喔，黑暗叢林中的獵獅人，
中央公園裡的熟睡醉漢，
中國牙醫，
英國女王，
這些人全都安裝在同一部機器裡。
很好！很好！
如此天差地遠的人
竟然都在同一具裝置裡！
──布克農（Bokonor）
我是家裡的老么。任何家庭的老么總是愛開玩笑的，因為開玩笑是加入大人談話的唯一辦法。我姊大我五歲，我哥大我九歲，而我父母都很健談。因此小時候，在晚餐桌上，我總是讓所有人厭煩。他們不想聽我那些幼稚又傻氣的小孩子新聞。他們想談正經事，一些發生在高中、大學或工作上的事。因此，我能加入談話的唯一辦法就是講一些滑稽有趣的事情。我想最初，我一定是不小心講了一句雙關語或諸如此類的話，結果把他們的談話給打斷了。於是我發現，開玩笑是加入成人聊天的好辦法。
我成長於大蕭條時代，那時，這個國家有非常出色的喜劇。收音機裡活躍著一堆絕對頂尖的喜劇家。我沒刻意模仿，但確實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少東西。整個青少年時期，每天晚上我至少要聽一個小時的喜劇，我對什麼是玩笑，還有如何開玩笑，真是非常感興趣。
搞笑時，我會盡量不去冒犯別人。我想，我開的玩笑大部分都談不上低級。我想，我很少讓別人受窘，也很少令別人痛苦。唯一會讓大家吃驚的是，我偶爾會用一兩個髒字。有些事情是不能鬧著玩的。比方說，把納粹集中營改編成幽默故事或滑稽短劇，那是我無法想像的。我也不可能拿甘迺迪或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的死開玩笑。不過除此之外，我想不出還有什麼是需要避諱的，還有什麼是不能為所欲為的。就像伏爾泰所描寫的，所有的人類浩劫都極其有趣。你知道，里斯本大地震就很好玩。
我目睹過德勒斯登（Dresden）的毀滅。我見過這座城市先前的模樣，從空襲避難所出來以後，我又見識到了它被轟炸後的慘狀，我的反應之一當然是笑。上帝知道，這是靈魂在尋找寬慰。
任何題材都可以當成笑料。我想，納粹集中營的死難者也會發出一種陰森恐怖的笑。
幽默可說是對於恐懼的生理反應。佛洛伊德說過，幽默是面對挫折時的一種回應—幾種回應之一。他說，當一條狗出不了門時，牠會亂抓亂咬，開始刨地，做些沒意義的動作，或是咆哮吼叫等等，牠用這些反應來面對挫折、驚訝或恐懼。大笑是由恐懼引起的。多年前，我做過一個滑稽電視節目。當時的編排基本原則是，每一集都要提到死亡，而且得用這個元素讓觀眾笑得半死，卻又搞不清我們是怎麼讓他們捧腹大笑的。
還有一種膚淺的笑。例如鮑勃‧霍伯（Bob Hope）1 就不是真正的幽默家，他只是個淺薄的喜劇演員，從不提起任何傷腦筋的事。對於勞萊哈台，我也總是一笑置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真正的悲劇。這些人太討人喜歡，以致無法在這個世界上倖存，他們始終處在危險之中。他們很容易被扼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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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最單純的玩笑，也是基於恐懼所喚起的些微刺痛，像這個問題：「鳥糞中白白的東西是什麼？」剎那間，聽眾像是在課堂上被叫起來回答問題似的，很怕自己會說出什麼蠢話。等他聽到答案是「也是鳥糞」時，不禁大笑起來，想用笑聲驅散那股習慣性的恐懼。事實上根本沒人在測試他。「為什麼消防隊員要佩戴紅色背帶？」以及「為什麼他們要把喬治‧華盛頓埋在一座小山丘旁？」諸如此類。
還有一種東西叫沒有笑聲的玩笑，這是千真萬確的。佛洛伊德把它稱做絞刑架上的幽默。現實生活中就有這種情形，那是一種完全絕望的狀況，一點辦法也沒有。德勒斯登大轟炸時，我們坐在地下室裡，用手臂抱著頭，免得被落下的天花板砸到。這時，一名士兵說道：「我很好奇，今天晚上那些窮人家都在幹些什麼。」那口氣，就好像他是某個寒冷雨夜裡住在豪華大宅中的公爵夫人似的。沒有人笑，但我們都很高興他說了這段話。至少我們還活著。他證明了這一點。
我想讓所有的事情看起來都合情合理，
這樣，我們全都能得到幸福，
沒錯，我們就不用緊張了。
我編了謊話，
所以他們都很高興，
於是我把這個悲慘的世界
變成了一座樂園。
