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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一、緣起
廿年前寫《四十自述》，副題即是「鵬程問道」。預擬六十作《述學》、八十作《閱世》。若能苟全性命於亂世，一百歲時再來寫《寄言》。那時恩怨未了，敵友俱亡，或許會寫得更酣暢些，此時便只能述學。
更早的緣由，可追遡到宋代。紹興廿四年進士考試，問「師友之淵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偽、心何治而克誠」。考官巴結秦檜，把他孫子塤擢為榜首，張孝祥第二。高宗親自改為孝祥第一、塤第三。同榜還有范成大、楊萬里、虞允文等。故事有趣，題目尤其好，值得再做一次回答。以下就算是我的答卷。
二、性質
述學，原是清代汪容甫先生的書名。但它體例不純，只是文章的雜湊，我則是真要述學的。
人生在世，既非貓狗，自當力學。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生命的歷程與內容，事實上也就是學的內容與經歷，所以值得盤點一番。這倒不是因我以學者身分謀食的緣故。夫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除了修養不好，還常亂講話之外，我大抵即是依此活著的。
生活即是為學，學習所得，便是我生命的具體存在狀況。故為學不是知識上的事，乃是關乎人之存在的。人之所以為人，且是這樣一個人，即與其學有關。學君子者為君子、學貓狗者為貓狗。我於此有些許體驗，不妨說說。故我述學，談學問，跟別人不一樣，談的是生命史。
這裡當然仍有主從、有虛實。看起來是以述學方式在講我的生命歷程，然重點在學問而不在我。
我，不過四大假合，終歸塵土；龔鵬程三字，即是假名，是偶然用著的符號，呼我為牛則為牛，呼我為馬則為馬。可是萬法皆空而業不空，人都會死，而他所造、所成、所立之業卻可能存續下去。所以說立功立德立言是三不朽。人終朽而業自有其生命，雖我造立，匪我思存。由歷程看，我主它從；由歷史看，它實我虛。故本書又是以我生命為線索來敘述的當代學術史（雖僅是它的一小片剪影）。
三、特點
一個人的學問若值得敘述，定有其特點。我的特點是什麼呢？
做學問的人，形態各異，或尊德性、或道問學，或尋理趣、或重實用，我卻是合一的。本於性氣，參酌古今中外文獻、聖哲言語以定是非，故非修行與學術之兩歧；所得所是，作用於生活中，故又是行解之互證。此古人所難，當世亦無同類者。
我寫自述，也與一般自傳不同，屬於自我反省的作業。要把馳驟的蹄痕仔細勘察一番，以便再騁逸足。故自述乃為己之學的一部分，非宣傳、非獵名、非討罵，亦不求知音。
四、體例
用來檢核我之所學的框架，是孔門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不採取逐年講故事的辦法。
過去馬一浮先生以六藝攝一切學術，不但將中國傳統學問都歸入六藝系統，就連西方學術也是。
其說有人贊、有人疑、有人嗤，但我以為是對的。中國學問均出於六經，本不需再做什麼說明；外國學問，大體亦可有哲學史學文學社會學等分類，故也可以六藝之學攝之或通之。
若不用此框架，另用三教、四部、儒道佛文俠五大傳統等等，當然也可以。但這些年我在大陸重建並活化了一批孔廟與書院，杭州馬一浮紀念館即其中之一，故不妨即以這個框架述學。
何況，我的學問，根本於經學；後來的發展，漸包四部而貫九流，又與現代後現代諸思潮相激盪相參會，走向正與整個民族文化相似。我的生命，呈現著整體民族文化的內涵與發展進程，便是一大特色。採用這個論述框架，恰好可以把這一點體現出來。
同時，質疑經學不能開展出現代學術的人可多啦，我這活生生的例子恰好也可作個反證。
分由詩書禮樂易春秋六個方面說，亦有方便之處。因為道通為一，全體大用，若不分解地說，終會顯得渾淪，難以把搦，故不能不如此。但生命畢竟是整全的，所以六方面自有相通相涵之處。碰到這種情況，我輒參考史家「互著」「別裁」之法處理之。雖然如此，重重複複、囉哩八唆之病也不可免。亂世文章，無法雅潔，識者諒之。
五、內容
寫史的人，不可能什麼都寫，許多陳芝麻爛穀子也無需寫。我所寫，一是師友淵源，說明我這些學問是怎麼來的。二是發展因緣，敘述學問在學界的規範與傳統中、社會政經文化環境互動中，又怎麼變生發展，有什麼價值、可起什麼作用。
