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中國爆炸性的成長十分驚人；中國顯然將要橫掃擋在它面前的一切。從二○○○年以來，中國的固定投資已增加三倍，由四千億美元暴增到二○○六年預計有一兆三千億美元。同一時期其出口增加為五倍多，預計到二○○六年可達九千億美元。投資金額佔中國GDP近一半，是由中國的銀行貸放支撐其財務資金，二○○六年前五個月這類貸款較二○○五年同期增加近八成。出口貨品繼續大多由外資廠商製造。現在預估中國貿易順差在二○○六年可望達到一千五百億美元，比起二○○五年的一，○二○億美元，增幅驚人。外匯存底在二○○八年已經突破一兆九千億美元，但美國已宣布不預備讓中國蒐購它認為具戰略意義的資產，即使中國因貿易順差和外匯存底一再攀高，感受極大壓力必須買下美國資產，它也不准賣。美國可以逕自拒絕中國產品瘋狂湧入，也可以進行貿易戰，片面課徵高關稅，或是中止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所取得的優惠權。一旦如此，全球化將因其主帥的作法發生疑義。
我們必須佩服中國的繁榮：二○○六年前半年，中國經濟成長率仍維持在一一％年增率的高檔。同樣，我們也必須警戒，中國的成長沒法仗著銀行每年以增加近一倍的貸款給國有企業來點火、維持這種高檔數字。中國經濟成長愈是靠這種扭曲、矛盾的偏鋒，一旦情勢爆開來，問題就愈加不可收拾。誰敢想像，中國的投資額還要增加為三倍，到二○一二年達到四兆美元的規模，或者中國的出口在二○二○年之前會暴增到五兆美元？中國的企業或銀行獲利都沒好到那個地步，可以借貸足以支撐如此投資水平的資金規模；中國農村的儲蓄也不足以提供那麼大的資金奧援。中國的出口也不可能在二○一二年比出口巨擘德國高出三倍半。哪來那麼多船隻搬運這麼大量的商品？哪來的港埠集卸貨物？哪來的市場吸納它們？目前人民幣不升值，使中國出口競爭力強，但是它能不冒大幅、不穩定地增加貨幣供給之險，而該拒升值嗎？目前它已在中國各大都市造成資產價格的泡沫。
中國如果要制止失業率攀高，每年必須創造兩千四百萬個就業機會，而要達成此一目標，就必須假設過去一向奏效的經濟模式必須繼續成功，維持住近年的高成長率。我認為，中國已經陷入極大的兩難困境。它沒辦法以今天的模式繼續下去，遲早會跌回地面，只要銀行危機、或過度投資、供應過量等等，稍有風吹草動，恐怕就會崩盤。接下來的社會反應將激發政治危機，共產黨說不定會訴諸民族主義，對臺灣動武。但是，同樣艱難的是，要以更正常水平的投資與消費為基礎，加上充分參與知識經濟來調整中國的成長，就必須打造中國今天沒有的一種體制架構、一種福利制度和財產權，而且還要它們符合共產黨一黨專政的需求！
目前，共產黨已經走到改革的極限，沒有創造真正多元的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而且躊躇不前。例如，資本與勞動市場的改革已到了隨時會翻轉的節骨眼。中國企業所有的股票今天都可在證券市場上交易，但是黨仍要求國家持有的股份要享有特權，以便掌控企業的固定資產——因而創造出兩層的股市。下一個階段是讓所有的股東擁有同等的所有權，可是這將意謂到最後中國的企業可能都得真正私有化，屆時黨豈不就失去控制權？同時，在勞動市場上，工會得到權利可簽訂集體工資合同；下一個階段就是真正的集體談判，進而有了集體的工人自主獨立。在這兩個領域，就和其他許多領域一樣，黨可以遵循改革的邏輯，也可以試圖凍結改革，確保政治掌控。不論它走哪條路，中國都將面臨痙攣。
黨的領導人深深明白已經進退兩難。中共的重心還是鄧小平思想，堅信黨要取得正當性，只有做為經濟成功發展的領頭羊，這代表黨必須親市場、親全球化，向世界開放。但是，它愈來愈不穩定，保守派勢力日漸上升，急著要重振共產主義精神，紓緩農民貧困為優先要務，強化黨的管控，即使只賣國企少數股權給私人企業或外資，都不准。保守派勢力堅決反對對美國自由主義太過讓步，也對美國的意圖十分懷疑。胡錦濤已轉向保守派，黨愈來愈關切社會動亂猖獗、貪瀆成風，使得它在意識型態和政治正當性方面都出現危機。這是一個不再實踐革命的革命黨，也放棄了階級鬥爭。這些發展對它的道德性產生多大的衝擊，很難估計。沒有外來的究責力量使黨的幹部廉潔，對付貪瀆唯一的武器就是反貪腐運動——可是，領導反貪腐運動的幹部本身往往就是借權營私、有待檢肅的對象。黨的直覺是拔擢能依現有制度有所建樹的官員，而不是敢放手試驗永續改革的官員。
