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國家,都有繞不過的傷口。見證了過往殘酷的許多名字,就這麼被時間抹去。
當舉世都盛讚德國人能正確處理轉型正義問題時,這本書對於同樣身處歷史、族群議題中等待和解的台灣,或許能打開一扇希望之窗,以及值得借鏡的典範。
德國思想研究者蔡慶樺在二○一三年至二○一八年間派駐德國時,由書籍、展覽、影劇、少為人知的歷史事件等多重面向,深入挖掘那個大時代下小人物的見證,以及德國人對自身過去邪惡所進行的種種反思。他在一個個血淚斑斑的泛黃故事中,帶領讀者看見回憶、述說、反抗、面對的勇氣,以及德國社會如何對這一切反覆討論、曲折前行。不僅是面對歷史的思考,更是對人性、對道德的深刻探問。
一個國家的偉大之處,就在於能從重創中站起來,不只是經濟或政治上的重生,更必須在精神及文化上學會哀悼,癒合不可能癒合之創傷。
本書以在德文中特有的一詞概念貫穿:「克服過往」(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已發生的、過去的錯誤,不會簡單地在歷史中消失。如何面對、克服傷痛,才得以進而讓未來得以正常進行。勇敢撕開和諧的偽裝,才能從根源療癒,並確保未來不再重蹈覆轍,以求終有一天能完結這個重擔。
為無名者做傳,我們一起做傾聽者、記憶者、敘述者。
從另一岸到這一岸,我們都站在轉型正義的起點上。
※※強力推薦※※
德國文化觀察家 & 作家 神奇海獅(李博研)
教師 & 作家 蔡淇華
廣告導演 & 作家 盧建彰
(依姓氏筆畫排序)
作者簡介:
蔡慶樺
高雄出生,苗栗、臺南長大,臺北求學,後移居臺東。在臺灣跟德國讀外交、哲學及政治。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治歐陸思想史。曾入圍2019年台灣文學金典獎、獲2018年及2019年人權新聞評論獎,並獲2020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
章節試閱
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紀念:述說那無法被敘說的,見證那必須被見證的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被解放,結束了納粹在這裡的暴行,聯合國因此指定這一天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七十年來,這個集中營成為一個不可遺忘的標誌,提醒世人:人類可能如何盲目、狂熱而殘忍地,犯下不可思議的暴行。
為了紀念奧斯威辛解放七十週年,德國第一公共電視台(ARD)在二○一五年發起一項推特Hashtag標籤:「#奧斯威辛對我的意義:___________」(#Auschwitz ist für mich: ___________)。這個行動引發了媒體激辯。究竟我們能否「推特」這個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事件?如何在一百四十字內說出集中營的意義?這麼作的倫理意義何在?
《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的編輯普蘭斯塔勒(Christopher Pramstaller)說:不!奧斯威辛不是主題標籤的對象,因為用一百四十個字表達這個場所、這個事件,是輕率的「反應」(Reflex),而不是深刻的「反思」(Reflexion)。但是歷史學者布克哈特(Hannes Burkhardt)則問,用一百四十個字或一萬四千個字描述集中營,差異何在?我們總是得面對這個事件。而一個情緒,一個反應,也可能將我們帶向反思的路。
超過五百六十萬人被解送到奧斯威辛,超過一百一十萬人在這裡失去生命,其中百萬人是猶太人。這個集中營裡所發生的事,遠遠超出人類所能想像,也非人類文明所能承受的限度。如何描述這個邪惡的大屠殺機制?德國人如何承擔奧斯威辛,又從歷史中學到了什麽?七十年來德國社會不斷陷在集中營帶來的倫理難題中,苦苦思索答案。顯然不管是一百四十字或一萬四千字,都難以刻畫大屠殺的成因及面貌。
▎只想趕快回去過「正常人的生活」
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德國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訪問華沙,在猶太區的紀念碑前,為了納粹犯下的集中營暴行跪下並默哀,承擔了德國一整代人的罪責。他以這個極具象徵意義的懺悔姿態,回應了大屠殺的罪責與倫理問題,也因此獲得次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但是,不是每個德國人都能那麼勇敢面對奧斯威辛。那不只是無法啟齒的尷尬話題,也是無法表達、無法想像的事。德國最重要的政論談話節目《君特.姚赫談話秀》(Günther Jauch)於一月二十五日時邀請了兩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以及參與一九六三年起訴集中營工作人員的檢察官維斯(Gerhard Wiese)上節目,談論那無法想像的暴行。
