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個人困境作為社會議題：脈絡中的不孕敘事
在個人敘事中建構社會認同
Constructing social identities in personal narrative
我從一個研究訪談中擷取一個片段做例子，說明敘事分析的社會觀點。其中包含了詳細的逐字稿，這樣讀者才能在對話交流中細查敘事。我的理論興趣在於，當面臨到不孕的「個人困境」時，婦女如何建構她們的身份認同。我在一個故事中，分析一名婦女如何展演（perform）她的社會認同：她的「私密自我（private self）」受對立的現實環境所形塑，一方面是性別不平等，另一方面是促進社會正義的公共政策。此訪談取自於一大筆的訪談資料，針對無子的已婚婦女，1993至1994年完成於南印度的咯拉拉省（Kerala）的田野工作期間。在個別的時間點上，所從事的訪談都有錄音，並且在事後謄寫成逐字稿，必要的時候再予以翻譯，這些訪談〔七個是英文寫成，剩下的是馬來亞拉姆語（Malayalam）2都由我和我的研究助理Liza執行。〕我們鼓勵婦女廣泛地描述她們的處境，包括其他人的反應：丈夫、其他家人和鄰居。我們沒有訪問她們的丈夫，因此，他們對於不孕的看法是由這些受訪婦女所代言對於方法的完整描述，請見Riessman（2000a）（2000b）之文獻。
我調查這位被我稱為Asha的婦女的生命故事，之所以選擇她，因為她在我的調查樣本中年紀最大，並且也可能已過了生育年齡。對她而言，建構一個沒有親生孩子但卻有意義的性別認同，是她生命中的主要議題。Asha住在印度，一個強烈鼓勵生育的社會──婦女被期待結婚生子，但她住在咯拉拉省，那裡有著培養婦女自主權與經濟自足的悠久傳統3。然而，就如同其他在咯拉拉沒有小孩的婦女一樣，她面對著嚴重的汙名，因為她無法為人母（Riessman, 2000b）。例如，鄰居待她如machi，一個在英文裡找不到對譯文字的馬來亞拉姆語，意指無法繁殖後代的農莊動物。
在Asha的敘事中，我特別注意到社會定位與認同宣稱的關聯性。「定位……指的是，在個人故事論述建構中，分配給講述者流動的『部分』或『角色』」（Harrd & Van Langenhove, 1999, p.7）。當我們講述我們的生命故事時，我們就在展演我們的身份認同（Langellier, 2001; Mishler, 1999）。有幾個社會定位的層面，是我進入「個人故事（personal stories）」的分析要點。第一，它發展一種立即的論述脈絡──一個涉及聽者／提問者的訪談。在這一層面上，Asha在一個對話過程中定位她自己，在這個案例中，她對特定的觀眾展現她喜好的身份認同──我的研究助理和我。我們也被放在社會空間中，並將不孕的觀點帶入交談中，將Asha定位在其中。第二，Asha的敘事被定位在一個更廣的文化論述，那是關於婦女在現今印度中更適宜的位置──在一個正在為女性發展勞動新空間（除了家庭與農田之外)的「發展中」國家中的位置。這個敘事也定位在咯拉拉省的性別政治中，在那裡，婦女由於進步的社會政策已有了一些優勢，但也仍受限於性別意識型態。我說明了注意轉換的文化脈絡與最切近的訪談脈絡，對詮釋是如何必要的。第三，Asha在她故事中，將她與醫師（和醫療技術），及具有權威的家庭成員的特定關聯中定位自己。綜合這三點，在敘事中社會定位的視角，提供一片透鏡，探究一位中年婦女如何在無法懷孕的情況下，努力建構一個正面的認同。
我們和Asha見面的那天，她正在一所政府醫院的不孕門診進行第二次的診療。根據她的陳述，她之前已在另一所醫院接受不孕的生物醫學（biomedical）治療。生物醫學在咯拉拉省的城鎮和村里都普遍可及；她這次前來求診的醫院是大轄區的第三級照護中心。我們從Asha的訪談（見以下摘錄內容）得知，她來得很勉強，但她對於受訪這件事卻未感為難；在她正在候診的時候，我們花了將近一小時的時間，在一間隱密的房間裡交談。我的研究助理Liza，二十六歲，她告訴Asha，我們想要「從婦女的觀點來了解沒有孩子的經驗」。開放式的訪談以馬來亞拉姆語進行，再一段段地翻譯給我聽，Asha說，這樣的方式讓她感到「舒服自在」。雖然我們大部分的問題，聚焦在不孕和社會反應等議題，但Asha卻直接將訪談轉移到其他對她重要的主題上。例如，在開始的前幾分鐘，當問到有關她的家庭組成與其他人口統計學的「事實」時，Asha的延伸回應暗示了性別關係上的錯綜複雜──她的丈夫比她年輕十二歲，不久就要失業──「我們接下來只有靠我的收入勉強生活下去」。這些議題的意義只有在後來的訪談才變得清楚。在這一點上，Liza問：「妳認為妳沒有小孩的原因是什麼？」我們就這一點切入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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