講時，雖不免感憤時世、譏訶時賢，但內中其實充滿感激。我荷師友之厚恩，自不用說（這書一大目的，即是紀念他們，頗有感懷傷逝之處）；這變動且混亂的時代，更讓我學到了許多。歷劫之深，佛陀有未及知者；極世之變，老聃孔子也有所不逮，故特能激刺心魂、濬發思慮。《易》曰：「觀我生，君子無咎」，此之謂也。若說將來對好學深思的青年可有什麼啟發，願望太奢，則吾豈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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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詩
我出生、成長於臺灣。
祖籍江西吉安。當地文風及祖上的事，均無所知，只能由父親那裡聽受而來。謂是遠祖龔遂嘗守渤海，治績甚好，被寫進了《漢書．循吏傳》。我們這一支則是愈公所傳。愈公於唐代任金紫光祿大夫、大傅上柱國越國公，所以我們總祠彞倫堂（建於明正德年間，寬五十六米，軒敞弘闊）前面的牌坊，榜書大字曰：「上柱國第」。
到宋朝天禧年間，鍹公遷居金陵。傳十四世官德公任鳳陽指揮，遂由鳳陽遷江西吉安南街。其四世理公於明代又徙吉安值夏永樂村開基。村有永樂寺，故名。始建於天寶六年，永樂九年重建。該地有許多都是由北方遷來的，如旁邊渼陂村即自西安來，杜甫《秋興》之八：「昆吾禦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陂」即指其地。遷來後仍名渼陂，據說祠堂跟我們村用的是同一張圖紙，故格局建式相近（南遷宗族仍用舊地名是很常見的現象，如劉勰他們家由山東莒縣東莞遷到京口。《梁書》就仍說他是東莞莒人，其實當時東莞只是僑設之地，非山東原址）。
至今我族前後八房。前三房是三畏堂傳的崇雅堂、懷德堂、五聚堂。後五房是徽猷堂傳的天恩堂、六和堂、思親堂、聚和堂、作述堂。懷德堂下則因人多，分為四支：景公、聘公、餘慶、貽德，各有祠堂。祠堂大大小小近二十座。我即屬於貽德堂。
吉安在宋元明清時期，文風鼎盛，是出歐陽修、文天祥的地方，邦人頗以此自勵，自許為「文章節義之鄉」。書院以白鷺洲最著名，建於南宋淳祐元年，與廬山的白鹿洞、鉛山的鵝湖、南昌的豫章齊名。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六賢，乃程朱學脈。詩風則尤勝，江西最早的地域性集子，就是元代廬陵鳳林書院編的《名儒草堂詩餘》，在全國是領先的。至明朝，王陽明曾任廬陵知縣，
其學問主要也在吉安這一帶發展，稱為「江右王學」。當時我鄉青原山講會之盛，震動天下。山乃禪宗七祖青原行思的道場。禪門五家，曹洞、雲門、法眼皆出於此。潙仰、臨濟雖出於南嶽懷讓，而其實也在吉安宜春這一帶發展起來，故為天下禪門宗源。陽明也在此建有書院（二○○八年我回鄉勘址，倡議重建，現已竣工）。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晚年出家為僧，稱藥地大師，亦住在這裡。
儒家佛家的流風餘沫，到父親他們這一輩遺存不輟。宗族自辦的書塾，大小祠堂裡都有。總祠邊還有一座元升書院，後有一惜字亭。清末廢除科舉以後，原先的秀才舉人優貢拔貢雖無緣仕進，仍以教書為事，深受族人尊敬。祠祭燕享，都要先禮請這些「斯文前輩」。排序不尊尊、不親親，而重文重教。族中若有糾紛，也以斯文先生的意見為斷。
後來族兄祖亮於民國十六年由北京大學畢業回來，配合時代新潮，便把宗塾改為學校了。他自己擔任校長，推行新式教育，名為新生小學，後來又辦了同盟中學。學生讀書都免費。開了國文、算術、史地等學科，我父即是開始接受新式教育的這一批。
但新也離不開舊，仍由《三字經》、《百家姓》、《四書》讀起。許多經典，垂老仍能背誦，可見當時教育之效果，迥非今日所能比。其間詳情，他老人家寫的自傳《花甲憶舊集》可以參看，文筆活跳，遠勝於我。他還能書能畫，擅長拉二胡、唱京戲。武術方面，老家流行字門拳，他則尚有青幫的淵源（在台中做生意時，有流氓來砸場。我見他把來人打翻了，用板凳卡在陰溝裡）。
但他後來輾轉於鄉保、軍旅、商賈、遊俠之間。浮海來臺後，時世已不容他治學了，僅存一點文化嚮往，只能在開的餐館，如「六一居」「斯為美」等名稱上表現出來（六一是歐陽修的號，先王之道斯為美，見於《論語》）。故轉而期望我能繩武門風。教我讀書、寫字、打拳，開蒙遂極早。以致我竟然也能如杜甫一般：「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他深知我性躁動、好嬉耍，所以寫了「勤有功，嬉無益」一張紙條貼我桌前，作為座右銘。
