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結論
這本書鎖定明朝朝廷核心的一大主題，試圖予以有系統且徹底的探索。本書探討了將近三百年間，錯綜複雜的明朝政府內，宦官具有的各種功能。先前諸章試圖闡明，為皇帝服務的宦官，並非如文人著作所普遍賦予宦官的形象那般，是附屬於文官政府的次要但古怪的角色，而是明朝政府裡參與王朝所有基本事務且本身建制完備的第三個行政分支。本書希望揭去編修《明史》和其他官方原始資料的儒家衛道之士加諸宦官的譴責、嫉妒面紗，露出質地豐富的織錦，並以持平的立場描繪宦官，讓能幹、忠心的表現和無能、駭人、邪惡的行徑都得到應得的關注。
宦官制度本身是人類剝削行為最惡劣的表現，不只讓此一制度的受害者淪為奴僕，還讓他們永遠失去男子本色。這一制度只有在最惡劣的政治體制下，即君主專制政體下，才可能茁壯成長。王朝把自身的永續不絕視為第一要務，因此皇帝必然把他的閹僕視為維持、保護男人最原始的兩項欲求——權力、女人——最方便、最可靠的工具。透過天命握有統治權的天子絕不會為惡，不必為他所犯的任何錯誤承擔責任，而他的宦官只要犯錯就得負起責任，成為專制政體出了差錯時最理想的代罪羔羊。更糟糕的是，自古以來他們就是被人嘲笑、蔑視的對象；中國作家用了一堆貶義字眼，乃至粗俗下流的名稱，稱呼這群獨特的官員。外人對他們的稱呼，從閹人、火者（其實是對外來語goja或khoja帶貶義的音譯），到侍人（語出《周禮》）、淨身男子，不一而足。在內廷工作的閹人，不是被叫做侍御，就叫做奉御。還有些閹人被叫做內使和內官。最高階、最受尊敬的閹人是太監。但宦官是最常用的泛稱。
中國人深信宦官制度有其不可取之處，但歷朝皇室都用閹人為其辦事，特別是要他們在後宮服務。日後將繼承大位的皇太子，成長期間與宦官朝夕相處，一旦置身於勾心鬥角、陰謀詭詐的冷血政治圈，自然而然較愛與熟悉的人為伍。在統治者眼中，宦官最初大概只是巴結主子的跟班，後來漸漸演變成器重的心腹。而對皇帝來說，除了童年時的密友，還有誰更能助他保住其絕對權力和管理其後宮？與統治者這層親密關係，因此成為宦官影響力與（據稱）奸詐的根源。在忙亂的治理世界裡，宦官給了欲繞開文官機構、避免士大夫沒完沒了之阻撓與道德勸誡的統治者，近便好用的工具。特別是當統治者厭倦於每日煩人的上朝（明朝時一天三次，早朝、午朝、晚朝）時，就更加體認到差遣宦官辦事的直接方便、自由順手。皇上因此常指派他信賴的宦官掌理宮內事務和朝政。
宦官權力的極盛時期，出現於東漢（25-219）和唐朝（618-906）。在這兩段時期，皇帝形同由宦官擁立。出現這種反常的政治現象，原因之一是東漢末年、唐朝末年，皇帝往往早夭，而他們底下牢牢握有實權的宦官則活得久。經驗老到的資深宦官於是成為穩定政局、延續政策的支柱，從而也得到早已和他們有密切往來的皇太后之信任。但明朝宦官在質與量上都不同於此前諸朝的宦官，因為人數更多，且更深入政府幾乎所有機關，事實上支配了明朝的政治、軍事、外交、司法、儀禮、安全、經濟諸方面的事務。誠如列寧說過的，數量有其特有的質量。在這本書裡，為什麼看到那麼多老練、聰明、能幹的太監，擔任軍隊指揮官、艦隊司令、大使、多種機關的掌理者，原因在此。但他們的成就和名聲往往被許多邪惡、乖戾的宦官頭子——或敵視宦官的史學家所偏愛稱之的宦官獨裁者——所掩蓋。不過，在明朝制度下，宦官獨裁者掌權通常不得超過三、四年，且幾乎沒有超過六、七年者。整體來講，明朝宦官經過數年嚴格訓練和恭順效命，已清楚了解帝國制度，因而能細心拿捏皇帝代理人和皇帝僕人兩角色間的分際。事實上，除了1450年代末期的曹吉祥這個例外，沒有明朝宦官敢於像東漢、唐朝宦官那般罷黜皇太子或擁立自己中意的皇帝。
