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第十五章「達文西與中國的發明」
當我年輕時，李奧納多‧達文西似乎是最偉大的天才，空前未有。他是卓越的各種機械的發明家、出類拔萃的雕塑家、世界最偉大的畫家之一，以及人類史上最優秀的插畫家及繪圖員。我們的女兒還小時，馬塞拉和我盡可能帶她們去各處看達文西作品的展覽──倫敦、巴黎、羅馬、米蘭、克羅呂榭〈Le Clos Lucé〉和安布瓦茲〈Amboise〉。
之後，隨著我對於中國的發明的知識慢慢擴增，特別是有了我們網站上那些朋友提供的資訊，我開始納悶。越來越多達文西的發明似乎早就由中國人發明出來了。我開始質疑這當中是否有著關連──達文西從中國人那裡學來的嗎？《一四二一》團隊和我研究這個課題多年，但尚無定論。
達文西把機械的所有主要組成部分描繪得格外清楚──顯示磨坊、起重機和機床如何利用齒輪、大齒輪。他描述了齒如何以及為何可以移轉動力、抗摩擦齒的效能、動力從一個平面到另一平面的傳輸，以及連續的回轉運動。他畫出棘輪、梢釘、軸、凸輪和凸輪軸並加以說明。滑輪是他的許多機械的必要零件；他為它們創造了不同的系統及用途。
所有這些裝置在中國已經使用了很長的時間。《左傳》中有青銅棘輪和大齒輪的說明，中國已發現早在西元前二○○年的實物。
西元前第三和第四世紀的車軸從河南輝縣的殷商王室陵墓中出土。到西元前二世紀的漢代，已使用複雜型的凸輪形搖桿來發射弓弩。寫於西元一○九○年前後的《新儀象法要》說明了鏈條傳動裝置。到了西元十一世紀飛輪在中國被用於研磨；滑輪的最早的考古證據，是一幅仔細描繪滑輪系統的漢代畫像石。
達文西最著名的發明之一是槳輪船；槳輪機械裝置是中國早期海上霸權的基礎。看似沒有槳或帆的船以高速行駛的情景，讓航道上的其他船隻頗受震撼。第一個有關槳輪船的紀錄，出現在西元四一八年劉宋將領王鎮惡指揮水師行動的中國故事裡。「這些船艦後來達到巨大的比例：據說南宋王朝有個怪物已經是三百英尺長，它由一千人操作並由三十二個槳輪提供動力。」
達文西以畫各種載人的飛行器著稱，尤其是他的直升機和降落傘，以及他在翅膀概念上的嘗試。在達文西的時代，風箏已經使用數百年。「中國是風箏的故鄉。風箏……利用風力使之上升至空中，至今已有三千年的歷史。風箏的始祖應該是魯班〈約前五○七～約前四四四〉，又稱公輸班，據說他會『削竹為鵲，成而飛之』。他也首開了將風箏用於軍事偵查的先例，史書記載，『公輸班為木鳶以窺宋城。』」
在達文西之前，降落傘已在中國使用了一千五百年。
據《史記》記載，……舜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古代帝王，舜的父親瞽叟（失明老人的意思）對這位好兒子極不公平，總是設計謀害舜。一次舜在高塔式糧倉上幹活，瞽叟就在下面點火焚燒了糧倉，要燒死兒子。舜手拿兩個圓錐形竹笠從高高的糧倉上飛了下來，並安全落地。這是人類利用空氣浮力的最初嘗試。又據岳飛（一一○三～一一四二）的孫子岳珂（一一八三～約一二四二）在一部筆記《桯史》中記載，廣州有一座很高的清真寺，有一天人們忽然發現清真寺塔頂的一隻巨大的金雞缺少了一隻腿，原來是被一個竊賊盜走了。這個竊賊在供詞中交代了他巧妙逃脫的過程。原來竊賊拿著兩支沒有柄的雨傘匆忙跳下，雨傘起到降落傘的作用，勁風把傘撐開，也使他平安落了地。
