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生涯沒想到
從小我就很會寫作文。
那時候的寫作訣竅，就是無論如何要和「反攻大陸，解救同胞」扯上關係。
如果是國慶感言，那當然沒問題，「明年的今天，我們要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插在北京的城牆上」，慷慨激昂，也不知道北京到底還有沒有城牆。
寫到郊遊，除了一路好玩之外，後面還要加上「我們要經常郊遊，鍛鍊強健的身體，將來」──沒錯！「反攻大陸解救同胞。」
那如果作文題目是「春雨」怎麼辦呢？「春天到了，到處都下雨，就好像大陸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我們要」──還是沒錯！「反攻大陸解救同胞。」
所以我老是全班作文第一名、獲派代表學校參加作文比賽也是第一名……許多年後，看到我兒子的作文成績不錯，就把他讚揚了一番，然後說：「你作文那麼好，是不是因為我的遺傳呀？」
他冷冷的回說：「作文還不簡單？就說謊嘛！」
專愛唱反調
不過上了中學之後，我就沒那麼乖了，反正老師只要出議論文，我就一定跟題目唱反調，題目是「誠實」，我就說人不一定要誠實，不然哪有「兵不厭詐」的說法？諸葛孔明搞草船借箭、唱空城計不也都是不誠實？
題目若是「品德與能力」，老師當然希望我們寫品德比能力重要，我卻偏偏要說人如果只有品德好、卻毫無能力，那對社會一點用也沒有！反過來說，能力強的人能造福自己、貢獻社會，品德上有點瑕疵也沒關係，例如曹操。
國文老師們不知是懶得糾正我，還是真覺得我的作文有趣，打的分數都很高，評語則無非是「文如行雲流水」、「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眼光獨到見解精闢」，使得年少輕狂的我更加放肆，寫作文時專以唱反調為樂，最後終於嘗到苦果。
那年大學聯考，作文題目是：「曾文正公曰：風俗之厚薄，繫乎一二人心之所嚮，試申其義」──各位比我年輕、考過大學的朋友，你可能連題目都看不懂？幸好你不是遠在一九七三年就考大學了。
而題目我是看得懂的，但我偏說在上位的一兩個人裝模作樣，其實是影響不了大多數人的風俗的，反而是大家心同此理、一起表現，才會造成世風之流行……總而言之就是根本否定曾國藩，也否定這些出題目的老師就對了。
我寫得洋洋得意，放榜時欲哭無淚，國文一百分作文占四十分，我其他選擇題都答對（已核對過標準答案），結果我國文只得六十分，也就是作文零分，因而使我與第一志願台大中文系失之交臂，落入台大圖書館系了是也。
後來轉到中文系，與一位當時負責閱卷的老師談起，他說當時也起了很多爭議：有人認為我那篇文章很有創見、不受拘束、文筆又流利，應該給高分；也有人認為我與題目唱反調，根本是文不對題，應該給零分……投票結果我還是被打了零分，可見得天才真的是很寂寞的。
也許聰明的你會問：改考卷不是都彌封姓名嗎？他怎麼知道那篇是我寫的？當時我也這麼問那位老師，他笑著說所有考生的作文裡，唯一敢和題目唱反調的也只有我一個，那不是我還有誰？
你看你看，我的寫作之路一開始就是如此坎坷，真是不容易呀。
初試現代詩
大二轉入中文系後，我似乎覺得中文系是該學點寫作的，偏偏系裡開的課都是文字學、聲韻學、唐詩、宋詞、元曲、清小說……一門現代文學的課也沒有，更別提學習創作的課了，甚至還有老師說：「把古文學好了、寫好了，現代文學自然寫得好。」
那時候我們每週被「迫」寫一篇古文，我也不知道自己胡謅了些什麼，只記得一首古詩習作：「自君之出矣（後面五個字忘了），思君如電纜，千里一線牽」，又被老師訓了一頓，說古詩裡怎麼能有現代意象（電纜）呢？
於是我就想：那麼古詩裡又怎麼會有現代情感呢？沒意思！那我就來寫新詩好了，而且那時有個時髦的名詞，叫做「現代詩」。