胡錦濤決定打安全牌，選擇久歷黨內組織和文宣部門、以及出身共青團的所謂「團派」幹部為第五代領導人，如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等人。這些人大多出身中國較窮的內地省份，幾乎沒有人具備外貿、財經或金融的經驗。他們是黨工、忠於鄧小平式共產主義保守觀點的人，其目標是維繫列寧主義式的統合主義，以及一黨專政的體制。
中共要仰仗這一類官員來守住陣地，由此可見它所感受到的危機。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間，解除農業集體化變成一股自下而上的力量，中共高層害怕舊事重演，制止不了城市公民堅持他們應該也可仿效村級選舉，有權透過選舉要求官員承擔責任。若干程度的究責制，才是已知的有效的掃蕩貪腐、遏止巨大浪費的方法。可是，中共領導人始終抹不掉天安門事件的陰影。
中共不能搞政治改革，只能先發制人——這就是為什麼要加強新聞檢查，要針對網際網路架設防火牆，加強監視的原因——加上有限度的體制改進，如針對一向俯首聽命、配合一黨專政的司法體系予以專業化。麻煩出在這樣並不夠，中國的問題太嚴重，黨要保持控制權唯一的方法就是，對內藉威權高壓，對外搞民族主義侵略。哈佛大學教授麥法和（Roderick MacFarquhar）指出，從中國歷史來看，非得有大震撼，不足以逼它改革——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敗給日本、清廷垮台；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才帶出鄧小平。中國走向現代化和啟蒙思想體制的道路，不可能平坦。
西方需要了解中國的問題嚴重性，以及中國在尋求解決之際，經濟與政治動盪的可能性。西方必須儘可能避免強迫中國領導人，使得中國退回到經濟孤立、凍結改革過程，以免衝擊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不僅全球需求的一個重要源頭會縮小，支撐美國貿易赤字的關鍵資金來源也會失去。符合西方利益的策略是，協助中國避免此一命運，鼓勵中國在具有正當性的究責體系內和平過渡到多元主義；成為可以坦然接受自由的全球化和國際法治的國家。若是預測中國最後將變成一黨專政的經濟巨獸，會認為貿易保護政策有道理，甚且在美國弄到整軍經武、隨時備戰。
＊經濟愚人船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建構了一套國際規則與程序體系，全球化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即使美國是主要受惠國之一，它仍是透明的，對各個參與國家基本上也是平等的。降低關稅、保障外人投資和擴大資金自由流動的體系，推動了世界經濟成長，尤其一九九○年以來最為明顯。外人直接投資佔全世界GDP的份額從那時至今已增加為三倍；商品和服務的輸出也增加一半。美國有一兆美元的GDP（約為一○％）依賴全球化；英國是個更開放的經濟體，百分比就更高。
但是，這個體系承受的壓力愈來愈大。它依賴無法持續、畸型的中國高儲蓄，在無限期的未來給美國無法持續、畸型的低儲蓄提供財務奧援。低儲蓄社會的出現，已是趨勢。有一部分原因出在，大家普遍擁有財產，使得美國消費者有東西當質借的抵押品，可借錢來花，儲蓄自然降低。另一部分原因是，民生富裕破壞了自我控制，使人少了意願去推遲欲望之滿足——牛津大學教授歐佛（Avner Offer）指出，生活在社會規範較弱之社會的個人，一旦有能力時，在需求、取得與滿足其渴望上就少有節制。世界體系有幸的是，就總體經濟管理而言，當低儲蓄的現象愈來愈問題嚴重之際，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卻崛起拯救美國——當然他們這麼做是出於本身利益考量。有些評論家認為，美國其實是亞洲高儲蓄率的受害人，被迫變得揮霍無度以支撐國際體系運作；這個說法錯得離譜。大家都很清楚，不論中國是否國際體系中的成員，美國人的儲蓄率都會下降。
