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368年建立的大明王朝，到1628年，已經走過了整整二百六十個年頭，距離它滅亡的1644年，只有最後的十七年了。這就是崇禎元年到崇禎十七年。
崇禎，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明思宗朱由檢的年號，延續了十六年零三個多月，終於走到了它的盡頭。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子夜，即十九日的淩晨即將來臨之前，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軍進入北京外城、內城，逼近皇城。千鈞一髮之際，走投無路的朱由檢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即景山）自縊身亡。他的死，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老祖宗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的明朝，在這一年（1644）宣告壽終正寢。
李自成雖然推翻了大明王朝，但是他的大順政權在紫禁城的日子，不過區區四十天而已。由於招降明朝總兵吳三桂不成，他親自率領主力前往山海關征討，遭到滿洲鐵騎的突然襲擊，潰不成軍，倉皇退回北京。李自成進入紫禁城以後，遲遲沒有舉行登極儀式，到了大勢已去之時，四月二十九日，匆匆忙忙在武英殿舉行登極儀式，當了一天皇帝，第二天開始撤離北京。
五月三日，清朝的攝政王多爾袞一行，在騎兵的護衛下，乘著鑾輿，浩浩蕩蕩進入朝陽門，直奔紫禁城。於是開始了清朝皇帝君臨全國的時代，這一年就是清朝的順治元年。
處在由明朝到清朝的改朝換代轉折時期，崇禎十七年便有了特殊的意義。對於明朝的遺老遺少而言，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因而他們對於同樣亡國的李後主所寫的絕妙好詞《虞美人》中的亡國之痛——「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充滿了淒婉的共鳴，便不難理解了。清初，孔尚任的名著《桃花扇》上演時，離開明朝滅亡已經半個世紀了，據說，觀眾中那些依然留戀舊時代的人們被劇情感動得涕淚滿襟，唏噓不已，依然充滿感傷。
大明王朝的最後十七年，實在是一個悲劇時代。按照王朝的週期性規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延續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算不上短命。整個明朝，猶如一個大寫的英文字母M，永樂、宣德時期出現了第一個高峰，它的標誌就是震驚世界的鄭和下西洋，被西方學者讚譽為「發現世界」的壯舉。此後逐漸走下坡路，到了萬曆第一個十年，由於內閣首輔張居正的改革，出現了萬曆中興，使得萬曆時期成為明朝歷史上最為富庶強盛的時期，締造了明朝的第二個高峰。但是好景不長，皇帝為了消除張居正「威權震主」的影響，徹底否定了張居正的政績，甚至以為他是「專權亂政」、「謀國不忠」。於是乎，萬曆後期政壇高層忙於朋黨之爭，忙於「窩裡鬥」，國事急轉直下。到了天啟時期，皇帝昏庸，朝廷大權落入大太監魏忠賢之手，形成「閹黨」專政的局面，正直的官僚不是被革職，就是被殺戮，政局腐敗透頂。
朱由檢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繼任皇位的。他嚴懲魏忠賢及其黨羽，清查「閹黨逆案」，為遭受「閹黨」迫害的官僚平反昭雪，撥亂反正，希望再次營建一個中興局面。然而時勢已經大變，東北的清朝羽翼日漸豐滿，明朝與清朝的戰爭屢屢敗績，滿洲鐵騎多次越過長城要塞，威脅北京及其周圍地區。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造反大軍，已成燎原之勢，馳騁中原。這兩股勢力，都想取明朝而代之。大廈將傾，狂瀾既倒，崇禎皇帝和他的大臣們，企圖挽狂瀾於既倒，然而心有餘而力不足，上演了一幕亡國的悲劇。在這一幕悲劇中，每個人都在演出悲劇，皇帝以悲劇謝幕，大臣們也莫不以悲劇收場。