我看了《藍星》、《創世紀》等幾本詩刊，讀了洛夫、張默、瘂弦、紀弦、商禽、羅門、蓉子、余光中和周夢蝶等人的作品，心想這種不管平仄、不必押韻、不限字數的「文體」實在太適合我了！根本一點點拘束都沒有嘛！
只要把句子寫成一行一行，看起來有點懂、又有點不懂，就很像一首現代詩了嘛，例如我還記得的：
迤邐在萬燈之上
我們擁有
──輝煌的王國
（出自苦苓〈緊偎著淋淋的雨意〉）
你若要問我是什麼意思？我大概只能跟你說「就是看夜景」吧！看夜景幹嘛不好好說，要寫成這樣？詩嘛。
那時候大陸叫「朦朧詩」，台灣叫「現代詩」，我倒覺得應該叫「晦澀詩」，作者競相以晦澀為能事，讀詩如猜謎，大家各自體會、各自解說、再各自模仿，互以為樂，正是後來被批評為「金童寫給玉女看」的現代詩。
香港有個《詩風》月刊，辦了一個「十週年紀念詩獎」，我剛好寫了一首比較長的詩，就寄去參加，就被唯一擔任評審的楊牧老師，將我的作品評為第一得了此獎，雖然獎金微薄（還是沒有？我不記得了），但總是一個聲名，而那首詩你若問我寫什麼，我老老實實告訴你我真的不知道，也許有機會你問楊牧老師，他說不定智慧高知道我在寫什麼。
既然大人們都有什麼「藍星詩社」、「創世紀詩社」、「現代詩社」，那我們這些年輕的大學生也該如法炮製，何況堂堂台大怎麼可以沒有現代詩社？於是我和羅智成、楊澤、廖咸浩、方明、天洛等人就籌畫成立台大現代詩社，而且恭請當時外文系主任、文學評論大師顏元叔先生擔任社團指導人，大張旗鼓，很有幹一番事業的企圖。
詩社成立當晚，全員到齊，還拉了不少學弟妹助陣，「外面」的詩壇前輩如羅門等也來了幾位，反而是指導老師顏元叔姍姍來遲，上台致詞：「我知道你們搞這個詩社，找我當指導老師，就是為了好讓校方通過成立，現在詩社也成立了，我的階段性任務也完成了，再見！」說著人就像風一樣的走了，全場愕然，不過既然詩社如願成立，我們也算是拉幫結派成功，值得慶賀了。
再來的任務就是多拉些女生入社了，要不然幾個男生我看你、你看我，哪裡會有什麼靈感？又要從何處去尋找謬思呢？
這個任務當屬高大英俊的羅智成（其實廖咸浩比較帥，但太斯文，沒有羅的猖狂），之後他就常在文學院的草地上、白千層的樹蔭下，讓一群女生圍繞著聽他講詩，他還把這些女生叫做「我的天使」，而且還派了一個女生「管理」她們，她叫做「天使長」。
除了天使們，還有一個很漂亮的哲學系女生也來參加，其他非我詩社的男生自然很不開心，紛紛質問她又不寫詩甚至不寫作，憑什麼參加我們詩社？我們幾個男生正待辯解，卻聽她嬌滴滴的說：「我用我的生活寫詩啊！」當下眾人無話可說，詩社諸君大樂。
第一本著作
既然寫了詩當然希望有人看，我們又不像羅智成有那麼多「天使」聆賞他作品，而現代詩除了幾個詩刊根本無處發表，但我們所熟悉的詩刊又是詩壇前輩自創的同人誌，豈容我等輕易「染指」？
那麼再接再厲，辦一本《台大詩刊》如何？好啊！錢呢？沒有！──咦？六個字就讓幻想破滅了，年輕人的夢想果然是非常的泡沫呀！
我心生一計，剛好有位學姊在練隸書，我就把幾十首詩都交給她、做為她「練習」之用，一行行寫出來，那些字比印刷體還漂亮，就省下了排版費，再去找學校附近那些專印校刊、系刊的小印刷店，討價還價，縮衣節食的，一本《李白的夢魘》，我的處女座就此出版了。
雖然出版了但無處發行，一家家書店去問，連讓我們寄賣個一、兩本都不肯，除了簽名送給前輩「指正」的幾本之外，剩下的四百多本（共印五百本，最基本量）堆在小小的宿舍裡，真不知何去何從？
好在詩社招來了不少學弟學妹，那我就耍老大、要求每個人拿個三本、五本去賣賣看，甚至和別的學校詩社聯誼時，也找他們的「新秀」幫忙賣賣書，好像成大的邱一新、北醫的侯文詠也都受過此害──當然他們當時是敢怒不敢言啦！十幾年後再碰到我才敢大聲抱怨。
出了詩集，我卻不想當詩人了，尤其是「這種詩人」。
社會寫實觀
「能忍，就忍住看。」──這是陳映真小說〈麵攤〉的第一句，我這一生都不會忘記。
