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爾瑪︰逃離希特勒魔掌，卻成毛澤東囚徒

三、荒年 1959-61
京畿無菜
一九六〇年伊始，色爾瑪給父親的信裡寫到，「我們已經很長時間買不到肉蛋魚了」。這句話似乎被孩子與貓咪的日常話題淹沒，沒有引起注意。後來她在三月二十日信中寫道：「北京已經一週沒有蔬菜。」往年秋季大白菜盛產時節，農民都從城郊一車車運菜進京，無菜因此顯得很不尋常。
她寫下一封信時已是春天，信中提到「今年一滴雨都沒有」，所有人都被召去灌溉田地，工人、教師、辦公人員、學生，甚至小學學童也不能免。增義和何麗也跟著學校下鄉，但似乎沒幫上什麼忙。冬天來臨時，色爾瑪信中提到「現在只剩穀物」，甚至連穀物都靠配給。她說「前年收成不好，北京現在很吃苦頭，困難重重」，但官方紀錄又是另一回事。官方認定饑荒已成過去，現在不存在饑荒問題，甚至嚴禁使用這詞彙。但色爾瑪信中提到「食品供應問題」和「缺乏交通工具」，可見情況大為不妙。
色爾瑪信中堅持父親不必擔心她，因為她可以去特殊的商店購物。以前她不喜歡這種特權，現在正好利用。她信中說「全家都靠我，所有東西都得我去張羅，肥皂、牛油、牙膏、橘子，就更不用說我們每天都要吃的麵包」。一九六一年春天，色爾瑪在院子裡養雞，每天忙著照料，還寫信問父親：「雞還沒成年的時候，怎麼判斷公母？每隻雞都有雞冠，而且公雞要到四個月大才會啼叫。你能寄一本雞的手冊給我嗎？」 此外她也在院子裡種菜。
官方否認的饑荒持續了一年，每個人都短少精力，工作時間也縮短了。黨提倡兵乓球，好轉移大家注意力，果然兵乓球風行一時。色爾瑪信中寫道：「不論去哪裡，頭都可能被飛來乒乓球擊中。有一次我和孩子們去新體育館看冠軍賽。體育館美輪美奐，可以容納一萬五千人，依舊一票難求。孩子們幾乎每天下午都去鄰居家看電視轉播兵乓球比賽。」
＊＊＊
增義和何麗不記得挨過餓，也不記得別人家孩子都吃些什麼。有一次何麗去找同學，看到那女孩吃一種骯髒的粥當午餐。她把這件事告訴母親，色爾瑪提醒她：「現在知道你有多幸運了。」但初夏時色爾瑪拍的照片裡，兩個孩子穿著泳裝，都瘦得令人吃驚。
色爾瑪整年都在規劃度假，她和孩子都需要離開這眾人默默挨餓的城市。當時她任教的新華社在濱海度假勝地北戴河有一幢度假別墅，當時稱為「休養所」，數千名報社員工人人都夢想去那裡度假。外國人通常享有特權，但色爾瑪是以配偶身分來到中國，並非受聘專家，相對而言她的特權也比較少。不過，也許她工作上結交了有力人士，又或許她提出了什麼有力論述，總之她獲選去北戴河休養所消磨兩週，兩個小孩可以同行，她只需支付餐費，而且前往北戴河的火車旅程中還提供特殊口糧。
就這樣，他們要去海邊了！

向海火車
一九六一年夏天。月台上空蒸氣與煙霧瀰漫。火車頭嘶嘶作響噴出濃煙，火車緩緩駛出車站。何麗和增義探出窗外，看車站逐漸消失於視野。鐵道與高聳城牆平行，直至遠方。火車搖晃穿過赭土色的鄉野。
何麗現在十一歲，增義快十三歲了，對這次旅行都非常興奮，幾乎坐不住。色爾瑪直到昨天才獲准帶孩子同行，火車票更是在動身前夕才送到，總算讓她大鬆一口氣。
後來她寫信給荷蘭的家人，說他們啟程倉促：
何麗非常興奮的收拾行李，一下喊著，泳衣不合身了，「媽媽，能不能把泳衣改大一點？」（我用兩件小的做了一件大的）一下喊著「鏟子和水桶呢？」「相機裡有底片嗎？」「能不能帶穆蒙去？」我只得告訴他們，穆蒙絕對不能去。