主持人姚赫問維斯,為什麼一般的德國人這麼不談集中營問題?維斯說,一般的德國人認為,清理納粹的工作已經被盟軍完成,他們只想盡快回去過正常的生活。而那些被起訴的集中營工作人員,在戰前也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正常」德國人。德國司法界當時並無太大興趣在沉重的業務負擔外,另外起訴這些人。
可是「正常」的生活,難道不是建立在對那些「絕不正常的事物」的忽略上?這些非正常的暴行,德國社會平常不願意碰觸。姚赫指出,戰後的四○、五○年代,大部分的德國人不願探究奧斯威辛,認為大部分德國人民與集中營無關;而六○年代開始,在法蘭克福的檢察官揭露集中營的共犯結構後,整個德國都為了「平常」德國人的涉入而震驚。
在那之後,人們以為罪責問題早已經被司法回答,所謂的「克服過往」(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已經與七十年後的今日無關;然而,當姚赫的節目上,這兩位倖存者緩緩敘述奧斯威辛裡發生的事情時,整個共和國的觀眾還是為之震動。
▎兩位見證者的故事
八十四歲的艾爾本(Eva Erben)說,當年她被解送到集中營時才十一歲,她與家人們無法理解這個集中營的作用,她以為只是暫時的棲身處。但是,她自己的母親在被解送至集中營途中──每天冒著寒冷行走三、四十公里的「死亡行進」(Todesmarsch)──筋疲力盡抱著年幼的她,與她告別:「我無法再繼續下去了,我現在必須離開妳了。」她看著母親死亡。她在集中營裡看到越來越多不可理解的荒謬與殘忍,終於知道,這不是暫時的家,而是最後的終點。
她講述她因為被分到兩隻左腳鞋子想更換而被警衛用槍托打落牙齒,她見到許多母親的嬰兒被強制奪走,她見到地上滿佈嬰屍,她見到失去嬰兒的母親精神失常、抱著不存在的寶寶唱搖籃曲,最後投身在電網自殺……。這段記憶太過殘酷,她必須等到終戰幾十年,人已移居以色列開始新的生活後,才有辦法述說。
而九十三歲的弗麗德蘭德(Margot Friedländer)則說,納粹掌權時她們全家必須逃亡,她甚至染髮、動了整形手術,只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像猶太人。全家後來還是被抓到,分別被解送到不同集中營,她則孤單地躲藏、流浪於街頭。戰後多年她才知道,除她以外的家人皆已在集中營中死亡,「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後來她移居美國,近九十歲時才終於回到這個如此殘酷對待她的故鄉──柏林定居。
當她決定返回德國時,親友們無法理解,懷疑她如何能回到這個殺害她全家的「充滿惡人的國度」。她對著鏡頭說:「其實,我在德國受到溫暖歡迎,很多人也對我的返鄉表示感激。現在的德國人,已經是大屠殺的第三代、第四代,他們與那一代犯下的罪行無關,我有什麼資格審判他們呢?」
這是充滿諒解的姿態。但是這一代的人又如何回應她的和解與原諒?姚赫指出,民調顯示,今日三十歲以下的德國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不願意談論集中營的問題,「對此,妳感到憤怒嗎?」兩位倖存者回答:我們只能遞出我們的手,只能向這些不願意談論的人見證,希望他們也能成為見證者,因為我們能成為見證者的時間,來日無多了。艾爾本並說,見證的意義在於提醒我們,七十年前發生的事情,今日還是會一再發生。
節目最後,姚赫引用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魏瑟爾(Elie Wiesel)──也是奧斯威辛倖存者──的話總結:「每一個傾聽見證者之證詞的人,自身也是見證者。」
這一集節目讓整個德國社會動容。《明鏡週刊》(Der Spiegel)評論,艾爾本與弗麗德蘭德說出了那「不可敘說之物」,當年的納粹要讓那些異己者沉默,而不斷敘說那些難以敘述的邪惡,也許正是一種反抗技術:你無法強迫我成為你要的樣子。這個夜晚談論記憶如何作為抵抗的武器,如此觸動人心。
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紀念:述說那無法被敘說的,見證那必須被見證的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被解放,結束了納粹在這裡的暴行,聯合國因此指定這一天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七十年來,這個集中營成為一個不可遺忘的標誌,提醒世人:人類可能如何盲目、狂熱而殘忍地,犯下不可思議的暴行。
為了紀念奧斯威辛解放七十週年,德國第一公共電視台(ARD)在二○一五年發起一項推特Hashtag標籤:「#奧斯威辛對我的意義:___________」(#Auschwitz ist für mich: ___________)。這個行動引發了媒體激辯。究竟我們...