有個當下亟待解開的疑問，即為何明朝雇用了那麼多宦官，從明初的數百人增加為15世紀末期時的約一萬人，再到王朝滅於滿清之手時的約十萬人？原因有數個，且第二章對此已有所探討，其中之一乃是皇室需要宦官服務之處愈來愈多，在明朝276年歷史中這一需要呈現暴增之勢。王朝初建時，皇室成員有58人，但到了1549年暴增為一萬多人，此後直到17世紀暴增之勢未減。
在這情況下，雇用閹僕就屬必然，事實上，就連最直言批評宦官者，都從未建議完全不用宦官。但宦官得幫皇帝四處籌錢，以便皇室盡興花用時，受責者總是宦官。
明朝宦官制度還具有此前諸朝不常見的其他數個特性。首先，明朝宦官所受的訓練整體上較佳，儒家忠孝觀念較深植於他們心中。閹人自幼就被灌輸以對天子深愛不渝之情，把皇上看成宇宙性、體制性的層次，而非人的層次。因此，在宦官心目中，皇旨就等同於神旨，而由於皇上是天命所歸，宦官較願意獻身服侍皇上。一如外朝文官，宦官研讀孔孟佛道典籍。許多受過教育的明朝宦官，在崇高理想驅動下，把「道德名聲」看得比「地位」重要。他們年幼時受過許多儒家文人的教導，言行模仿文人，竭力想贏得同輩和外朝官員的尊敬與肯定。史料顯示，這些沒鬍子的廷臣，大部分很滿意於按照皇上吩咐執行交付的職務。他們引領外國使節和本國官員晉見皇上；向皇上呈上寶璽，以便在詔書上用印；協助皇帝和后妃執行複雜且費時的宮廷儀式；參與沒完沒了的嚴格操練；將偌大的皇宮轉變成快活、乃至有趣的生活、玩樂之處；每月把數十萬皇帝詔書和敕令傳送到行政機構各角落。他們的確是明朝專制機器不可或缺的潤滑油和齒輪。
其次，明朝皇帝常以嚴厲懲罰壓制過大的宦官權力，防止他們任職太久或成為政治包袱。明朝所有位高權重的宦官，幾乎每兩個就有一個的下場是處死或流放邊疆做苦役。此外，有數千名宦官頻頻受到恣意的杖打（大大小小的宦官都很害怕的懲罰）。在此應該指出的，大部分明朝皇帝冷血殘酷。開國皇帝洪武和其兒子永樂，都以血腥整肅朝臣和同志而著稱，把數百名，甚至數千名，無辜之人處死，以嚴厲警告臣子勿貪污、濫權、叛國。他們是強硬、果斷、機警、能幹的統治者，他們的宦官全有樣學樣。後來，新皇帝即位後，整肅前朝所有當權宦官，以樹立新人新政，成為明朝傳統。因此，每有皇帝去世，即會有一些宦官突然遭下獄，或流放惡劣之地，乃至遭處死。但每當在位皇帝需要代罪羔羊來掩飾個人過錯，或杜住批評其失策的悠悠眾口時，也會對忠心、能幹的太監展開暴烈、血腥的整肅。1461年太監曹吉祥遭天順帝處死，1484年特務頭子尚銘遭他所「摰愛」的成化帝貶職，1510年惡名昭彰的劉瑾遭正德帝下令吊死，1583年司禮掌印太監馮保遭他的「童伴」萬曆帝放逐，只是明朝皇帝對原來最信賴的宦官發動的無數無情整肅裡的其中四個例子。因此，可以說，明朝宦官的權力都是短暫且不穩，爬得再怎麼高，與主子的關係再怎麼親密，一旦皇帝認為他們是政治包袱或讓他們覺得大位坐不安穩，除掉他們絕不遲疑，彷彿他們只是雙用過即丟的破鞋。明朝宦官的世界，脆弱如泡泡，不牢如蜘蛛絲，置身其中只覺處處沒把握。