熱氣球在西元二世紀就出現於中國了。「把雞蛋裡的蛋清和蛋黃倒出，再將點著的艾火放進空蛋殼，根據熱空氣浮升的原理，蛋殼就會被風吹起，升到空中。」
中國人從西元四世紀開始已經懂得利用直升機螺旋翼的基本原理。這個事實由一位叫葛洪的哲學家和煉金術士記錄下來。當時，通稱「竹蜻蜓」的直升機玩具，與陀螺同樣流行於中國。竹蜻蜓是一支纏繞著繩子的竹籤，葉片呈某個角度從竹籤伸出。人一拉繩子，竹籤和葉片就會旋轉，這玩具隨著空氣被下壓便往上飛升。李約瑟描述了許多旋轉葉片用於飛行上的例子，通常以飛車的形式出現。
達文西投入了許多時間來研究載人飛行的可行性。中國最早關於這想法的描述出現在短暫且鮮為人知的北齊時代〈西元六世紀，譯按：作者原書誤為西元前九世紀〉，當時的皇帝高洋「將很多死囚提出來，給他們套上大張的竹蓆當成翅翼，並命令他們從塔頂飛到地面。……所有的犯人都死亡，但皇帝卻注視這場景，開懷大笑。」
達文西畫了數組的火藥武器，其中包括三種不同的機關槍，這些可見於中國自西元九五○年已使用的火槍。
達文西也畫了不同類型的大砲、迫擊砲和射石砲。古往今來，中國人使用射石砲的事例有編年可查。
達文西設計了許多不同類型的橋梁，包括吊橋。第一次提到有懸索與木板的吊橋是在西元前二十五年。「懸索吊橋橫跨深谷的兩端。旅客在這裡一步一步往前走，為了安全起見緊握彼此的手。」
到了七世紀，中國已有弧形拱橋。佛羅倫斯的舊橋〈Ponte Vecchio〉便是仿泉州的一座橋而做。
達文西對印刷非常好奇，他熱中於忠實地複製自己的畫作，同時經由提高自動化來節省時間和勞力。當時印刷機已在中國各地使用。不過，活版是一種較為新近的發展；我們在後面的章節再回到這個主題。
比較達文西的機械與中國早期的機械，可以看出它們非常相似，包括齒輪與大齒輪、棘輪、梢釘和軸、凸輪和凸輪形搖桿、飛輪、曲軸系統、腳鐐、輻條車輪、轆轤、鏈條裝置、吊橋、分段的拱橋、等高線圖、降落傘、熱氣球、「直升機」、多管機關槍、可拆卸式大砲、裝甲車、石弩、大砲與射石砲、槳輪船、水平旋轉式橋、印刷機、里程表、羅盤和圓規、運河和水閘。
即使是達文西的最忠實的支持者〈就像我的家人和我！〉肯定也會好奇，他的作品酷似中國的工程學是否純屬巧合？
一四三四年中國人的來訪與六十年後達文西的設計之間難道有任何關連嗎？多年來，我從達文西的生平尋找線索，但一無所獲。他是如此敏銳與好奇，肯定是迷上了希臘和羅馬的藝術、建築、文學和科學，包括亞里斯多德和托勒密的著作。據說他的枕頭下面放了維特魯威〈Vitruvius，編按：約西元前一世紀左右的羅馬建築師、工程師〉的著作的副本，相伴入眠。但是在《一四三四》網站上顯示的達文西的工程器械中，屬於希臘人和羅馬人的例子卻佔不到四分之一。
此外，不管達文西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他身處的文藝復興時期隨處可見中國的影響，例如阿爾貝蒂應用透視畫法於繪畫與建築學上的書籍。阿爾貝蒂的著作基礎是來自於中國用以解釋太陽系的數學。以中國的赤道系統取代阿拉伯人、希臘人和羅馬人的黃道坐標系統，是與古代世界的一個根本性的決裂，推翻了亞里斯多德和托勒密的權威。
不過，這絕非聲稱達文西抄襲了現有的中國發明。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在鄭和的艦隊一四三四年造訪佛羅倫斯期間，達文西並未見過船上任何一個人。所以，上面所提到的相似性似乎是出於一連串不平凡的巧合。經過多年的研究，《一四二一》團隊顯然還是徒勞無功。