推薦序
【推薦序一】善良,是一種選擇
德國文化觀察家&作家 神奇海獅(李博研)
人性兩難的場景
德軍士兵威廉奉命,準備燒毀戰區的一棟平房。他以為房子裡早就已經人去樓空了,然而當他提著汽油進去時,卻撞見一對年老的俄羅斯夫婦在餐桌前用餐。老夫婦與他四目相望,接著老先生緩緩地提起茶壺,倒了一杯茶想請這位闖入他家的陌生士兵喝。然而到了最後,德軍士兵還是只能遵照命令,燒毀老夫婦的家。
蔡慶樺的《邪惡的見證者》中,到處都是這種人性兩難的場景。剛開始看到這本書的時候,我心想大概就是在探討德國的轉型正義之路。但是看完後才發現這本書討論的不僅僅只是歷史的問題,它還討論到同婚、藥物氾濫、兩代之間的歷史記憶等至今還在德國廣為人討論的議題。像上面描述的這幕景象,就是來自於德國第二公共電視台(ZDF)為紀念50週年台慶,於2013年推出的影集《我們的母輩父輩們》(Unsere Mutter, unsere Vater)。這部影集立刻獲得廣大的迴響,知名週刊《明鏡》甚至宣稱這部影集代表「德國反思歷史的制高點」。許多德國人終於從冷硬生僻的歷史課本外,開始了解自己父母、祖父母那輩經歷的那個集體瘋狂年代,甚至到最後開始問起自己一個問題:如果是我遇到這種事情呢?我會怎麼做?
「我會怎麼做?」
我認為,這一句話透露出德國歷史工作的真正核心。我在漢堡大學讀書時曾經有一門課很有趣,在十幾堂課堂裡,每堂學生都要探討一個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或是其他什麼社會科學的理論,而全部圍繞著的就只有一個問題:「納粹大屠殺為什麼會發生?」
因此,整個學期下來我們討論了傅柯的《規訓與懲罰》、討論了阿多諾關於啟蒙運動的種種評判及其他法蘭克福學派學者、討論了米爾格倫實驗裡人們對於分散責任的毫無防備、也討論了路西法效應。在整個讓人頭昏腦脹的學期以後,我得出自己的結論是:當當人們受命去執行一些道德上不允許做的任務時,他們會陷入一種叫做認知失調的心理狀態中。為了擺脫這樣心理上的不舒適感,他們就會開始改變自己的心態。其中一種選項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平庸之惡。
「平庸之惡」意指放棄思考。當上級的規定與指令下來時,即不加思索地加以服從,把一切都交給規定與領袖說了算。一九六一年,前納粹黨衛軍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時,猶太裔學者漢娜鄂蘭首次提出了這樣的概念,她認為艾希曼只不過是個官員,而且意識形態在他的行為中並非扮演主角。她堅持將艾希曼描述為禽獸、是惡魔的化身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會讓歷史研究者忽視,暴政專制的政權如何能輕易引誘平民百姓參予罪行。不加思考的執行命令的確是一種惡。但是後世的德國年輕人要接受的,可能是更令人傷感的一項事實,那就是他們的父母非但不是被迫,甚至本人就可能是這種體制的狂熱支持者。
蔡慶樺的文章中,就提到這樣的一個故事。在《陌生的父母: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的日記與信件中記錄的時代歷史》這本書中,編輯者克勞斯在父母過世後,便在閣樓裡找到了父母及叔叔留下的日記本以及信件。
克勞斯的父親一輩子擔任新教牧師,而母親協助父親,兩人一直被鄰里視為服事上帝的善人,知識與品格都是社區模範。在他和妹妹的記憶中,母親曾送給她《安妮的日記》,對她敘述在二戰時候猶太人曾經受到多麼不公平的待遇;而父親也曾悼念抵抗納粹的神學家及白玫瑰運動。因此他從小便相信,那麼善良的父母親,在那十二年間一定是站在正確的一方,一定是獨裁政權的受害者,而不是幫兇。但在翻閱信件以後,赫然發現他的上一代是如何成為狂熱的希特勒支持者,甚至到最後當他們被蓋世太保盯上、要他出賣同志提供教會內抵抗者的名單時,他也照做了。當克勞斯兄妹看到這些信件時,自然完全無法接受現實。他甚至一度想逃離那個父母的家,而也不知道該拿這些信件怎麼辦。
