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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酷的連續兇殺案
卡巴總統（President Kabbah）宣佈獅子山血腥內戰結束的四個月後，自由城殘酷的兇殺案正危及得來不易的脆弱和平。警方指責先前的叛軍為謀殺事件的罪魁禍首，自元月宣布停戰以來，兇手每隔一段時間便出擊，五名遇害者分別在自宅遭到強暴凌虐、亂刀砍死。
據官方消息指出：「這些婦女遇害的情形，顯示出叛軍典型的殘暴手法，獅子山才經歷了十年激烈的抗爭，警方相信有一群異議份子必須為此事件負責。我們在此大聲呼籲，停止此一血腥暴行。」
目前任職於自由城英國警力訓練中心的曼徹斯特刑警隊探長亞倫．柯林斯（Alan Collins）表示，這些兇殺案具有連續殺人的特性。「就目前的階段，很難斷定有多少人涉案，不過根據證據顯示，這些案件互有關聯性。我們正在尋找內戰期間嗜殺成性的個人或團體，當時強暴與殺人事件層出不窮，凌虐婦女的暴行並未因停戰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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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兇嫌遭起訴
昨天三名原為Foday Sankoh’s RUF童子軍成員的青少年，被控殺害五名婦女。在企圖綁架十四歲的阿米雅．約納（Amie Jonah）未遂之後，這三名青少年被捕落網。當阿米雅．約納的尖叫聲驚動鄰居時，約納的家人逮住並羈留了十九歲的阿瑪德．吉貝雷巴納（Ahmad Gberebana）、十九歲的強尼．巴農布（Johnny Bunumbu）與十八歲的凱特馬．摩馬納（Katema Momana）。
警方發言人表示，三名青少年遭到嚴重毆打後才被送交有關單位。「他們造成約納小妹妹極大的驚嚇。」他說：「其父兄的憤怒是不難理解的。」自從五名被害婦女的屍體被發現以來，自由城便彌漫著恐怖氣氛，她們不但遭到強暴，屍體也被寬刀砍得慘不忍睹。
有兩具屍體的身分根本無從辨認。「她們的身分恐怕永遠無法證實。」負責指導調查小組的曼徹斯特警局亞倫．柯林斯探長表示：「內戰期間，國內四百五十萬人口有近半數離鄉背井，我們實在難以查出這些婦女來自什麼地區。」
他證實向英國方面請求病理學專家前來支援調查的申請已撤回。「據我了解，吉貝雷巴納、巴農布和摩馬納已向警方全面招供，調查小組對於元兇能落網感到滿意。」
三名青少年先接受醫療後，再轉押帕丹巴路（Pademba Road）看守所，聽候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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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迪酒吧
第一章
我不知道這篇報導有沒有在西方引起注意，我相信南非顯示了若干興趣，但僅僅因為強暴與謀殺有一段時期在當地是受到高度關注的議題。之後不久，我就被調到亞洲，因此審判結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那些青少年八成因為公理正義必須受限於經濟條件而被定罪了，就像獅子山的一切。即使法庭願意花錢指派一名公設辯護律師給他們，但他們的口供栩栩如生描述了每個被害人遇害的情形，恐怕草草結案是在所難免。
我知道亞倫．柯林斯為這案子感到苦惱，但他無能為力，因為他請上面指派一位經驗豐富的法醫來協助辦案，卻遭到駁回。他處境為難，他的身分倒像觀察者而非指導者，阿米雅．約納被綁架時，再過不到兩星期他就要調職了，而且那些青少年對自己犯行的描述早已決定了他們的命運。然而亞倫依然覺得整件案子疑點重重。
「在那情況下，他們根本不適合接受偵訊。」他告訴我：「阿米雅的家人把他們打得不成人形，他們寧可順著警方的說法也不願再挨一頓痛打。」
犯罪現場也令他困惑，他說：「我在現場看過兩具屍體，似乎都不像遭受集體攻擊。兩名婦女都縮在室內的角落，頭部和肩膀傷痕累累，手臂佈滿自衛造成的傷口。照我看，像是拼命抵擋來自前方一個人的攻擊。如果是一群人，攻勢會來自四面八方。」
「你能做什麼？」
「我做不了什麼，那幾個青少年既已俯首認罪，再也沒人感興趣。我寫了份報告提出這些疑點，可是自由城的醫師像稀有動物一樣，更何況法醫病理學專家。」他苦笑了一下。「大家似乎都認為他們罪有應得，因為毫無疑問，他們正企圖擄走阿米雅。」
「如果你說得對，難道兇手不會再犯案？這麼一來那些小夥子不就能脫罪了？」
「這得看兇手是誰，如果他是本地人，就很有可能……不過假如他是外國人——」他聳聳肩——「我猜他八成會轉移陣地。」
就是這次談話使我對約翰．哈伍德（John Harwood）的疑竇更深。當初有人在派迪酒吧（Paddy’s Bar）——等於自由城的史特林法羅（Stringfellows）——把他指給我看時，我就知道以前見過他，不知是否一九九八年在金夏沙（Kinshasa）報導剛果內戰的時候。我記得當時他著軍裝，十之八九是傭兵，因為英軍並未涉入剛果內戰，不過那時候他的名字不叫約翰．哈伍德。
到了二零零二年春，他在獅子山已換上平民服，而且聲名狼藉。我在那兒見過三次他打架，聽過他其餘的暴力衝突，但受害的一方從不是他。他的體格宛如梗犬——中等高度，結實精幹——一旦咬住對方，也和梗犬一樣兇猛。大多數外僑都對他敬而遠之，尤其在他喝酒時。
