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葉浩（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漢娜・鄂蘭的《心智生命》是眾所週知的未完成鉅著。該書源自於她在一九七二到一九七四年間應蘇格蘭亞伯丁大學（Aberdeen）之邀所作的「吉福德講座」（Gifford Lectures），只完成了關於以開放性為特徵的「思考」和以封閉性為特徵的「意志」兩冊，留給不在講座現場的後人不斷揣測她預計書寫的第三冊「判斷」終究會如何保有或化解兩者的緊張關係。
比較鮮為人知的是鄂蘭另外兩個維持了十年、但最終放棄的大型寫作計畫。一是緊接著一九五一年出版了《極權主義的起源》之後的《馬克思主義中的極權主義元素》，目的在於補足前者刻意留下的最後一塊重要拼圖；另一個則是一九五六年開始著手的《導入政治》，旨在重申政治的本質以及行動之於人類自由的重要性，而據鄂蘭自己的陳述，這本書不但會納入馬克思作為極權主義元素的分析，且成書之後的內容將會讓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人的條件》讀起來像是其「序言」。讀者手上這本《政治的承諾》，正是鄂蘭的學生傑若米・柯恩從上述兩本未竟之書的數百頁遺稿所編輯而成。
鄂蘭原本就是一位思想令人著迷但行文論述卻不容易掌握的作者，假他人之手編輯的書肯定添加了另一層面的難度。誠然，柯恩為此提供了一篇兼具解釋與詮釋的導言，詳實地解說他的編輯理由以及本書在鄂蘭整體思想之中的位置與意義。此外，他也特別解釋了鄂蘭為何「難讀」。首要的理由是因為鄂蘭企圖理解的東西本來就相當困難，且不易表述；再者是因為她本人的心智複雜，並總以不同的角度來看待、敘述一件事情，從而讓人難以掌握甚至忽略其思想之整體結構。
筆者同意柯恩所言，閱讀鄂蘭必須仰賴明辨的眼光和堅定的意志，才不至於迷失在角度轉換的書寫之中。不過，她的語言本身其實也是個容易讓人遊走於迷宮的理由。來自德國的她，雖然通曉多種古今歐洲語言，並以英語著書立說，但思考上終究難脫母語的影響。再者，她習慣使用哲學術語，它們的定義也許對學者來說不陌生，但一般讀者卻只能望文生義。另一方面，她也創造了不少新詞來承裝她試圖解說的概念或描繪的現象，且使用的字詞往往又採取了它們最原始的本意。
例如，鄂蘭論及極權主義底下的「責任」（responsibility）時，該詞主要指的並非事後應該受到的懲罰，也不是針對邪惡政策的因果關係（誰才是主謀、誰僅僅執行命令），而是事發當時身為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判斷能力的獨立個人，應該要有的「回應」（response）。至於通常中譯為「常識」的英語「common sense」，在她的文本之中總帶有其拉丁文字源「sensus communis」的「社群共感」意涵，包括一群人共同享有的感受、看法，人們所謂的常識不過是其中的一環。又簡單如「principle」（原則）一詞，在她的用法底下許多時候根本非關行為處事的準則，而是關乎事物生成的原理，且指的並不是類似自然定律或法則那般的理由或邏輯，而是如同DNA那樣的實體存在——換言之，指的是形而上或說「本體論」（ontology）層次。
是故，閱讀鄂蘭的著作必須對她的文字保持相當警醒的態度。更何況，她不只一次提及，西方之所以步入了極權主義，本身與人們忘卻了許多日常語彙的字源有關。《政治的承諾》無疑是此一想法的最完整的闡釋。收錄的六篇文章涉及了「傳統」、「權威」、「政治」、「哲學」等主要概念的歷史分析、語意轉變，以及這些轉變所代表的心智狀態與文化意涵。而貫穿其中的，不外是在我們的時代之中，重建這些字詞所乘載的概念與指涉之作者企圖。
二、政治作為一種歷史偶然性的人類成就