慘劇,其實比我們想像得更近
書裡的許多故事都在考驗我們的人性。當你沒看過這些故事、看過前人的掙扎時,你其實根本不會知道你也許比自己所以為的更容易受騙、也更軟弱。故事的主角克勞斯兄妹與其他許許多多的德國人大可以將過去掩蓋,然後在每個夜晚爬上床、心安理得地進入夢鄉。但是,當意識逐漸模糊的時候,卻開始有一些微微的思緒在暗處滾動,起初只像是水中泛起一點小小的氣泡,但是卻越來越多、最後竟然像是滾水般的沸騰起來。他知道人們會開始忘記這一切,他知道那些審判、那些歷史,會隨著時間淡出人們的視野,像一隻越來越遙遠的蒼蠅,就像以前的他一樣。但慘劇其實比想像中離我們更近,只要我們忘記,它就會再重演。最後他選擇將所有的文件出版成書。他認為必須記錄時代歷史真相,每一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而原因很簡單:「使未來不再有相同的錯誤被犯下。」
這就是德國人即使要爬過那段污穢不堪的過去、也要尋找真相的最終原因。這是德國人的選擇。他們選擇告訴大家:這些暴政的支持者並非惡魔。反而恰恰是因為他是個「人」、擁有人性的弱點,而當相似的時代再次來臨時,我們也會做出相似的事情。而他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讓別人相信,會有一個超越時代價值觀的正義存在,萬一當那個極端的時代再臨時,它也許能幫助人們克服自己的軟弱,並選擇拒絕成為暴政的幫兇。
善良,是一種選擇;這句話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就是要經過選擇以後,人們才能走向善良。作者蔡慶樺希望我來推薦這本書,但我卻說:不需要。事實上只要你一翻開這本書,你就根本停不下來了。唯一的問題是:你準備好了嗎?
你有把握從現在到看完整本書,你的每個選擇都是善良的嗎?
【推薦序二】擺渡到「因能而愛」的另一岸
教師 & 作家 蔡淇華
這幾年靠追逐蔡慶樺博士的「德意志思考」專欄,慢慢蓄積自己國際素養的能量,今日專欄結集《邪惡的見證者》,不啻是思辨能量的一次爆發。 如同蔡慶樺書中所言,哲學家海德格指出「德文」這個字的原意是「翻譯」,但重音不同時,也是「擺渡」之意。
在這個當代人在經歷世俗、啟蒙,卻也失去傳統價值的「無父當代」,我們亟需蔡慶樺替我們翻譯那些已經被遺忘、應該被見證、卻被遺忘了的名姓。這些曾經愛過、恨過、疼痛過的名姓是波,是浪,是擺渡人蔡慶樺為我們展開這一場德意志歷史之旅的航道。
邀請朋友打開《邪惡的見證者》,讓我們從「無能哀悼」的一岸,擺渡到「因能而愛」的另一岸!是的,如果一年只讀一本書,我推薦這本《邪惡的見證者》。
【推薦序三】有眼的就該看
廣告導演 & 作家 盧建彰
04:00AM
凌晨四點,因為時差,我清醒。很想好好地睡,但女兒說她肚子餓,我說,我們再試試看睡一下好不好?她試了,但沒有辦法。後來開始唱起歌來:You don't know I don't know......因為是即興創作,我是世上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聽到這首歌的人,儘管我閉著眼睛假裝睡覺。
終於,我意識到無法讓她繼續睡,或者說,我意識到她讓我無法繼睡,我只好起來,幫她烤吐司,結果,她玩著玩著,就忘了要吃我烤好的吐司。吐司涼了,我的心沒有。因為我昨晚讀的《邪惡的見證者》,讓我意識到,我正在見證一段幸福。
你知道些什麼?你記得些什麼?很多人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幹嘛提起。是呀,幹嘛提起呢?
