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時代精神、歷史意識、政治領導（節錄）
吳乃德（人文社群選書策劃／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退休研究員）
華盛頓個人條件平凡，卻能統帥群倫成為革命的象徵、成為兩千年來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領袖。確實令人驚奇。他是如何做到的？他如何讓眾多的傑出人物和新共和國的人民，一致接受為領袖？華盛頓的自我形塑，對後世的政治領袖可以帶來什麼啟發？
美國的開國元勛中，唯有華盛頓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約翰．亞當斯是哈佛畢業生、麥迪遜是普林斯頓、漢彌爾頓是哥倫比亞、傑佛遜則是威廉瑪麗學院。富蘭克林雖然也沒有受過正式教育，卻著作豐富，同時也是成就非凡的發明家。華盛頓甚至沒有去過文化的歐洲，也不懂當時政界、文化界通行的法語。他拒絕了法國政府的訪問邀請，因為國家元首不會說法文實在太難堪。他主持制憲會議的時候，從來沒有發言，當時的日記所載多為飲茶和宴會活動，沒有片語隻字關於憲政議題的個人意見。當他的革命同志熱情地辯論憲政議題，他幾乎毫無想法。
他缺乏如富蘭克林一樣機智活潑又可親的個性、如約翰．亞當斯一樣的內省能力、如傑佛遜一樣的高遠理念和豐富文采，更沒有如漢彌爾頓的經濟知識。可是他卻贏得這些人的真心景仰。華盛頓當選第一任共和國總統，獲得選舉人團全數的同意，沒有反對票、也沒有棄權票。更難得的是，經過四年執政之後的連任選舉，同樣獲得選舉人團的全數同意票。
華盛頓如何在眾多菁英和人民當中，為自己構築如此崇高的地位？他是有一些優點。他小時候抄寫禮儀手冊，對其中的規矩終身奉行。在公眾場合永遠保持體面和尊嚴。對長者和地位較高的人態度恭謹；雖然和人保持距離、難以親近，卻永遠尊重他人，當面不疾言厲色、背後不批評別人。華盛頓過世後，約翰．亞當斯討論華盛頓的領導：「他擁有一項最可貴的才華：沈默。」華盛頓過世後，他的夫人燒掉他戰爭期間所有家書；華盛頓一定將所有的牢騷和不滿，都倒給了妻子。雖然戰功不算輝煌，然而從成軍到戰爭結束贏得勝利，整個獨立戰爭都是由他領導；英國軍隊則更換了數位指揮官。不過，這些優點都不是他被景仰的重要原因。最關鍵的因素是他的「歷史意識」。
華盛頓的「歷史意識」讓他清楚地掌握他所處時代的主要精神，也努力讓自己成為該精神的象徵，從而建立自己的歷史地位。潘恩鼓吹獨立的小冊子《常識》，充分顯示那個時代的精神內涵。該書一出版即大暢銷，幾年之內賣出十二萬本，總共二十五刷。當時北美洲殖民地的白人才約一百七十萬人。這種對自由普遍而強烈的嚮往，華盛頓充分瞭解。他不斷在各種場合、以各種方式讓國人知道，他就是這個精神的象徵。
獨立戰爭即將結束時，人民對軍隊、特別是華盛頓未來的動向充滿疑懼。八年來華盛頓掌控全部軍隊，大陸議會甚至在戰爭後期賦予他獨斷的權力。他會不會成為獨裁者？當時的世界仍然沒有民主國家，他成為獨裁者似乎理所當然。然而，戰爭結束英軍尚未撤出紐約，華盛頓的部下就成立「辛辛那堤協會」，選出華盛頓為第一任會長。辛辛那圖斯是古羅馬時代的名將，每當外患來臨他就出來領導軍隊抗敵。擊退敵人之後，他將權力交還元老院，回家種田。華盛頓的用意非常明顯。
美國和英國在巴黎簽訂和平協議，英國承認美國獨立的第二天，華盛頓立即前往為臨時政府的大陸議會，向議長提出辭呈。辭呈的結尾說，「如今我已經達成被交付的任務，我將從行動的大劇場告退；我向貴尊榮的機構告別，多年來我接受閣下們的命令而行動。現在我交回被授與的權力，從所有的公共職位退隱。」根據部分在場者的回憶，當華盛頓讀完辭職書的時候，許多人激動地掉了眼淚。這是人類歷史的創舉，華盛頓則是這個歷史劇場的編劇、導演和主角。他用震撼人心的這幕劇告訴國人，不用擔心將權力交給他，他不會濫用權力。美國人民後來交給他更大的權力。後來當拿破崙背叛革命稱帝的時候，英國詩人拜倫將他和華盛頓這位「西邊的第一位、最後一位、最好的一位辛辛那圖斯」對比。