因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所謂「社會寫實」的作品，不像以前看的傷春悲秋、或自己寫的不知所云，總之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作品，我在心中驚歎：「啊，原來文字是可以跟社會、跟人民如此貼近的。」
另一個更大的震撼是：陳映真的小說居然是禁書！我是跟學長借的，為了想保存而去影印時，連影印店的老闆都緊張兮兮的──真慶幸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回了！
從此閱讀「禁書」之門大開：從魯迅到老舍到巴金到茅盾到沈從文，以及國內的李敖、柏楊，我逐漸發現了「為民喉舌」的另一種文學觀，這當然也大大影響了我的寫作趨向：我開始寫一些「知道民生疾苦」的散文了。
結果出版的第一本散文叫《只能帶你到海邊》，卻在擔任某一個文藝營導師時，被團員們用來朗誦詩歌：「……只能帶你到海邊，哦，不能帶你到房間」引來哄堂大笑，但這本書的確幫我打開了從事「社會寫實、關懷人性」的另一扇創作大門。
連帶著原來寫的詩也受了影響，我竟然寫起「政治詩」來了，這很夠「反動」吧？所以那一陣子出的書，不是叫《禁與愛》、就是叫《每一句不滿都是愛》，甚至直接命名《苦苓的政治詩》，裡面的第一首詩就叫〈總統不要殺我〉──沒錯！在威權戒嚴時代，我想挑戰一下「禁忌」與「紅線」，問題是在台灣，根本沒有人理會文學，搞了半天，好像只是自己在「寫爽」的而已。
就像劉克襄的名句：「十六歲就參加國民黨，彷彿是生平最丟臉的事」，大家都咋舌叫好，但「有關單位」相應不理，想是料定「詩」對「民眾」毫無影響力可言吧！
反正「方針」既定、「路線」鮮明，我開始以一個文學上的反對者自居，對社會的不公不義，對政府的高壓統治，對人民的憤怒與痛苦，都成了我作品中的重要元素，當然，能順利發表的機會就更少了，你覺得《中央》副刊、《新生》副刊、《幼獅文藝》、《中華文藝》等等會「膽敢」刊出這些作品嗎？
我卻毫不在乎，帶著濃濃的使命感，繼續寫我的政治詩、社會散文，乃至直接批評時政的雜文，心裡信奉著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話：「一般人如果遭逢不公不義而沉默，那可能是不得已；但作家如果遭逢不公不意而沉默，那就是撒謊！」
這股力量讓我堅持下去，直到「小」禍臨頭。
之前在〈教書生涯沒想到〉裡我提過：因為在中學任教，我也寫了不少批判教育制度、校園亂象的散文，如《校園檔案》、《老師有問題》等等，雖然從來沒有像李敖、柏楊的書那樣被公然查禁，但校長也「好心」的給我看過公文：各級學校裡禁看我那兩本書，不得擁有、散播、流傳、借閱……我心中大怒又大喜──怒的是言論自由遭到剝奪，喜的是「總算有人聽到我的聲音了」，管他們愛不愛聽！
但這樣越寫下去，就越覺得「狗吠火車」的無力，不如全力撰寫抨擊時政、批評政客、揭發黑暗、挑戰威權的雜文，那時全台灣也彌漫著一股「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呼籲改革的氣息，不少原來寫著風花雪月的年輕作家，也紛紛加入「反對者」的陣營，來勢洶洶，不可遏抑。
甚至在這期間發生了「美麗島事件」、「陳文成事件」、「林宅血案事件」、「鄭南榕自焚事件」等等，一時間社會上風聲鶴唳，寫作者雖然不是站在第一線，但畢竟也是搖旗吶喊之輩，心中也有幾許惴惴不安，而國民黨的文工會又紛紛對作家們做工作：有威脅、有恐嚇、有利誘、有招安……就連我替黨外雜誌以「托斯基」之名寫的政治笑話，雖然每週由專人以神秘兮兮的方式交稿（請參考《請勿對號入座》一書），還是沒多久就被他們「破獲」了。
而這些算不上是文學、而且朝生暮死（例如我曾為文痛批當時新聞局長邵玉銘，而今伊人安在哉？）的文章，到底有沒有意義呢？「同志」們也經常聚會討論、爭辯不休，結論是「或許沒有文學價值，但有社會意義！」
