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學院的衝突
「高等學院階級（可說是科學議會右派份子）會捍衛政府的法規；然而就像任何真理一樣，在自由結構中也必須存在對立者（左派），那就是哲學學院，因為若無哲學的嚴厲審查與反對，政府就無法充分瞭解哪些可能對它有用或有害。」
——康德，《學院的衝突》（Le conflit des facultés）
大學教授被視為「有能力資格」，在社會空間中的位置主要取決於擁有的文化資本（一種被支配類別的資本），可說是位於權力場域的被支配樞紐，就此而言，他們與工商界老闆截然不同。但是作為文化資本制度化形式的持有者（這種形式確保了他們的官僚體系生涯和固定收入），大學教授與作家、藝術家是相對立的：前者在文化生產場域中擁有世俗性支配地位，因此根據各學院的不同程度，他們與該場域中制度化最少、最異端的部分是有所區別的，尤其是被稱為「自由業」或free lance的作家與藝術家（他們與附屬於大學的那些人是相對立的）。
有鑑於界定這兩個被考慮到的人口劃界（尤其是部分重疊）所帶來的問題，我們很難加以比較，但是我們可以比較《現代》（Les Temps modernes）或《批判》（Critique）等「知性」期刊的定期合作者，確定類似高級公務人員的大學教授通常比作家和知識份子更常呈現出不同的社會融合與威望的指數：大學教授的單身比率低、子女平均數高、擁有的獎章和預備軍官頭銜比例高等等；作家和知識份子的單身或離婚率相對較高、子女平均數較低。隨著各學院（自然科學、文學、法律、醫學）的社會等級提升，情況更是如此。
在這些收斂指標（indication convergente）中，我們可以加入阿蘭．吉哈德（Alain Girard）關於社會成就的調查資料。這項調查顯示，26.2％的作家將其成功歸因於特殊恩賜（才能、智能、使命），但是有此一想法的教授只佔19.1％。教授比較常提及的是原生家庭（11.8％比7.5％）、老師（9.1％比4.4％）、妻子（1.7％比0.3％）的角色。「他們很樂意向他們的老師致敬。而且是向不同學業階段的所有老師表示敬意，或是特別尊崇其中一位，這位老師成為他們的伯樂，或是喚醒他們的天命，爾或後來指導或協助他們進行研究。閱讀他們的回覆時，會感受到他們對老師有一種感激之情，有時幾乎是一種崇拜或虔誠。本著相同的精神，他們也比其他人更常承認家庭的影響。從小，家庭就教導他們尊重智能與品德，從而更有助於他們實現職業生涯。他們覺得自己遵從的是一種使命，而且他們比其他人更常提到家庭的和諧與妻子的支持」（A. Girard, La réussite sociale en France, ses caractères, ses lois, ses effets, Paris, PUF, 1961, pp. 158-159）。
事實上，除了社會整合和參與支配階級的指數，我們還應該考慮大學場域與經濟或政治權力場域、爾或與知識份子場域之間，依不同社會和時刻而有所變化的距離。因此，大學場域的自主權在整個十九世紀不斷發展：如同克里斯多夫．夏爾勒（Christophe Charle）指出的，高等教育的教師不再是十九世紀上半葉由政治當局直接任命並參與政治的顯貴，他成為經過挑選的專業教師，藉由無法與政治生涯兼容的專業活動來和顯貴界切割，並以特有的學術理想作為動力；他同時試著與知識份子場域保持距離，法國文學教授即為一例，尤其是朗松（Lanson），他利用專業化及具體的方法學，試圖打破世俗的批判傳統。
儘管如此，我們仍須避免只為了在整個教師人口和其他任何特定支配階級之間確認一個位置而過度比較。高等教育機構場域（亦即所有的學院和精英學校）的結構在特有的學校教育邏輯中，重現了它參與之權力場域的結構（也可以說是支配階級各派別之間的對立）；不同學院的教師亦然，他們會根據與不同支配階級派別的相同原則，分散在經濟政治權力和文化威望這兩點之間：事實上，當我們從自然科學學院移向文學院、從文學院移向法學院和醫學院，支配階級佔優勢派別最具特色的屬性，就會越來越常出現；而擁有出色學業的具體優異表現卻與學院的社會等級成反比，例如在高中綜合競賽（concours général）中得名。事實上，這一切似乎都指出，對政治或經濟權力場域的依賴會有相同的變化，而對知識份子場域固有規範的依賴尤其被強加在文學院及人文科學學院的教師，但方式會因他們在此空間中的位置而有所不同。自德雷福事件（affaire Dreyfus）後，知識份子場域固有的規範更加致力於脫離世俗權力，並採取全新、亦即同時是外部且批判的政治立場。
以下統計分析取自隨機抽樣（n=405），依學院的不同，一九六八年《國家教育年鑑》（Annuai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登錄的巴黎各學院（藥學院除外）正式教授比例介於45％至50％之間。我們於一九六七年開始收集資料，並與自然科學教授及文科教授進行深入訪談，儘管這項調查後來中斷，但是一九七一年時已大致完成，不過我們想要描述的是大學場域在一九六八年前夕的狀態，以便與文學院和人文科學學院的權力調查（當時已在進行此項調查，其結果將於下文介紹）進行比較，而且我們相信在此危急時刻，一方面仍存有此身份團體最古老的傳統，另一方面則出現即將轉變的跡象（尤其是學生人口與教師身份團體型態轉變的效應），它包含了不同教授類型對一九六八年五月危機的原則與反應，以及危機過後進行改革導致制度轉變的限制。