事實上,那些殘酷的故事,都不是什麼你可以輕易說是怪物做出來的事,而是一個一個跟你我一樣,原本平凡也沒什麼兇惡基因的普通人,在歷史的那當下,做出了選擇,儘管在當時候,他們或許不覺得有其他選擇,更不清楚歷史就是這樣形成。如果我們不去觀看,我們都有可能再犯下一樣的錯誤,傷害其他的人。
我的母親因為車禍腦傷因此有記憶力喪失的問題,她能記得的時間只有五到十分鐘。她還願意跟我說話時,會問我當兵沒,我會回答她,那已經是將近二十年前的事了。她會緊跟著追問,那你有在工作噢?那要存錢,存老婆本。當我回答她我已經結婚快十年了,她會勃然大怒,責怪我怎麼結婚沒找她去?這時,我得趕快找出結婚照,給她看。這時她會露出靦腆的表情,說抱歉她忘記了,下一句,就會笑著說,「不過,恭喜你耶,竟然有人願意嫁給你。」
我總愛說,別人家的我不確定,我家的結婚照是有用處的,它讓我的母親每天都有機會,為我開心。
有時,望著我的母親,我會想,如果我們不知道真相,也不記得真相,那我們和失憶症又有什麼兩樣?你什麼重要的事都不記得,憑什麼你可以有記性呢?那對我母親來說,會不會不太公平?
你知道些什麼,決定你對未來的判斷。你記得些什麼,更決定你對於價值的取捨,甚至,也決定你這個人在這世上的價值,和世界該如何取捨你。
法蘭克福機場
去過歐洲的人,大概很有機會到法蘭克福機場,因為是個重要的交通樞紐,不管要到歐洲哪個國家,你有很大的機會在這裡轉機,這裡甚至是許多人踏上歐洲土地的第一站。只是,拉著行李箱快步奔向美麗歐洲的我們,不太有機會知道,這個繁忙的國際機場,竟然也有屬於他的一段納粹歷史。
一九四四年,一千七百位匈牙利猶太女子被迫來到這裡,為了強化納粹空軍戰力,拖著孱弱身軀,扛著比自己還重,高達五十公斤的砂石,一步一步蓋出法蘭克福的第一條飛機跑道。年紀最大四十七歲,最小十三歲,許多人在過程裡被守衛活活打死,或者在殘酷不人道的折磨中沒有尊嚴地死去,一千七百人最後只有三百三十人存活。而在一九七○年一位倖存者,回到這裡,當她向市政廳詢問集中營遺址和紀念碑時,市政廳的人員感到十分疑惑,因為在他們的認知裡,法蘭克福這裡並沒有納粹集中營,他們認為這位倖存者記錯了,他們感到十分不解。
這整個集中營的歷史,被完全抹去。
直到後來經過數十年,當地的學生們意外在某份集中營資料裡,發現自己家鄉的名字,而出身當地的他們不曾聽說家鄉父老提及,感到十分好奇,開始研究爬梳,拼湊出這段確實存在的歷史,他們甚至回頭找上當初承包這個機場工程的營建公司,呼籲能夠針對受難者發表道歉聲明並賠償。這在多年後因為成為地方的重大活動後終於發生,他們邀請十九位匈牙利的倖存者回來,並一一念出那一千七百個名字。
我的眼淚在這裡泛滿,我女兒問我怎麼了。我說,眼睛痠。
有眼的就該看
我很感激蔡慶樺讓我知道這個故事,那沒有讓我比較好過,但或許可以讓我有機會變比較好一點,甚至,讓我有機會幫我的孩子多知道一點,多記得一點。那會讓她好一點。我看著年幼的她,希望她不需要經歷像那些姊姊們的悲慘故事,而那並沒有人可以向我保證。唯一可以做到的人,是我自己。
當我知道這件事,記得這件事,在乎這件事,並且試著告訴別人這件事,我們才能有機會避免這件事再度發生。見證這些見證的我們,當然是見證者。邪惡害怕我們看著它,直視它,因為隱蔽躲藏是它滋長最好的養份。
它吃的不是別的,正是其他人的「別過頭去」,一如愛因斯坦當初在普魯士皇家科學院中,因為猶太人身份被迫離去,其他院士的「別過頭去」,並不比納粹來得不邪惡。