那段時間自由城到處都是外國人，聯合國正努力協助這個國家重新自立，大部分僑民任職於國際媒體、非政府組織（NGO）、宗教機構或世界性的慈善團體。少數人如約翰．哈伍德，則為私人單位做事。他擔任一位黎巴嫩商人的司機兼保鑣，據說他的雇主對一處鑽石礦興趣濃厚。主從兩人偶爾會攜帶全副武裝的箱子消失到國外，因此謠言或許是真的。
我和大家一樣，盡量對他敬而遠之，人生苦短，無須去招惹那些荷槍實彈的獨行怪客。不過我派駐在那兒的六個月期間，倒是有一次主動向他搭訕，我請他幫忙傳個話，問他老闆願不願意接受訪問。鑽石在內戰後的餘波蕩漾中是個熱門話題，誰是鑽石的主人，以及金錢流向何處，這些問題數十年來一直是獅子山爭議不休的焦點。鑽石的巨大財富不曾回饋國內，人民對近乎赤貧的生活發出了怒吼，進而成為引爆內戰的導火線。
當然，我沒見著哈伍德的老闆，不過倒和哈伍德本人有過短暫的交談。當地婦女沒有人願意幫他煮飯打掃，因此他幾乎每晚都在派迪酒吧獨自用餐，我就是在那兒找上他的。我大概跟他說我們以前見過面，他點頭表示承認。
「你比以前還瘦，柏恩斯小姐。」他用濃重的格拉斯哥腔說。「上次我見到你時你已經夠瘦小了。」
我很訝異他還記得我的名字，又加上一句評語，令我更驚奇。哈伍德憎恨女人是眾所周知的事，有一次他酒後失言，據說他從妓女那兒染上梅毒，如今已是第三期。拿這作為他仇視女人的理由似乎順理成章，不過我可不信。抗生素對任何西方人而言隨手可得，只要願意治療不至於會拖過初期。
我告訴他我的目的，並且列出一整張問題，附上一封信，解釋我打算寫什麼樣的專題報導。「麻煩你把這些交給你老闆，然後給我個答覆。」除非透過第三者，否則找人難如登天。叛軍已破壞了大部分的通訊網，每個人都住在安全獨立的圍籬內，沒有預約根本過不了警衛那一關。
哈伍德把文件推回給我。「兩件事都礙難照辦。」
「為什麼？」
「他不接受記者採訪。」
「是他說的還是你說的？」
「恕不奉告。」
我笑笑。「那我要怎麼過你這一關，哈伍德先生？」
「你過不了我這一關。」他把雙手往胸前交抱，瞇起眼看我。「別得寸進尺，柏恩斯小姐，我已經把答案告訴你了。」
也告訴我該滾了，我自嘲地心想。即使有不少外僑就在附近可以求救，我還是不敢造次。我見識過他的破壞力，可不希望成為下一個犧牲者。
派迪酒吧是各國僑民最愛的聚會場所，因為在十一年內亂期間，它持續營業不輟。裡面是寬敞的開放空間，結合了酒吧與餐廳的功能，水泥陽台上擺著桌子，也吸引不少想撈錢的本地流鶯。自從一個妓女被哈伍德打到重傷住院，她們馬上知道哈伍德惹不得。他操一口獅子山語和英語的混雜語，假如妓女們企圖越雷池一步，他就用她們自己的語言破口大罵。他罵她們「魔鬼的羽毛」，萬一她們靠得太近，便毫不遲疑揮拳過去。
他對歐洲人的態度就謹慎許多，慈善團體和傳教機構的員工有很高的比例是女性，不過如果是白種女人與他搭訕，他總是放她一馬。也許她們令他自卑——她們比他聰明得多，名字後面總有一長串的頭銜——也許他心知肚明對她們亂來後果不堪設想。結巴的黑女人是比較好欺負的出氣筒，因此我們大多認為他不僅痛恨女人，還種族歧視。
他的年紀看不出來，平頭，後腦杓底部有插翅彎月刀的刺青，陽光已經把他的皮膚曬成皮革。喝醉時，他誇口自己曾是一九八零年攻堅伊朗駐倫敦大使館的「空降特勤隊」（SAS，譯注：Special Air Services的簡寫）成員，彎月刀刺青便是他的榮譽標誌。不過假如他所言不虛，那麼他的年紀應該將近五十或五十出頭，而他威力驚人的拳頭顯示他沒這麼老。儘管蘇格蘭腔濃重，他卻自稱是倫敦人，只不過英國僑民沒人相信他，也沒人相信約翰．哈伍德是他的真名。
然而假如亞倫．柯林斯沒提起外國人，我就不會想到哈伍德可能還有不為人知的暴力行為。即使想到這點，我也無能為力，當時亞倫已經調回曼徹斯特，那些婦女的凶殺案迅速從人們的記憶中消退。
我把心中的疑慮跟幾名同事提起，但他們認為我的揣測不太站得住腳。正如他們所指出的，那些青少年落網後，凶案就沒再發生，而且哈伍德的作案工具是拳頭，不是寬刀。他們的論據似乎是，不論哈伍德多卑鄙，絕不會對女人先姦後殺。「連要他碰一下黑人都不屑。」一名澳洲攝影師說：「所以實在不太可能會這樣玷污他的命根子。」
我放棄了，因為我找得到不利於哈伍德的唯一證據，是他對派迪酒吧一名年輕妓女的動粗事件。當場有上百人親眼目睹，但那女子賣淫是事實，因此沒人去通報此事。何況我在獅子山的工作即將屆滿，無意多生事端，耽誤離職的時間。我告訴自己那不是我的責任，硬把滿腔的正義感壓下去。
到那時，我幾乎在非洲待了一輩子，先是童年時，接著被報社派到肯亞和南非工作，後來又成為路透社的特派記者。在辛巴威的白人農家長大，我深知也深愛外僑的身分，可是到了二零零二年夏天，我覺得夠了，我報導過太多被遺忘的衝突和貪污腐敗的故事。我父母自二零零一年起就定居於倫敦，我打算先去那兒住兩個月，再到路透社的新加坡辦事處述職，報導亞洲事務。
徹底告別自由城的前一夜，就在我打包行李之際，哈伍德來到我的住處。獅子山籍的大門警衛馬努（ Manu）陪著他走到我門口，因為他很清楚此人的名聲，沒問我需不需要就主動過來。我搖搖頭，不過仍謹慎地站在可憑覽整個庭園的陽台上和哈伍德講話。
他打量我毫無反應的表情。「你不怎麼喜歡我，是嗎？柏恩斯小姐。」
「我根本不喜歡你，哈伍德先生。」
他似乎覺得很有意思。「因為我不肯幫你問我老闆願不願意接受採訪？」
「不是。」
簡潔的回答似乎令他深受打擊。「你不該相信別人說的那些有關我的謠言。」
「我不必聽別人說，我看過你動手。」
他把臉一沉。「那你就該知道別惹我。」他喃喃道。
「我可不敢保證。你有什麼事？」
