講述。這不是一個絢麗而驚豔的開頭，但絕對是順暢而清澈的，如同大河的源頭，而且必然具有一種平靜的氣質。一部作品能稱為偉大，絕不會因為它的控訴、憤怒與無助，就像作者的祖母曾經對他說的：「當你哭到眼淚都乾了，這就是你應該開始笑的時候了。」
阿摩斯．奧茲說過：「你可以回避歷史，歷史不會回避你。你可以逃離，或者轉過身來回顧以往，但是你不能消除他們……我們不可以成為歷史的奴隸，但是在歐洲這片土地，人們必須跪下，將歷史扛上肩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去我們想去的地方。」在承受苦難、珍惜記憶、捍衛歷史的維度上，華人跟猶太人非常相似。有時，歷史需要像閘門一樣扛在肩頭。劉曉波就那樣謙卑地跪下來，將當代中國苦難的歷史——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的歷史——扛在肩頭上。我在寫作《劉曉波傳》的時候，恍然覺得自己也是在寫一個關於愛與黑暗的故事，描述劉曉波的文學與人生，沒有比這更為妥帖的說法了。
二〇〇五年，法國具有領袖地位的知識分子索爾孟（Guy Sorman）訪問中國，走遍大江南北，訪問各個階層的中國人，寫出了《謊言帝國》一書。索爾孟為西方讀者描述了一個被謊言重重包裹的中國，也表彰了若干與謊言戰鬥的、值得尊敬的中國人，其中就有劉曉波夫婦。有意思的是，這位目光敏銳的知識分子，在採訪劉曉波夫婦之後，並沒有將劉曉波作為「傳主」，偏偏將劉曉波的妻子劉霞選為「傳主」。
劉霞在作為猶太人的索爾孟面前，將自己形容為「中國的猶太人」。索爾孟認同這一嚴重而真誠的比喻，並以此作為書中這個章節的題目。經過兩千年的顛沛流離和二十世紀納粹屠猶的慘劇，「猶太人」的身分不再是作為上帝選民的榮耀，而是隱喻著必然經歷無邊苦難與羞辱的「賤民」。
在這裡，「猶太人」不再是一個種族意義上的概念，它涵蓋了所有被壓迫、被凌辱的人群。由此，劉霞和劉曉波成了奧茲的同胞。劉霞「中國的猶太人」的概念，言下之意也是將中共政權與納粹德國相提並論——儘管中共政權在國際社會長袖善舞，多錢善賈，看起來彬彬有禮，但骨子裡比納粹還要納粹。在德國，爲納粹張目是法律明確規定的犯罪，但德國總理梅克爾卻與來訪的中國納粹頭子習近平和李克強把酒言歡。
在《謊言帝國》一書中，索爾孟如此評論劉霞的「猶太人」的身分定位：「對她而言，作為猶太人，就是要設身處地地想像一位猶太人如何在納粹德國壓迫者統治下存活。她明確指出，共產黨體制與納粹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並無什麼不同。誰是所謂中國的猶太人？他們就是異議分子、自由心靈者、知識分子、藝術家、工會分子、帶頭反抗的農夫，以及獨立自主的神職人員。上述均是共產黨隨時隨地處心積慮，想自社會中剷除的『毒草』，他們就像納粹德國的猶太人，先被鎖定，貼上標籤，密集監視，最後斬草除根。」在共產黨眼中的「毒草」，實際上是這個國家最彌足珍貴的「救命草」。
劉曉波和劉霞的命運被索爾孟不幸而言中。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八日，劉曉波因發布《零八憲章》而被中共當局秘密抓捕。員警破門而入的那一刻，劉曉波本來示意劉霞用手機通知朋友，誰知劉霞不會用手機，平時她打手機都是曉波幫她撥好對方的號碼。這個電話未能打出去，他們的告別是心照不宣的無言的苦笑。
二〇〇九年耶誕節，中共故意選擇這個西方國家歡樂休假的日子，將劉曉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十一年的重刑。二〇一〇年十月八日，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同日，劉霞被非法軟禁在家，與世隔絕，一直至今。中共當局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妻子實施如此殘酷的迫害，連希特勒和史達林這兩個獨裁者都望塵莫及。
在劉曉波被捕以後，我就有了為劉曉波寫作一本傳記的想法。不過，那時我並沒有預料到，因為這本書，我也成為中共當局必須拔去的一顆眼中釘。就在諾獎頒獎典禮前一天，我被中共秘密員警用黑頭套綁架到北京郊外，酷刑折磨至昏死。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我攜妻子和孩子從中國出走，流亡美國，從此「君問歸期未有期」。