為了實現這種學院教授的團體共同特色調查（prosopographie），我們針對每一樣本教授，蒐集所有來自書面的資料、為其他目的而進行的不同調查資訊，這些調查通常帶有行政目的，而且是與我們合作（附件中有關於彙整數據和資料來源的重要描述）或是由我們專門完成，用以補充或查驗從其他資料來源取得的資訊，例如與樣本教授的深入訪談、電話調查。針對所有關於抒發看法的問題，我們僅採用書面來源，原因有數個。首先，就像我們可在訪談中觀察到的，絕大部分的受訪教授拒絕在政治方面被歸類，並以不同的論點拒絕或駁斥所有確認其政治或工會立場的企圖。其次，在知識界「名流」的延伸爭議中（數位受訪教授主動提及這一點），無論是佔據的權力位置（這是一九六八年明顯引起爭議的對象），還是對改革與其影響所採取的立場，幾乎都沒有受到調查關係的影響，也不被當作是一種質疑。簡言之，為了盡可能完全避免扭曲、遮掩、失真，同時避免懷疑或指控社會學家與其「目錄卡」通常會在知識份子與文藝界中引起的宗派編目和警察式專橫的審查，我們決定只採用公開或預定出版的資訊（例如我們為建立研究員或作家年鑑而進行不同調查時，故意特地提供的情報）。由於我們想要公佈能呈現專有名詞的圖表（就像我們為其他領域做的一樣），所以更需要此一程序。因此，我們蒐集了所有的相關指標：
1） 成功取得位置的主要社會決定性因素，亦即慣習養成與學業成績優秀的決定性因素、繼承的經濟資本，更重要的是承襲的社會文化資本：包括社會出身，例如父親的職業、登錄在《法國名人冊》（Bottin mondain）中，還有地理起源、家庭原本的宗教信仰；
2） 學校教育決定性因素通常會重複前人的教育狀態（教育資本）：就讀的中等教育機構（公立高中或私立中學、巴黎或外省的學校等等）、學業成績優秀（高中綜合競賽）；（在巴黎、外省、外國）就讀的高等教育機構及取得的文憑；
3） 學術權力資本：隸屬法蘭西學會、大學諮詢委員會，身為院長或教學研究單位的主任、機構領導人等等（身為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入學考、高等教師資格會考等等大型競試的評審委員僅出現在文學院的調查裡，這並不適用於所有的學院，因為相關位置是無法比較的）；
4） 科學權力資本：領導研究機構或科學期刊、在研究教學機構中授課、參與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決策單位或委員會、參加科學研究高等審議會（Conseil supérieur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5） 科學威望資本：法蘭西學會成員、科學榮譽、作品翻譯成外國語言、參加國際研討會（在《引文索引》中被提及的次數會依學院而有很大的波動，因此無法使用，科學期刊或叢書編輯小組的成員資格亦然）；
6） 知識份子的名聲資本：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 française）成員、出現在《拉魯斯辭典》（Larousse）裡、上電視，或是與日報、週刊、知性期刊合作，發行文庫本，加入知性期刊的編輯小組；
7） 政治或經濟權力資本：收入在《名人錄》（Who’s Who）裡、身為內閣成員、參與國家計畫委員會、在名校授課、擁有多種勳章；
8） 廣義的「政治」傾向：參與康城研討會（Colloque de Caen）及亞眠研討會（Colloque d’Amiens）、簽署各式請願書。
隔閡及參與
大學場域的結構重現了權力場域，其自身的選擇和反覆灌輸有助於該結構的再生產。事實上，作為各種位置（同時也是其佔據者秉性）的差異空間，它在其運作中並藉由此運作，於個體或集體意識及意志的介入之外，完成了構成權力場域不同位置之空間的再生產。如同對應分析圖表清楚呈現的，區分學院與學科的差異性可透過教授屬性來掌握，其結構與整個權力場域的結構同源：有鑑於所有的經濟、文化與社會差異，世俗上被支配的自然科學學院及支配程度較輕的文學院，與社會方面屬於支配者的法學院和醫學院（這方面實際上難以區分）相對立，我們於此辨識出在權力場域中，使被支配派別和支配派別相對立的主要部份。