他拿出一個信封，要我到倫敦幫他寄。這是一般人常對返鄉的人提出的要求，因為獅子山的郵務是出了名的不可靠。通常的作法是不封起郵件，攜帶的人就可以讓兩邊的海關檢查郵包裡並沒違禁物品，但哈伍德把他的郵件封了起來。我說除非他把信封拆開，否則我不幫他帶，他又把信封收回口袋。
「總有一天你會需要我的回報。」他說。
「我很懷疑。」
「萬一哪天你需要，我不會幫你，柏恩斯小姐。我的記性很好。」
「我沒打算再見到你，所以這種情況不會發生。」
他撇過身。「我可不敢保證。」他諷刺地重複我剛才的話。「因為像我們這種人，世界可比想像中小得多。」
我看著他走向大門時，對信封上瞥見的那個名字「瑪麗．麥肯錫」（Mary ManKenzie）以及地址上的「格拉斯哥」感到好奇。它觸動了我的記憶，我想起以前是在金夏沙見過他，他屬於羅論．卡比拉（Laurent Kabila）政權旗下的傭兵團，當時他的名字叫奇斯．麥肯錫（Kieth ManKenzie）。
那時候我必定覺得納悶，不懂他為何要使用化名，以及他是如何以約翰．哈伍德的身份取得護照的，但也沒怎麼多想，因為我真的認為不會再見到他了。
第二章
兩年後，即二零零四年春，我一眼就認出了他。當時我被調到巴格達三個月，報導急遽惡化的伊拉克局勢，這大概是任何駐外記者在一觸即發的戰爭壓力下所能忍受的最大限度。自從美軍虐待阿布格賴比（Abu Ghraib）監獄囚犯的照片曝光後，全球各地的主編都要求立即取得照片。
對西方人而言這是個危險時期，民營包商成為被綁架和處決的目標，私家保全公司招募大批退役軍人來保護其身家安全。伊拉克成為傭兵發財的金礦，他們所得到的薪酬是其他地方的兩倍，但相對的風險也高。民間保全人員與伊拉克叛軍頻頻發生槍戰，卻很少上報紙頭條。為了保護顧客隱私，這些事件往往被低調處理，因為好死不死，客戶經常是美國政府。
聯合政府歷經了一連串的公關災難，緊接著阿布格賴比事件之後，便主動出擊，以降低「虐囚」照片所造成的傷害。其動作包括將記者團載到不同型態的拘留場所與訓練中心，允諾記者全面自由採訪。像我們這些憤世嫉俗的老鳥，沒幾個指望會聽到「非官方說法」，不過還是跟大家一起上車，好趁機從關了許久的飯店出來透透氣。
那時候，只要是珍惜性命和自由的人，絕不敢獨自上街。由於蓋達組織（al-Qaeda）對每個西方人的項上人頭發出了懸賞，再加上琳迪．英格蘭（Lyndie England）參與虐囚之後，女性被鎖定為可能的「性奴隸」，因此媒體記者的身分不再是保障。巴格達號稱全世界最危險的城市，不管是真是假，女記者已成驚弓之鳥，把躲在每個轉角的男人都當作強暴犯。
這些公關之旅有一趟的終點在警校，警校每兩個月就推出五百名結業的伊拉克警察。聯合政府當局把他們的人敎得很好，我們在警校聽到的人權演說和其他地方如出一轍。當時最常聽見的口頭禪是：「根據法律規定」、「明確的指揮層級」、「絕對遵循人道原則」、「正當的制衡」。
這些意見說得振振有詞，那些聰明的伊拉克年輕人也說得真心誠意，但他們似乎防範不了未來可能再發生的凌虐事件，就像納粹的紐倫堡大審或越南My Lai大屠殺的調查一樣無可避免。我從涉獵世上各式衝突中體認到一點，亦即虐待狂無處不存在，而戰爭便是他們大展身手的舞台。
當媒體記者沿著主建物蜿蜒排長龍時，百無聊賴下我透過辦公室敞開的窗戶望進去。在室內中央，有幾個穿制服、牽著阿爾薩斯狗的人，面對一個男人，那人身穿便服，背對我。只要看到麥肯錫的插翅彎月刀刺青，我就認得他的子彈頭，不過當我們的嚮導引起他聽眾的注意時，他仍轉過身來，那正是他的臉沒錯。我吃了一驚，停頓一下，倒不是有意要跟他說話，不過即使他認出了我，也不動聲色。他不耐煩地皺起眉，抓住握把，使勁關上窗。
我追上嚮導，問他那個理平頭的平民是誰，以及他在指揮層級中的位置。他是在訓練伊拉克人如何善用狗嗎？還有他是什麼資歷？嚮導說他不清楚，不過會在離開前幫我查出。
半小時後，我獲悉麥肯錫現在自稱肯尼斯．歐康諾（Kenneth O’Connell），擔任貝康姆集團（Baycombe Group）的顧問，至於貝康姆集團則是在警校提供專業訓練的民營保全公司。當我要求採訪時，他告訴我歐康諾已經不在校內了，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要我第二天再打來。我一面記號碼，一面問那個伊拉克人歐康諾的專長是什麼。他告訴我，控制與束縛技能。
結果那號碼是貝康姆集團的電話，該公司位於被轟炸過的聯合國總部附近的一座碉堡內。我一開口要求採訪歐康諾，對方立即搪塞敷衍我，又多花了一個星期，才排定與貝康姆集團發言人阿拉斯泰．瑟提斯（Alastair Surtees）見面。我想麥肯錫是打算好好「回報」我了，即使如此，我也毫不在乎。就我即將寫的題材而言——一篇探討這類公司招募的人才所具備技能的深入報導——我認為瑟提斯總該比一個愛改名就改名的格拉斯哥惡霸要坦誠得多吧。
我錯了，瑟提斯雖彬彬有禮，但只要觸及透露內幕資料的話題，口風比誰都緊。他告訴我歐康諾曾服役於英國陸軍，現年四十一歲，在傘兵團官拜少校後決定退役，進入民營公司任職。他提醒我約定的採訪時間是三十分鐘，然後狡猾地把頭二十分鐘拿來做公司歷史與專業項目的簡報。
除了貝康姆集團的服務地區相當廣泛，而且幾乎專注於保護平民的業務之外，我對該公司在伊拉克所處的角色地位獲知甚少，倒是聽了一大堆有關貝康姆招募的人才是哪些類型的介紹。正直不阿的退役軍人與警察。我對兜圈子已感到不耐，便要求和個別的員工交談，以聽取第一手資料。
瑟提斯搖搖頭。「我們不能這麼做，這會使他成為標靶。」
「我不會用他的真名。」
他又搖頭。「抱歉，不行。」
「那麼在警校的肯尼斯．歐康諾呢？我們以前認識，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會答應跟我談。我們上次見面是在獅子山……之前則是在金夏沙。能麻煩你去問問他嗎？」