既然如此，只有鼓其餘力、繼續衝撞體制了。
改玩極短篇
好在政府總算從善如流，陸續解除黨禁、報禁，也解除了戒嚴和動員戡亂，甚至中央民代和總統都直選了──年輕的朋友一定難以想像：這些你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權利，都是許多前輩以血淚汗水換來的，當然作家們除了先前被抓的李敖、柏楊，後來被捕的王拓、楊青矗之外，大多還是安然無事的，而且經過「鄉土文學論戰」的一番大洗禮，大家也不再需要以「勇敢」做為作品評價的標準了。
詩、散文、雜文都「玩」過了，再來「玩」什麼好呢？
其實我最羨慕的還是寫小說的人，我覺得小說的創作者簡直可比上帝：他創造了各種不同角色，再安排各自相異的命運，編譜出一齣齣動人的劇情──當然也有當上帝失敗的，結果角色遭遇無法交代、甚至半路「失蹤」的，但大致來說，我還是覺得寫小說是非常過癮的。
而最不過癮的是：我好像不太會寫小說，只要人物一多、篇幅一長，我就前言顧不了後語、牛頭對不上馬嘴，只好望稿紙興嘆、匆匆停筆，乖乖去看別人的小說大作了。
幸而天助我也，好像是《聯合報》首創了「極短篇」這種文類，打破了從前動輒七、八千、甚至一、兩萬字才算小說的觀念，可以用一、兩千字甚至不到一千字，就能寫一篇言簡意賅、短而動人的故事，這，這豈不太適合我了嗎？
於是我全力從事這種「輕、薄、短、小」的極短篇小說創作，而或者正處於「輕、薄、短、小」當道的時代，大家越來越不耐煩什麼長篇鉅著，反而對這些小而精、小而美、小而有力的「小東西」倍加青睞，在讀者大眾的行動鼓舞之下，我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極短篇」小說，也正式步入了「暢銷書作家」的行列，各大書店每年最好賣的一百本書裡，我好歹也要占上個十本、八本的。
也一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知道原來寫作也可以是一個賺得到錢的行業、是一個可以賴以為生的工作，講得再露骨一點，是一個可以名利雙收的事業。
雖然如此，我仍然不能忘情於「真正」的小說創作，於是也陸陸續續寫了幾篇，自己沒有很滿意，朋友看了只笑笑（客氣的微笑），報刊倒還願意登（看在我的名氣吧！），但出版成書後，果然「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銷路也就一般般而已，隱約在告訴我「此路不通」。
為讀者而寫
而回首來時路，我竟然也不知不覺的寫了三十幾年了，面對著自己五十餘本的著作，到底寫作對我有什麼意義呢？是謀生的手段？是求名的捷徑？是盡社會的責任？是抒發自己的所感？──我想都有一些，但最最重要的，還是和讀者的交流：當讀者從我精心構建的文字中「回溯創作」，逐漸明白了我這麼撰寫、那麼安排，其實是有什麼樣的用意與苦心時，當他們用寫信給你回饋（那時還沒有「按讚」），用買書給你肯定、用蜂湧來聽演講給你讚譽時，你才感覺到長年坐在書房前，弄得自己姿勢不良、脊椎側彎、手指長繭、經常失眠的種種毛病，「還是值得的」！
紀德說：「文學是因讀者而存在的」，如果心裡沒有讀者，那何必寫出來、印出來給人看？自己寫日記就行了。不用害怕「通俗」！昔日的通俗如《紅樓夢》如《三國》如《水滸》如《西遊》，哪一個不是因為「非常通俗」而成了今日的經典？也不用擔心自己「討好讀者」，讀者是討好不來的，否則人人學金庸學三毛，還會有人的書賣不掉嗎？
問題是：你不是金庸，也不是三毛，你就是你自己。
以文學中的自己打動別人，這就是寫作最大的滿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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