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形而上學、心靈與道德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導論（節錄）
　　本書對宋明時期（11世紀至17世紀之間）的中國理學的八個中心人物給予了詳盡的哲學性分析。它是作者的前一本著作，《中國哲學導論：從古代哲學到中國佛學》的續篇。前部書研析先秦的五大哲學流派和中國佛學四個主要學派。本書延續了該書對中國哲學的分析性導論，而聚焦於宋明理學。
　　這本書將宋明理學的主要議題和關注之點與分析哲學的議題進行比較。這個方法學有助於將理學帶入當代哲學的語境，並能展示理學以獨特術語表達的議題如何與當代哲學中的議題相關聯。本書採取分析方法論的目標之一是要展示出儘管中國哲學家們使用不同的術語、敘事策略和分析模式，他們所關注的問題往往與西方哲學的關注類似，例如：實在的真相是什麼？道德價值的基礎何在？人性本質上是善的還是惡的？人類與整個宇宙的關係為何？我們關於物質世界和道德實在的知識基礎是什麼？本書通過對相關文本的分析闡釋，揭示這些議題的普遍性，從而幫助西方學者來理解宋明理學。本書將使得那些不熟悉中國哲學術語或其思想史的西方讀者獲得一種對理學的哲學性理解。同時，本書參考英文的理學研究以及具有代表性的有關理學的中文著作，並且用清晰易懂的語言來展示從事理學研究的西方哲學家和當代中國學者之間共同關心的問題以及共同的追求，以促進他們之間更積極的哲學交流。
何為理學？
　　「理學」通常指的古典儒學的復興，它形成於11至18世紀的中國，在中國歷史上跨越了四個朝代：宋、元、明、清。理學是儒學的一種新形態，出現於道家及其隨後的佛家在中國思想界占據主導地位之後。與西方哲學中「現代哲學（Modern Philosophy）」在西方哲學史的成就相近，理學也復興了傳統哲學，拓展了傳統的中國哲學論述，增加了儒學的新維度，並使儒學達到了新的高峰。儒學由於受到道家和佛家思想的挑戰與影響所出現的轉型，是中國哲學史上最重要的發展。理學家不僅使得《易經》等經典著作中的形而上思考重新煥發活力，並且在其論述中吸收了道家和佛家的不同概念及觀點。此外，為了要回應道家有關知識可能性的懷疑性態度，理學家也將《大學》等經典著作中所主張的知識理論提升到了一個更為精緻的水準。
　　Frank Perkins對理學做了一個恰當的概述：理學「可以廣泛地界定為一種試圖將受佛家和道家影響的思辨性、系統性形而上學融合到以倫理和社會為導向的儒家體系之中的努力」（Perkins 2004, 20-21）。理學家根本上關注的是人在其周遭世界的道德重建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他們看來，人類不僅賦予自然界以意義，而且擁有與自然現象共同的道德屬性。理學家以其形而上學觀點來為他們的道德理論奠定了基礎。本書的主旨在於解析宋明理學的三大主題：形而上學、心靈與道德是如何地環環相扣，並解釋這些主題如何展現出來一個連貫性的深度關懷，也就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在宋明理學家豐富多樣的論述中，他們探討了先天道德感的可能性以及道德知識的各種方法論。同時，理學家對道德的可能性與道德的基礎提供了耐人尋味的論述。在理學家看來，道德的根基要麼在於人性的普遍善，要麼在於個體對人心的道德反思和培養。「性即理」與「心即理」兩派看法之間的辯論是理學的主要論題之一。整體而言，在理學思想延承中我們所看到了的是一種鍥而不捨的努力，不僅要重新定義實在論的世界觀來肯定世界獨立於人類的觀念系統建構，同時要重申人文主義的世界觀，要把人類置於意義和價值系統的中心。當然，不管理學家是對實在論的還是對人文主義的擁抱，這些都是對道家和佛家思想的直接回應。這種融合的世界觀刻畫出理學精神的輪廓。
　　宋明理學家普遍想要建立一種道德化的自然論（moralistic naturalism），這種看法肯定我們所在的自然世界中展示了諸多值得人類效法的良善屬性。他們發展出了一種特殊的道德形而上學。按照一位當代研究理學的學者黃勇的說法，「理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將古代儒家所宣導的道德價值發展為作為一種本體論表述的道德形而上學」（黃2014，195）。將宋明理學和先秦儒學區分開來的正是這種道德形而上學。對理學家而言，世界存在著一種更高的秩序，他們稱之為「天理」，而這一更高秩序的內容同時作為人類的客觀道德法則。同時，理學家也接受中國哲學傳統以《易經》為基礎的世界觀，認為作為基本元素的氣是宇宙的物質／物理基礎。理學形而上學的核心觀點以氣為萬物的基本構成成分，並且認為氣的運行有其內在的秩序（理）。
　　對於人類道德的心理基礎，理學家絕大多數都屬於孟子學派的陣營。孟子的道德內在論主張人類的道德基礎存在於道德主體的內在心理構造。對孟子而言，人類之所以不同於其他動物，正是因為人類天生就具有道德情懷。只有人類是道德的動物。由於孟子以這一點界定「人」這一概念，因此在孟子的使用中，「人」這概念不指涉一個自然物種，而是一種道德範疇。按照孟子的說法，在人類之中存在著四種普遍的道德情操：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以及是非之心。由於人類生來就被賦予了這些道德情操，因此道德是人類本性的自然擴充。惡則是不培養自己的「善端」的結果。對孟子而言，道德並非純粹是社會制約的結果，也不是來自於社會契約或基於經過計算共同利益而達成的理性共識。與此相反，人類的道德之所以可能，正是因為人類是道德動物。