但他很快就後悔了，因為我嘗到了閱讀的樂趣，即再也捨不得離開書本子。到戚友家、書店、租書間找書看，或躲進防空洞裡、爬到樹上去看。我那時不過五六歲。怕我走失，他與我媽天天要去覓我，有時氣極了，不免把我痛打一頓。
他又認為書固然要念，可是讀了書而禍國殃民者其實甚多，因此教育子女仍以忠厚傳家為要。
我友周渝，臺北紫藤廬茶館主人，尊翁周德偉是華人圈中最早提倡並譯述海耶克等自由主義思想者。我見過他請趙恆惕先生隸書一幅對聯云：「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我想先父之體會大約類似。英雄回首，固多蒼涼也。
父親去世後，我兄妹組建了「龔立逑先生教育基金會」來紀念他。希望蒼涼的人世仍存有一點希望，我輩家風，也能稍稍潤澤予世界。
我在大陸還有族人兩千餘，兩兄長，從事教育。在臺兄妹五人，也多從事教育，大妹臺紅且曾得過臺灣教育最高獎「師鐸獎」，三妹萍紅也自辦了斯為美教育機構。其實父親他們那時渡海至臺者一十三人，也以教書為多，或參與宗教宏化之事。去年我去深圳演講，大伯乾升之孫來相認，云正在大學任職，其父祖武則已由深大退休（曾任中文系主任、學校書記，著有深圳教育發展史、市志等），令我很感慨。一家人因戰亂分離，彼此甚或不通音問，而居然殊途同歸，都以教育為職事，難道家風傳承還真有冥冥中的聯繫嗎？
乾升伯是南昌中正大學畢業的。入臺後，在高中教了一陣書（後來中興大學中文系主任胡楚生等人就是他學生，對他的教導很懷念）。但因他早與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大真人義結金蘭，連袂來臺。而政府令天師奉祀道法，如山東孔家之例，以昭「道統」。故他又協助天師建設「嗣漢天師府」，任祕書長，闡揚道化。後來入仕，洊升至考試院銓敘部司長，並以詩文、堪輿、推步、易學有聲於時，可說是能融我家與張氏兩世家之學於一手的人，對我也教誨至深。
天師則是我義父。我小時不好養，或謂天緣太深，故寄在天師座下。
乾升伯登仕之後，續由族兄龔群（期縈）繼續翊助天師。
臺灣深受閩南文化濡染，傳統宗教氣氛濃厚，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幾乎全不受現代化進程斲傷。
這種宗教態勢，是佛道不分、三教合一，而以道法行事為節日宜忌的，故宮廟壇祠遍地。雖皆可算是廣義的天師道，全真系統極為寥落，但內中非常複雜，因為還有許多明清以來流傳的會道門，如齋教、先天道、羅教、瑤池金母、萬國道德會、天德教、天帝教、真空教、三一教等。民間信仰如臨水夫人、三山國王、媽祖、保生大帝、開漳聖王、玄天上帝、關帝恩主公、中壇元帥哪吒、齊天大聖孫悟空、朱熹、諸葛亮、魯班、鬼谷子等，不可勝數。天師往來弘法，遂極辛勞。一九六六年他還整合各道脈，成立了「中華道教總會」，擔任理事長。另還要抽時間去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處開壇建醮，凝聚華人。
期縈哥正是他得力的助手，教界尊稱「龔長老」而不名。他精熟道法，也曾任台灣省佛教會秘書長甚久。天師羽化後，他傳授符籙、推動成立中華道教學院、奔走兩岸，終於鞠躬盡瘁。兩岸第一次道教文化研討會就是我們倆兄弟辦的，四川大學卿希泰先生還將之寫入其《道教史》，視為歷史性大事。中華道教學院也是他和張檉先生拉我去辦的，建立迄今三十年了。
當然這許多方面以後還會談到，這裡只是稍敘家風而已。從前六朝隋唐世家，常以「累代官宦」和「經學禮法傳家」自詡。我們家，仕途並不顯達，文不過大學祭酒、宦不過司長侍郎之類，故我今生也絕了仕進之望，仍從經學上去努力吧。
但治學也非易事，半人半天。須有絕大天資，還得痛加人巧。天資不僅是多少的問題，還有偏向與厚薄，《人物志》所謂金木水火土，或畸於英、或鄰於雄，孔子所謂狂與狷。人巧則除了自己要功夫入密之外，還得借助他人。他人，大的是時世因緣，小的是家風與師友。我的家學大抵如此，不煩縷敘，師友則頭緒甚繁，須要細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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