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有情無思間─—史良側影
史良（一九○○—一九八五）江蘇常州人，女。一九三一年後，任上海律師公會執行委員，上海婦女救國會常委。一九三六年被國民黨所逮捕，為歷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抗日戰爭期間，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民主運動。一九三八年後，任婦女指導委員會委員兼聯絡會主任，第一、二屆參政員。一九四二年，任民盟中央常委、重慶市支部組織部長。解放戰爭期間，為上海民盟執行部負責人之一。一九四九年後，任國家司法部部長，全國婦聯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是第二至四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常委。──摘自《二十世紀中國名人辭典》
這個辭典上的史良，是以職務為材料，年經事緯，敘列出來的人。在民主黨派史料彙編裡或共和國部長傳記裡，對她的介紹要比這個條目詳盡些，約有千餘字。除了對「七君子事件」的敘述以外，還強調解放前的史良做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師，如何敢於同邪惡勢力進行鬥爭，營救受迫害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史良做為首任司法部部長（她和衛生部部長李德全是當時僅有的兩位女部長），如何建立和健全了人民司法機構和工作；做為一個民主黨派（民盟）負責人的史良，如何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即使在「文革」期中，也沒有動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等等。這些內容寫得準確又周正。但活在我心裡、刻在我記憶中的史良，就不僅是條目所寫的這麼一副乾巴巴的樣子。
她是我小時候崇拜的高貴又美麗的女性。史良無論走到哪裡，來到什麼場合，都與眾不同。只要父親說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來。我聽了，頓時就血液沸騰，興奮不已。自己長得不漂亮，常對著鏡子自語：不是說女大十八變嗎？我啥時能變得有點像史良，就好了。我清楚地記得，頭一次在我家客廳見到史良的情形。父親把我推到她的跟前：「喏，我的小女兒，小愚。」又對我說：「這就是我們的史大姐，你該叫史阿姨。」我深鞠一躬，叫道：「死阿姨。」 父親一怔，史良卻笑了。父親糾正道：「不是死，是史。這兩個音是不許弄混的，再重叫。」 滿臉通紅的我，再叫：「死阿姨。」 父親盯著我的嘴，嚷道：「是史！不是死。」 我再叫一遍，仍是「死阿姨」。父親瞪著眼，剛要張口，被史良擋住，笑著說：「死阿姨就死阿姨吧。」 瞧，多好的一個「死」阿姨啊！
史良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夏季。她讓祕書打來電話說，有事要來我家和父親商量。那時，父親官場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間房的大四合院。寬闊的庭院，已是綠葉成蔭，晨風拂來，透著涼意。在家中，沒有父親的容許，子女是不能隨便跑出來叨擾客人的。我便躲在耳房，兩眼直瞪窗外。
那年頭的北京，人稀車少。史良坐小轎車從她的住地東總布胡同到我家的地安門內東吉祥胡同，要不了多久。過一會兒，淡施脂粉的史良，身著白嘩嘰西服套裙，腳穿白色麂皮高跟涼鞋，飄然而至。庭院裡纏繞在竹籬笆上的鳥蘿松，正綻放著朵朵紅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鮮麗的花色，勾起她的興致，俯身摘了幾朵，托在手心，便直奔北屋。接著，從大客廳傳來了一聲史良的吳儂軟語：「伯鈞，你家的鏡子呢？」父親帶路，引她到母親的梳妝檯前。我瞅見史良仔仔細細地把小紅花一個個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後還左右端詳。公事談畢，她帶著胸前的那些「鳥蘿松」匆匆離去。