聽我提出這要求，瑟提斯顯然毫不意外。「你的消息一定過時了，柏恩斯小姐，不過我願意幫你查查。」他掀開桌上的隨身電腦，在螢幕上打了些資料。「我們確實有位歐康諾在警校，不過一個月前就調職了，恐怕你的消息來源有誤。」
我搖頭。「我不認為，一星期前他還在那兒，因為我看見了他。」
「你確定那個人是肯尼斯．歐康諾？」
這問題太明知故問了，簡直令我想發笑。「不確定……不過人家告訴我那個人就叫這名字。在自由城的時候，他自稱約翰．哈伍德，在金夏沙時，他叫奇斯．麥肯錫。」我揶揄地把眉毛一挑。「這使我懷疑你如何敢保證他的誠信，你是用哪個名字審核他的資格的？據我所知，他至少有三個名字。」
「那麼你看到的人就不是歐康諾了，柏恩斯小姐，你認錯了人。」他在鍵盤上打字。「我們的資料裡沒有叫哈伍德或麥肯錫的人，所以我懷疑你看到的是別家公司的人。」
我聳聳肩。「我問過校方兩次是否能採訪他，一次是當天下午，另一次是兩天後打到他們新聞室，兩次他們都沒告訴我肯尼斯．歐康諾已經不在警校任職……如果他是一個月前調走的，他們應該會告訴我。」
瑟提斯搖搖頭。「那麼他們資料還沒更新，相信你也知道目前在巴格達一切都很混亂。」他把隨身電腦闔上。「我們對敝公司的資料處理非常嚴謹，因此我提供給你的資料絕對可靠。」
我在記事本上畫了個小木偶塗鴉，讓他看得到。「歐康諾人在哪？正在做什麼？」
「我不能回答，敝公司在員工政策上與路透社並無不同，那就是絕對保密，你認為我們會任意洩漏員工資料嗎？」
「那麼就講個大概。」我慫恿他。「一個人要具備什麼樣的資歷，才可以在世上最危險的首都傳授菜鳥警校生束縛的技能？曾在蘇格蘭警場長期表現傑出？甚至擔任過憲兵？那天他似乎在教學生馴狗，所以我猜他在這方面應該有經驗？這需要什麼樣的特質？耐性？自制力強？」
他的雙手在桌上交握。「無可奉告。」
「為什麼？」
「因為你的問題涉及特定的個人，而我已經向你說明過我們招募的是哪些類型的人才了。」
我把小木偶的鼻子拉長。「你必定十分重視歐康諾，瑟提斯先生，他是你們公司少數幾個不在私人機構任職的員工之一……或者至少一星期前是如此。我猜聯合政府只接受資歷清白的顧問？」
「當然。」
「所以你徹底調查過歐康諾？」瑟提斯點點頭。「他的身世如何？在哪裡出生？哪裡長大？從名字看來他應該是愛爾蘭人。」
「無可奉告。」
我注視他片刻。「我在獅子山遇見他時，他說他曾是攻堅伊朗駐倫敦大使館的空降特勤隊成員，他這麼跟你說過嗎？」
瑟提斯搖頭。
「我知道那根本是一派胡言。」我熱絡地說：「那次的大使館圍攻事件發生在二十四年前，攻堅小組是因為有豐富的經驗才被選上的，如果歐康諾當年有參與，現在至少五十歲了……除非空降特勤隊在七零年代末招收青少年隊員。」
「我不會否認或證實任何事，柏恩斯小姐。」他輕敲手錶。「而且你的時間快到了。」
我把記事本翻過一頁，迅速畫出麥肯錫的插翅彎月刀素描給瑟提斯看。「他跟我一位同事說過，他後腦的刺青象徵空降特勤隊的插翅短刀……那是擊潰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個人紀念。你認為讓一個抱持這種觀念的人去訓練伊拉克警察妥當嗎？」
瑟提斯又搖頭。
「意思是？他沒訓練過他們……或由他來訓練不妥當？」
「意思是無可奉告。」他脫下手錶，把錶放在桌上。「時間到了。」他說。
我把鉛筆塞到耳後，伸手去拿我的帆布袋。「他的工作領域相當敏感，控制與束縛技術是用來癱瘓危險或暴力的嫌犯，我們都見過未經訓練的虐待狂負責拘禁人犯所產生的不堪後果。我相信你該記得在阿布格賴比，狗是用來嚇阻囚犯的。如果歷史重演，你或許不會怎樣——在紀錄上動動腦筋，就可以脫得了關係——但我可會覺得遺憾。」
他淡淡一笑。「我把動腦筋的事就交給你了，柏恩斯小姐。恐怕我的頭腦魯鈍，跟不上妳的思緒，不懂你如何把誤認我們的一名員工，跟我個人必須為發生在阿布格賴比的事負責扯上關係。」
「你真可恥。」我輕描淡寫地說。「但願你能良心發現。」我把記事本和鉛筆塞進帆布袋。「麥肯錫是個暴力份子，在獅子山時，他連自己都控制不住……遑論教導別人。他曾養了一頭羅德西亞獵犬在院子裡巡邏，那條狗比他還兇狠。他訓練那條狗的方式是，把雜種狗扔給它獵殺。」
瑟提斯站起身，伸出手。「祝你今天愉快。」他輕快地說：「如果還有什麼需要我效勞之處，盡管打電話給我。」
我刷地站起來，握住那隻伸出的手。「我也沒時間跟你瞎耗了。」我用同樣愉快的語氣說，把名片扔到他面前的桌上。「如果你想跟我談，這是我的行動電話。」
「我為什麼要跟你談？」
我用臀部撐住帆布袋，以便繫緊背帶。「麥肯錫在自由城打斷一個酒醉者的胳臂，我親眼看見他用雙手抓住手臂兩端，把它放在他膝蓋上折斷，彷彿折斷腐爛的木頭。」
那人沉默了一下，然後露出狐疑的笑容。「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除非那人的骨頭很脆弱，任何人都可以輕易折斷。」
「他沒被起訴。」我接下去說。「因為被害者嚇到不敢向警方告發他……可是有幾個傘兵——你們軍團的——逼他付出一筆不小的賠償金。在獅子山治療骨折可不便宜……又不能工作的話，更是沒辦法賺錢。」我搖著頭。「那傢伙是虐待狂，所有的外僑都知道，要是我的話，絕不會找他來訓練巴格達的警校新生……尤其在目前的局勢下。」
他嫌惡地瞪著我。「這跟私人恩怨有沒有關係？你似乎一心一意要毀了他的名聲。」