這當然是一個與集體遺忘對抗、力挽狂瀾的宏大企圖。鄂蘭最致力於恢復的記憶，莫過於「politics」（政治）一字，其字源乃古希臘的「polis」（城邦）。她在《人的條件》已從古希臘的詩詞、戲劇和哲學挖掘出當時對於「政治行動」的理解，其意義在於「共同行動」（acting together）。換言之，政治乃關乎一群人共同事務、共同命運的一種活動，且唯有人人平等，既能自由發言來試圖說服對方，且聽取彼此意見，進而達成共同的決定，才稱得上是一個政治社群。當鄂蘭使用「政治」一詞時，指的是其古典的「關乎眾人共同事務」之意，本書書名也不例外。
不過，書名的「承諾」有必要進一步解釋。《人的條件》一書也提及承諾（promise）與原諒（forgiveness）之於政治的必要。在那裡，鄂蘭強調既然政治作為一種眾人的共同行動，無論出自於卓越人士的領導或集體意志的決斷，都可能遭遇各種意外或阻撓而以失敗告終，因此，過去的承諾不一定會落實，原諒則是社群得以走出歷史傷痛的必經之路。就此而言，社群的維繫本身是一個原諒與再次承諾的循環。
這並非本書書名所指的意思。首先，書名原文「The Promise of Politics」不能等同於「Political Promises」，因為主題不在於來自政府或政治人物所做的「政治性」承諾，而是來自於「政治」這一回事，而其中的限定詞「the」更是暗示了政治本身關乎一件特定的事。
再者，根據上述鄂蘭對於政治的理解，這一件特定的事指的不外是「自由」。一來，作為關乎眾人集體事務和共同命運的政治，本身意味著每一個人都不該輕忽且應積極參與的活動，因為唯有在進行此一活動當中，個人的自由意志以及集體的自主權才得以展現，才享有完整的自由；換言之，這樣的自由，就是政治一事，且唯有政治一事，所能賦予每一個社群成員的。二來，此一理解也意味著，唯有在集體上不受外力干擾，個別成員又能享有權利進入公共領域互換意見、溝通與辯論，一個社群才算是擁有「政治自由」。上面三個「唯有」不僅共同指向一種特定條件的滿足，也暗示一種偶然性。
進一步解釋，政治在鄂蘭眼中本來就是一種偶然性的成就，彌足珍貴。這種想法不同於時下常聽聞關於政治的定義，例如預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管理眾人之事」或現實主義者主張的「權力鬥爭」，也不是女性主義者所謂的「存在人際之間的一切」。這些理解對鄂蘭來說都是一種出自特定理論或意識型態的偏見或誤解，且源自於對古希臘曾經有過的實際政治經驗之遺忘。
是故，「政治的承諾」關乎歷史曾存在、現在值得擁有的一種人類經驗：政治——其本質是一種集體活動，目的在於讓人在個人上與集體上皆彰顯自主性，也就是鄂蘭終身所捍衛的「自由」。這樣的政治，大多數的時候並不存在，但，只要某些條件的滿足，當可出現，而出現的時候也就是自由的時刻。換言之，這樣的自由是人們「進入」政治的時候可預期的經驗，所以稱之為「承諾」或「許諾」似乎也恰當，相信鄂蘭本人不會反對。
至此，讀者也當可體會作為《人的條件》序言的本書第六章〈導「入」政治〉（Introduction into Politics）為什麼要用那樣的標題。鄂蘭試圖指引身處極權主義肆虐過後的我們如何進入古希臘城邦所體現的那一種政治時刻，或說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此舉並非不少論者所批評的「懷舊」，亦即過度美化古希臘城邦，一個再也回不去的政治體制，因此，鄂蘭的著作所指向的充其量是一種過去並不存在、未來也不可能「再現」的想像烏托邦。實則不然，對鄂蘭來說，這樣的政治於今依舊可能，只要當前阻擋它成為現實的障礙能夠排除。這些障礙不只有極權主義者或政治野心家，還有西方整個政治思想傳統。據此，〈導「入」政治〉只是一份基於實際歷史經驗的處方，本書其它五章則提出了關於二戰之後西方思想與文化處境的診斷與病理報告，包括對於後極權時代的人類處境，以及針對柏拉圖所開啟的「政治哲學傳統」之分析。
三、「無欄可憑、無柱可倚」的後極權主義時代