孩子們有自己的包廂。不久後他們也跟色爾瑪一樣在舖上安頓下來。睡舖鋪著淡藍色棉被，剛洗過，很乾淨，色爾瑪很滿意。孩子們喜歡包廂的一切：舖位之間有小桌子，桌布襯以蕾絲，上面放一瓶粉紅色的花，花瓶旁放著白色馬克瓷杯，杯身繪有奇異山脈和櫻花，車窗前掛著蕾絲裝飾的藍色窗簾。
兩個孩子也好，他們的同學也好，甚至他們的老師，都沒見過大海，因此他們一家都同意，孩子們別把度假的事說出去，否則徒然招嫉，引人議論。畢竟只有菁英階層才能去北戴河度假。
一名身著灰色制服的女服務員推門進來，送上新的熱水瓶和幾袋茶。她說，如果他們還需要水，說就是了。午餐將在火車過了天津後供應。
每個平交道上，火車汽笛聲劃破空氣，迴盪於平坦乾燥的大地。太陽炙烤田間玉米和穀物。四野村落散佈，土屋俱都院牆朝南。鐵道附近，田野中央，遠方地平線上，到處都有墳墓，巨大鼴丘一般，突出於地表。
這列火車開往遙遠的北方，最後兩個豪華車廂是專為黨的領導人和前往北戴河度假的外國人準備的。他們下車之後，這兩個車廂也就脫鉤了。
曹日昌和中國科學院的同事比色爾瑪提前一天抵達北戴河，但不是來度假。曹日昌待在科學院的一家旅館，根本不知道家人正在前往北戴河的路上。色爾瑪的旅行獲得批准時，他人已經在北戴河。
火車開進一座紅磚砌成的車站——天津到了。色爾瑪告訴孩子們，十一年前，他們一家人乘坐「美上美」號郵輪來到中國，就是在這座港口靠岸。當時何麗尚在襁褓，才六個月大，增義還不滿兩歲。那時也是七月盛夏。科學院來人迎接，帶他們去漂亮的旅館，請他們去高級餐廳用餐，顯然遵從上級清楚指示鄭重招待。
色爾瑪在劍橋遇見曹日昌時，他已經加入共產黨。他在一九四五年十月抵達國王學院，立刻投入博士研究，空閒時活躍於中國學生會。學生會成員關切家鄉政局，有時徹夜討論——日本戰敗了，但之後將會如何？有些學生依舊支持掌權的國民黨，但包括曹日昌在內的其他人受夠了國民黨腐敗無能，寄改革希望於四處遊擊的紅軍。
曹日昌在一次聚會中結識比他年長三歲的陳天生，此人綽號欽克（Samuel Chinque），故意以中國人的貶稱（Chink）為名，可謂意有所指。陳天生出生於英國殖民地牙買加，十八歲開始隨船討海。他是中國海員工會一員，為同工同酬、更好待遇而奮鬥。後來他定居英國，加入英國共產黨，日後共有十一個小孩，最年長的和最年輕的相差六十歲。七十多歲時，他在倫敦一個地鐵站內遭一光頭男子襲擊，據說他精準幾拳便打退對方。
一九四七年，欽克在倫敦設立新華社的辦公室，是新華社第一個海外辦公室。後來的研究指出，欽克實為地下中國共產黨喉舌。欽克能說中文，人脈廣闊，因此成為新中國的代言人。中國方面的檔案記載，曹日昌被欽克招募入黨，還有一名劉先生也在此中發揮作用，不過此人似乎總是居於幕後。中共送劉某前往英格蘭，要在當地建立黨的秘密支部。
何麗說，這一切發生後不久，曹日昌在一場古典音樂會上邂逅色爾瑪，增義則說，他們是在網球賽上認識。不論是什麼場合，總之他們一見鐘情，朋友們都說，他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那年九月，他們一同前往蘇格蘭，曾在一座紀念碑和一道鐵柵欄邊留影。色爾瑪深情挽著曹日昌手臂，兩人緊緊依偎，笑得很開心。對色爾瑪來說，他年長十歲，而且是中國人，但這些似乎都不重要。在當時，年輕女性出國留學極不尋常，她已經藉此證明她有主見，自己懂得選擇。