我走向門口，用手肘扳開門把。「給你做個參考，麥肯錫施虐的對象是一個吃一頓沒兩頓、骨瘦如柴的妓女……我猜她的骨頭很脆弱，因為獅子山的牛都被叛軍殺來吃了，而富含鈣質的牛奶是奢侈品。可憐的女孩才十六歲，只是想賺點錢買衣服給她的小寶寶穿。她喝了另一個酒客請她的兩杯啤酒後已經有點醉意了，不小心撞了麥肯錫的手肘。他為了懲罰她，把她的胳臂扯脫臼，再把胳臂放在他腿上折斷，造成尺骨骨折。」我揚起一眉。「你對這件事有何看法？」
他沒有。
「祝你今天愉快。」我對他說。
＊
後來那篇報導我沒寫成，我採訪到另一家保全公司的一位保鏢，不過他才剛從陸軍退役，伊拉克是他接的頭一件約聘工作。由於我最初的構思是要報導傭兵供不應求的現象，若想達到足夠的傭兵數量，在招募的資格審核上就必須稍作妥協，因此單一新手的故事並不足以支撐整篇報導的內容。何況讀者大眾對於「戰地」內幕的胃口已日益縮減，大家只想知道消弭亂局的解答，而非一再被提醒聯合政府逐漸掌控不了局面。
在一位譯者的協助下，我參觀了伊拉克報社，瀏覽了三個月的備份，找尋有關被強暴殺害婦女的報導。翻譯莎莉瑪（Salima）從一開始就持懷疑的態度，她告訴我：「這裡是巴格達，大家唯一感興趣的是自殺炸彈攻擊，或聯合政府的虐囚之舉。女人隨時都在被她們不情願嫁的丈夫強暴，這算不算？」
我提醒她如果她一面找一面繼續發表高見，恐怕得花兩倍的時間才看得完。
「可是你太天真了，康妮。即便一個歐洲人有辦法接近伊拉克女人而不被發覺——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誰會去報導這種新聞？巴格達有些地區太危險了，連伊拉克記者都不會去，何況轟炸和射擊持續不斷。只不過死了個女人，怎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知道她說得對，因此當我們找到第一篇報導時，我不曉得是我還是她比較訝異。它的標題是「強暴案持續增加」，內容是一份統計資料，敘述婦女的強暴案或綁架案從戰前的一個月一起，增加到戰後的一個月二十五起。根據一份人權觀察的報告，這則新聞強調社會的道德倫理基礎被戰爭粉碎瓦解後，婦女所面臨的危險。
「這上面說海珊時代很少發生強暴案，因為強暴罪是要砍頭的。」莎莉瑪告訴我：「然後又暗示就是因為佔領初期警力解散了，才造成婦女人身安全的危險。這一段你會有興趣。」她邊唸邊指下面的文章。「『由於歹徒強盜橫行於三不管地帶，婦女為了保全性命與名節，不得不躲藏在家中。可恥的是，這樣還保護不了婦女的安全。貞潔的年輕寡婦法蒂哈．卡席姆（Fateha Kassim）上週被發現陳屍於自宅中，遭到強暴與殺害。她父親發現了她的屍體，表示那簡直是禽獸所為，他們毀了她的美貌。』」她抬起頭。「我們要找的就是這種新聞嗎？」
我點頭。「這簡直就是獅子山謀殺案的翻版。」
「可是他怎麼有辦法接近她？」
「我不知道，不過我相信就因為這樣反而更刺激。如果他曾在空降特勤隊待過，一定受過特殊訓練，可以來去不引人注意。也許他是趁晚上溜進去，亞倫．柯林斯說獅子山的犯罪現場顯示，那些婦女都先跟凶手相處一段時間，兇手才拿出寬刀砍她們。」
第二篇報導也是僅有的另一篇，登在另一份報上，日期是一個月前，不醒眼地穿插在內頁，標題寫著「母親死於長劍攻擊下」，內容很短。莎莉瑪把它譯了出來：「『古芙倫．薩奇（Gufran Zaki）太太的屍體昨天被放學回家的兒子發現，她的頭部遭到嚴重劈砍，因而致命，兇手的攻勢只能以狂亂來形容。警方正在找尋她丈夫巴薩爾．薩奇先生的下落，據說他有憂鬱的傾向。鄰居表示他擁有一把劍，目前已不知去向。』」
我們尋找後續報導，想看巴薩爾．薩奇有沒有被捕，可是這則新聞完全被阿布格賴比事件的鋒頭蓋過，報上不曾再提起。法蒂哈．卡席姆謀殺案也是。在這之後該怎麼做，我實在毫無頭緒，從國際觀點報導，對那些婦女一點助益也沒有，因此我沒向路透社駐巴格達辦事處的主管丹恩．弗萊（Dan Fry）提起她們或我對麥肯錫的懷疑。眼前有一大堆更急迫的災難要報導，而且不久之後，唯一關切的另一個人莎莉瑪，隨另一位特派記者被南調到巴斯拉（Basra）了。
氣餒之下，倒不是真的指望能得到回應，我挖出自己在獅子山寫的兩篇報導，連同莎莉瑪翻譯的巴格達婦女謀殺案新聞，再加上一封信，送交貝康姆集團的阿拉斯泰．瑟提斯。我還透過大曼徹斯特警局網站，用電子郵件把這些報導寄給亞倫．柯林斯。瑟提斯唯一的回應是一張印刷的問候便條，表示資料已收到。亞倫一星期後才回我，帶來的消息令人振奮得多。
他在電子郵件裡寫道：「我的最佳建議是聯絡比爾．弗雷哲（Bill Fraser）探長或巴斯拉的丹恩．威廉斯（Dan Williams）小隊長，他們正從事訓練工作，和我在自由城的工作類似。我已經把你的電子郵件與附加檔案轉寄給比爾．弗雷哲，讓他盡快了解情況，我會把他的電子郵件地址附在信的最後。不過我不能保證什麼，假如聯合政府的主管單位獨立運作，比爾在巴格達要插手干預就很難了，但是他應該有辦法提供你一些主管單位層級較高的人名。同時，不要隨便跟人提起，麥肯錫如果正與警方合作，那麼他可能是核心圈內的人，要查出誰在他背後指控他並不難。即使你的懷疑是錯的，你也清楚惹火了他，他會有什麼樣激烈的反應。」
他的忠告來得太遲，等我收到時，已經在一星期內換了兩家旅館和三間客房。當你的私人空間頻遭入侵時，心中的煩亂不安是難以言喻的……但事實便是如此。我回房時，門總是鎖好的，也沒有任何東西失竊，可是屋內物品的擺放經過了刻意的更動，令我惶惶不安。有一次我發現我的隨身電腦開著，螢幕上顯示著我寫給阿拉斯泰爾．瑟提斯的那封信。
我沒有證據可證明這是麥肯錫所為——儘管我毫不懷疑——但我卻無法說服旅館方面正視我的問題。他們說非飯店住客是不可能進入客房的，何況也沒發生竊案，我有什麼好抱怨的？那只是清潔女工打掃時移動我的東西罷了。我同事只對我一聳肩，引述「巴格達之賊」（thief of Baghdad）的句子給我聽。在這恐怖的城市裡，我還能指望什麼？