你當然是個見證者,除非你閉上眼睛。而那,讓你和沒有選擇而失明的人有什麼兩樣?不,你糟糕許多,因為你有選擇,你做了選擇。比這些恐怖的事,更恐怖的是,不看。同樣的事情,現在也在我們的網路上看得到,你不看,你不管,讓它一個集中營一個集中營的蓋,而最後,也許你不再只是從外面看,你可能得從那裡面看外面,並且看不到外面。
不過,也有個稍稍好的消息,就是當我們看著它、傳講它、警戒它,它就不那麼有機會再度發生。當我們願意去見證邪惡,邪惡自然會膽怯的,它會的。
你該見證,你當見證。那讓你勝過邪惡。那讓我們勝過邪惡。
這書,有眼的就該看。
【推薦序一】善良,是一種選擇
德國文化觀察家&作家 神奇海獅(李博研)
人性兩難的場景
德軍士兵威廉奉命,準備燒毀戰區的一棟平房。他以為房子裡早就已經人去樓空了,然而當他提著汽油進去時,卻撞見一對年老的俄羅斯夫婦在餐桌前用餐。老夫婦與他四目相望,接著老先生緩緩地提起茶壺,倒了一杯茶想請這位闖入他家的陌生士兵喝。然而到了最後,德軍士兵還是只能遵照命令,燒毀老夫婦的家。
蔡慶樺的《邪惡的見證者》中,到處都是這種人性兩難的場景。剛開始看到這本書的時候,我心想大概就是在探討德國的轉型正義之路。但是看完後才...
作者序
【自序】那些該見證卻被遺忘的殘酷
蔡慶樺
這本書,是偶然,也是必然。
《天下雜誌》開辦《獨立評論》時,問我要不要開設一個專欄。一開始我是持保留態度的。我想寫的東西,都是潛入思想、歷史與文化的深層所挖掘出的長篇評論,在習慣輕薄短小閱讀模式的社群媒體時代,真會有人想看嗎?
後來,終於還是開了這個評論專欄,因為我希望能在工作之外,也為台灣做點不同的事。專欄名稱沒有花什麼時間便決定了,一點都不華麗,以直球對決方式告訴讀者將會讀到什麼:德意志思考。
這個名稱有兩層意思,一來是我希望帶著讀者一起思考德意志這個國家,二來我希望從德國式的思想模式,為沒那麼熟悉德國的台灣社會引入一些不同觀點、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以及一些思考台灣問題的資源。
出乎意外地,即使「文長慎入」,這個專欄受到相當多讀者支持。不少人寄來正面的回應,表示驚訝在網路上有這樣談論人文議題的長文,高興能夠讀到對於德國的深入思辨;有些人的意見非常精彩,甚至能與我的文章發展出深度對話;有些人對某些議題感興趣,希望我多談談某個領域;還有各式各樣跟德國有關的問題,例如德國旅遊問題、留學問題、情感問題、工作問題......。當然,也有對我某些文章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的,我也感謝許多批評與指正。這些迴響,都是「德意志思考」專欄不斷成長的能量。我不一定有時間回應,但是我都讀了。感謝中文世界每一位花時間細讀、分享、評論的人。
《獨立評論》並沒有要求我以什麼頻率或內容供稿。因為自身工作的關係,我的寫作時間不多,又需要時間消化大量德文文獻,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寫作規劃,只是想到什麼寫什麼;又因為我是個閱讀興趣廣泛的人,我的「想到什麼」,還真的想到很多什麼。於是哲學、政治、歷史、媒體、人權甚至情感,都是我書寫的材料。其實,要觀察這個多元複雜的國家,專欄內容不也必然具備多變的樣貌?