即使只閱讀與經濟文化資本多少有直接關係的不同指數分組統計資料，我們也能看出此一主要對立。當我們依父親職業區分的社會出身來分類不同學院的教授（出身支配階級的教授分別佔58％、60％、77％、85.5％），可觀察到相同的分級（自然科學學院、文學院、法學院、醫學院）；仔細研究其他社會地位指標，也會發現相同的分級，例如是否就讀私立學校－－除了法學院和醫學院的比例顛倒（9.5％、12.5％、30％、23％）。我們注意到，不同學院教授的出身派別份額（依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而分級）也有相同的變化秩序：文學院教授為教授之子的比例最高（23.3％），醫學院教授為教授之子的比例最低（10％）－－醫學院教授（除了專門從事基礎研究的非醫療從業人員）經常是自由業者、公私立部門管理階層的後代，尤其法學院教授更是如此。
事實上，一項更詳細的分析顯示，被分類在同一職業類型中的個體，會依學院而顯出不同的屬性。因此，除了法學院和醫學院中極少數的教授，其他出身平民階級的文學院或自然科學學院教授都有自己的晉升之道，那就是培育小學老師的初等師範學院（ENI）；相反地，法學院或醫學院的教授幾乎都曾就讀私立初等教育機構。同樣的對立也可在出身教師家庭的教授身上見到（文學院與自然科學學院比法學院多）。因此，在可用資訊有限（以及相關人口數量總是十分有限）的狀況下，針對出身相同、但實作與再現方面會依學院或學科而變化的個體，我們不能確認是否應該將這些差異歸因於次要的出身差異，或是整個歷程中的差別效應（例如被考慮之職業生涯的不可能性程度），爾或無疑最常見的，就是這兩個效應的相互影響。
不同學院成員當前持有的經濟或社會資本指數，會依相同的結構分佈，無論是居住在高級區（即巴黎第16、17、8、7區、納伊地區，分別是6.4％、13.4％、36.9％、58.6％），或是登錄於《法國名人冊》（1.6％、1.7％、12.6％、37.1％），爾或擁有三名子女以上的家庭（46.3％、48.4％、53.2％、57.6％），這些無疑都與經濟資本及（至少是潛在的）社會資本有關，不過此一結構顯然也表明了與其他因素有關的秉性，例如宗教，尤其是積極參與天主教此一秉性會依相同的結構而分佈（7.8％、19.2％、21.8％、41.6％）。這幾項指數非常貧乏且非常間接，無法讓我們正確理解自然科學學院與文學院教授、法學院與醫學院教授這兩個人口之間經濟上的差異（再者，針對醫學院教授，我們還必須將來自私人執業的外快納入教授與醫療服務單位負責人職位的收入）。無論如何，僅從待遇來看的話，我們無疑可觀察到學院之間有很大的差距，因為職業生涯進展的差異會導致在整個在職生活（vie active）中取得的待遇總額有非常大的差別：就此而言，文學院的條件似乎是最差的，因為獲得講師和助理教授職位（一九七八年的平均年齡分別是三十一歲與三十七歲、自然科學學院的平均年齡為二十五歲與三十二歲、法學院為二十八歲及三十四歲）、副教授與教授職位（文學院為四十三歲與五十歲、法學院為三十四歲及四十三歲、自然科學學院為三十五歲與四十四歲）的年紀特別遲。因此A級職位（副教授或教授）的平均期限特別短，以一九七八年為例，文學院是二十五年、醫學院二十九年（獲得副教授職位為三十九歲、教授職位為四十九歲）、自然科學學院三十三年、法學院三十四年。
我們觀察到，所有的政治和經濟權力指數都會依相同邏輯而變化，例如參與公立機構，包括內閣、憲法審議會、社會經濟審議會、法國國務院（Conseil d’État）、財務總督察局（Inspection des finances），或是參與國家計畫委員會，但是在高中綜合競賽裡獲獎（中等教育學業成績優秀的指數）的比例、研究中的投資和科學殊榮的不同指標則成反比，這就能發現大學場域是依以下兩個相對立的分級化原則而建構：根據繼承的資本、當前擁有的經濟和政治資本的社會分級，對立於特定分級、確切而言就是根據科學權威或知識份子名聲的文化分級。此一對立屬於大學場域的結構本身，兩個相互競爭的正當化原則在此發生對抗：第一個原則確切是世俗與政治的，它在大學場域邏輯中表明了該場域對權力場域中現行原則的依賴，且第一個原則會隨著我們在確切的世俗分級中的提升，從自然科學學院至法學院或醫學院，越來越變得完全必要；另一個原則建立在科學暨知性秩序的自主性之上，會隨著從法學院或醫學院至自然科學學院，越來越清楚地變得必要。
這些對立能在經濟權力場域和文化權力場域之間的權力場域內部觀察到，以此重新出現在一個生產導向場域之中，而且文化的再生產或許解釋了為何我們在此一場域內觀察到的兩極對立會如此絕對，而且涉及每個存在面向，並成為兩種在其經濟和文化基礎中、但也在其倫理、宗教、政治秩序中被深度分化的生活風格之特徵。儘管調查目標本身很自然會首先關注特別與大學及大學生活有關的屬性，但是我們在這些取得的資訊中，發現了最深層、最普遍之秉性的間接指數，它們是作為整個生活風格的根源。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邊是單身或離婚，另一邊則是家庭規模，這些都是造成場域中主要對立的重要因素，這不僅是傳統所謂的社會融合指數，同時也是融入社會秩序的指數，簡言之，這可用來衡量所謂的「秩序品味」（goût de l’ordre）。(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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