唯一會正視我內心恐懼的人是我老闆丹恩．弗萊，他卻偏偏選在那個星期去科威特休假。我考慮要打電話給他，借住他的公寓，又怕到了那兒會比住在滿屋子記者的旅館更孤立無援。報警也沒用，目前自殺炸彈客和綁架人質的恐怖份子已經搞得他們焦頭爛額了，壓根沒空理我。無論如何，我認為亞倫．柯林斯說得對，警方是最後才能找的人。
我沒睡，清醒地躺在床上，手中緊握一把剪刀，神經質地監視著門口。這樣過了四個晚上，我終於精疲力竭，因此當我參加過記者會回到房間，發現我的內褲跨下被剪開時，我徹底崩潰了，便立即請病假，理由是戰爭造成壓力過大以致精神崩潰。
自一九八八年從牛津畢業後，我在英國停留的時間不超過兩個月，但二零零四年五月初置身於巴格達時，我唯一夢想憧憬的是夏日細雨、綠茵草地、樹籬窄巷，以及一望無際的金黃玉米田。這是我所知有限的英格蘭——從小說詩歌得來的印象和真實生活的體驗差不多——卻是我能想到最安全的地方。
我實在不懂自己為何如此愚蠢。
＞＞＞美聯社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六日星期一，格林威治標準時上午七點四十二分，英國時間八點四十二分
＞＞＞詹姆斯．威爾森（James Wilson）建檔，伊拉克，巴格達
路透社特派記者遭綁架
就在四十二歲的義大利電視記者阿德莉納．碧安卡（Adelina Bianca）淪為武裝恐怖組織蒙塔達安薩爾（Muntada al-Ansar）組織的人質三天後，現年三十六歲的路透社特派記者康妮．柏恩斯恐怕也遭到相同的命運。昨天在前往巴格達國際機場途中，康妮．柏恩斯行蹤成謎。她所駕駛的路透社公務車被焚毀，棄置於巴格達市郊。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任何組織出面承認綁架。
一般相信由蓋達組織資深間諜阿布．馬沙普．札蓋威（Abu Masab al-Zaqawi）所領導的蒙塔達安薩爾組織，是在錄影帶中殘忍處決美國平民尼克．伯格（Nick Berg）的元兇。他們已在相同的網站上公佈一段錄影帶，畫面中的阿德莉納．碧安卡雙眼被矇，顯得痛苦憂慮。該組織揚言若義大利總理希爾維歐．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繼續支持聯合政府，就要將她處決。
在這些殘忍暴行接連發生後，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已發表下列聲明：「殘害囚犯是國際法中最嚴重的犯行，武裝組織必須毫無條件立即釋放所有人質，並應停止攻擊、綁架及殺害平民。」
康妮．柏恩斯的同事對於她的被綁皆難以接受，她是位人緣極佳的名特派記者，曾駐非洲、亞洲及中東報導當地戰事。她出生、成長於辛巴威，畢業於牛津大學，曾任職南非與肯亞的報社，後來進入路透社擔任非洲事務專家。
「在巴格達諸位宗教領袖的協助下，我們正全力調查是誰綁架了康妮。」路透社駐伊拉克辦事處主管丹恩．弗萊表示。「我們呼籲綁架者別忘了新聞媒體記者只是衝突事件的中立觀察者，他們的工作是報導新聞，而非制定造成衝突的政策。」
康妮．柏恩斯前往機場前留下的最後一篇報導，內容是對阿德莉納．碧安卡的致敬，讀來令人動容。「阿德莉納是位勇敢的記者，不論問題多難，始終毫不畏懼地提出，為受苦受難者仗義直言，她的文章已喚醒了全世界的良知……若企圖使她緘默不語，獲勝的將是無知與壓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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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社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三，格林威治標準時十三點十七分，英國時間十二點十七分
＞＞＞詹姆斯．威爾森建檔，伊拉克，巴格達
路透社特派記者獲釋
路透社今早宣布，星期一遭綁架的三十六歲特派記者康妮．柏恩斯已意外獲釋。「昨天我們接到一通匿名電話，告訴我們去哪裡找她。」其辦事處主管丹恩．弗萊解釋：「她吃了不少苦，我決定在公佈詳情之前先讓她搭機離境。」
接著他說康妮在被丟棄於城西一棟炸毀的建築物前，一直擔心自己性命不保。「我們發現她時，她的手腳被綁，嘴巴被縛，頭上套著黑色頭罩。我們相信她所受到的待遇是對阿布格賴比事件的報復，我們在此呼籲伊拉克的聯合政府與反對勢力雙方都要謹記，濫用權力即是一種罪行。」
「康妮第一個念頭就想到阿德莉納．碧安卡。」該路透社主管在記者會中表示：「綁匪告訴她，阿德莉納已在星期二被處死，並警告她可能也會遭到同樣的下場。當我們說就目前所知阿德莉納還活著時，她的反應相當激動。」
他接著說，康妮．柏恩斯勇敢地花了三小時協助警方，才從巴格達機場搭機離開。「她最大的遺憾是無法提供警方任何有用的消息，當她的司機駛離往機場的道路，將她載到加希德區（al-Jahid）時，她被蒙面男子綁架，隨即眼睛就被矇住了。」
警方已發布了司機的長相特徵。「汽車在抵達旅館接康妮前幾分鐘就被劫車了。」丹恩．弗萊說。他證實路透社對其特派記者已發出了更嚴格的守則。「在未來，任何人都不可對車輛的安全性掉以輕心。」他提出警告：「當同一輛車子搭過幾次後，一般人很容易失去警覺。」
他拒絕進一步透露康妮．柏恩斯被囚的情形。「目前她最主要的考量是的是阿德莉納．碧安卡的安危，康妮決定不透露或採取任何可能危及阿德莉納獲釋的消息或行動。」
