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朋友誇下海口，今後一年內每天只花一英鎊（房租不算）。一言既出，我不得不去證明自己可以說到做到。
這個主意的種子是一個電視節目種在我的腦子裡的。有一次，電視訪問了一個叫的朱蒂絲．李文（Judith Levine）的美國女人，她有一年聖誕節因為花了一千美元，事後後悔不已，決定接下來十二個月除必需品以外，什麼都不買。她把這段經歷寫成《不來這一套：拒絕血拼的一年》（Not buying it: a year without shopping）一書，出版後在美國大為暢銷。書中描繪了她和伴侶在紐約的家和鄉村別墅是如何消費，只購買他們認為是必要的東西。
那是一本好書（我沒有買，而是在一家書店的咖啡廳分好幾次讀完），對美國的消費文化有一些精彩的觀察與針砭。但她對「必需品」的定義與我不同。我絕不會像她那樣花七十美元燙一個頭、養兩輛車和養兩棟房子——這些都是朱蒂絲．李文在她那「拒絕血拼的一年」內所做的事。雖然以自己可以抗拒星巴克和名牌牛仔褲的誘惑而洋洋得意，她還是想吃什麼便買什麼（不買酒就是），而且照常去旅行。這很難說是生活在刀口上。我深信，以我那個在布里斯托（Bristol）分租而來的小房間為基地，我一定可以把她的節約計畫輕而易舉給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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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喝到第三杯葡萄酒時靈機一動的，只覺得要想辦法扭轉乾坤有時還真是容易。
「我想到了！」我大聲說，「今後一整年，我只許自己每天花一英鎊！」
幾個嫌派對太吵鬧而走出院子來的朋友全都默然無語。屋內傳來摔碎玻璃杯的聲音，然後是一陣咒罵聲。
海瑟的眼睛瞪得像貓頭鷹大，越過手上的酒杯看著我。「妳打算每天靠一英鎊過活？過一整年？」她說。
其他人看看她，再看看我。「那是不可能的！」莫娜說，大夥就是在慶祝她的生日。「酒錢要怎麼辦？」
「在孟加拉之類的地方也許辦得到。」貝芙妮溫和地說，「別的不說，單是坐公車到城裡去就需要花上兩英鎊，也不過才一英里的路。」
「我認為我辦得到，」我固執地說，「我可以用走路的，或是騎腳踏車。我也知道有好些地方可以白吃白喝。」
「對，比方說這裡！」說話的人是伯恩，他正準備給我倒一點他帶來的昂貴紅酒。我帶來那瓶已經喝光，空瓶子幽怨地立在桌子上。
我皺起眉頭，用手蓋住杯口。「我不會靠別人接濟。如果想喝葡萄酒，我會自己買——存個幾天錢買一瓶。」
伯恩雙眉一挑，給自己倒了大半杯葡萄酒。
「一天一英鎊也許夠吃飯，」蒂娜說，嚼著包裝袋剩下的最後一把洋芋片。「但衣服怎麼辦？」
「還有鞋子！」穿著漂亮鞋子的莫娜喊道。
「一天只有一英鎊預算的話，妳遲早需要重新添置所有行頭，」貝芙妮說，「因為那表示妳必須吃素，表示妳必然會瘦下來。」
「妳將無法到處旅行。」
「也無法買衛生棉，只能用洗過的舊布條代替。」
「無法看電影或歌劇。」
「妳要怎樣到酒吧去？妳會連喝杯咖啡也喝不起。」
我這群朋友把我的想法紛紛掂量一番，然後棄如敝屣。我打量這些熟悉的臉，決心要證明他們是錯的。
伯恩仰頭喝了一大口酒，一副滋味無窮的樣子。「想知道我怎樣看嗎？兩、三星期之後妳就會看膩電視和泡膩圖書館，會跑去刷卡狂歡一番。」
「重點是我連信用卡也不夠資格申請。」我說，然後放下酒杯，在心裡下定決心。
派對上每個朋友都有經濟煩惱。他們有些人要負擔卡債或高得嚇死人的房屋貸款。其他人則不是有孩子要養便是有一個像他們自己一樣喜歡亂花錢的伴侶。至於我自己，則是有需要存錢。我弟弟計畫一年後（也就是明年六月）結婚，到時，我可不想只送他一組浴巾或一只茶壺保暖罩之類的東西。正因為這樣，大夥在莫娜的生日派對上為金錢煩惱大吐苦水，藉酒消愁，把自己喝得更窮。我知道現在是採取激烈行動的時候了。有可能成功嗎？我不知道。但一天只花一英鎊（換言之一年只許花三百六十五英鎊）在我看來是最有可行性的，值得一試。
回去以後，質疑繼續接踵而來。
「妳的房租要怎麼付？」
「水電費要怎麼付？」
「妳生了病怎麼辦？需要看牙醫怎麼辦？」
「妳仍然會接受朋友送的東西嗎？那樣的話別人會怎麼看妳？」
老實說，這些問題都是我沒有考慮過的，但酒精卻讓我變得勇敢。隨著夜幕低垂、派對的客人陸續散去，我那一小票朋友給我制定了基本遊戲規則：我必須把這個計畫保密，不讓同事和家人知道，因為他們若是知道，一定會想方設法暗中幫助我。派對上的死黨將會是唯一知道這件事的人。而因為他們已經知道，我為了保持面子，將無法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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