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詩講錄
本書所講的，主要是漢魏六朝的詩歌。不過在正式講詩之前，我先要把中國詩歌中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作一個簡單的介紹，內容包括以下三個部分：詩歌的感發、詩歌中形象與情意的關係、詩體的演變。現在先講第一部分—詩歌的感發。
我們要瞭解詩，就需要涉及中國古代詩歌理論中一些比較重要的著作，首先就是《毛詩‧大序》。中國古代有一部書叫作《詩經》，它收集了從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的詩歌作品共三百零五篇，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後來，有齊、魯、韓、毛四家為它作注，四家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毛氏的注本，也就是《毛詩》。《毛詩》中每一首詩的開頭都有一個序，其中第一首詩《關雎》的序較長，起著總論的作用，所以叫作《大序》。《毛詩‧大序》說：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這一段話很重要，不但闡明了什麼是「詩」，而且還進一步解釋了詩與歌、與舞的關係。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就是說，你的情意在你心中活動，這種活動如果透過語言表達出來，那就形成了詩。可是，你的情意又是怎樣活動起來的呢？是什麼東西使它活動起來的？這我們就要看中國古代的另一本書《禮記》了。
《禮記》中有一篇叫作《樂記》。《樂記》中說：「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它說是外物使人內心的情意活動起來的。那麼我們就又要問了：這「物」又是指的什麼？它為什麼能使人內心的情意活動起來？我現在還要引中國詩歌批評史上的另一篇重要文章—鍾嶸的《詩品序》。鍾嶸是南北朝齊梁時期的作家，他有一部著作叫作《詩品》，其中的序文就是《詩品序》。鍾嶸在《詩品序》中說：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
他以為，能夠使外物活動起來，從而引起你內心感動的，那是「氣」。古人以為，宇宙之間有陰陽二氣，是它們的運行才產生了天地萬物和四時晨昏。比方說，夏天陽氣最旺盛，但到了夏至日，陽氣盛到極點就開始衰落，陰氣逐漸增生，慢慢地就天氣寒冷草木凋零。等到陰氣發展到極點就是冬至，從冬至日這一天起陽氣又開始增生，於是天氣又慢慢地變暖。由於四季冷暖不同，所以大自然中的各種景象和草木鳥獸的形態也各不相同，而人的內心也就隨著外物的這些變化而受到感動。
受到什麼樣的感動呢？舉個例子來說吧，晉代詩人陸機在他的《文賦》中曾說：「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為什麼秋天會引起人悲傷，春天會引起人歡喜？因為，春天草木的萌發使人聯想到生命的美好，秋天草木的凋零使人聯想到生命的衰老和終結。這就是外物對人心的一種觸動。而當你的內心被感動得無法平靜時，你就要想辦法把這一份感動表達出來，這就是「搖蕩性情」了；至於「形諸舞詠」，我們也可以舉個例子來看，據說晉朝大將軍王敦每當喝完了酒就吟誦魏武帝的詩，一邊吟一邊用如意敲打珊瑚唾壺，天長日久，竟把唾壺敲出了很多缺口。由此看來，《詩‧大序》中的那句「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說得真是一點兒也不錯的。
既然外物能夠引起作詩的感動，那麼我們就要對它進行一番討論了。一般來說，外物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自然界的「物象」；一類是人事界的「事象」。現在我們先來討論自然界的「物象」。