色爾瑪和曹日昌在十一月底前往荷蘭，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日在阿姆斯特丹結婚。當時想必沒有盛大婚禮，因為色爾瑪的母親和她多數叔伯阿姨等親戚都在戰爭期間死於集中營。戰後不久，色爾瑪在阿姆斯特丹讀書期間，曾在莫札特運河街賃房而居，後來她就邀請倖存家人與朋友到此慶祝新婚。當時荷蘭法律規定，女人嫁給外國人，有取得丈夫國籍的義務，因此色爾瑪在結婚證書上簽字，也就失去荷蘭國籍。
婚後兩人回到劍橋，搬進前衛編舞家約斯（Kurt Joss）家中一個房間。約斯是德國人，希特勒掌權後就離開德國，在劍橋開辦一所舞蹈學校。 這所學校是外國舞者、藝術家及學生往來之地，國際氛圍濃厚。色爾瑪夫妻二人騎自行車環遊劍橋，在康河划船，一起參加音樂會。劍橋大學有八百多年歷史，不論建築或花園都充滿浪漫氣息，他們在此度過一段快樂時光。後來曹日昌完成博士論文《學習與記憶的時間間隔》，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獎助學金也告終止。
在指導教授巴利特（Fredric Bartlett）協助下，曹日昌可以取得香港大學某重要教職，但他必須先徵得欽克同意才能接受。此事見諸中國科學院檔案。自此曹日昌的利益為中國共產黨的利益所取代。他獲准接受這職位，因為黨在香港有一項重要任務交付給他。
色爾瑪懷孕了，不能和他同去香港。一九四八年七月，他們在居處拍了一張照片，是兩人在劍橋最後合影。曹日昌身著白襯衫和領帶，似乎已在精神上向前邁進。色爾瑪半身沒入陰影，看不大出肚子。她得留在劍橋，等待他們的孩子出生。
增義七週大的時候，色爾瑪帶孩子去荷蘭看望父親和繼母。佛斯先生為女兒和外孫拍了幾張照片。增義很可愛，好奇地注視周圍世界，但色爾瑪顯得沮喪。她心裡一定很難過，她的母親赫麗葉無緣疼愛這孩子，增義也沒能認識外祖母。更糟的是，她與繼母柯莉合不來。戰時記憶揮之不去，或許遠走香港還比較容易。於是她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帶著增義登上「科孚島號」郵輪。
色爾瑪持中國駐倫敦大使館簽發的特別文件旅行，曹日昌在香港碼頭迎接。日子再度好過起來。夫妻倆和小兒子住在一套漂亮公寓，還有一個大陽台，可以望見帆船與大船航行的港口美景。
在英國殖民地香港，曹日昌祕密聯絡世界各地的華人科學家，以中國共產黨名義邀請他們在毛澤東上台後儘快返回祖國。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佈建國，宣言發表後，曹日昌忙於接待支持新中國的知識分子，歡迎他們來到香港，照顧他們住宿，為他們聯絡北京的學術機構，協助他們往後旅程。
女兒何麗出世後數月，曹日昌和色爾瑪決定前往中國。色爾瑪的父親佛斯先生認為，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未來可期，但他不喜歡女兒女婿去住在與世隔絕貧困的中國。他警告色爾瑪：「你得小心。說不定他在中國還有三妻四妾。」色爾瑪對父親的憂慮一笑置之。曹日昌是現代人，現在還有進步的政府掌權，父親卻還以為是過去那個封建中國呢。她和曹日昌都已經在共產主義解放的土地上看到未來美景。
他們一家搭乘「美上美」號抵達天津，第二天就乘火車前往北京。科學院派來的接待人員已為他們訂好車票，還保證他們從香港帶來的家具（例如內建水槽的桃花心木桌子）隨後就到。