事實上，華盛頓在八年的戰爭期間就不斷讓國人認知，他就是時代精神的最佳代表。他花在寫信給大陸議會的時間，恐怕多於打仗。他透過書信，向大陸會議鉅細靡遺地報告軍務、甚至戰爭計畫，也向議會請求更多的預算和補給。透過這個行動，他讓來自殖民地各處的政治菁英知道，他不是一個擅權的軍人。
耶魯一位學者對歐巴馬贏得總統大選的評論，或許更適合描述華盛頓政治生涯的勝利：「在民主社會中若要獲取權力，就必須成為一個集體代表—成為公民最渴望的價值之具體象徵。光是聰明、經驗和能力並不足夠，政治領袖必須讓他的國家民主生活的心境和意義，表現在他身上。」
第八章 偉人：約克鎮，新堡，安納波利斯（節錄）
在巴黎進行的和平談判遲遲沒有結論，領不到薪水的大陸軍在紐約新堡（Newburgh）的營地等待。打了一場漫長的戰爭，卻只能面對報酬短缺的情況，終於把美方的軍官團逼到造反邊緣。士兵雖然叛變過，但軍官總是站在華盛頓這一邊。到了一七八二年底，對平民政府造成威脅的卻是軍官。一名不是出生在美洲的大陸軍上校先前就曾經建議華盛頓推翻大陸會議，自立為王。華盛頓憤怒地駁斥那名愚蠢的軍官。美國人不是為了君主制度而戰。華盛頓絕對會拒絕國王的王冠，正如人民絕對不會為他獻上這麼一頂王冠。
不過，兵變可能比美國國王加冕更有機會發生。許多軍官堅持一定要在軍隊解散之前獲得積欠的薪水以及政府承諾的退伍金。軍隊大可前往費城威脅大陸會議，軍官也可以主張大陸會議違背了引導美國革命的高尚愛國情操及其支持的各項共和理念。美國軍隊當初如果回過頭來反抗自己的政府，這樣的結果也不會令人訝異。落入這種下場的平民革命在歷史上所在多有。事態的發展已非常明確，足以令喬治．華盛頓深感驚恐。他寫道：「這支軍隊的堅忍、剛毅和承受過的漫長而艱鉅的苦難，在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可是，一切事物都不免有結束的時候，恐怕我們已經非常接近那一天了。」
實際的謀畫始於費城。有些大力倡導建立強大中央政府以及償還國債的政治人物與公債持有人，私下與不滿的軍官勾結。兵變的威脅也許能夠促使各州因為恐懼而繳納稅金，並賦予大陸會議更多新的權力。這種策略非常危險，形同玩火。「軍隊手中有劍，」一名政治家寫信向另一名同僚指出：「你對人類歷史非常瞭解，我就不再多言了。」費城有許多人，包括大陸會議內外的人士，都持有政府金融憑證，而且經常都是以面額打極高折扣的價格購得。政府若以全額贖回那些憑證，顯然會對這些投資人有利。不過，大陸會議沒有資金可以做到這一點，也無力讓各州繳稅。軍官與投資人都面臨著大陸會議會破產並拖欠款項的可能。如同歷史學家弗雷克斯納（James Flexner）指出的：「軍隊與最能幹、最富有的生意人同樣遭到詐騙，為他們注入共同行動的充分動力。」這兩個群體可以一起合作，軍官為了自己的欠薪與退伍金，生意人則是為了自己的投資。這些陰謀分子也許是打算利用軍隊改革平民政府，而不是加以推翻。此外，一個非法的軍事政權也不太可能統治得了美國由十三個結盟鬆散的州所構成的巨大領土和形形色色的人口。不過，他們還是有可能引發內戰。他們想做的事可能會使得美國人過於害怕強大的政府，以致無法接受一七八七年憲法所推動的那項大膽的聯邦實驗。