一個炎熱的下午，史良又來我家做客。這次，她穿的是用香雲紗做的「布拉吉」（即連衣裙）。她走後，母親把史良的這身衣服誇讚得不得了，對我說：「自從新中國的電影、話劇，把香雲紗的褲褂做為國民黨特務的專業服以後，人們拿這世界上最涼快的衣料，簡直就沒有辦法了。你爸爸從香港帶回的幾件香雲紗成衣，也只好在家休息的時候換上，成了業餘裝。看看人家史大姐，居然能做成『布拉吉』穿到司法部去。」此後四十餘載，我沒見過第二個女人像史良這樣地穿著。 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的時髦女性在「懷舊風」的席捲之下，揀起了香雲紗。我跑遍大型商廈，終於也找到一件用它做的西式襯衫。面對三百多元的價格，我毫不猶豫地拿下。其實，這不是在買襯衫，而是為了複製出一種記憶。
一九五六年，母親與她同去印度訪問，史良是中國婦女代表團團長，母親是代表團的成員。印度方面請她們參觀一個比較先進的工廠。飛速旋轉的鑽頭切削下來的鋼絲捲曲如雲，柔細如髮，耀眼又美麗。史良伸出左手去拿剛剛旋出來的一根鋼絲，隨即把手縮了回去。 旁邊的工作人員忙問：「燙著沒有？」史良微笑著搖了搖頭。 可母親注意到那隻伸出的手，始終像拳頭一樣緊握著。回到賓館，史良馬上把母親叫到自己的房間，把拳頭鬆開給她看。
「天啊！痛得很吧？」母親嚷了起來，只見手掌心那被鋼絲燙過的地方腫得老高。 史良點點頭，說：「千萬別聲張出去，我給大家丟臉了。健生（母親姓李名健生），你是學醫的，有什麼辦法嗎？」母親告訴史良，自己帶了進口的安富消腫膏，正好派上用場。 一邊上藥，母親一邊怪道：「那車床裡刨出來的鋼絲，你居然想拿著玩，天真得像個幼稚園的孩子。」史良不好意思地笑了。
一連幾天，母親都偷偷地給她換藥，並問：「洗澡時，需要我幫忙嗎？」史良說：「不用，我自己可以應付。」 母親佩服地說：「史大姐，你真行。手掌腫成那樣，要換成別人早叫喚起來了。」這些中國婦女界的精英們在參觀了醫院、學校、幼稚園，瞻仰了泰姬．瑪哈陵墓，被尼赫魯總理接見後，由接待人員將她們帶到新德里最繁華的地段去逛街，帶到一家最高級的服飾店去購物。史良在華貴精美的眾多印度絲綢中細挑慢揀，抽出一匹薄如蟬翼且用銀絲繡滿草葉花紋的白色衣料，欣賞再三。她把末端之一角搭在肩上，對著鏡子左顧右盼，並招呼母親說：「健生，快來看看，這是多好的衣料哇。」母親湊過去，看了一眼，扭身便走。 走出商店，史良氣呼呼地問：「那塊衣料，你覺得不好看嗎？」
母親說：「你光顧了好看，不想想我們口袋裡有幾枚銅板。團員每人八十盧比，你是團長，也才一百八十盧比。買得起嗎？」 史良說：「買不起，欣賞一下，也好。」 母親說：「老闆、夥計好幾個人圍著你轉，到頭來你老人家只是欣賞一下。這不叫人家看出咱們的窮相嘛。」她不作聲了。
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別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樣。我的這個想法，是由一樁小事引起。一個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幾個負責人羅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薩空了、楚圖南、鄧初民、吳蒓、閔剛侯、許廣平等，在我家開會。但凡家有來客，父親必給每位沏茶。人多的話，還叫洪祕書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貼上一個用白紙剪成的圓形小標籤，那上面有用毛筆工整地寫著的阿拉伯數字：1，2，3，4，5……客人按先後依次而拿。會開久了，茶喝多了，大人們陸續如廁。我和姐姐的書房緊挨衛生間。誰去方便，我都能瞧見，而且這些先生們進進出出，看到我都要打個招呼，聊上幾句。