抵達北京後，色爾瑪對宏偉城門和壯實城牆印象深刻。很多街道上都有巨大的木頭牌樓，曹日昌還帶她參觀數百年歷史的寺廟，以及紅牆黃瓦的皇宮。他們一家起初落腳東廠胡同一座大宅，十分氣派，但既無暖氣也無水管。每個週一早上，科學院派車來接曹日昌，將孩子們一起送到科學院的托兒所，週六下午曹日昌下班，再來接孩子回家。如此一來，色爾瑪就可以放心在外貿學院教課。那段時間留下的照片裡，她總是穿著西方五〇年代風格的喇叭裙，身旁的學生有男有女，都是白襯衫長褲的簡單衣著。
最初那些年裡，色爾瑪和曹日昌結交許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他們都和曹日昌一樣曾出國留學，現在回來效力新中國。那時也有許多來自美國和歐洲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參加共產黨，但在母國政治無法施展，感覺被排拒在外，於是前來中國，參與這場偉大的社會實驗，期盼中國能讓夢想成真。
周恩來任命曹日昌擔任科學院計劃局副局長，負責分配資金及對外聯絡，他也是派往蘇聯、波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及匈牙利的科學代表團成員，並與另一同事共同創建心理學研究所。當時中國科學院就在中南海北門斜對面，是黨及國家領導人生活工作之處，曹日昌也在此辦公。他經常被召到權力核心，與部長和國務院高官討論問題。
曹日昌是重要人物，很快入住有現代設施的住宅。到了增義該上小學的年紀，他們本來可以送他去寄宿學校，與領導人的孩子同學。但他們不贊同這樣的高官子女特權。他們覺得，街道彼端，緊鄰已關閉的天主堂，那所小學對增義來說就很好了。
＊＊＊
暑假過後，增義就要上中學了，但目前還不知道他會去哪所學校，得看他最近入學考試的成績。他們全家焦急等待結果。出門前色爾瑪還拜託鄰居，成績單寄到時要打電話通知他們。
火車又開動了。色爾瑪帶著孩子前往餐車。這裡的桌子也鋪著襯有蕾絲的桌布。繫著潔白圍裙的服務生走過來，將一盤盤蔬菜和肉放在他們面前，然後又端來米飯。何麗和增義難以相信火車上會有食物，而且是他們前所未遇的美味。
新華社的專車早在北戴河火車站等待。這裡距離海邊還有好幾公里路程。行李全都裝好後，專車開上一座小山。
「海！」何麗突然興奮大喊。兩個孩子驚訝看著這無邊無際的池塘，不知怎麼會有這麼多水。車子沿海岸公路前行，兩個孩子注意到母親眼中流下高興的淚水。涼風吹入敞開的車窗，輕撫他們臉龐和手臂。蔚藍海景在他們右邊展開，左邊是綠樹茂密的丘陵緩坡。北京的煩擾酷暑早已遠拋腦後。
車子經過西式風格的別墅，有花崗岩地基，磚牆，傾斜屋頂，中有天窗和小塔。這裡的房屋和北京民居不同，沒有遮蔽視線的院牆，家家戶戶都有陽台和舒適藤椅。鮮花盛開在花園精心修剪的草坪邊緣。北戴河好像歐洲，彷彿不在中國。

三、荒年 1959-61
京畿無菜
一九六〇年伊始，色爾瑪給父親的信裡寫到，「我們已經很長時間買不到肉蛋魚了」。這句話似乎被孩子與貓咪的日常話題淹沒，沒有引起注意。後來她在三月二十日信中寫道：「北京已經一週沒有蔬菜。」往年秋季大白菜盛產時節，農民都從城郊一車車運菜進京，無菜因此顯得很不尋常。
她寫下一封信時已是春天，信中提到「今年一滴雨都沒有」，所有人都被召去灌溉田地，工人、教師、辦公人員、學生，甚至小學學童也不能免。增義和何麗也跟著學校下鄉，但似乎沒幫上什麼忙。冬天來臨時，色爾瑪信中提到「現在只剩穀物」...