這時候，陰謀人士所面對的一大問題就是華盛頓的意向。如果能夠說服這位總司令加入他們的陣營，他們的立場便會更加堅實。他們知道他向來都服從大陸會議的指示。不過，他也曾強烈支持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公正對待軍隊的要求。曾是華盛頓幕僚、現任大陸會議紐約代表的漢密爾頓上校，自告奮勇前去試探這位將軍的心意。漢密爾頓在一七八三年二月十三日寫信給華盛頓。他強調，不論和平降臨還是繼續打仗，都一定要對軍隊發薪。軍官尤其擔心的是，英國要是宣布談和，大陸會議就不再有公正對待他們的動機。「他們一旦放下武器，就是放棄爭取公正對待的手段。」漢密爾頓敦促華盛頓「引導這道洪流」。他向華盛頓示警：他對軍官的影響力逐漸流失，因為他們認為他不質疑大陸會議的做法是「過於瞻前顧後」。華盛頓回信指出：「我既是公民也是軍人，這種尷尬處境具有難以想像的關鍵意義與微妙性。」但也表示，軍隊「是非常危險的工具」。他堅定拒絕在這項陰謀中扮演主要角色，因為他認為自己手下的軍官「正走在極度危險的懸崖邊緣」，底下是「人民苦難的深淵」，恐將「以鮮血淹沒我們這座新興的帝國」。
大陸軍在新堡又度過另一個嚴酷的冬天。一七八三年三月，一份由某匿名「軍官同袍」所寫的傳單流傳於營地當中。傳單的作者指出，當和平到來，所有軍官絕對不能放下武器，必須先強迫這個不知感恩的國家交出他們以多年的犧牲掙得的報酬。他呼籲軍官團舉行法律不允許的大規模集會。華盛頓的反制措施則是在名為「美德殿」（the Temple of Virtue）的軍官禮堂召集一場正式會議。
華盛頓利用二十分鐘的演說加上一點巧妙的演技，提醒那些心存懷疑乃至敵意的軍官革命的真正意義。大陸軍的奮戰不只是要保護美洲的自由，免於暴政的威脅。他們發動這場革命是為了建造一個共和社會。共和國的生命力在於人民的美德。共和國能夠生存下去的必要條件，就是懷有抱負與才華的公民，必須願意為了更大的國家福祉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大陸軍在過去八年來都做到了這一點。軍官們如果在這場偉大奮鬥的最後階段否決自己的無私，不但是對美德的背叛，也將導致原本可讓他們獲得後人崇敬的光榮名譽蒙上汙點。華盛頓懇求軍官展現出足以和他們在戰場上的英勇相比的政治勇氣。大陸會議一定會給予他們公正的對待，但他們必須耐心再多等待一陣子。
不論這段演說多麼具有說服力，接下來一項深具象徵意義的戲劇性舉動，才真正讓華盛頓成功扭轉了軍官的心意。他開始讀一名大陸會議代表寄來的一封信。不過，情況不太對勁。將軍閣下遲疑了一會兒，無法繼續讀下去，最後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副眼鏡。在場的軍官以前從來沒看過他戴眼鏡。華盛頓戴上眼鏡之後，對眾人說道：「請各位包涵，我服務國家多年，已經年老體衰，現在連眼睛都快瞎了。」他唸完那封信之後，一句話都沒有再說就走出禮堂。這項舉動呈現華盛頓身為凡人的一面，也展現他對革命事業堅定不移的投入，令他的部屬感到心痛不已。許多之前一心反抗的軍官都不禁感動落淚。他們隨即通過決議，宣告他們對平民政府的忠心。喬治．華盛頓再一次挽救了美國革命。
三天後的一七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巴黎方面已達成和平共識的消息傳到了新堡：大不列顛終於承認美利堅合眾國的獨立。談判在一七八二年九月認真展開，距離約克鎮戰役結束已將近一年。到了十一月，即便頑固的英王喬治也準備要放棄了。在一封時間精確標示為「溫莎，一七八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十點二十三分」的信件裡，國王陛下指示內政大臣簽署條約。但他感嘆指出，他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指示，純粹是因為「國會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竟然打算准許北美獨立脫離，以致我無法再捍衛我們王國的正當權利」。條約在十天後簽訂。