那些文章中,有不少與納粹歷史或轉型正義有關。我並沒有特意這麼安
排。在我開始寫作的時候,「轉型正義」在台灣的公共討論裡,還不是那麼熱門的詞彙,當時我也不是針對轉型正義而寫,卻在巧合下處理了許多這方面的議題。然而,這其實也不是巧合。要看清德國這個國家的過去,又怎麼能繞開這一點?《獨立評論》提議,蒐集這些關於轉型正義的文章,出版一本書時,我才意識到,這幾年下來,竟也累積了一定的成果。
我告訴主編,我想寫的是那些在歷史中應該被記得、卻被遺忘了的名字。而這些名字,都見證了某種邪惡或者殘酷,都經歷了在時代中的無力。有些人獲得了平反,有些人卻就這麼被忘記。這本書,希望能夠讓世人見證應該被見證的,記得已經被遺忘的。
中文世界所謂的「轉型正義」,在德文中沒有完全一樣的字眼。德文使用「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與「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兩個字來討論轉型正義問題。前者借用自精神醫學裡如何處理創傷、克服陰暗過去的詞彙,用以討論如何處理並克服歷史過錯與罪責;而後者是對罪行的探究、調查,是解開那些錯綜複雜、無人能解的罪行檔案,以求終有一天能完結這個重擔。由這兩個概念的複雜即可知道,轉型正義的工作絕不簡單。
這本書,其實並無為台灣的轉型正義提出什麼建言的能力,但如果能夠為無名者做傳記,記錄那些必須記錄的,正是一個最好的轉型正義起點。本書中〈跨越三百年的世代之聲:長者的圖書館〉一章,即提及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倖存者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他認為所有集中營受難者最害怕的,其實不是在集中營中死去,而是害怕那裡發生的事情太過恐怖,以至於在倖存後沒有人會相信他們述說的經歷。我的書寫,想履行的正是這種倖存者的倫理責任:我們都應該是傾聽者、記憶者、敘述者、見證者。
探索人類歷史上的巨大錯誤時,需要看到的不只是被害者的面容與命運,還得思考加害者。為什麼會發生這些殘害他人之事?將加害者邪惡化並一概而論,是個太過簡單的作法。因此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反省納粹罪行時,拒絕將整體民族作為問責對象,他認為那是忽視了個人作為犯罪者的罪行,正如我們不能將猶太人視為無差別整體,在問責德國人時,也必須體認,「作為整體的民族並不存在」。我希望,藉由本書,加害者的多重面孔,以及當時各種使暴政得以運作的機制,都能更具體的呈現出來。
本書所收的文章,在過去幾年來記錄了我的生命軌跡,是我自二○一三年至二○一八年間派駐德國時,親身觀看一個國家曾經犯下什麼錯誤、又如何克服;觀看如我一般的平凡人,如何被押解入地獄,見到什麼樣難以表達的邪惡,並如何面對不可能承擔的歷史宿命。這一路上發生很多事,邂逅很多人,有過許多難以忘懷的對話,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探險。我感謝一路上伴隨的同伴,以及交流、相互理解、甚至爭執的對象。
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曾經強調德文「übersetzen」這個字的曖昧,這個字的意思是「翻譯」,然而重音不同時,也是「擺渡」。這本書,希望不只能為讀者把一種語言與思考方式轉譯成另一種,也希望在我掌舵下,從這一岸到另一岸,從台灣島到歐洲大陸,展開一場德意志歷史的航行。歡迎登船。
【自序】那些該見證卻被遺忘的殘酷
蔡慶樺
這本書,是偶然,也是必然。
《天下雜誌》開辦《獨立評論》時,問我要不要開設一個專欄。一開始我是持保留態度的。我想寫的東西,都是潛入思想、歷史與文化的深層所挖掘出的長篇評論,在習慣輕薄短小閱讀模式的社群媒體時代,真會有人想看嗎?