囚禁阿德莉納．碧安卡的武裝組織發表了下列聲明。「阿德莉納．碧安卡的命運掌握在義大利總理手中，當他提供補給給美軍，幫助他們佔領伊拉克的聖地時，他國內的母親只會收到我們送出的棺材。穆斯林男女的尊嚴唯有靠鮮血與靈魂才能贖回。」
阿德莉納被擄為人質至今已超過一星期，但星期二的處決期限已過，為她的獲釋露出一絲曙光。溫和派的伊拉克宗教領袖相當擔憂擄人質者日益升高的暴行，正進一步損害全世界對伊斯蘭教的印象。「伊斯蘭教並未對無辜的婦孺宣戰。」一位宗教領袖說：「在這些殘忍暴行面前，阿布格賴比監獄的虐囚事件相形見絀，這些武裝團體正把道德上的勝利雙手奉送給美國。」
第三章
蜂擁而來的記者及攝影師終於離去時，我在爸媽的公寓裡看到電視上播放著阿德莉納．碧安卡獲釋的消息。到那時，亦即我離開巴格達一星期後，我自己的新聞也沉寂了下來。我躲開路透社派到希瑟羅機場（Heathrow Airport，譯註：倫敦的國際機場）的歡迎委員會，爽約沒出席一場記者會，隱匿於倫敦一家没没無聞的旅館，化名為瑪莉安．柯倫（Marianne Curran），一個患有廣場恐懼症的女子，毫無食慾，頻流鼻血，足不出戶，住房的費用都是每天晚上來看她的凱子爹用現金付的。
天曉得旅館的人是怎麼想我的，我對館方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要他們告訴我最近的性病診所的地址電話。其他方面，我不讓清潔婦進房，像煙囪般抽菸抽個不停，在浴室一待就好幾個鐘頭，只有在我父親叫來客房服務的三明治時才吃東西。每當他來時，我就故作堅強，可是看得出我吃那麼少令他擔憂。
我騙他我不願意見記者的理由，和丹恩．弗萊在巴格達所說的一樣：不希望把我被擄的詳情公開，以免危及阿德莉納獲釋的機會。為了讓他安心，我告訴他從頭到尾我的眼睛都被矇住，沒看到綁架我的人，而且儘管嚇壞了，受到的待遇還算合理。
我不知道他信不信我，我母親可絕對不信，有一天凌晨三點，他偷偷把我送回家時，她見我消瘦那麼多，震驚不已。我喜歡待在幽暗的房裡令她擔憂，我不願跟任何人說話，尤其巴格達的丹恩．弗萊及倫敦的路透社，更令她滿心狐疑。不過每當我把自己鎖在客房，她想盤問我時，我父親都會出面制止，要她讓我用自己的方法處理問題。
阿德莉納．碧安卡是我唯一的擋箭牌，只要她仍被拘禁，我就有理由可以保持沉默，因此當我在電視上看到她穿著厚重的黑色罩袍，步履蹣跚地從巴格達的一間清真寺走出時，心情十分矛盾。在她旁邊是幫她談妥釋放條件的伊斯蘭教長，她整張臉幾乎都藏在面罩底下，看不到任何面部表情，可是當她感謝所有幫助她的人時，聲音強而有力。她否認義大利政府有付贖金。
二十四小時後，我又呆坐在電視前，看著她在米蘭召開的記者會。她的表現令人讚嘆，使我對於無法說出自己的遭遇感到無地自容，我沒有阿德莉納的勇氣。
＊
阿德莉納一被釋放，我拼命上網搜索西部鄉間的出租地產。當然我母親很不高興，尤其我又告訴她我打算租下六個月，而且問她可否再用她出嫁前的名字。我為什麼要這麼做？路透社呢？我要靠什麼過活？顯然我一點也不好，為何要一直告訴她我很好？到底有什麼問題？還有為什麼阿德莉納一被放出來，我就要跑去躲？
我父親再度干預了。「隨她去吧！」他堅定地說：「如果三十六歲時她想不清楚，那麼她這輩子都沒辦法想清楚了，有些傷在新鮮的空氣下才會痊癒。」
或許我該告訴他們實情，如今我也不明白當初自己為何不說。我是他們的獨生女，儘管彼此時常相隔千里，親子關係一向親密融洽，相互扶持。可是我父親對於放棄辛巴威的農場抱憾不已，我不願再加重他的負擔。如果他沒結婚，必定會固守家園，防禦凶徒侵犯，可是在他們的一個鄰居被穆加貝（Mugabe，譯註：辛巴威首任總理）的非洲民族聯盟（Zanu）暴徒殺害後，我母親逼他放手。
我父親始終對這樣的投降耿耿於懷，無法原諒自己。他覺得那是他家人辛苦買下和建立的祖產，原本就屬於他，他應該更努力爭取才對。他在倫敦一家南非葡萄酒進口公司找到了一份薪水還可以的差事，可是他討厭英格蘭的狹隘，都市生活的幽閉擁擠，以及在肯特郡租的狹小公寓，這間公寓只有他們在不拉瓦約（Bulawayo）郊外的農舍四分之一大。
我長得像我母親，高挑金髮，個性則像我父親，堅決獨立。表面上看來，我母親似乎是三人之中最缺乏安全感的，然而不知是否因為她願意坦承內心的恐懼，反而使她成為最有自信的人。對我父親而言，逃跑就等於承認失敗，他一向自視堅強果決，二零零四年夏天，我總算明白棄家而逃對他來說是件多麼丟臉的事。他一直鼓不起勇氣面對穆加貝的欺凌，就像我一直鼓不起勇氣面對我的遭遇……結果我們都對自己失望了。
我告訴他們的藉口是，我需要時間和空間來寫書，這有部份是實情。仍在巴格達時（正值阿布格賴比事件曝光後的震盪之中），我擬出了一份大綱，那件事之後便有出版商邀我出書。一旦西方世界失去了道德正直的光鮮外衣，我發覺我和同事們變得十分反感，我的想法是透過戰地記者的眼睛，詳實紀錄世界的亂源所發生的一切。我格外想探討經常暴露於危險下，對心理狀態會產生什麼的影響。
他們原本要給我的預付款少得可憐，可是我又以書中將包括我被綁架的完整紀錄為條件，和出版商重新議價。這根本是漫天大謊，因為我簽約時心裡很清楚我永遠不會吐實。的確，我壓根無法想像自己會寫出一本書——每次坐在電腦前，我的腦子便一片空白——可是我昧著良心說服出版商和我簽約。這是我迴避人群所需要的託辭，好讓我把崩解的神經一點一滴拼湊回來。
我在多塞特（Dorset）的一個房屋仲介網站上找到巴頓莊（Barton House），看中它是因為它是唯一提供六個月租約的地產。那地方一個人住實在太大，可是它一星期的租金和一間三房的渡假小屋一樣。我問房屋仲介為什麼會這樣，仲介告訴我假日出租的收入較不穩定，屋主希望收取有保障的固定收入。反正我負擔得起，便接受了他的解釋，以我在旅館用的名字，即母親婚前的名字瑪莉安．柯倫，寄了一張匯票給他，不過即使他告訴我真話，即使知道那房子亟需重整門面，我仍會租下。當時我一心一意只想離群索居。