大明王朝無可奈何地走向滅亡，而且亡在一個頗想有所作為的皇帝手上，不僅明朝的遺老遺少，甚至清朝的順治皇帝，都扼腕歎息。其悲劇性就在於，並非亡國之君的朱由檢演繹了一幕亡國的悲劇。平心而論，朱由檢在明朝諸帝中，絕對不是一個昏君，說他出類拔萃，也毫不為過。他上臺以後，力圖挽狂瀾於既倒，由於問題積累太多，內部早已蛀空，頹勢難以挽回。無可奈何花落去，巍峨的王朝大廈，轟然倒下。朱由檢本人以自縊的方式殉國。
這樣的情節，怎不令人黯然神傷！
它以悲劇的形式，向人們展示一個王朝走向滅亡的過程。我把這幕悲劇的細節盡可能真實地還原出來，目的是給予讀者歷史固有的深邃啟示，並非只發思古之幽情。就好像我們觀看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那樣，不必站在哈姆雷特的立場上，而是以超脫的眼光來遠距離觀察歷史。
十九世紀獨步歐洲史壇的德國歷史學家蘭克，一大貢獻是把歷史學變成一門科學。他的名言——歷史的敘述應該是客觀的、冷靜的、無色彩的——是一個難以企及的境界。我想儘量向它靠攏，是歷史學家義不容辭的責任。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接近歷史真相，而與形形色色的「戲說」劃清界限。
歷史題材電視劇的「戲說」之風由來已久，人們一批評，編導們就藉口「我們不是編歷史教科書」來回敬。人們當然喜歡看有趣的戲，而不是乏味的教科書演繹。但是總不能老是讓大家看「關公戰秦瓊」啊！如果聽之任之，那麼長此以往，就會在觀眾中形成一種「話語霸權」，把戲說信以為真。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到了那個時候，可就麻煩了。
當然，歷史學家也應該檢討，為什麼歷史著作老是寫得枯燥乏味，令人望而生畏？波詭雲譎、風雷激蕩的歷史本來是有聲有色的、生動活潑的，歷史學家完全有可能把歷史寫得有聲有色、生動活潑。司馬遷的《史記》就是一個典範，他無須「戲說」，照樣引人入勝，十分「好看」。近來很暢銷的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作的中譯本《王氏之死》、《曹寅與康熙》、《皇帝與秀才》等，既有學術性，又有可讀性，也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例證。他用「講故事」的方式，向讀者介紹他的研究成果，把史料融會貫通，以生動的文筆表達出來，眼光敏銳，視角深邃而又獨特，卻又十分「好看」。
由此可見，追求「好看」，不一定非「戲說」不可，也就是說，「好看」不必以犧牲歷史真實為代價。歷史作品的生命就在於真實，沒有了真實，再「好看」也是沒有意義的。
這也可以說是我寫本書所遵循的原則。書中所寫的都是真實可信的，也就是所謂信史，都有歷史文獻的依據，都有案可查。但是作為大眾讀物，不必引經據典，一一注明出處。這樣就可以減少許多閱讀障礙，在生動的情節、流暢的文字中，感受閱讀的樂趣。如果在輕鬆的閱讀之後，各位可以從一個王朝走向滅亡的悲劇中，獲得這樣那樣的啟示，那是歷史本身的魅力。我只不過是把這種魅力傳達給各位而已。
一、崇禎元年：一個驚心動魄的精彩開局
1.朱由檢受命於危難之際 從朱常洛到朱由校
朱由檢，明朝的末代皇帝，即明思宗，因為他的年號是崇禎，所以也被稱為崇禎皇帝，出生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當時他的祖父朱翊鈞（明神宗）在位，他是皇太子朱常洛的第五個兒子。
萬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二日，朱翊鈞去世，八月初一日，朱常洛繼位（明光宗）。朱翊鈞由於寵信鄭貴妃，很想傳位給鄭貴妃的兒子朱常洵，遭到朝臣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對，才不得不傳位於太子朱常洛。