【譯序】
繫泊記憶：《色爾瑪》譯後 Nakao Eki Pacidal（那瓜）
二〇二三年春分前三週，我初次見到《色爾瑪》書中曹家兄妹。在那之前，我對他們的一切認識來自書中。文革開始時，增義何麗分別是十七歲和十六歲，文革後離開中國時是三十歲、二十九歲。但書裡書外有四十年時光差距，如今他們都已退休了。
那日天氣寒凍，北緯五十二度晴空如洗，陽光亮麗但溫度全無。他們開車來到我所居住的荷蘭鄉間，帶來鮮花和巧克力，滿面笑容，全然沒有我預想的肅穆沉鬱。我在有運河窗景的廚房招待他們，老友般圍坐餐桌喝咖啡，天南地北閒聊，數小時間屋內笑聲沒有斷過。
那天下午，我在風裡揮手送他們開車離去，心頭忽有感悟：他們依舊光明，不是因為往事已遠，而是因為他們有偉大的父母，給他們充滿愛與關懷的成長環境，支持他們走過成長過程中外人異樣眼光，和日後慘酷的文革煎熬。
初見過後，我經常想起《色爾瑪》書中段落。那一天，十九歲的增義聽聞母親過世，趕往心理研究所，被一群造反派包圍，紅衛兵叫囂指控色爾瑪是外國間諜，逼迫重病的曹日昌與亡妻「劃清界線」。那時色爾瑪已經不在人世，曹日昌縱然附和紅衛兵兩句，也不可能再對她造成傷害，但作為丈夫、父親、心理學家，他冒著被辱罵折磨的危險，守住了這條界線。他比誰都清楚，此刻指控色爾瑪一言半語，等於奪去增義一輩子對人的信賴，而增義若是崩潰，何麗也難倖免。
在我們這個安逸環境，不字輕如鴻毛，在曹日昌那個當下卻是重於泰山。那天我見到曹家兄妹的笑容就是證明。
但《色爾瑪》一書不只在於講述曹家故事。後來增義告訴我，多年後他們詢問當年科學院宿舍鄰居，才發覺無人試圖記述這段歷史。為了不讓文革逐漸湮滅於後人記憶，他與何麗開始留意紀實作家，注意到卡羅琳．維瑟。曹家兄妹讀過她許多著作，聽過她多場演講，欣賞她文風洗鍊，更看重她誠實，手寫眼見耳聞，不讓個人情緒影響行文，也不媚俗討好任何價值或政權。卡羅琳遍讀資料與書信，訪問散居世界各地許多人，更多次造訪中國，耗時四年寫成《色爾瑪》，在荷蘭大獲好評，二〇一七年更贏得利布里斯歷史獎（Libris Geschiedenis Prijs），只可惜沒能觸及更廣大的讀者群，更可惜的是這本書始終未能在中文世界出版。
《色爾瑪》得獎後三年，我的朋友（也是卡羅琳老友）Lambert van der Aalsvoort請我代為詢問此書在台灣出版的可能。在《上下游》副刊總編輯古碧玲引介下，大塊出版社認為此書在當前市場未見得討好，但考慮到主題與視角的稀缺性，還是決定出版，這對參與其間的所有人來說都是大好消息。
《色爾瑪》在兩個方面與一般翻譯書不同。首先是作者卡羅琳．維瑟基於一種使命感，極力促成中譯本出版，甚至願意承擔翻譯稿費，主動降低出版成本。其次由於書中所述是文革前後的中國，回歸到中文語境，有大量字詞必須核實，在曹家兄妹協助下，中譯本甚至比荷文原本更細膩詳實。我告訴卡羅琳，基於上述原因，中譯本恐怕與荷文原本有相當出入，不知她意見如何。她的回覆非常簡單：我信賴你們，請按照增義何麗的意思修改。
就這樣，我以卡羅琳所提供，較荷文本精簡的英譯本（未出版）為翻譯基底，荷文本為輔助，曹家兄妹一字一句推敲譯文，從家裡爐灶結構、北京街頭巷尾，到曹家莊打井、內蒙收穫莜麥等下鄉期間種種，無一不詳盡解釋，協助我找到貼切用語，並為呈現當時當地的現實感，在兩岸用語間多所權衡，花了一個半月完成最後修訂。與我翻譯的其他書籍相比，《色爾瑪》的文字或許不算困難，但尋找並掌握平實文字背後的歷史、文化、人情、期待與失落，卻是我作為譯者少有的體驗。