鐵磨鐵
我的一本文集的名字叫《鐵磨鐵》，來自《聖經》中的話：「鐵磨鐵，磨出刃來；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回顧我與劉曉波十年的友誼，「鐵磨鐵」是一個最好的比喻。
我與劉曉波的結識，有一些頗為戲劇化的細節。
一九九八年，在北大中文系剛上碩士班的我出版了處女作《火與冰》。一夜之間，洛陽紙貴，這本書尤其受到青年學生的喜愛，差不多每個大學生宿舍都有一本。那時，劉曉波還在獄中，那是他的第三次入獄。劉霞聽說了《火與冰》，就買一本送到獄中給曉波閱讀，希望他看到年輕一代人對八〇年代自由思想的承接並由此感到欣慰。劉曉波在八〇年代以對前輩學者和作家的激烈批評而一舉成名，被稱為「文壇黑馬」；而我在《火與冰》中亦直言不諱地評點了不少名流先賢，也被稱為新一代的「文壇黑馬」。
然而，讓劉霞沒有想到的是，劉曉波在獄中讀了《火與冰》之後，給予的評價不是讚賞，而是否定。主要原因是我在書中對北大的一批中年教授有頗多讚譽，而這些人大都是劉曉波在八〇年代就很熟悉的同學和同儕，很多人他並不放在眼中。
他看他們的視角，當然與我這個有幾分仰望的年輕學子不同。他據此認為我是一個工於心計的少年人。當時，劉曉波對我的批評固然有失嚴苛，但後來事實證明，當我選擇在真理的道路上奮然前行之後，我確實與很多北大的師長漸行漸遠，而與我一起「出道」的孔慶東和摩羅更是墮落為權力的幫忙和幫兇。若不是我後來成了基督徒，若不是我後來與劉曉波成為摯友，我是不是也會墮落如斯呢？想起來也有些害怕。
劉曉波行事為人的原則，向來是「對事不對人」。一九九九年，他第三次出獄後不久，給我打了一個電話。那時，我還是一個韓寒式的、少年成名的「文化名人」，圍繞著我已產生不少爭議，但我還可以在地方媒體露面、在大學演講，我的「敏感度」尚未亮起紅燈。那一天，恰好是中國警官大學的一個學生社團請我去演講，校方專門派車來接我。為表示對我的尊重，還有兩名穿警服的老師隨行。那時，我根本不會想到，幾年以後參與對我和劉曉波的迫害的員警，有不少就是從這所大學畢業的。
正在路上，我的手機響起來，對方結結巴巴地說：「我是，我是劉曉波！」這個電話不是向我示好，而是直率地批評我不久前在陝西電視臺的一個談話節目中的一段談話。那是關於中學教育的一場討論，我引用鄧小平的一句話説，中國的教育是失敗的。劉曉波在電話中糾正我説，鄧小平的那段話是在六四屠殺之後説的，鄧小平的意思是説，八〇年代的教育被資產階級自由化侵蝕，由此爆發了八九學運，所以鄧小平要強化官方意識型態的教育。他批評我的這種扛著紅旗反紅旗的表達方式。從此以後，我在文章和言談中不再正面引用共產黨黨魁的言論。
不過，第一次通話，就如此直言不諱地批評對方，讓我多少有些訝異。但這就是劉曉波直言不諱的風格。在車上，左右都是警官，我不便與劉曉波深談，哼哼哈哈幾句就說再見了。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幾個月之後。我們共同的朋友、作家廖亦武來到北京，他認為劉曉波跟我該見一面，便安排我與劉曉波在一個朋友家會面。剛見面，我還心存芥蒂，話不多，劉曉波似乎也沒有多少興致與我交談，場面一時間顯得很冷清。
一刻鐘之後，我妻子下班趕來，她才打開了冷淡的局面，跟劉霞談得很熱絡，然後我跟劉曉波慢慢找到了一些共同的話題。之後大家一起吃飯，朋友家的阿姨來自四川，做得一手好川菜。劉曉波比我這個真正的四川人更能吃辣，我記得那天他大口吃泡椒雞雜、水煮魚，滿頭大汗，風捲殘雲。大家都吃完了，他還用湯泡了一大碗米飯接著戰鬥。我們邊吃邊談，逐漸發現彼此對許多人和事都有相似或相近的看法。
告辭之後，我們各自搭乘出租車回家。我和妻子剛上計程車，手機就接到了劉曉波發來的一個短信：「今天很高興認識你們，今後我們多聯繫。」一句話，言簡意賅。冥冥之中，一切就已經注定。
在此之後將近十年時間，我們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差不多每隔一兩個星期就會碰面，通常是在餐館裡一起吃飯，偶爾也到對方家中享受自己做的「私房菜」。因為遭到嚴密監控，我們一般不在電話和電郵中談重要事情，很多事情都是一邊吃飯一邊討論出來的。我們一起起草各種有關人權問題的簽名信，一起為入獄的良心犯家屬籌措救援金，一起推動獨立中文筆會在國內的公開活動，最後一起修訂《零八憲章》的文本和聯絡簽名人。可以說，從一九九九年到二〇〇八年，將近十年時間裡，劉曉波從事的所有人權活動，我大都參與其中。