第三，明朝宦官始終得與最優秀的儒家學者密切合作。這些學者透過層層科考的選拔，入朝為官，其中有些學者的確展現了行政長才，甚至有幸在政壇長久屹立不搖。洪武帝於1390年代廢相後，皇帝成為國家元首和統領百官的行政首長，可自由指派有德有才、「了解民間疾苦」之人當大學士，即他的高級秘書。大學士的職責在於協助皇上處理每天呈給皇上過目的數百份奏章。1402年起，永樂帝開始邀幾位飽學之士到文華殿參與決策過程，在該殿用膳，內閣就此誕生。真正勤於任事且正直的大學士，包括了三楊，即楊士奇（1365-1444）、楊榮（1371-1440）、楊溥（1372-1446）。三人任職內閣的時間，歷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四朝，牢牢掌控朝政。楊士奇擔任大學士43年，楊榮37年，楊溥22年。三楊任職之久，說明15世紀初期明朝政策持續，政局普遍穩定。16世紀期間，有一些大學士也得到皇帝始終不斷的支持、信賴，輔佐皇帝甚為成功。例如張居正（1525-1582）當了18年大學士，嚴嵩（1480-1568）當了20年大學士，徐階（1503-1583）則做了17年。明朝出現許多這類才幹之士，他們也懂得和與他們對柄機要的當權宦官密切合作，從某個角度上來說，確保了明朝政體的某種平衡——雙頭馬車政治體制的特色。
為保住職位，大學士幾乎個個都不得不和司禮秉筆太監合作，因為自十五世紀中葉起，這類太監漸漸掌控了所有奏章的呈送，且在許多情況下，還代皇帝批答奏章。秉筆太監在其衙門文書房裡，替送進宮裡的每份奏章附上一張紙條，寫上給皇上的建議。喜愛做木工或逐獵野兔、狐狸，而較不喜處理繁瑣文書的皇帝，顯然無心治理國事，於是要司禮秉筆太監代為批答。皇上給秉筆太監的指示一般是：「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然後秉筆太監得到「批紅」之權，也就是可以代皇帝批答奏章。太監會將皇帝的裁示告知大學士，然後大學士據此擬出正規的敕令，交相關機關執行。
在這情況下，司禮秉筆太監的角色，類似皇帝與大學士之間的媒介，因為大學士很少能每天面見皇上。內閣和司禮監成為決策機構的兩個支柱，司禮監太監和大學士雙方發展出共生關係。精明且強勢的大學士通常有辦法制衡司禮監太監的權力，特別是皇帝本人勤於政事、事必躬親時。而那些懂得與掌權司禮監太監合作的大學士，任職內閣的時間，往往也長於那些喜歡對抗、挑戰掌權宦官的大學士。在實際的政治互動中，有些大學士不得不尊稱司禮監太監「公公」，藉此討好他們。在某些場合，大學士甚至不得不叫最有權勢的宦官頭子「千歲」（相較於他們對皇上的稱呼「萬歲」）。發生這種情形時，就表示司禮監已掌握權柄，內閣則淪為邊陲角色。自1402年設置大學士，直到1644年王朝覆滅，243年間共有163位大學士，其中至少有23位靠司禮監的推薦進入內閣，有約28位展現骨氣、不願向司禮監太監叩頭的大學士，遭宦官頭子拔掉官職。明朝的政治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兩個成員不多但總攬朝政的群體之間的旗鼓相當、平順互動。