其實，前文中提到的「悲落葉」的「勁秋」和「喜柔條」的「芳春」，就都屬於自然界的物象。此外，鍾嶸《詩品序》裡也舉了一些物象，我們來看看他所舉的都是些什麼：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
鍾嶸說，春夏秋冬四季的景物，比如春天的風和鳥，秋天的月和蟬，夏天的雲和雨，冬天的冰雪嚴寒，都能夠感動詩人，從而使他們寫出美好的詩。下面，我就將結合一些具體的詩例來說明詩人是如何因這些物象而引起感動的。
南唐詞人李後主在他的《虞美人》小詞裡說：「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又在另一首《望江南》小詞裡說：「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游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這兩首詞裡都提到了春風和明月，所引起的卻是一種悲傷痛苦的感情。因為李後主破國亡家，成了俘虜，被從故國金陵帶到北宋的都城汴京拘禁起來。以往每年春風吹來時，他都是以帝王的身分在御花園裡看花賞月；而現在春風吹來時，他已經失去了家國，連性命都掌握在人家手裡。春風明月雖然常在，但舊時那種看花賞月的自由生活永遠也不會再有了。這是一種由「對比」而產生的感動。另外，我還可以舉一種由「共鳴」而產生的感動，那就是屈原《離騷》的「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
人之遲暮」。他說，太陽和月亮每天都在匆匆運行，不會為任何人而停留，春天與秋天往來交替，草木又漸漸凋零了，而當你看到草木凋零的時候，就會聯想到自身也將像這些草木一樣衰老、死亡。
那麼，只有今昔盛衰的對比，和人生無常的感慨這種大題目才能引起詩人的感動嗎？不是的，寫詩也不一定非得有如此深沉強烈的感動，對於一個敏感的詩人來說，有時外界只須有一點兒小小的物象的變動，就能夠引起他詩意的感受。日本詩人松尾芭蕉寫過一首俳句：「青蛙跳入古池中，撲通一聲。」這裡邊哪裡有今昔盛衰？哪裡有人生無常？他只是寫了大自然之中某種景物突然間產生了一個小小的變化，這種變化使你的心也跟著動了一動。
「心動」是什麼意思？據說，有一次禪宗六祖慧能聽到兩個小和尚在爭論一個問題：風吹幡動，到底是幡動還是風動？慧能對他們說：「也不是幡動，也不是風動，是你們兩人自己的心動。」佛家主張自心清淨，當然是反對心動的；而詩人則相反，只有永遠保持一顆活潑善感的心靈，才能夠寫出好詩來。唐代詩人孟浩然說：「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春曉》︶詩人還沒有起床到外邊去看，他只憑昨晚聽到的風雨聲和今早聽到的鳥啼聲，就敏感地聯想到繁茂的春花現在一定紛紛零落了。宋代詩人楊萬里說：「雨來細細復疏疏，縱不能多不肯無。似妒詩人山入眼，千峰故隔一簾珠。」︵《春雨》︶為什麼春天的細雨既不肯索性下大一點兒，又老是不肯停？他說那是它在嫉妒我窗外有如此美麗的山色，所以故意下得像珠簾似的擋住我的視線。你看，這就是詩人。他們對大家看慣了的萬物總是保持著一種關懷和敏感，所以經常能夠發現生活中新鮮的情趣。
阮籍詠懷詩講錄
阮籍是中國文學史上繼建安文學之後正始文學時代的詩人。當時，正處於魏晉之交的時代，社會上有一群文士，他們崇尚老莊的道家思想，厭惡、不拘泥於世俗的俗儒的禮法。他們唾棄名教，以為經學是如此之破碎與支離，他們的生活是這樣的任放、曠達、縱酒，安於放逸、恣睢。從外表來看，這一群文士都是放浪、恣縱、不守禮法的人物，可是，從他們內心深處來看，我們就會發現，他們的生活之所以如此的放浪、恣縱，是有一份內在的悲哀和痛苦的因素存在的。中國自東漢後半期以來，歷經了「黨錮之禍」、「黃巾之亂」，其後，又經過「董卓之亂」，形成了「三國」的分裂局面。曹魏之篡漢、司馬氏之篡魏，這種種的戰亂、篡奪，使得社會是如此的不安定、不可信賴，時代是這樣的黑暗、沒有希望。所以，當時許多文士在對現實失望之後，同時，又在現實的種種迫害之中無可逃避，不得已才過著這種放浪、恣睢的生活。像阮籍、劉伶，他們耽溺於飲酒，希望用飲酒來忘懷煩惱，以飲酒來遠離災禍。