摘自第二十一章「中國對文藝復興的貢獻」
約翰尼斯‧克卜勒〈Johannes Kepler，一五七一～一六三○〉今天廣為人知的是他的行星運動三大定律。他的第一定律說，行星以橢圓軌道環繞太陽，而太陽則位在橢圓的兩個焦點之一。〈除了焦點之外，都是庫薩的尼可拉斯的論點〉。他的第二定律〈他首先予以討論〉說，太陽與行星的連線，在相等的時間內掃過相等的軌道面積。他揚棄了行星以等速在圓形軌道上運行的古老信念，代之以行星的速度隨它們距離太陽的遠近而變化的理論─最快時最接近太陽，最慢時最遠離太陽──這與郭守敬在三個世紀前對於行星地球的發現毫無二致。
當克卜勒進入STIFT──杜賓根大學〈University of Tübingen〉的神學院時，他向麥克‧馬斯特林〈Michael Mästlin，一五五○～一六三一〉學習哥白尼的天文學，一五九一年他在這裡取得碩士學位。他出版了一本以問答形式所寫的哥白尼天文學教科書：︽哥白尼天文學概要︾〈Epitome astronomiae Copernicanae〉。我認為，雖然克卜勒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以哥白尼的天文學為基礎，而哥白尼的天文學本身源自雷喬蒙塔納斯與庫薩的尼可拉斯，這二人則是從托斯卡內利與中國的天文曆得到了他們不可缺少的新觀念。
伽利略‧伽利萊〈Galileo Galilei，一五六四～一六四二〉於一五六四年在比薩出生。他的父親是一位音樂家。他在佛羅倫斯附近的瓦隆倫布羅薩大學〈University of Vallombrosa〉受教育，然後在一五八一年進入比薩大學習醫。他從來沒有受過數學家和天文學家的訓練。
哥白尼革命左右了伽利略的一生。伽利略是第一位開發有三十二倍放大率的高倍望遠鏡的歐洲人──在天文觀測上是一大進展。他發現了木星的衛星、土星、太陽黑子和金星的相位，並在《星際信使》〈Siderius nuncius〉中發表他的成果。這使他相信哥白尼學說是正確的──現在，麻煩開始了。
畢生講授托勒密的地心說的保守派，覺得他們的生活和聲譽受到威脅。他們從道明會糾集支持者，聯合起來對付伽利略，因為他的褻瀆神的言詞，說人──上帝的創造──不是在宇宙的中心。知識分子和宗教狂熱者贏得了勝利──哥白尼的理論被指責為「虛假的和錯誤的」，並於一六一六年三月五日判決哥白尼的書禁止流通。天主教教會的首席神學家──樞機主教貝拉明〈Bellarmine〉，通知伽利略不得再捍衛哥白尼。八年後，伽利略嘗試讓一六一六年的法令解除。他得到了小豁免──他有資格討論托勒密和哥白尼的理論，照天主教教會指定的方式提供他的結論──人不可擅自知道世界是如何被造出來的，因為這樣做會妨礙上帝的全知。
伽利略接受了這個限制，花了八年撰寫一個比較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體系的對話體作品。這本書廣受歡迎，成為暢銷讀物。耶穌會看似挫敗，但他們又回擊了。伽利略的書寫得如此有力，它只會對當權派的宇宙觀造成更多的傷害，「甚過將路德〈Luther〉與喀爾文〈Calvin〉放在一起」。