後來,終於還是開了這個評論專欄,因為我希望能在工作之外,也為台灣做點不同的事。專欄名稱沒有花什麼時間便決定了,一點都不華麗,以直球對決方式告訴讀者將會讀到什麼:德意志思考。
這個名稱有兩層意思,一來是我希望帶著讀者一起思考德意...
目錄
推薦序一:直視傷口才能真正治癒 神奇海獅(李博研)
推薦序二:擺渡到「因能而愛」的另一岸 蔡淇華
推薦序三:有眼的就該看 盧建彰
自序 :那些該見證卻被遺忘的殘酷
1.成為奧斯威辛的見證
․只想趕快回去過「正常人的生活」
․「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
․法律無法完成的工作,必須由我們繼續
2.三個男孩與一間被遺忘的集中營
․記住,重述,才能持續進行
․在歷史上消失的一千七百位猶太人
․我們的家鄉也有集中營?
․即使骯髒,也得忍痛揭開
3.他不曾別過頭去:那些走過納粹時代的學者們
․研究院也要「雅利安化」
․誰才應該感到遺憾?
․一個被放逐的學者
․拒絕成為歷史共犯
4.跨越三百年的世代之聲:長者的圖書館
․跨越世紀的小人物
․被全世界最冷峻的牆隔開
․一夕封閉的邊界
․與自己的國家奮戰
․留下倖存者的聲音
5.「讓我們的男人回來!」
․怒吼的女人
․守護我們珍惜的一切
․這是反抗,也是革命
6.如何可能抗拒對德國文化的愛?
․恨納粹,但無法恨德國人
․當個人被「非人」化
․是桂冠,還是災難?
7.希特勒的迷幻時代
․毒品與藥物的黃金時期
․你的身體屬於誰?
․亢奮的戰場
․跑呀!跑呀!跑呀!
․藥癮心態與全民毒品
8.這一代人的母輩父輩們
․一場戰爭,五個好友,五種命運
․在克服過往之外,是時候克服悲傷了
․加害者是否也可能是受害者?
․美國人眼中的可疑觀點
․我們內在最敗壞的那部份
9.撕下那張粉紅標籤:德國同志運動的漫漫長路
․當同性戀被視為有罪
․「老媽說沒問題啦!」
․柏林議員的震撼彈
10.我們得有全新的語言:那些在政治化後變質的字
․「淨化」是什麼意思?
․當語言成為一種落實暴力的機制
․對待語言,我們也必須要求一種轉型正義
11.暴政有其界限:檢察官鲍爾的雷默爾審判
․一度被排斥,今日成模範
․雷默爾審判:暴政有其界限
․不法國家
․抵抗權:日爾曼律法傳統
․格格不入者
12.陌生的父母們
․魔鬼的交易
․原罪?
13.無能哀悼:以一種德意志方式去愛
․無父的社會
․無能哀悼
․以一種德意志方式去愛
推薦序一:直視傷口才能真正治癒 神奇海獅(李博研)
推薦序二:擺渡到「因能而愛」的另一岸 蔡淇華
推薦序三:有眼的就該看 盧建彰
自序 :那些該見證卻被遺忘的殘酷
1.成為奧斯威辛的見證
․只想趕快回去過「正常人的生活」
․「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
․法律無法完成的工作,必須由我們繼續
2.三個男孩與一間被遺忘的集中營
․記住,重述,才能持續進行
․在歷史上消失的一千七百位猶太人
․我們的家鄉也有集中營?
․即使骯髒,也得忍痛揭開
3.他不曾別過頭去:那些走過納粹時代的學者們
․研究院也要「雅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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