傳世與覺世：文學的「野心家」與人權的捍衛者
當然，除了人權活動之外，我們在一起討論最多的話題還是文學。劉曉波在骨子裡不是政治中人，而是文學中人。他最關切的是人性，而不是政治。
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槍聲，改變了劉曉波的一生，也改變了我的一生。那一年，劉曉波三十四歲，是天安門廣場上堅持到最後的絕食四君子之一；那一年，我十六歲，在四川偏遠的小鎮上，從「美國之音」的廣播中聽到沉悶的槍聲，一夜之間我就完成了我的成年禮。然後，劉曉波入獄。三年後，我如願以償地考入了北京大學，在我們偏遠的縣城，每年一千名高中畢業生中，差不多只有一個人能考入北京大學。
在八〇年代，劉曉波是一位文學的「野心家」。張愛玲曾說過一句名言：「出名要趁早。」青年劉曉波是一名懷著出名的渴望來到京城的外省青年。他野心勃勃，野性難馴，他不把前輩和權威放在眼中，打倒他們並取而代之是其夢想。他首先說出「中國當代文學一無所有」的真相，然後指出中國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奴性，接著像《國王的新衣》中的那個孩子一樣，說出了一個人人心知肚明卻又相顧無言的事實「毛澤東就是混世魔王」。
那是一個文學爆炸的時代，作家是萬人迷，詩人比後來的歌星影星更受追捧，劉曉波果然成了中國最出名的文學博士。那時，他研究的題目是美學，那是八〇年代中國的顯學，而劉曉波本人也具有極高的藝術鑒賞力，他愛看電影，聽古典和搖滾音樂，流連於北京的美術館和畫廊。如果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他一直寫寫文學評論和藝術評論，他會成為中國最優秀的文學教授和一言九鼎的文學評論家。
但是，沒有人能決定自己的命運，即便強悍如劉曉波也不能。「六四」的槍聲終結了劉曉波的文學夢，他的人生更換軌道，駛入驚濤駭浪的出三峽之旅。一九八九年之後，他出入於監獄內外，很多時候他的家也變成臨時的監獄。中國日新月異，物欲橫流，人們以忘卻作為升官發財的前提，而劉曉波將自己定格在那個恐怖的夜晚，跟「新時代」和「大國夢」格格不入。他付出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去安慰那些良心犯的家人，而他們大都是在壓力、迫害和困窘之下的憂鬱症患者。中國人沒有看心理醫生的習慣，於是劉曉波便兼任起心理醫生的職業來，以自己的切身經驗來撫慰和鼓勵他們。他為一樁樁的人權事件拍案而起，儘管由於嚴密的監控，他很多時候無法身臨現場，但筆下的文字卻如泉水般汩汩地流淌。他幾乎是一人敵一國，單槍匹馬地對抗黨國強大的宣傳機器。一個「文學」的劉曉波，轉換成了「政治」的劉曉波。
我在北大念碩士的時候，論文是關於梁啟超的。我的導師夏曉虹教授是研究梁啟超的專家，她寫過一本名為《傳世與覺世》的梁啟超的傳記。梁啟超的一生都在「傳世」與「覺世」之間掙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的使命卻是多重的。是寫曹雪芹的《紅樓夢》或錢鐘書的《管錐篇》那樣的巨著，還是寫如魯迅形容的「匕首」和「投槍」的雜文和時政評論？前者是傳世之作，後者是覺世之作。對於既有天才也有野心的作家來說，這是一個兩難的困境。梁啟超看到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王綱解紐，百廢待興，民智未開，歧路亡羊，他放棄了寫作那種可以「藏之於深山，傳之於後世」的巨著，而寫作那種開啟明智、啟蒙大眾、傳播常識、警戒危機的報刊文章。
劉曉波也是如此，一九八九年之後的二十年，他沒有寫過長篇小說，也沒有寫過結構嚴謹、規制宏大的學術論著，他結集出版的幾本書都是有評論彙編而成。他以寫作傳世之作的才情來寫覺世之作，這是不是大材小用呢？「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曾經問劉曉波，為什麼不寫理論專著，而專寫那種會惹麻煩的文章？劉曉波回答說，十三億人口的中國，開口說話的人太少了。看到身邊的朋友以及那些無辜的百姓，遭到強權的迫害、凌辱、剝奪，我能保持沉默嗎？在這樣一個基本人權和自由不得保障的境遇下，追求文學夢和學術夢過於奢侈了。那時，劉曉波大概也沒有想到，他失去了實現文學夢的機會，卻成為尊崇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其實，這也是我近十年來的選擇。二〇〇一年出版的《香草山》是我最後一本所謂「純文學」的作品，那是一本長篇自傳體的愛情小說，在一個人們普遍不再相信愛情的時代，我重申了愛情的可能與愛情的偉大。但在此之後，我也像劉曉波那樣，集中精力寫作那種「速朽」的政治評論。由此，我的書、文章乃至名字在中國全面被禁，我與劉曉波一樣成了在祖國「隱形的人」。