你知道笨蛋是指什麼嗎？六十五年前，我在印第安那波里斯（Indianapolis）的蕭特里基（Shortridge）高中讀書時，「笨蛋」是指齜著假牙、叼著煙捲，把計程車後座上的按鈕咬掉的傢伙。（「畜生」則是指對著女孩子的自行車座墊死命聞個不停的傢伙。）
我認為，任何沒有讀過〈梟溪橋事件〉（Occurrence at Owl Greek Bridge）的人都是笨蛋，那是美國最偉大的短篇小說，出自安布羅斯‧比爾斯（Ambrose Bierce）之手。它可一點也沒脫離政治。它是美國天才的完美典範，就像艾靈頓公爵（DukeEllington）的名曲〈世故的女人〉（Sophisticated Lady），或是富蘭克林發明的火爐（Franklin stove）。
我認為沒讀過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的人都是笨蛋。再也不可能有另一本書，可以把我們政治體制的力量和弱點談得這麼精闢。想看看這本偉大的著作嗎？他說，而且這是他在一百六十九年前說的，沒有哪個國家像我們這樣愛錢，對錢有這麼強烈的感情。沒錯吧？
法籍阿爾及利亞作家卡繆（Albert Camus），他是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他曾寫道：「這世上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所以說，文學是另一個笑料桶的來源。卡繆死於交通事故。他的生卒年？西元1913至1960。
你發現了嗎？所有偉大的文學作品寫的都是無賴的故事，《白鯨記》、《頑童歷險記》、《戰地春夢》、《紅字》、《鐵血勳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伊里亞德》、《奧德賽》、《罪與罰》、《聖經》以及〈輕騎兵進擊〉（The Charge of theLight Brigade）—無賴也是人類的一分子嘛。（有人這麼說難道不是一種解脫嗎？）
我認為，進化有可能帶我們下地獄。我們犯了多大的錯誤啊！我們用交通工具狂歡了一個世紀，嚴重傷害了這個維持我們生命的美妙星球，在整個銀河系中這可是唯一的一個。我們的政府正在領導一場反對毒品的戰爭，不是嗎？讓他們追逐石油去吧！去吹捧那致命的快感！你放一些這玩意兒在你的汽車裡，就能把它開到時速一百英里，輾過鄰居家的狗，把大氣層撕成碎片。嘿！既然我們給插上了「智人」的標籤，為什麼我們周遭的世界會這樣一團亂？讓我們打碎整個生物鏈吧。有人弄到原子彈了嗎？現在有誰沒有一顆原子彈的？
但是，我不得不替人類辯護一句：不管歷史上的哪朝哪代，包括伊甸園時代在內，大家都曾走到這步田地。而且，除了伊甸園時代之外，這些遊戲早就進行到可以教人瘋狂的程度，就算剛開始的時候你沒打算這麼瘋。有些教人瘋狂的遊戲一直持續到今天，像是愛與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汽車和信用卡，高爾夫，還有女子籃球。
我是生在大湖區的美國人，大湖區的淡水居民屬於大陸，不屬於海洋。每次我在大海裡游泳時，感覺都好像是在雞湯裡游泳。
和我一樣，美國的許多社會主義者也都是大湖區的淡水人。大多數的美國人都不知道，社會主義者在二十世紀前半期到底做了些什麼，他們用藝術、用口才、用組織技巧來提高美國工薪階層—也就是我們這些工人階級—的自重、尊嚴和政治敏銳度。
掙工資的人沒社會地位、沒受過高等教育、沒財富，但他們可不是沒腦子的，這點有事實為證：美國歷史上最傑出的兩位作家和演說家，都是自學成才的勞動者，他們談的都是最深刻的一些主題。我指的當然是來自伊利諾州的詩人卡爾‧桑德堡（Carl Sandburg）1，以及出生在肯塔基，隨後移往印第安那，最後落腳於伊利諾的林肯。我可以說，他們和我一樣都是大陸人，是大湖區的淡水人。還有一個大湖區人也是傑出的演說家，他是社會黨總統候選人尤金‧戴布茲（Eugene VictorDebs），他以前是個火車消防隊員，出生於印第安那州特雷霍特（Terra Haute）一個中產階級家庭。
我們的隊伍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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