美國人的低儲蓄，和中國的補位，兩者都不能無限期繼續下去。二○○五年美國的經常帳赤字是八，○四○億美元（佔GDP的六．四％），比二○○四年的赤字六，六八○億美元高出不少。美國的國際債務業已超過三兆美元。它之所以還能壓得住局面有兩個原因。第一，美國從海外投資賺到的錢，是它支付國庫券和公債的利息款之三倍。這就是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借給美國人的情形。可是，美國國際債務的規模現在優勢正在消退。第二，中國、日本和亞洲其他國家希望把它們的貨幣匯率鎖定與美元連動，一則為加速它們對美國的出口，再則更重要的是，使它們自身在亞洲的匯率關係更可預測。透過無限期的買進美元，提升外匯存底的美元部位，它們實質上是借錢給美國，替補美國所需要的儲蓄。中國輸出到美國市場，帶動中國的經濟成長；美國得到廉價的進口物品，可以過著比實際所得水平還好的生活。
但是，經濟學有一條鐵律：撐不久的東西撐不住。我已經說過，中國的出口沒辦法以目前的速率成長下去，中國也沒辦法每年增加兩千億美元的外匯存底。美國也一樣陷入類似的情境。美國許多經濟學家和電視上的保守派名嘴淨講些好聽的話，說美國是個高生產力的國家，有許多市場彈性，保證投資報酬率高，因而可以繼續吸引儲蓄來支撐天文數字的貿易赤字。這是完全不顧數字邏輯的、天真的樂觀論，二○○八年的經濟發展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加州大學教授艾欽格林（Barry Eichengreen）對此提出說明。如果美國繼續以目前的速率成長和借貸，最後它的國際債務將達到其GDP的一五○％。那麼，外國人以中國和阿拉伯投資人領頭，勢必擁有美國一半的資本股。試看美國人針對杜拜港口世界公司案的反應就可以知道，不必到達這麼高的比重，就會激起重大政治風暴。即使美國的成長率增加一倍，龐大的貿易赤字也必將意謂外資將擁有它三分之一的資本股。在政治上，這是無從接受的結果。
艾欽格林也認為，在美國投資的報酬率也沒那麼高，不足以吸引外資到美國投資到那種程度。總之，他們寧可押寶美國的債務，也不肯投資在生產性的資產和股份上面；如果說要藉生產力吸引外資投資美國的話，恐怕未必能如願。中國和日本的中央銀行成為向美國供應外國儲蓄的主要來源，它們這麼做是基於老派的重商主義思維，認為它可以推進中國與日本的出口。如果美國因為有這麼大量的世界儲蓄湧入而投資大增，這麼做也有道理，可是美國卻導入儲蓄來維持其高水平的消費支出。
我們又碰上另一組不合邏輯的經濟數字。美國家庭的債務已經是其每年可支配所得的一二五％，不可能再繼續以三倍快於美國國民產出的速度成長下去。二○○五年美國消費者以房屋的淨值做保借錢，以前所未見的大筆金額揮霍，使家庭儲蓄轉為負值。在低通膨時代，債務也不可能消失；它們成了不斷增長的重擔子。油價高漲降低了實質所得的成長，也迫使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採行很小心的政策，維持資金低廉。簡單地講，美國沒辦法一直擔當世界成長的引擎，因為美國消費者能借多少錢，美國經濟表現能使它借到多少國際債款都有個上限。經濟學也傳來同樣嚴峻的消息。中、美成長的模式和結構必須重新調整，當然這兩個最後的大國彼此間的關係也必須調整。問題是，如何達成這一變革？
一九八○年代中期，美國的經常帳赤字只及今天的一半之時，美國和國際決策者就深切明白失衡如此嚴重，將在國際市場上惹出大禍。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美國財政部長貝克（James Baker）經歷三個月的折衝交涉後，在紐約市廣場大飯店（Plaza Hotel）說服英、法、德和日同意將其貨幣升值。貝克在國際貨幣基金及當時的五大工業國家集團（G5）的多邊框架內運作，使美元貶值——貶值的幅度還真壯觀，從一九八五年二月的高峰，下挫到一九八七年底，跌幅高達五四％。「廣場協議」簽字之前七年，美國出口每年萎縮○•七％；之後十一年，每年平均成長九•三％，比一九五○年至一九七一年間的成長率高出三分之一，而且製造業出口加了一倍，由二一％躍升為四二％。美國在一九九○年代仍有經常帳赤字，但地位已穩下來。至於日本，卻因日圓升值而一蹶不振，結束了一九五○年代初期以來的成長，陷入十五年的結構重整、經濟停滯，直到最近才稍見起色。這個結果害得日本苦不堪言。摩根史坦利研究員任永力（Stephen Jen）認為，一九八五年的廣場協議是日本極大的失策。然而，重點是國際體系穩住了陣腳。