因為愛，所以痛：劉曉波的愛情以及對世界的大愛
劉曉波的尖銳和堅韌，是因為愛和不忍。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國際筆會第七〇六屆代表大會在日本東京舉行紀念會，特別紀念獄中作家委員會成立五十週年——中國作為監禁作家數量居世界第一的國家，成為會議討論的重點。
開幕式上播放了劉霞的一段視頻講話，那是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消息傳出之前的一個星期，日漸消瘦的劉霞平靜地講述說：
這是劉曉波一九九七年一月給我的信，也是幾百封信中僅存的之一：
親愛的，我們愛的首要和最後的依憑就是一種堅韌的宗教情懷，彼此的信任和絕不放棄未來的希望。或者說，我們生活的首要的和最終的意義來自我們的愛……愛會使我們在充盈的感情的溫暖中過飽滿的心靈生活，愛使我們有勇氣、有信心秉持人類正義，向極權挑戰，保持人的尊嚴、誠實、自由。
你的信，你遙遠的思念，使我努力向著完美的境界靠近，從另一種維度走向終極的存在，我會在充分的內省之中，批判地面對世界和自我，謹慎而又堅定地做出選擇，對生命始終保持善意的基本信任。
我們對這個社會的拒絕，不是出於憤怒和仇恨，而是出於寬容和愛。我們永遠不會是現存秩序的認同者和辯護士，我們以永遠的愛來拒絕。
在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到一九九九年十月八日曉波被勞教三年期間，我給他寫了三百多封信，他給我寫了兩、三百萬字，幾經抄家，他的文字基本消失。
這就是我們的生活。
謝謝大家給我時間，與我一起分擔劉曉波不自由的日子。
我想，聽過這段講話的朋友，一定就能理解劉曉波為何要為人權和自由奮鬥。為了自由，他付出了不自由的代價；為了愛，這個宣稱「我沒有敵人」的人，成了專制政府最大的敵人。
《劉曉波傳》是我寫的第一本傳記。在劉曉波於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八日失去自由之後，為劉曉波寫一本傳記成了我的心願和使命。寫評論我是輕車熟路，寫傳記對我則頗有挑戰。首先，是資料搜集的困難，比如我想採訪劉曉波歷次坐牢期間的獄友和獄卒，以及與他的案件有關的員警、檢察官和法官，但在目前中國的政治情勢下根本不可能，劉曉波的獄中文稿仍被官方封存在檔案館中。其次，是我與傳主之間有著亦師亦友的親密關係，我如何能在傾注情感的同時又保持一定的距離感，不至於將傳主神聖化，而寫出一個有血有肉、有缺點、有侷限、有衝突的「人」來？那就必須全面呈現劉曉波對待愛情和真理的態度。
英國學者保羅．詹森在《所謂的知識分子》一書中指出：「考察知識分子對待真理的態度，他們尋找證據和評價證據的方法。他們對待特定的人，而不是對待人類整體的態度；他們對待朋友、同事，尤其是對待家人的方式。」有些知識分子宣稱他們愛人類，但他們愛的是一個抽象的、群體的概念，卻不愛身邊具體的人，不愛他們的妻子和孩子，這樣的人是虛偽的。劉曉波有過一段不懂得愛、不珍惜愛的放蕩不羈的時期，像五四時代的小說家郁達夫那樣「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終於導致第一次婚姻的破裂，他的前妻陶力攜他們唯一的兒子劉陶遠走美國。他對前妻造成了很大的傷害，致使此後他們基本斷絕了聯繫，甚至當劉曉波第四次入獄和榮獲諾獎之後，陶力和劉陶都不曾對媒體說一句話。
正因為曾經失去，經歷過那刻骨銘心的痛，劉曉波才倍加珍惜與劉霞的愛情和婚姻。他對劉霞體貼入微，每次過馬路的時候都牽著膽小的劉霞走，每當在外面餐廳吃到好吃的菜都會給劉霞打包回去。劉曉波對我說，一個不愛自己的妻子的人，是不能做朋友的。這是他選擇朋友的首要標準。這就是一個真實的劉曉波，他對世界的愛是從對妻子的愛開始的。
出黑暗，入光明：劉曉波與未來中國的民主轉型
