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嘉義大林 女工對沖繩的回望
「我總共了去南大東島五次，都是過年前去，快端午節的時候才回來。出國前要先去嘉義打針，當地人也怕我們帶傳染病進去。我們坐大臺遊覽車到基隆港，再坐船到沖繩，出發時我在基隆港等大女兒和女婿，哭得很傷心，人家說因為我哭得太傷心了，才吐得那麼厲害，一上船就有人發塑膠桶和臉盆，看著人家吐，我都不敢吃飯了。入境沖繩時，海關盤問了我快一小時，從出生地、兄弟姊妹、頭家是誰什麼都問，人家教我回答說：十年前來玩過，現在來幫忙砍蔗，會講點日語……我們沒有在船上過夜，直接就上岸了。」
海松，民國二十年生，不識字。她的個性開朗外向，經常穿著原色鮮豔的服裝，也常參與社區的各類活動。她選擇做自己高興且健康的事，剛開始學跳舞做健康操時，招來保守村民的閒言閒語，但也不太理會。她每每看到我，都很熱情的招呼問候，我幫她拍照時，她會有意識地擺出女性優雅的姿態。（田野日誌﹕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四日）
為了凸顯一九六○至七○年代沖繩諸島臺灣女工的多元身影，我不僅從南大東島島民的角度凝視臺灣女工，同時，也要從臺灣女工自身的立場出發，她們到底如何詮釋自己的跨國生命經驗、又如何回望這些島民呢？本章先簡述蔗園或農莊女工的相關論述，再說明女工對於旅地、旅程的看法之所以貧乏的原因，並以和善的頭家和不解的島民兩點來闡明女工對沖繩的回望。
我搜尋了蔗園或農莊女工的相關論述，做為思考及行文的指引，以掌握臺灣女工對於沖繩回望的意義，整理出幾個視角：從女工的處境著眼、從女工的反抗出發、強調女工積極的主體性建構，分述如下。
十六世紀中葉之後，西班牙、英國、荷蘭、法國等歐洲殖民勢力持續擴張，殖民者在其熱帶和亞熱帶殖民地廣建農園，種植甘蔗、茶葉、橡膠、煙草、棕櫚等作物；四百多年來，農園內的管理營運、主從、雇用，包括從奴隸制到奉公契約制（indentureship）、人際互動等，也因應時空變遷多有更迭。農園制度與空間中存在了跨國遷徙的女性移工，如牙買加的黑人女性奴工、千里達和斐濟的印度女工，這些低教育、低技術、被圈限在有限空間的女工，毫無選擇地被擺放在殖民與後殖民的歷史情境下，難以脫離殖民主義、種族主義、資本主義與父權制的夾殺。（原 and Reddock一九九八）
女工如何面對這些制度的綑綁呢？史蒂芬妮‧坎佩（Stephanie M. H. Camp二○○三）描繪美國南北戰争（Civil War，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期間女性黑奴在農場的日常反抗，像無故缺席、偷竊、非法組織、破壞規矩、吐露心聲、逃跑等行為，作者希望跳脫二元對立的概念，諸如個人與政治、物質與象徵、組織性與日常性的反抗、適應與反抗等，去解讀女性黑奴反抗行動的可能意涵。還有，黛博拉‧懷特（Deborah Gray White一九九九）試圖打破從白人信仰（Caucasian belief）衍生出來對蔗園女性黑奴的諸多刻板印象，像無恥查某（jezebel）、雜種（sambo）、白人小孩的奶媽（mammy）等，藉由女性黑奴的自我述說、南方白人的日記傳記等資料，還原農園中女性黑奴真實的日常生活、工作、家庭角色及女性網絡的運作，其目的是強調女性黑奴身處邊緣、邊境的世界之陰暗，但也不忘她們展現主體性的可能。
以更積極觀點凝視蔗園女工的是宮本なつき（二○○七），處理一九二○年代夏威夷歐胡島（Oahu Island）甘蔗園的日本女性移民參與當地罷工的過程。該文指出，女性移民的相關研究雖然承認她們是一名勞動者、是薪資所得的擁有者，但大多只關注到女性在家庭中的傳統角色與貢獻，女性移民發揮的社會功能、參與勞工運動、工運中女性移民的位置等議題，並未受到太多的注意。女性移民不僅只為了家族犧牲奉獻，也非一味地服從權威，她們如何走出家庭，與外在世界做更有意義的連接，是作者突顯的嶄新面向。
上述先行研究強調雇主—僱傭的權力落差，凸顯來自蔗園或農莊女工的反抗、乃至積極的主體性建構，這些角度捕捉到歷史中蔗園莊園女工處境的片斷。要問的是，反抗或主體性建構是否也曾發生在南大東島的臺灣女工身上？似乎沒有。當我問大林女工對於旅地、旅程的看法時，其回答是含蓄甚至略顯貧乏，和南大東島島民對臺灣女工的凝視（勤奮的砍蔗工、休閒時的異鄉客、節儉達人與消費者、生人和家人）相比，明顯平淡很多。為什麼？究其原因：女工本身的背景條件使然，和女工在南大東島的實際生活有關。
先來看看女工本身的背景條件。我於二○○六至二○一一年、二○一五至二○一八年兩個階段，在大林訪談了二十一位返回女工。許多人彼此是老鄰居或具備血緣關係的親友，出國當時約三、四十多歲，正值壯年，赴沖時均為已婚。重返一九六○至七○年代保守封閉的臺灣社會，一位目不識丁的貧困農村已婚女性，要想長距離的向外移動，甚至漂洋過海出國，談何容易。她們來沖的主要目的，就是能在短期內賺到較多的錢，所有女工都是為了脫貧、改善夫家的經濟狀況而向外移出。且她們均為已婚，心繫臺灣的夫家及其子女；不識字也不諳日語，和當地工人或一般島民的互動，以比手畫腳、雞同鴨講居多，和頭家蔗農的溝通也很勉強，仍得透過翻譯或筆談。家住臺中的許哲夫，就曾擔任大東糖業株式會社的連絡員及移工的口譯員。因此，女工強調在島上最快樂、最興奮的事就是領薪水，對於其它與此無關的人、事、地、景、物，似乎沒有太多餘心餘力關注，也或許根本沒有興趣。其次，這和女工在南大東島上停留期間過短、生活作息封閉等實際生活密不可分。她們在當地的時間並不長，通常是從年尾到隔年的四、五月這段時期，配合甘蔗採收與製糖的季節而停留，頂多五、六個月，少則二、三個月。且她們的生活作息封閉，一天的作息是在蔗園、宿舍兩地間來回穿梭，生活的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和同樣身為女工的臺灣人綁在一起，朝夕相處。（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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