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此我依時間順序集結所公開發表過的言論，目的在於催生一個正在形成的歐洲社會運動。這些大多數還沒有發表的言論（至少是用法文陳述的），為了避免重複，我做了一番刪減，雖然經過我的整理，但仍保持言論發表當時的特殊時空背景。為了個人及現實上的一些理由，我開始覺得，那些有幸可以一輩子站得遠遠地研究人類社會的人，不應該自外於這些攸關人類社會未來的奮鬥。這些奮鬥有很大一部分是理論之爭，而統治者可以靠主動或被動的共犯結構來進行這些鬥爭，我所謂的共犯，就像那些在布魯塞爾經常出入歐盟執委會、歐盟部長理事會及歐洲議會數以萬計的遊說專家們。新自由主義奉為圭臬的教條，絕非天經地義、自然而然的產物，它只是被廣泛而徹底地灌輸和接受，以致沒有人去討論它和質疑它。實際上，新自由主義教條是經過漫長的時期，由一股強大力量不斷地去建構出來的理論，從理論的生產、傳播到發表，一直都是有系統、有計畫地在進行 ：例如，光是美國商會（AMCHAM），在1998年這一年，就出了十本專書、六十多份報告，並且參加了三百五十場與歐盟執委會和歐洲議會 的會議。這類的組織、公關公司、工業團體或私人公司的遊說團（lobbies），真是多如牛毛。要反制這些文化資本的大量集中及動員的力量，只能靠同樣但反方向的動員，才能有效地對抗。
我們今天更應該重建十九世紀以來社會科學領域的傳統，不讓人類社會任由盲目的經濟力量所操控，並努力使其心中視為理想的社會科學價值普及於世 。我自己也意識到，正如我現在所做的──動員學者去捍衛他們的自主性及堅持他們領域內的價值觀，將會觸犯安逸於象牙塔內的那些人，後者一向將學術圈以外的介入視為違反「價值中立」。他們以學術道德為名──這即是我不惜加以駁斥的，將此視為對科學客觀性的錯誤示範，或易引發外界誤解，甚至橫遭譴責。但是我堅信，無論如何都必須讓社會科學所確立的價值觀進入公共討論的領域（過去它們幾乎不曾在此現身），提醒成為媒體寵兒的二流評論家要謹言慎行，不要信口胡謅；同時，藉此將長期禁錮在知識之邦內的批判力量釋放出來；而之所以會有這種情事，部分原因乃是對科學道德的誤解，逕自認定「學術人」便不應介入到那些新聞界及政治圈內的庸俗辯論；另一原因則是受到一種慣性所影響，即那些使某人成為某個領域專家的思考與作品，從學術上的收益而言，如果較為專門的論著──但通常只有同行才會去閱讀──較易保有其研究成果，也較具獲利性。許多經濟學家在私底下都非常瞧不起記者或央行總裁對經濟理論的濫用，但是，如果我們說這些經濟學家的沉默，是造成經濟學被拿來為政治的不公不義合理化的重大因素，他們又會生氣。
讓知識走出象牙塔，但更難的是讓學者介入到政治圈裡，尤其還要知道是要去捍衛哪個行動，去支持哪個政策。是要援引過去知識分子「介入」的模式，譬如，勢單力薄的請願，或甘心為某個政客利用做個象徵性的背書，或做個說教式或專家式的知識分子，讓人分享其專長，或者接單式的提供某個知識？或是在學者和社會運動間建立新的關係，既不分家，但也不合而為一，既不淪為工具化，但也不落入反體制的空想？建構一個新的組織形式，使得學者和社會運動者的力量可以結合在一起，進行集體批判與創制，從而產生新形式的動員和行動？
但是，到底要賦予這個政治行動什麼樣的運作模式？什麼樣的規模？是要在國家、歐洲，還是世界這個層級來主導？過去請願抗爭的目標，不都在那些隱身的強權政府操弄下，轉移議旨成了某種完美的騙局？矛盾的是，國家過去一直是（自由化）經濟政策的始作俑者，這個政策造成國家的一窮二白，而國家今天還是不理會全球化的支持者或反對者所言，繼續在為這樣的政策護盤。國家自行築起了煙幕，使得它的人民，甚至領導者自己，都看不清自己已被剝奪殆盡，以及去察覺某個重要政策的議旨及其利害關係。這種煙幕作用掩飾國家權力，而它又加以偽裝 ，使人僅僅注意到檯面上無關緊要的小角色，這些跳梁小丑在媒體頭版或選舉口水戰裡相互叫囂，結果反而轉移請願抗議示威的真正目標。
政治離人民越來越遠。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有效的政治行動，它的某些目標，必須在歐洲這個層次上運作，尤其是當歐洲企業和組織在全球走向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時。我們可以把目標設定在歐洲的政治化或政治的歐洲化，把歐洲不民主的制度民主化：像不受任何民意監督的中央銀行，或非民選的公務人員委員會，他們在檯面下的運作，與國際利益團體的私相授受，完全不受民意機關和行政體系的監督。譬如，歐盟執委會集大權於一身，既不用向其虛而不實的行政機關（歐盟部長理事會）負責，也不用向其虛假的立法機關（歐洲議會）負責，歐洲議會本身亦無力抗拒壓力團體的遊說，它的合法性問題，只能靠歐洲全體人民的普選來解決。我們無法期待這些機構能脫胎換骨，這些機構越來越屈從於國際組織的指令，這些指令就是透過一個越來越集中化的經濟力量以掃除全世界的一切障礙。我們只能靠一場廣泛的歐洲社會運動來推動，透過這個社會運動，來建構一個政治的歐洲，賦予這樣的歐洲一個開放而協調的視野，融合過去文化上及社會上的資產，提供全方位、博大而清晰的社會革新計畫。
對我而言，現在最要緊的工作，就是找到物質、經濟及特別是組織上的資源，鼓吹有能力的學者去聯結社會運動者，讓他們一起去討論擬訂改革的計畫和分析，這些事，至目前為止，都還只是某些個人零星的想法，或只出現在一些很邊陲的出版品、機密報告或很冷門的雜誌。可以確定的是，資料搜集員再仔細再徹底地彙整、政黨工會的討論、理論家的綜合歸納，這些都不能取代由那些肯採取行動的學者和歐洲各國有經驗有思考能力的社會運動者，彼此相互激盪所產生的結果。只有能為共同事業帶來助益的學者和社會運動者，他們兩者的結合，才能建構出有效的集體機制，並成為名副其實的社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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