此外值得一提書中所附影像。荷文原本只有數十幀照片，中譯本則加上信件、書籍、剪報等，是這些重要史料首次以影像見於出版品。這些文件現在妥善收藏於增義家中，是卡羅琳寫作的基底，於我則是文字翻譯之外的又一震撼。
不過，最大的震撼不在眼睛所能見，而來自於一段闕漏——增義闖入心理所，確認母親亡故，眼見父親受迫，之後呢？我向增義提問，他告訴我，沒有之後了。文革過後，曹日昌儘管沒有正式獲得平反，畢竟遷葬八寶山，色爾瑪卻連骨灰也沒有留下，心理所至今無所表示，彷彿此人不曾存在。於是我們決定在影像中納入阿姆斯特丹猶太被害人紀念牆上色爾瑪母親那一磚。這是一個令人難受的對比，但訴說無比真實。有的悲劇被銘刻記憶，有的悲劇化為塵土與輕煙。生命中確實是輕最難承受。
這本書就在於捕捉那輕，試圖繫泊記憶，提醒讀者莫忘文革。忘卻的話，遲早有一天，曾經發生在色爾瑪一家的悲劇，會換個面貌重現於我們之間。

【譯序】
繫泊記憶：《色爾瑪》譯後 Nakao Eki Pacidal（那瓜）
二〇二三年春分前三週，我初次見到《色爾瑪》書中曹家兄妹。在那之前，我對他們的一切認識來自書中。文革開始時，增義何麗分別是十七歲和十六歲，文革後離開中國時是三十歲、二十九歲。但書裡書外有四十年時光差距，如今他們都已退休了。
那日天氣寒凍，北緯五十二度晴空如洗，陽光亮麗但溫度全無。他們開車來到我所居住的荷蘭鄉間，帶來鮮花和巧克力，滿面笑容，全然沒有我預想的肅穆沉鬱。我在有運河窗景的廚房招待他們，老友般圍坐餐桌喝咖啡，天南地北閒聊，數小時間屋內...

一、返京 1966
二、北京生活 1957
院牆內
西直門大街
十一遊行
秋日家書
三、荒年 1959-61
京畿無菜
向海火車
北戴河度假
表親來訪，秀英消失
桑普特包裹
嚴冬聖誕
四、異國交遊 1962-64
外國朋友
魏璐詩
傷別離與新朋友
邀請父親
佛斯來訪
外館祕書午餐
表哥現身
增義叛逆，戴安娜到來
昆明湖滑冰
五、歐洲探親 1965-66
返回荷蘭
戰前生活
騎車過荷蘭
英倫渡船
暴動與文革
包圍中國使館
六、山雨欲來 1966
沒上課沒功課
倒台
帶紅書上廣場
紅色恐怖
抄家
七、文革風暴 1966-1969
返京
求援
單車騎過文化大革命
信至荷蘭與英國
大掃除
逮捕
探望雙親
何麗下鄉
噩耗
獨自在京
八、下鄉生活 1969-1974
外事通知
增義下鄉
農曆新年
遠方回音
藍山造訪
進京探詢
內蒙生活
九、返京 1974
十、去國 1976-1979
憧憬西方
離京
荷文版謝辭
繫泊記憶：《色爾瑪》譯後

一、返京 1966
二、北京生活 1957
院牆內
西直門大街
十一遊行
秋日家書
三、荒年 1959-61
京畿無菜
向海火車
北戴河度假
表親來訪，秀英消失
桑普特包裹
嚴冬聖誕
四、異國交遊 1962-64
外國朋友
魏璐詩
傷別離與新朋友
邀請父親
佛斯來訪
外館祕書午餐
表哥現身
增義叛逆，戴安娜到來
昆明湖滑冰
五、歐洲探親 1965-66
返回荷蘭
戰前生活
騎車過荷蘭
英倫渡船
暴動與文革
包圍中國使館
六、山雨欲來 1966
沒上課沒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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