第一位如廁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羅隆基。因為他有糖尿病。這次的會可能是開得太長了，女士們也開始方便。許廣平先來，由於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家的衛生間，故讓我陪廁。 我告訴她：「您用過的手紙直接丟進馬桶，用水沖掉。」許廣平聽了，極認真地對我說：「這個做法不好，手紙容易堵塞馬桶。要放個紙簍，用過的手紙就丟進去，每晚再把它倒進垃圾箱。」她又用手指著水箱底下的一角說：「紙簍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史良繼之。來了，又走了。她沒有對我家的衛生間及其使用，發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我正在做功課，突然門鈴聲大作。洪祕書跑進客廳，對父親說：「史部長來了，手裡還提著兩大包東西。」聽罷，父母二人你看我，我看你，顯然不解其來由。 史良被請進客廳。她把牛皮紙包的東西，往客廳當中的紫檀嵌螺鈿大理石臺面的圓桌上一放，笑咪咪道：「我今天不請自到，是特意給你們送洗臉毛巾來的。
一包是一打，一打是十二條。這是兩包，共二十四條。我昨天去衛生間，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該換了。」她轉身對母親說：「健生，一條毛巾頂多只能用兩週，不能用到發硬。」母親的臉頓時紅了，父親也很不好意思。 我跑到衛生間，生平第一次用「不能發硬」的標準，去審視家族全體成員的洗臉毛巾。天啊！父親、母親、姐姐和我的四條毛巾，活像四條發黃的乾魚掛在那裡。尤其是我用的那條，尾梢已然抽絲並綹兒了。此後，我家的毛巾不再使到變硬發黃，但始終也沒能達到史良指示的標準：一條用兩週。那年月提倡的是艱苦樸素、勤儉節約。我問父親：「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過得有點奢侈？」父親說：「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國留學，住在一個柏林老太婆的家裡。她是個猶太人，生活非常節儉。但她每天給我收拾房間的時候，都要換床單。雪白的床單怎麼又要換？——我問老太太。她講，除了乞丐和瘋子，德國的家庭都如此。」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與父親的私人關係，是相當不錯的。一隻小罐燜雞，也讓我看到了這一點。一次，父親患重感冒，癒後人很虛弱。史良得知後，很快叫人送來一隻沉甸甸的宜興小罐，母親揭開蓋子，一股雞湯的濃香直撲鼻底。她還帶話給母親：「不管伯鈞生不生病，他今後吃雞都要像這樣單做。」父親用小細瓷杓舀著喝，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說：「史大姐因高血壓住進北京醫院的時候，小陸都要送這種小罐雞湯。」 對父親吃小罐雞，我特別眼饞。
一日，又見飯桌上擺著那隻史良送的宜興小罐，不禁嘆道：「什麼時候我能得上感冒，才好呢。」 母親問：「為什麼？」 我說：「那樣，我不就也能喝上小罐雞湯了。」 父親大笑，並告訴了史良。史良來我家，每次都是一個人，她的丈夫在哪兒呢？在我對史良產生了近乎崇拜的好感之後，便對她的一切都有了興趣和好奇。我問父親：「史阿姨的丈夫是誰？我怎麼從來沒見過？」 父親說：「她的丈夫叫陸殿東，外交部的一個專員，這個差事是周恩來安排的。他的年齡比史大姐小上十歲左右，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陸。當時在上海，史大姐已經是個名律師的時候，小陸還在法巡捕房當巡捕，是一名文員。」 母親小聲地矯正：「到了四六年，人家小陸也在上海掛牌當律師了。」「那是跟她結婚以後的事。」父親接著說：「他們的結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裡明白。有時我想史大姐一覺醒來，恐怕會發現自己的眼淚濕透了枕衾。」從語氣裡，看得出父親對她的憐惜與嘆惋。
後來，我才從母親那裡知道，史良的婚姻與孫夫人有關。儘管史良因為承辦案件早就認識小陸，但正式做為異性朋友，卻是孫夫人介紹的。小陸年輕英俊，英語流利，法語也不錯。在他們確立戀愛關係後，史良出資讓小陸到法國和美國留學，攻讀國際法。過了一段時間，史良卻從美國朋友那裡得知，小陸和一個漂亮姑娘關係親密，甚至不想回國。史良向孫夫人哭訴小陸的薄情，並中斷了對他的資助。孫夫人聽了十分生氣，把陸殿東召回。選了個良辰吉日，由沈鈞儒主婚，他們很快結為夫婦。成為史良丈夫的小陸，從此無比忠誠。在史良成為部長後，他一門心思都撲在妻子的身上。人前人後，常常是「史部長」、「史部長」地叫著。