於是，《政治的承諾》一書可理解為鄂蘭關於後極權主義時代政治出路的思索，既試圖恢復人類對於政治自由與行動能力的記憶，也致力於對抗整部人類史上所充滿的各種逃避、否定或企圖殲滅政治與自由的思想與行動。
首先，鄂蘭必須確認當時的真實人類處境。德國在本書收錄文章的書寫時刻，看似徹底走出了極權主義，紐倫堡大審也早已結束，被判「反人類罪」的主要納粹戰犯已被處死，轉型正義更是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且人權再次被高舉為普世價值。然而，看在鄂蘭眼裡，如此快速的價值體系全面翻轉，並不值得慶幸，因為那如同納粹年代的思想失根狀態，道德淪為「餐桌禮儀」那般容易更換，大風一吹就輕易地反過來了。
鄂蘭並未說明，從對於屠殺猶太人政策的接受（至少是不反抗，乃至默許）回轉的德國人必須怎麼做，才不至於像更換餐桌禮儀那樣輕易，才算大徹大悟。
不過，對她來說問題的真正核心是，正如她在《過去與未來之間》書中所指出，威權體制實際上只會出現於政治權威不再的時候，也就是一個情感孤獨且思想失去根基的時代，一個亟須填補的心靈與道德真空，而一次世界大戰肆虐過後人們所處的就是這樣的年代。
此前的人們曾經相信啟蒙運動的「理性之光」，將會帶領世界走向永久和平、進步繁榮以及穩定安全的美麗新境界。然而，殘酷的戰爭讓人明白，之前以為的曙光原來是理性的黃昏。最終迎接人們的，是一個情感與思想上皆孤獨且無所依靠的時代，一個亟須填補的心靈與道德真空。鄂蘭眼中的那個年代，
前所未有的殘酷戰爭就是一場大風，幻滅的人們猶如在「無欄可憑，無柱可倚」（without banisters）的處境之中，試著伸手去抓任何看似穩固、可以依靠的東西。
其結果是，人們錯把歷史的「小丑」希特勒當日耳曼民族的偉大英雄，誤把納粹主義當作解藥。不僅如此，在這樣一個「如遇大風，無處可著」的世界裡，不僅極權主義有機可乘，「失根的惡」（rootless evil）也俯拾即是——一九六一年的「耶路撒冷審判」主角，納粹黨衛軍高級將領艾希曼身上所展現的「思考匱乏」（thoughtless）是為一例 。
「失根」當然是一種常見的比喻，然而在鄂蘭的著作裡，至少有三個彼此關聯的不同意涵。第一個涉及了思想與道德傳統的連根拔起。根據她在《過去與未來之間》的界定，「傳統」（tradition）不同於「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前者指的是真正伴隨「權威」（authority）的一整套價值觀念與思想體系，能夠為人們的生活指引方向，提供是非對錯的判斷標準，但不靠威嚇脅迫等強制力的一種規範性力量；後者指的則是那種失去了這種能力的保守勢力反撲，例如英國保守主義者柏克在法國大革命狂捲歐洲的年代，高舉過往的光榮傳統那樣。
再者，鄂蘭也提醒：「傳統的終結並不見得意味著傳統的概念失去了掌控人心的力量。相反，那些老掉牙的觀念和概念，有時候會在傳統失去生命力，記憶開始消退的時候，更加專制。」換言之，傳統主義者口中的「傳統」，根本不是真正具有權威，而是那些在過去享有特權的人士編織的虛構記憶，或能暫收短期功效，但終究會以失敗結束。這種作法本身就是一種失根，亦即與人們的實際生活和時代精神脫節的反動策略。
事實上，鄂蘭認定西方存在過一個具有權威的偉大思想傳統。《政治的承諾》第一至第五章致力於釐清此一傳統的起源、發展以及終結。鄂蘭最重要的洞見則或許在於：此一始於柏拉圖、終於馬克思的「哲學傳統」，之所以會被連根拔起，乃因從不根植於「實際政治經驗」——而且，「只有當極權主義成為陳跡時，我們這時代的真正困境才會顯現其真正的形式——儘管不一定是最殘酷的形式。」
如同更換餐桌禮儀般翻轉納粹時期的一切價值觀，正是這種真正形式的特徵。它也意味著，後極權時代其實仍舊是一個傳統斷裂、權威不再的失根世界，而我們只能在這風雨飄搖處境底下尋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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