當時，在這一群文士之中，最出名的是「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是指懷縣（今屬河南省）的山濤、向秀，尉氏（屬陳留郡，今屬河南省）的阮籍、阮咸，銍縣（今屬安徽省）的嵇康，沛國（今安徽宿縣西北）的劉伶，還有臨沂（今屬山東省）的王戎。在「竹林七賢」之中，山濤和王戎雖然很崇奉老莊的道家學說，但也非常縈心於名位利祿，所以，他們二人的生平在「竹林七賢」之中是比較富貴、顯達的，而不以文學著稱，也沒有留下很多很好的作品。向秀、劉伶、阮咸雖然留下一些作品，但不算很多，只有向秀的《思舊賦》、劉伶的《酒德頌》等較為著稱。那麼，在「竹林七賢」之中，真正倜儻不群，富有個性，而且在文學上又有較大成就的自然就是嵇康和阮籍了。這兩個人的作品風格並不完全相同。阮籍作品的風格是寓意遙深，志氣曠逸。前人評他們二人的詩，常說：「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文心雕龍‧明詩》）意思是說，嵇康的詩清新、峻切，阮籍的詩意旨遙遠、深微，難以測知。
關於阮籍的詩寄託之深遠，是歷來批評詩的人所公認的，所以，百世以下難以測其意旨之所在。而且，我們從他的詩中可以看到，他的志氣真是如此之狂放，如此之縱逸。所以說，阮籍的詩尤其富於蘊藉、沉摯的意趣。在「竹林七賢」之中，在「正始時代」的作家之中，阮籍的文學成就可稱為第一人。
陶淵明飲酒及擬古詩講錄
這本《陶淵明飲酒詩集擬古講錄》，原是在二十世紀八○年代初，我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所教的學生中，有一位從香港來的名叫蔡寶珠的女同學。她既喜愛詩詞，同時也篤信佛教。每逢學校放了寒暑假，她就到加州萬佛城的法界大學去靜修，有時她也攜帶一些我講課的錄音帶去聆聽。她學佛的師父就是開創萬佛城的宣化上人。
宣化上人在北美曾創建有多處佛寺，溫哥華也有他所創建的一所金佛寺。一九八四年夏天，有一次宣化上人到金佛寺來講道，我就隨蔡寶珠同學一起去聽講，誰知上人登上講壇後，卻一定要邀台下的我上去講話，我推辭說我對佛法並無深知，不敢妄言。上人說不一定講佛法，隨便你講什麼都可以。在堅辭不獲下，我只好登上了講壇。我心中自忖在佛寺中該講些什麼才好呢？由於金佛寺坐落在溫哥華的中國城地區，寺中的清修者竟能對外在喧鬧雜亂的環境充耳不聞，於是我就想到了陶淵明的「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兩句詩。這兩句詩出於陶公《飲酒二十首》中的第五首詩。於是我當時就把這一首詩做了簡單的敷衍講述。豈料由此一講，遂被宣化上人邀定每週兩次要到金佛寺去講陶詩。於是我就只好重新開始把陶公的《飲酒二十首》從頭講起。講到第十八首時，因為我要回中國去講學的日期已經到了，於是就把課程停止了沒有再講下去。及至九年以後，那位蔡寶珠同學已經正式在萬佛城受戒，她又堅邀我去加州萬佛城把餘下的兩首《飲酒》詩也講完了。而從開始到結尾，他們在溫哥華與萬佛城兩地都做了錄音。現在這一冊《陶淵明〈飲酒〉詩講錄》就是由此一因緣而獲致的結果。在《迦陵詩詞稿》中曾編錄有我在萬佛城講陶詩時所寫的四首絕句，記述了我在佛寺中講《飲酒》詩的這一段超然於形跡之外的殊勝因緣。其中有一首詩是這樣寫的：
陶潛詩借酒為名，絕世無親慨六經，
卻聽梵音思禮樂，人天悲願入蒼冥。
宣化上人之所以肯邀我在佛寺中講授以「飲酒」為題的陶詩，那當然就正因為陶公此一組詩雖以「飲酒」為名，而其所寫者實在乃是對東晉衰亂之世禮崩樂壞六經不親的一份深慨。如果從悲天憫人之想要挽救頹風的一點心意來看，則當日寫詩的陶公，和此日邀我去講授陶詩的宣化上人，以及肯到佛寺中去講陶詩的我自己，也許我們可以說是都共同懷有一種人天之悲願吧。我的粗淺的講述，當然未必能傳達出陶公的深遠幽微的意蘊，但我卻確實曾經誠摯地為此獻上了我的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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