我認識小陸是在全家去青島避暑的途中。在火車的軟臥車廂裡，他對妻子照料之周，體貼之細，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讓所有的女人暗羨史良能有這樣的夫君陪伴，實在是福。小陸出出進進，端茶，倒水，提拖鞋，送零食，都不在話下。午飯後，史良說要小憩片刻。小陸聽了，立刻打開行李箱，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鑲有法式花邊的白色織物；繼而取出一個紙口袋，口袋裡裝的是一把小釘錘，兩粒小鐵釘，一節軟鐵絲。我們面面相覷，不知要搞什麼名堂。接著，他請來列車長，比比劃劃，低語幾句後，只見小陸攜工具爬到上鋪，把左右兩壁各打進一小釘，然後把那卷織物抖落開——原來是兩尺見寬的幃簾。幃簾上端綴著一個個小銅環，小陸將它們套入鐵絲，再把鐵絲的兩端繫於兩邊的鐵釘。這樣，一副床幃在幾分鐘之內便做成了。它質地輕薄，尺寸合適，既把上鋪遮得嚴嚴實實，又開闔自如。史良在簾內換上睡衣，戴好睡帽後，小陸從行李箱拿出一個木質衣架，把史良換下的衣服撫平撐好，掛於下鋪的衣帽鉤。
車在行駛，車內寂靜。幃簾將夏日的陽光擋在了外邊，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陸端著自己的水杯，站在通道的窗前，欣賞著窗外的風景。我只要從他身邊經過，叫聲「陸叔叔」，他都要點點頭，圓圓的臉上泛起淺淺的笑…… 後來母親告訴我，儘管小陸對史大姐的生活照顧得無微不至，比保母還保母。但人們都認為史大姐應該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機會。「什麼機會？」我追問著。 母親說：「就是和你的羅伯伯唄。抗戰時在重慶，他倆的關係已基本被大家默認。史大姐對這件事是認真的，表現得從容大度。可誰也沒料到會冒出個浦熙修來，老羅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獻殷勤。史大姐察覺後，立即結束了這段浪漫史。」不想地位那麼高、每逢「三．八」婦女節便要向全中國婦女大談或大寫女性解放問題的人，在內心深處同樣掩埋著一個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傷痛。
一九五六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開什麼會議，參加會議的既有中共的高官，也有民主黨派的領導。會議規定：與會者可攜帶一名家屬，那時母親在北京市衛生局當副局長，幹得十分起勁。她說自己沒有時間休假，叫我去陪父親。會議似乎開得輕鬆、順利，父親的臉上總掛著笑容。趁著開會的空隙，他和交通部的人並邀請了蘇聯專家去視察秦皇島港（註：父親時任國家交通部部長）。大概父親覺得到海上一遊的機會難得，便請史良同行。
那天的風浪特別大，我們乘坐的船，是艘類乎快艇的玩意兒，顛簸得厲害。好多男人都受不了。他們一個個在大海的魔力下，像顯了原形一樣：或東倒西歪，或愁眉苦臉，或鉤腰駝背。我乾脆就趴下放平，如一隻壁虎，緊貼於地。這時，發現整條船上唯有史良正襟危坐，並保持著正常的表情和原有的風度，連她腳上的高跟鞋也是那麼地昂然挺立。洋專家非常佩服這位端莊高貴的中國婦女，特別是當父親介紹她是中國司法部部長的時候，他們都情不自禁地驚呼起來，讚嘆不已，並爭先恐後地要求和史部長合影。
翻譯把這些俄羅斯男人的要求轉達給史良的時候，她搖頭說：「不行。」且向父親及翻譯解釋道：「我今天來這裡，如果是外事活動的話，我一定同他們合影。但在這樣的私人活動中，當有我的先生在場。遺憾的是，他今天沒有來。沒有他或者有他在場卻不被邀請的話，我一個人是不和誰照相的。」
吃過簡單的午餐，看看蘇聯專家恭敬禮貌地與史良握手告別的情景，我心生感動。古書上說：「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古人指的是聖人之德行，我雖未遇一個偉大的聖賢人物，但我面前的這個女人，確讓我感受到有容、有執和有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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