在宮廷內部權力鬥爭陰影下成長起來的朱常洛，長期受到壓抑而謹小慎微。登上皇位，對於他既是機遇又是挑戰。
他的父皇朱翊鈞，晚年為疾病所困擾，很少臨朝聽政，中央政府幾乎處於癱瘓境地。
他接手父皇留下的爛攤子，力圖整頓紊亂的朝政，擺脫困境，日理萬機，事必躬親。然而，他自幼羸弱多病，成年後又沉迷於酒色，一旦超負荷運轉，身體難以承受。父皇的遺孀鄭貴妃，頗有政治野心，希望自己的兒子朱常洵能夠取而代之，不懷好意地送來一批美女，供他享用。每天退朝後的夜宴，宮女奏樂，翩翩起舞。就寢時，龍床上常常是兩名美女輪流「禦幸」。本來單薄的身體，哪裡禁得起如此折騰，朱常洛終於病倒了。
鄭貴妃指使原來在她身邊侍候的親信太監、現任司禮監秉筆太監兼掌禦藥房太監崔文升，讓朱常洛服用通利藥——大黃，致使病情加劇，一晝夜腹瀉三四十次，進入虛脫狀態。以後，又在鄭貴妃的授意下，讓朱常洛服用稱為仙丹的紅色丸藥。九月初一日五更，朱常洛一命嗚呼。這位明光宗，在位僅僅一個月，成為明朝最為短命的皇帝。
鄭貴妃原本指望乘朱常洛之死，再次為自己的兒子朱常洵謀求帝位。然而，依然沒有成功。朱常洛把帝位傳給了長子朱由校。九月初六，朱由校倉促繼位，這就是明熹宗（天啟皇帝）。
朱由校即位時虛度十六歲，父親雖然是皇太子，卻連遭厄運，作為皇長孫的他，當然沒有可能接受良好的「豫教」——執政前的系統訓練，學識才幹比父親大為遜色，說他不學無術，似乎也毫不為過。明清史專家孟森說，朱由校是一個「至愚至昧之童蒙」——愚蠢之極蒙昧之極的兒童。傳記文學專家朱東潤說得更加徹底：朱由校是朱常洛的「文盲兒子」，「一字不識，不知國事」。
如此看來，難道朱由校是一個白癡？
其實倒也未必。他是一個心靈手巧的頗有創造能力的人，最大的愛好就是做木匠、泥水匠。當時的野史，如李遜之《三朝野記》，這樣描寫心目中的皇帝：除了喜歡騎馬看戲之外，最大的愛好就是蓋房屋，親自操作斧頭、鋸子，加工木材，技藝之精湛，能工巧匠都望塵莫及。他使用的一些器具，都自己製作；而且性情急躁，早晨開工，晚上一定要完工。當時的宮內太監劉若愚耳聞目睹這一切，在回憶錄《酌中志》中說得更為具體：朱由校製作了一種以水為動力的大型玩具，構思與造型都精美無比：「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創機，啟閉灌輸，或湧瀉如噴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機於下，借水力沖擁圓木球如核桃大者，於水湧之，大小盤旋宛轉，隨高隨下，久而不墮。視為戲笑，皆出人意表。」
你看，此人的創造發明，思路多麼機智，手藝多麼精巧，完全可以和任何一位能工巧匠相媲美。但是，他作為皇帝是極不稱職的，忽略了皇帝的首要職責——統馭群臣、治理國家。這是典型的「玩物喪志」。每當他埋頭製造器物時，斧砍刀削，衣冠不正，任何人不得窺視，只有一二親信太監可以例外，那就是司禮監掌印太監王體乾、司禮監秉筆太監兼掌東廠太監魏忠賢。他們二人深知皇上的癖性，專門在皇上專心致志幹手藝活時，從旁報告緊急公文，請求指示。朱由校一面繼續幹他的手藝活，一面不耐煩地說：我已經知道了，你們用心去辦吧！他就是這樣心甘情願聽任大權旁落。王體乾雖然地位在魏忠賢之上，卻聽命於魏忠賢，昏庸的皇帝為魏忠賢專擅朝政大開方便之門。
魏忠賢與奉聖夫人客氏
魏忠賢，北直隸河間府肅寧縣（今屬河北省）人。據佚名《魏閹全傳》說，他生於隆慶二年（1568），那一年是戊辰年，所以小名叫做「辰生」，長大以後，大名叫做「進忠」。此人沒有上過學，是個文盲，卻口齒伶俐，性情狡詐，隨機應變，與地痞流氓混得很熟，精通黑道手腕。
朱長祚《玉鏡新譚》如此寫道：「肅寧人魏忠賢，初名進忠，市井一無賴耳。形質豐偉，言辭佞利，目不識丁，性多狡詐。然有膽氣，日務樗蒲（賭博）為計，家無擔石而一擲百萬。若起歌曲弦索、彈棋蹴鞠，事事勝人，裡中少年競相與狎。迷戀青樓翠袖之間，落魄無行，依人醉醒，不問妻子饔餐韋布（吃飯穿衣），遊手好閒以窮日月。」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到，魏進忠長得一表人才，高大偉岸，能說會道，膽識過人，聰明能幹，唱歌奏樂、下棋踢球，樣樣勝人一籌。