唯一剩下的事情，就是主角的退場。而他也為此做了精心安排。他安排了一系列告別演說。華盛頓首先撰寫了一封致各州州長的信函作為告別書。這封〈致各州的通函〉（Circular Letter to the States）有時也稱為〈華盛頓的精神遺產〉（Washington’s Legacy），在信中他提出了幾項主張：合眾國可以成為一個崇高、強大又幸福的國家。美國能夠以自己為榜樣帶領世界進入一個自由的新時代。如同潘恩，喬治．華盛頓也認為美國的實驗可以重塑未來：「我們的命運將會影響千百萬後代子孫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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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合眾國的軍隊」致詞道別之後，華盛頓親自簽署了為數好幾千份的士兵退役證明。他說，這樣每一名士兵才會知道總司令看過他的名字，也知道自己已經盡了一己的義務。他在英軍撤出紐約當天踏進那座城市。紐約州長喬治．柯林頓（George Clinton）與他並肩騎馬進城，華盛頓以此舉表示尊重平民政府的首要地位。在弗朗薩斯客棧（Fraunces Tavern），他淚眼盈眶地擁抱剩下的軍官與將領，向他們道別。不久之後，他前往當時的大陸會議所在地安納波利斯（Annapolis）。一七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華盛頓在那個城市將他於一七七五年六月十五日在費城收下的羊皮紙委任狀，隆重交回給大陸會議主席。自從華盛頓接下那份委任狀以來，大陸會議已歷經八任主席，英軍也換過四位指揮官，但大陸軍只有一個華盛頓。大陸會議代表在室內戴帽迎接他──他們藉此展現接待的對象不是國王。（英國國會成員總是脫帽迎接英國國王。）這位總司令向他們致意的時候，代表們也以快速舉帽致意的方式回禮。在場所有人都知道這場典禮具有至高的象徵意義，因此會場上也瀰漫著激動的情緒。華盛頓的幕僚麥克亨利（James McHenry）回憶道，每一個人都真情流露：「觀禮者全都啜泣不已，大陸會議成員也幾乎沒有人不落淚。」華盛頓發表了一段簡短的告別演說，「懷著滿意的心情，我辭去當初以缺乏自信的態度接下的任命」，並且卸除「一切公共職務」。他語帶顫抖，眼眶含淚，因為渾身發抖而必須用兩手抓著講稿。在敦促大陸會議公正對待他的軍官之時，他一度幾近情緒潰堤。大陸會議主席以一段演說回應，講稿的撰寫者是會議代表傑佛遜，這位政治家非常明白華盛頓的成就所具有的高度。「您秉持智慧與剛毅指揮了這場大戰，在一切的災難與變遷當中堅定不移地尊重平民政府的權利。……捍衛了這個新世界的自由標準，也為壓迫者與受壓迫者上了有用的一課之後，您帶著同胞的祝福退出了這座可施展手腳的巨大舞台，然而您德性的光輝不會隨著您的軍事指揮權而去，而會持續影響至最遙遠的未來。」這位維吉尼亞後輩後來私下對華盛頓說：「也許就因為一個人的節制與美德，使這場革命不致落入和大多數革命一樣的下場，摧毀了原本想要建立的自由。」
回復平民身分的華盛頓騎上馬，一路奔馳不停，在一七八三年耶誕夜抵達維農山莊。放棄權力比贏得戰爭還要光榮。辭職下台之舉讓華盛頓把自己的名聲推上了巔峰，成為共和英雄的代表。這是一個崇高之人生命中最為崇高的時刻。有一則故事說，喬治三世曾問美國畫家韋斯特（Benjamin West）：華盛頓將軍在和平降臨之後可能會怎麼做？他會不會繼續擁有軍隊，會不會成為國家元首？韋斯特回答說：華盛頓可能會回到他的農場。國王深感震驚。國王陛下表示：「他要是那麼做，他就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這個故事可能是捏造的。但是在他退職之後，大多數的美國人以及不少歐洲人確實都認為華盛頓是當代最卓越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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