我不知道自己期待什麼——或許成為小社區的一份子，想關上門就關上門——但那都不是真實的。所有的安排都是透過電子郵件與電話的往返，直到半小時前在仲介位於多切斯特（Dorchester）的辦公室取到鑰匙，一切才變得真實起來。巴頓莊登在網站上的照片，正面是石材，爬滿藤蔓，看得到隔壁一棟建築的屋頂（後來我發現那是車庫）。我原以為既然它的地址是溫特伯恩巴頓，應該位於村子的範圍內。
結果它坐落於高聳的樹籬後方，離最近的房子大老遠，從馬路上望過去，幾乎看不見它的存在。住在這兒鐵定不會受到人群的干擾，甚至可說它是孤島。我把剛買的迷你奧斯丁停在入口處，透過擋風玻璃直盯著房子打量，內心則忐忑不已。和爸媽同住那三星期，倫敦的熙攘人潮宛如噩夢，因為我始終不知誰會躲在後面，但這豈非更糟？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徹底隱密，毫無屏障，也沒有人可以喊救命。
樹籬投下長影，庭園雜亂不整，即使有一支軍隊埋伏其中，我大概也渾然不覺。自希瑟羅機場下機的那一刻起，我一直用已知的事實努力克服內心的恐懼——我不再有危險了，因為我已經照他們的話做了——但焦慮是無法以理智控制的，那是種強烈的內在情緒，絲毫不受邏輯影響，只能硬生生去經歷腦子叫身體感受的那份恐懼。
我終究開了進去，因為沒別的地方可去。房子算是漂亮的——低矮的十八世紀長方形建築——但近看之下，就發現了它的破陋。陽光與含鹽的風已經把門檻窗框腐蝕得差不多，許多屋瓦缺空著，令我不禁懷疑屋頂是否漏水，儘管仲介在網站上保證屋況絕無問題。這我倒不擔心，我見過更糟的，尤其最近在巴格達，有些建築物被炸彈一轟，頓成廢墟。可是我逐漸明白巴頓莊的租金為何會比三房的渡假屋划算。
誰知道自己崩潰的臨界點會出現在何時？我的臨界點出現在，當那支大鐵鑰匙卡在前門鎖孔內，我正在尋找著行動電話的訊號時，突然有五頭獒犬不知從哪冒了出來。我拿著行動電話指向地平線，其中一隻開始發出低吼，我才驚覺他們的存在。它們圍繞在四周防備我，鼻子離我的裙子只有幾吋，於是本能的恐懼反應開始運作，我感到熟悉的腎上腺素直往上竄。
只要稍稍動腦，我應該會想到屋主可能在附近，可是我嚇壞了，根本無法思考。我把行動電話丟下時還是沒想到。不論平時如何頻頻叫自己要鼓起勇氣，一旦恐懼如此逼真，一聲怒吼便足以重新喚醒所有噩夢，結果再多的練習也是徒然。在巴格達的監牢我沒見過這種狗，但我依然可以聽見它們的聲音，感受到它們的存在，它們就蟄伏在我夢中。
直到屋主站在我面前，我才注意到她，而她開口之前，我以為她是男人。當然，我沒把她看成大人，她穿牛仔褲和男人的襯衫，以她瘦小的身材而言，襯衫顯然太大，而她奇特的扁平五官和油亮的黑髮令我有種錯覺，彷彿她是仍在發育中的少男。如果她的體重有五十公斤，我倒要嘖嘖稱奇了，任一頭獒犬只要往她身上一撲，都可能要了她的命。
「手不要動。」她簡短地說：「小動作會刺激他們。」
她手指一彈，那五頭狗立即到她面前一字排開，並低下頭。
「你長得很像瑪德琳。」她說：「你們是親戚嗎？」
我根本不知道她在說什麼，也不在乎，因為我喘不過氣了。我蹲下去，頭往後仰，猛力吸氣，結果只是令她的狗又對我發出低吼。就在那一刻我放棄了，四肢著地爬向迷你奧斯丁敞開的門。我潛了進去，拉上門，上鎖，然後身體向後仰，拼命想把空氣吸進肺裡。一定有條狗衝撞了車子，因為我感到車身傾斜一下，緊接著那女孩發出了嚴厲的指令，可是我已經閉上眼睛，所以沒看見。
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我知道這情形不會持續下去，只要我別再急促短淺地呼吸，可是這回胸口的疼痛如此劇烈，使我懷疑自己是否即將心臟病發。我從車門的置物口袋抓起一個紙袋，套住口鼻，設法緩和換氣過度的症狀。我不曉得過了多久，時間似乎不存在了，可是等我張開眼睛時，那女孩和她的狗已經不見了。
筆記片段，檔案號碼「CB15-18/05/04」
……以前我怕黑，如今卻在沒開燈的地方一坐就好幾個小時。丹恩把膠帶撕開時，感覺彷彿紅熱的尖刺燒過眼皮。我不肯張開眼睛看他，令他生氣，可是我不知道眼前是誰，他可能是任何人。那聲音聽起來不像丹恩的，他身上的味道也不像丹恩的。
……我無法忍受別人太靠近，這點令我害怕。我不讓人侵犯的範圍已擴大到必須以房屋的大小來計算，這就是心理作用嗎？我把自己封閉在狹小的空間裡，卻需要廣大的外圍空間，才能喘息。我勉強可以跟爸媽同處一室，但換作別人我就無法忍受。走在街上，如果有人與我擦身而過，我會抓狂。現在我不上街了，除非開車。
……我告訴爸媽打算去接受心理輔導，他們顯得安心多了，這還真是奇怪。如果我把自己交給「專家」，一定就不會有問題了。儘管我媽問個沒完，不過我回絕了路透社提供的協助，她應該偷偷鬆了口氣。正式接受他們的幫助，表示得用我的「故事」來還這份人情。可是她和爸爸都是極重隱私的人，當報上都是我的消息，電話又響個不停時，必定難為了他們……
……我沒去接受心理輔導，反而每兩天就上漢普斯泰（Hampstead）的一家教堂，一坐就兩三個鐘頭。教堂清爽安靜，又有自己的停車場。沒什麼人來打擾我，他們似乎覺得問人家為什麼要坐在那兒很沒禮貌，也許他們以為我正在跟上帝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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