教皇下令起訴。這給教皇的律師一個很大的法律問題，因為伽利略已遵守一六一六年的判決。突然間一份被「發現」的文件產生效果，伽利略在導致一六一六年的罪行等級的協商中已被禁止「以任何方式教導或討論哥白尼學說」。所以，他以欺詐獲得判決，因為他的書是變相的討論和教學。一六三三年，當權派準備舉行公開審訊，當時伽利略已經七十歲且有病在身。他被定罪但監禁減刑。他被命令放棄信仰哥白尼學說，說他「發誓放棄、詛咒並憎恨」他昔日在支持哥白尼上的錯誤。在家軟禁期間，他撰寫了幾本最好的著作，總結他早期的實驗結果。一六三七年，就在他失明前，他對月球的每日與每月運動有了最後的大發現。他在一六四二年離開人世。
伽利略不朽的成就，基本上是利用高倍望遠鏡去發現天象，驗證哥白尼的著作，以及他在重力方面的開創性的思想。他是第一位知道數學和物理都屬於相同學科的歐洲人，地上和天上的現象可以合併成一門科學，因為具體概念與抽象概念能夠以計算來試驗。伽利略為牛頓鋪平了道路。
伽利略被認為在一六一六年發現木星的衛星──艾奧〈Io〉、歐羅巴〈Europa〉、伽尼墨德〈Ganymede〉與卡利斯托〈Callisto〉。部分學者爭辯說德國天文學家西蒙‧邁耶〈Simon Mayer〉早些時候就發現它們了。保羅‧董、羅莎‧梅與周新嚴引用中國科學研究院教授席澤宗的〈伽利略前二千年甘德對木衛的發現〉，說中國天文學家甘德在西元前三六四年就發現了木星的衛星。這項宣稱的依據可在古代中國天文學著作《開元占經》第二十三卷找到。書中一個段落提到：「甘氏曰：『單閼之歲，攝提格在卯，歲星在子，與須女、虛、危晨出夕入，其狀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於其側，是謂同盟。』」
「歲星」是古代中國給木星的命名，小赤星是木星的衛星。保羅‧董等人用白話文翻譯了甘德之言，表示：「有淡紅色的小星球在木星旁邊，因此我們認為是木星的衛星。」〈今天仍有可能用肉眼在某些地方觀看木星的衛星，特別是在中國的河北省、撒哈拉沙漠和日本部分地區。〉
我引證兩千多年前中國觀察木星的衛星，目的不是要詆毀伽利略取得的偉大成就，而是要說明西方的歷史學家和天文學家是多麼以歐洲為中心，不相信中國的天文學遙遙領先歐洲。耶穌會居然能使中國人相信，他們比中國人更懂天文學，尤其是在預測日月食方面，簡直不可思議！這是中國人在耶穌會教士到達中國之前就做了幾個世紀的事情。
摘自第二十一章「中國對文藝復興的貢獻」
從中國大量轉移到歐洲的新知，短期之內紛至沓來，導致了我們稱之為文藝復興的這個革命。
國王、船長和導航員不僅首度擁有可一窺世界真容的地圖，還取得儀器和天文表，指引他們如何由最快捷的路徑到達那些新陸地，以及如何安全地返回家園。
當他們來到新世界時，等待他們的是一個由中國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建立的國際貿易體系──佔世界的國民生產總值一半。該體系是以運送中國製商品向世界其他地區交換原料為基礎。憑數百年來成千上萬次海上旅行，季風及信風磨練了幾個世紀的經驗，建構出一套交易模式。當中國退出世界舞台後，這個貿易體系被歐洲接手。
歐洲人不僅發現富庶的新陸地，還發現由中國人開創之精密移植和基因工程的成果──東南亞的玉米，發源於美洲；亞速爾群島的棉花，是印度和美洲品種異花傳粉的結果；紅薯來自南美洲，養活了橫渡太平洋到紐西蘭的原住民；水稻從中國傳到巴西，又到「新英格蘭」。柑橘果園遍布卡羅萊納州、佛羅里達州、祕魯、西非和澳洲。