這和他的家庭背景很有關係。他的父親魏雲卿是一個戲曲演員，母親侯一娘是一個雜耍藝人。
但是他畢竟是一個好吃懶做的小混混，沉迷於賭博、嫖娼，因為遊手好閒、吃喝嫖賭而傾家蕩產。走投無路之際，買通宮中太監，自己閹割後，改名為李進忠（因繼父姓李），混入宮中，當上「小太監」。
這裡所說的「小太監」，並不是指年齡小（當時他已經二三十歲了），而是指地位低下，做些打雜的事。為了向上爬，他結識了司禮監太監王安名下的魏朝。魏朝是朱常洛、朱由校父子的近侍太監，以後升任乾清宮管事太監。經過魏朝推薦，他被破格提拔為朱由校生母王才人的典膳太監；王才人死後，他又成為朱由校庶母李選侍的近侍太監。由於這樣的關係，使他有機會接近年幼的朱由校，成為朱由校可以依賴的心腹。朱由校當上皇帝以後，為了嘉獎魏忠賢多年來的忠心耿耿，破格提升他為司禮監秉筆太監兼掌東廠太監，登上了太監權力的頂峰。他的官銜有一長串，皇帝的正式公文中是這樣寫的：「總督東廠官旗辦事、提督禮儀房、兼管惜薪司內府治用庫印務、司禮監秉筆太監。」聲勢顯赫以後，他恢復自己的原姓，皇帝親自給他改名為「忠賢」，於是李進忠一變而為魏忠賢。
明朝太監機構龐大，可以與外朝的中央政府相比擬，有十二監、四司、八局。其中以司禮監權力最大，它的職責是代替皇帝處理公文，必須有相當文化學識的人才能擔當。而魏忠賢是一個目不識丁的文盲，擔任司禮監秉筆太監實在是破例之舉。之所以能夠破例，朱由校的乳母（奶媽）客氏起了很大的作用。《明史‧魏忠賢傳》說：「（魏）忠賢不識字，例不當入司禮（監），以客氏故，得之。」很顯然，是客氏在皇帝面前極力推薦，魏忠賢這個目不識丁的文盲，才得以升任司禮監秉筆太監的。
那麼，魏忠賢是如何與客氏搭上關係的呢？他是由魏朝介紹，認識了司禮監太監王安，進而巴結上客氏的。
客氏，名巴巴，一名印月，原本是保定府興縣人侯巴兒（又名侯二）之妻，十八歲時生下了兒子侯國興不久，就被選入宮中充當朱由校的乳母。這是一個不簡單的女人，為人妖豔，宮中常有她的穢聞傳出。最大的穢聞，就是在朱由校大婚以前，就已勾引皇上對她「淫寵」。由乳母一手帶大的朱由校，在大婚之前，居然和乳母亂倫，不能不說是宮內最大的穢聞。因為這種特殊關係，朱由校即位不過十天，就把客氏封為奉聖夫人，出入形影不離。到了朱由校完婚，冊立張氏為皇后、王氏為良妃、段氏為純妃，忙於和後妃交往，引起客氏不悅，朱由校不得不用重賞撫慰，待遇相當於皇帝的母親（號稱「熹宗八母」之一），提升她的兒子為錦衣衛指揮。
魏忠賢對此當然瞭若指掌。為了控制內宮，他千方百計巴結客氏。客氏也想利用魏忠賢鞏固自己的地位。兩人一拍即合，沆瀣一氣，關係非同一般。當時的名士夏允彝在《倖存錄》中說，客氏與魏忠賢「私為夫婦」，利用皇帝不理政務之便，把持宮內大權。夏允彝所說魏、客二人「私為夫婦」，並沒有絲毫誇張，當時宮內太監與宮女私下相好，結為夫婦，稱為「對食」，已經蔚然成風。不過魏忠賢的「對食」者並非一般宮女，而是「熹宗八母」之一的奉聖夫人客氏。
所謂「對食」，是宮中特殊環境中形成的非典型夫妻關係。客氏是一個淫蕩婦女，原先與太監魏朝結為「對食」，後來喜新厭舊，與儀表不凡的魏忠賢結為「對食」。這在《明史‧魏忠賢傳》中有明確記載：「長孫（朱由校）乳媼曰客氏，素私侍（魏）朝，所謂‘對食’者也。及（魏）忠賢入，又通焉，客氏遂薄（魏）朝，而愛（魏）忠賢，兩人深相結。」
從此，魏、客二人配合默契，輪流休假，不使大全旁落。朱由校就在這兩個人的包圍之下，成為傀儡。正如計六奇《明季北略》所說，熹宗內有客氏保護起居，早晚形影不離；外有魏忠賢曲意逢迎，巧會旨趣；魏忠賢與客氏，表裡為奸，完全操縱宮內事權。《明史‧魏忠賢傳》說：「客氏陰而狠，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忍、陰毒、好諛。帝深信任此兩人，兩人勢益張。」
為了爬上權力的頂峰，掃除障礙，二人先後對恩人魏朝、王安下毒手，把他們殺死。
利用皇帝的信任，這兩個心狠手辣的宵小之徒，成為炙手可熱的權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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