第四，在明朝雙頭馬車結構的第二層下面，設有建制完備的監察體系，藉由監察體系不斷彈劾高階宦官，有效抑制宦官勢力。這的確是個了不起的設計，由皇帝居中主導，維持其宦官官員（內廷僕人）和御史、給事中（外朝耳目）的平衡。為分化、削弱大臣權力，防止任何公署或群體威脅其君主專制地位，明朝皇帝針對十三省設立了十三道監察御史。每一道的監察御史有7-11人，全國共有110位，負責監督包括宦官在內的所有人員和帝國所有事務。他們也被賦予其他廣泛的職責和權力，可建議並發動預防性、糾正性、懲罰性措施，以保衛皇帝和皇帝所代表的帝國體制。這些御史可直接面見皇上，主要向他負責。此外，明朝還設了六科給事中，分別對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稽察六部諸司，每科有給事中4-10人不等。這大約六十員的給事中，查核六部經手的所有文書，在官方文書的草擬上行編輯之權，對不當的政策、作為給予告誡，常奉皇上之命出京調查。整個明朝期間，給事中和監察御史合力對濫權宦官發出不計其數的特別彈劾。
擔任御史者都是透過八股科考招募來的國之俊彥。俸祿、品秩普遍偏低的御史和給事中，始終努力捍衛儒家原則、古老傳統、既有體制，同時容忍一夫多妻、纏足、蓄奴的作為。另一方面，他們與人民密切合作，了解制度，願意且熱衷提供「外界」觀點給皇上。但他們常感挫折，因為發覺自己在權力舞台上總是當配角，當不了主角。彈劾宦官的御史，有時想壓制宦官的氣燄，但往往只是想施放風向球，結果碰壁，甚至自己反受傷害。另一方面，宦官在內廷獲得初步的政治磨練，從截然不同的經驗進入政治圈。一旦取得權勢、財富，自然最難抵擋欺詐、浪費、濫權、管理不當的誘惑。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御史和給事中總是磨刀霍霍，隨時準備鬥臭死對頭宦官。的確有一些御史選擇和宦官合作，以便分食政治贓品和財富，但大部分御史選擇照良心行事。但總而言之，明朝皇帝是惟一受惠者，因為這兩股勢不兩立的勢力竭力想壓過對方。明朝能享有兩百六十幾年的國祚，因素甚多，無法概括而論，但明朝的「制衡」制度應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自立朝之初，宦官就已牢牢成為體制的一部分，任何人事變動都只是舊瓶裝新酒，未大幅改變體制的本質。因此，研究明朝宦官制度時，應從其制度性的影響，而非從個別宦官帶來的衝擊著手。開國皇帝洪武不知為何給了史家他不准宦官干政的印象，但他其實用宦官主持茶馬交易，出使蒙古、琉球、高麗，甚至監軍（例如1378年的太監吳誠）。或許更可以說，第三位皇帝永樂的權勢，很大程度建立在一群極能幹且勇敢的宦官上，因為他派了數十位宦官代他執行各種任務。宣德在位（1426-1435）初期，有幾位永樂朝的太監因為真有其事的罪名或莫須有的罪名遭處死，但明朝這第五位皇帝不久就理解到，沒有宦官效力，他的專制大位坐不安穩。於是他命太監金英當南京守備，藉此提升在明朝「留都」這個宦官職位的重要性。此外，宣德帝寵信宦官陳蕪，提拔他出任連貴族都嫉羨的職務。陳蕪是安南人，年幼時被永樂帝帶進宮中。宣德帝似乎很欣賞這個宦官，不只賜他新名王瑾，還指派他數次隨軍遠征，擔任監軍。王瑾更是奉命將1405-1431年鄭和七次下西洋用過的寶船全部封掉。權勢如日中天時，王瑾得到皇上各種賞賜和殊榮，包括珍本書、玉帶、金鞍、駿馬、金幣等寶物。