同樣情形也適用於動物──大型蝸牛工廠在南美洲的巴拉那河（Paraná River）；亞洲雞在南美各地；美洲火雞（de l’inde-dinde）在印度；中國馬在北美洲；養魚場在紐西蘭。過去六百年來為世界提供食（玉米）、衣（棉花）、住（椰子）等資源的植物，早在歐洲人發現新大陸之前，已在大陸之間移植或轉運。
原料已加以開採且運送給各大洲。歐洲人曾在澳洲發現開採過的金礦，在紐西蘭與新蘇格蘭發現鐵礦，在北美洲發現銅礦，在奈及利亞則有精良的鋼鐵工業。
新的製圖方法使歐洲人得以用地圖表示新世界的巨大財富。印刷術讓這些奇異發現的消息廣泛地傳播出去，無遠弗屆──特別是在新興的、活耀的、有競爭力的歐洲民族國家之中。
同時，歐洲人獲悉中國火藥，加上先進的中國武器──火箭筒、迫擊砲、炸彈、火箭和大砲。可憐的印加人（Incas），以翎毛戰袍與棍棒為武裝，被皮薩羅（Pizarro）底下一群殘酷無情但勇敢絕倫的西班牙征服者夷平了。阿塔瓦爾帕（Atahualpa，編按：印加帝國的末代皇帝）毫無希望，蒙提祖馬（Montezuma，編按：指蒙提祖馬二世，阿茲特克帝國的末代皇帝）也一樣。皮薩羅的大屠殺的結果，西班牙霸佔了世界上最有價值的銀礦。
印刷知識準確且迅速地傳播新世界的豐饒情況。有了火藥武器，歐洲的競爭呈現出新的潛力與迫切，引起征服新世界的狂熱競賽。
同樣戲劇性的變化在歐洲也可看到，特別是在糧食生產、採礦和原料加工。一四四○年代在波河流域引進水稻，其成功是仰賴李奧納多‧達文西和法蘭西斯柯‧迪喬治設計的引水渠、運河及閘門系統，加上新的中國斗式泵──使水能夠以及時、合算的方式被轉送通過稻田。
波河的治理──透過使用「中國式」閘門和支渠─促使米蘭大興土木。以水力渦輪機驅動的壓縮機，達到了適合窯和熔爐的更高的燒製溫度。穀物現在可用新的高效率風車研磨，其設計是中國工程師歷經數世紀研發出來的。
在藝術和建築方面，由阿爾貝蒂的理性數學提出説明、然後由達文西的才華使之完善的新透視法則，能夠應用於創造各種新建築物──透視法則可藉著印刷品精確且快速地加以解釋和描述。這些新觀念像森林大火般從佛羅倫斯向外蔓延。
也許從中國傳到歐洲最重要的一個知識是宇宙如何運行。希臘人和羅馬人認為地球在宇宙的中心，而太陽和行星則繞著地球旋轉的觀念，已被數學解釋的理性系統所取代。人們現在可以也的確重新審視一切事物，並檢討自己在這世界上的位置。這種新的研究精神應用於生活各個層面──在物理、數學、科學和工藝學，藝術和宗教也一樣。沒有教會的同意也可以解釋一切事物。思想從數世紀以來的宗教教條中得到解放。
在彩圖的跨頁圖表中，有托斯卡內利、阿爾貝蒂、庫薩的尼可拉斯、雷喬蒙塔納斯、塔科拉、法蘭西斯‧迪喬治、皮薩內洛與豐塔納等人的「發明」與發現。可以看出，在一四三四年之前他們幾乎沒有任何創作成果，其後卻迸發出新的觀念、發明和理論。
一四三四年知性知識的轉移，發生於一個已創造了數千年文明的民族，以及正要從羅馬帝國滅亡後的千年停滯中蛻變而出的歐洲之間。中國種子落在非常肥沃的土壤上。
迄今，文藝復興被描述為希臘、羅馬的歐洲古典文明的重生，中國的影響被忽略了。儘管希臘和羅馬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我認為中國知性知識的轉移是點燃文藝復興的火花。
該是忍痛對歐洲中心論的歷史觀做重新評價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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