　　宋明理學家主張道德主體的內在根源在於人的道德意識、道德判斷、道德直覺，或是道德情操。但是他們共同接受道德行為是發自個體內心的自主行為這一看法。他們不同意荀子把道德當作是「偽」的產物。在荀子看來，我們需要使用禮儀的規範來抑制人性中的不良品質。道德是人為建構和社會制度的成果，而惡則是缺乏社會約束而順從人類與生俱來的本性的結果。雖然荀子確實肯定人類是有理性的，並且可以借助於心的道德認知來學習善，但對他而言，良知並不存在。從道德外在論者的觀點出發，道德產生於以人與人之和平共處為目標的社會制約。外在的社會環境是個人有，或是沒有，道德意識的主因。根據這一觀點，人類的道德意識和道德感都是教育和學習的產物。因此，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文化教育可能產生互不相容的道德觀，甚至會創造出多重的道德標準。換言之，文化相對主義是道德外在論的自然延伸。相對之下，宋明理學的一個特徵就是理學家確認世界上存在一個客觀、普遍的道德標準，他們稱之為「天理」。對理學家而言，道德實在的存在是自然界不容置疑的事實，而且道德真理的普遍性是根源於人類共有的道德意識。
　　理學家將他們的道德理論建立在他們的道德形而上學觀點之上，根據這個觀點，自然世界中具有客觀的道德實在性。這種世界觀起源於《易經》：在《易經》中，天與地的四德（元亨利貞）同時也是每一宇宙階段的四種德性（virtue3），而《易經》的64個卦象所展現的即象徵這些宇宙萬象。我們可以把這種對自然界的觀點重新解作某種目的論—這個世界是由「生生之理」所統治，並且這一世界觀所設定的首要目的性就是生命的創造和延續。從現代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說自然界確實是在生生之理下運行的—直到今天仍在持續的進化以及形態多樣的有機體的存在這類事實即證明了這一點。自然科學的主題在於研究哪些自然現象能夠維持生命，以及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破壞生命的自然災害。另一方面，從人本主義的視角來看待自然世界，我們也可以說很多自然現象，例如來自天空的陽光和雨露，以及來自大地的肥沃土壤，都有利於生命的延續。誠然，如颶風這些自然現象確實會毀滅生命；然而，在毀滅之後，季節會更替，生命會延續。先儒通過對自然世界的觀察，從生命的延續中得到了極大的慰藉，這一自然事實奠定他們堅信自然界的主導性原理就是「生生不息」的基礎。基於這一信念，他們把自然界本身看作是一個「善的」宇宙。以這個對自然界的觀察為起點，先儒得出的結論就是人類有一個終極的道德使命：為實現天地生生之理做出貢獻。
　　宋明理學的道德理論最適合理解為屬於美德倫理學（virtue ethics）的範疇。美德倫理學是強調道德主體的德性及其道德品格的倫理學理論進路。作為一種規範倫理學，美德倫理學界定人們應該培養哪種德性或人們應該發展哪種道德品格。它是一種以道德主體為中心的走向，而不同於那些以道德行為為中心的進路，如義務論——根據一個行為是否遵守了某些特定的道德義務來判斷該行為的道德價值，或是後果論——通過考慮道德行為可能帶來的後果來決定行為是否可取。美德倫理學較少關注如何為道德行為定義規則；反之，它更強調如何界定道德人格。一個有德的行為是由有德的主體完成的。為了定義有德的人格，美德倫理學家們必須識別出哪些品德是任何一個要想成為一個道德主體都應該培養的基本道德品質。在他們定義德性時必須解決以下問題：究竟有哪些德性可以完全保證行動主體為善？因此，他們的目標就在於定義那些可以引發個人道德行為、最具有持久性和有效性的美德。在宋明理學家的世界道德意象中共認為最高的道德品格，就是聖人的道德品格——所謂聖人，指的是一種完美的道德主體，對人們在何種情境中應該做什麼總是具有精確的見識，並且擁有堅定的道德品格。培養聖人的境界就是理學家的共同道德目標。
　　然而，在美德倫理學家中也存著不同的走向。美國學者艾文賀（Philip J. Ivanhoe）區分了兩種形式的美德倫理學：幸福主義美德倫理學（virtue ethics of flourishing, VEF）和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virtue ethics of sentiments, VES）。前者是「建立在關於人性的全面而詳盡的概念之上」，並且把一個完美的道德主體的幸福實現看作是道德修養的目的論目標。後者從社會互動的角度來考慮道德主體的德性，並把德性建立在人類的某些情感或情操之上，而這些情操是人的心理構成要素（Ivanhoe 2013, 29-30）。這兩種方向都以某種人性論為出發點，我們可以描述兩者之間的區別為有關人心的「理想性構思」與「經驗性構思」之別。也就是說，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更具有經驗基礎。在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中，我們特別看到了規範倫理學與道德心理學之結合。不過，宋明理學的道德哲學應該被看作幸福主義美德倫理學（VEF）的一種形式，因為理學是以聖人境界為完美道德人格的理念基礎，而且所有的理學家都致力於展現他們以聖人境界為道德修養目標的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