二十年之後，各國對於維繫國際經濟體系，卻沒有類似的共同急迫感和共識。美國也沒有顯示，它預備強化、延伸或甚至使用多邊框架來組織各國，分擔痛苦調整的重負。甚至還抱著毫不在意的心理，想測試國際體系吸收失衡現象的能力。藉口竟是反正事態不順，吃虧倒楣的是外國人；真正的美國人不跟小國家打交道；加稅、節約能源等勒緊褲帶的作為（國際體系調整時，美國責無旁貸的義務），它在國內的政治後果無法想像。不論是貿易、二氧化碳排放、能源利用等議題，美國政府的立場毫不遮掩，以自身利益出發，甚至到了自招傷害的地步；美國的目標就是為了本身眼前的利益，而沒有長遠的眼光。這是美國政府的失職，辜負了對其公民、對這些協議的職責。它的失職卻構成威脅，看來已經貽禍美國、並波及世界各國。
世界各國也是有樣學樣，以本身利益為重。從一九六○年代初以來，進口到已工業化國家的物品，平均關稅已減半，不到五％；開發中國家進口關稅跌了三分之二，只略高於一○％，而中國進口關稅已從一九九二年的超過四○％，調降到今天的略高於五％。這是了不起的成就，現在的世界需要在農業和服務業方面有同樣大刀闊斧的進展，才能獲致跟貿易同樣的擴張，因而在這些關鍵經濟領域的產出可以成長。可是，美國和歐盟卻競相耍賴，沒有人要在不確定讓步會換回來什麼之前先做退讓。中國、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羅斯都是抱著這個心態，因此貿易談判停擺。對於中等所得、低度開發的國家來講，它們也擔心如果照目前的體制向中國開放下去，可能就要沒頂了。美國太脆弱、中國太冒進，結果是兩不相讓，無從達成協議。既然達不成貿易協議，美國繼續祭出反傾銷訴訟、提高罰鍰、更強烈威脅要採取貿易報復行動。
就亞洲、歐洲和北美的自我利益來看，這不僅犯了短視的毛病，它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後果還更加嚴重。從摩洛哥到中亞各共和國這片廣義的大中東地區，過去二十五年都沒參與到全球化。從一九七九年至二○○○年，它的人口將近倍增，達到六億人，可是在全球貿易和投資所佔的份額卻下降四分之三。整個阿拉伯世界，人均所得從一九八○年的兩千三百美元，跌到二○○○年只剩一千六百美元——對西方的憤怒，其原因在此。拉丁美洲的景況雖然沒這麼戲劇化，但也挺類似——左翼威權的民粹主義興起下，經濟卻停滯不前。自從二○○○年以來，已有四位民選總統被迫下台，玻利維亞把天然氣工業收歸國有，預告了拉丁美洲政治發展方向。如果世界貿易體系瓦解，拉丁美洲的政治方向，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恐怖份子的軌跡，就不言而喻了。
美國位於微妙的世界經濟相互依賴體系的正中央，這個體系很容易就會傾覆。中國、加拿大和印度等三個國家供應了美國五分之二的進口；德國、南韓、英國和日本等四個國家，又供應了五分之一。這七個國家又透過供應鏈而和其他國家聯結起來。將近四成的美國消費者需求是靠外國生產者供應；這些需求一旦停滯或衰退，國際後果一定很嚴重，國內後果也不堪設想。最大的危機是，突然間大家拋售美元，迫使利率上升，可能衝擊到業已膨脹的美國不動產，使之重挫，許多信用擴張過度的貸款人不得已被迫宣告破產，避險基金無力支付投資人的贖回。聯邦財務監理局（Federal Financial Supervisory Authority）主席沙尼歐（Jochen Sanio）說，問題不在避險基金是否會引起災害，「唯一的問題是什麼時候出事」。所謂的「什麼時候」最可能發生在美元出乎預期遭到拋售之後的財金餘震，屆時未受監理、過度擴張的避險基金發現他們無力償付，就會引爆金融危機。
我們要回過頭來看中國。我已經說過，必須小心管理這個問題，而不是逼中國從全球市場撤退，或陷入民族主義的回應。當然必須持續不斷加壓、要求改革，也必須定出應予效法的範例。當然，不必要搞到傷害自己多於傷害他們。美國搞不好就同時陷入三個情境：因臺海局勢而涉入戰爭，金融危機，景氣大衰退。針對恐怖主義的先制攻擊單邊主義，以及針對國際經濟體系也持同樣的政策，將使美國和世界落到可以預見得到的大災禍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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