但在明朝的龐然專制制度下，宦官既是不可或缺，也是在用不著時可逕予拋棄的東西，因為皇帝對他們的寵信通常只三、四年。1442年，十幾歲的正統帝下令將曾出使中亞、擔任大同鎮守的資深宦官郭敬處死，一年後，同意處死另兩名重要宦官張環、顧忠。1445年，另有四名具影響力的司禮監太監遭下獄。但正統帝也大力提拔具爭議性的宦官王振，最後讓王振成為明朝史上最有權勢的宦官「獨裁者」之一。正統帝還允許另一位宦官喜寧聚斂大量錢財。但景泰帝（正統帝的弟弟）接位後，時任御用監掌印太監的喜寧遭革職。然後景泰帝提拔曹吉祥，當他所不可或缺的心腹宦官，但曹吉祥一如其他數百位當權的宦官，未能躲過宦官注定的悲慘下場，1461年遭處死。這一宦官生涯的起落模式，將隨著明朝專制制度更為根深蒂固而繼續成長。1465年夏，成化帝成為明朝第八位皇帝後只一個月，需要牛玉這位不可或缺的宦官，助他擺脫婚姻危機。但不久牛玉就發現，他所得到的聖眷就如朝露，因為說話結巴的成化帝，妄想狂傾向愈來愈濃，行事愈來愈暴虐。成化帝的兒子弘治，試圖壓制宦官勢力，因此史學界對他的評價普遍甚高。但弘治帝淪為迷信俘虜，整天想著要長生不死後，即不得不找位他所不可或缺的心腹宦官。雀屏中選者是時任內官監掌印太監，但以能行法術而特別出名的李廣。李廣聲稱能製符水和不死丸，不久就成為弘治帝的心腹，且明目張膽收受六部官員和貴族的賄賂。李廣得寵多年，直到1498年一場大火燒掉宮中數棟建築，他畏罪自殺為止。
弘治帝死時只有36歲，而他兒子，個性衝動的正德帝，把明朝專制的程度又往上升了一個台階。這麼做的同時，正德帝需要更無惡不作的宦官，於是有惡名昭彰的「八虎」擅權，朝政因此敗壞。1522年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嘉靖即位後，一開始曾大規模整肅正德朝的宦官，想藉此減少宦官數目，但只幾個月後，嘉靖帝就不得不改弦更張，因為體會到若要維持其專制統治，必然需要宦官協助。明朝政體的本質如此，即使有個別皇帝想走不同的治理路線，或只想讓政府有些許非傷筋動骨的改變，都無法成事，因為到頭來，明朝的專制體制若沒有宦官效力，會無以為繼。第十二位皇帝隆慶和第十三位皇帝萬曆都發現這秘密，也都安守現狀。
明朝第十六位皇帝暨末代皇帝崇禎，處死宦官「獨裁者」魏忠賢和其數十位黨羽後，大概有一段時間認為他可讓朝政耳目一新，在沒有宦官「惡」勢力掣肘下治理他的帝國。但不久也體認到，不能完全信任他的六部大臣和邊塞指揮官。不到一年，崇禎帝就開始指派宦官監軍，統率禁衛軍，看守京城九門和每個宮門。1632年冬，他已讓宦官接掌大同、宣府等戰略要地的防務，還讓他們掌理後勤和彈藥生產。此外，一如過去所見，他的宦官再度掌理收稅、茶馬交易、會審、乃至國子監。崇禎在位17年間，用了五十多位學者當大學士，17人當刑部尚書，14人當兵部尚書，處決了七位總督，清楚說明崇禎對士大夫和將領深為猜疑。最後，每當他需要忠貞可恃的官員來維持明朝專制體制時，總是別無選擇，只能找上宦官。明朝君主專制的本質，其實存在於已經成為體制一部分的宦官制度和隨宦官制度而來的雙頭馬車體制。從這角度看，宦官只是這獨特體制的棋子和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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