多年以來，劉曉波屢敗屢戰地與外在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的黑暗戰鬥，他不僅批判共產黨的獨裁制度，而且否定中國兩千年來儒法互補的專制主義傳統。他熱烈擁抱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同時也對資本主義和商業文化帶來的「單向度的人」不無憂慮。他從時代的脈動中捕捉到「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的資訊，但又對民粹主義和「多數人的暴政」充滿警惕。所以，劉曉波的思想觀念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反共人士」，他看到了許多「反共者」與共產黨之間不自覺的「精神同構性」。所以，我將劉曉波看作是「異議人士中的異議人士」。
與外在的社會結構性的黑暗相比，人內心深處的黑暗更加可怕。思想史家張灝提出「幽暗意識」的觀點，認為正是儒家性善論中「幽暗意識」的缺乏，使得中國未形成強大的民主傳統。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對人性的樂觀看法，導致暴君肆無忌憚地施行暴政。作為傳記的寫作者，我當然不回避劉曉波生命裡真實存在的黑暗。劉曉波本人也從未否認自己內心的黑暗與虛無，除了應對員警以及異議人士陣營中的批評者之外，他更多的是在「天人交戰」。他有過虛榮、傲慢，有過軟弱、退卻，人性中普遍存在的那些黑暗，在他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在第一次入獄的時候，劉曉波在父親的勸說之下寫過悔過書，客觀上配合了當局的宣傳——他說自己沒有看見廣場上死過人。雖然他確實沒有親眼看到死難者，他並不是在說謊，但這句話卻被共產黨當局大肆利用，成為對死者和家屬的第二次傷害。由此他開始了漫長的自我拷問。大屠殺之後，劉曉波活了下來，出了監獄，但把十字架永遠背在背上。別人試著背一下，背不動，就輕輕地放下。可是他偏不，一直背著。
劉曉波不是生而成為聖賢，而是不斷地懺悔與反省、修補與超越，向著聖賢的方向邁進。我也深信，第四次入獄的劉曉波，會做到他自我期許的那樣「愛獄如家」，正如劉曉波的好朋友、政論家胡平所說：「二十年來，曉波通過更堅定的抗爭，更從容地面對苦難，包括一次又一次的坐牢，為自己贏回了尊嚴，從而也使得自己的精神境界進入到更高的層次……聖人，就是不斷努力的罪人。」劉曉波絕非德蕾莎修女、達賴喇嘛那樣的聖徒或聖人，他身上有明顯的缺點，但他正視並不斷修正這些缺點。在過去的十年裡，我親眼目睹了劉曉波如鳳凰涅槃一樣的昇華，他也帶動著我向前走。有一句英國諺語說：「跟我們同行的人，比我們要到達的地方更加重要。」能夠與劉曉波同行，是我一生的幸運。儘管因為與他的友誼，因為寫作《劉曉波傳》，我的生命的軌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差點失去生命，被迫離開中國，但我並不為此感到後悔。
今天，在「大國崛起」的肥皂泡之下，中共的獨裁統治已呈現出嚴重危機。不管中共當局是否承認和接受，中國的民主轉型不可避免。作為一名從天安門屠殺以來持續二十多年為中國的人權事業奮鬥不止的知識分子，作為非暴力抗爭的原則和「我沒有敵人」精神的宣導者，作為唯一一名身處中國本土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必將在這一變革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的民主化，不僅將使得十三億中國人告別共產黨暴政、基本人權受到法治保障，而且還將帶動新一輪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北韓、伊朗、古巴等獨裁國家的變化必將加速。在此意義上，劉曉波對人類歷史的推動，將不亞於南非的曼德拉、捷克的哈維爾（Václav Havel）、韓國的金大中和緬甸的翁山蘇姬等人。他應當像曼德拉、哈維爾、金大中和翁山蘇姬那樣獲得其同胞和全世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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