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旅行是人類生命中的大行動。義大利旅行家馬可孛羅、阿拉伯旅行家巴圖塔,一生的志業是搭起異國文化的橋;中國學問僧玄奘行腳天涯,取宗教之道;歐洲中世紀的修士,必須藉拉丁語的旅行所意味的吃苦雲遊四方,來增進知識∣∣一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Grand Tour」(大旅行)則一直是年輕貴族必經的成年儀式。
旅行,曾經如此稀罕、珍貴、困難。在艱難的年代,所有的旅行者都是旅行藝術家,因為他們所完成的旅行之舉,都是生命之結晶。
曾幾何時,在一九七○年代航空旅行逐漸便利之後,旅行也慢慢從生命的大行動,變成了小行動。旅行不再是終生之夢,而是隨時都可以完成的目標。旅行,也成了觀光、度假、遊學的代名詞。
大眾旅行的時代,旅行藝術家卻相對變得稀少起來。所幸,仍有一些把旅行當成人生壯舉之士,藉著旅行來完成不同的生命夢想。
有的旅者,旅行是自我放逐,走上異鄉是為遠離家園的束縛;有人是自我追尋,藉著旅行,尋覓那雲端上的自我領悟;有人是自我征服,攀登高山哪裡征服得了山,不過是征服自我;有人是自我學習,把旅途當成一段一段的人生功課;有人旅行即創作,旅行即人生成品。
我的旅行,從青春期的自我追尋開始,在路上,一直是我生命的渴求。有的旅行是長調,像一九九一年整年在路上十一個月;有的旅行是短調,如隨時從台北出走京都,跌入歷史的時空。
我在旅途上,認識世界,也摸索自我,旅行見證五光十色的人生幻象,也更親近幽靜空寂的內心真相。
行旅二十載,足跡踏近六十國的旅者如我,世界仍是一本百看不厭的生命之書。旅行是神祕的時空遊戲,可以在世界的時空旅程中忽上忽下。
在旅行的長短調中,我是生命的旅者。
Berlin 走調的柏林夢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底,我按照兩個多月前的原訂計畫到德國旅行。路經柏林時,當地的朋友都替我懊惱,為什麼不早一個多月抵達,就正好趕上東德垮台的大事。那一年十一月,在出乎全世界的意料之外,東德死硬派領袖突然被驅逐出境;一夜之間,東、西柏林的人可以自由越境,東、西德在被柏林圍牆分隔了二十八年後,終於重新結合。
從那一天起,柏林圍牆四周,就沒日沒夜圍繞著世界各地去瞻仰遺蹟的人們。人們在圍牆上跳舞、接吻、歡唱,不少人帶著鎚頭在圍牆上敲下一小塊做紀念。很快地,這個點子就成為最熱門的商品,人人都想擁有一塊柏林圍牆的歷史化石。我也買了一塊送給一個當時很想離婚的女性朋友,祝福她早點脫離婚姻之圍牆。
那一陣子,在東、西柏林看到的人都滿臉微笑,人人都對德國新未來充滿憧憬。當我在電視上看到,當年十二月五日伯恩斯坦(Bernstein)領著柏林愛樂交響樂團,演奏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曲,真的覺得東、西柏林充滿希望。
當時的東柏林仍是一片殘敗,連一家好的小咖啡館都沒有,甚至一九八七年就重建完成的東柏林大旅館(Grand Hotel),裡頭的餐飲及服務水準都十分共黨官僚化。然而即便當時的東柏林,並非屬於如繁華的西柏林般的旅遊勝地,但一經比較,東柏林傳統建築之美,卻讓西柏林一下子,就�角F俗麗的村婦。東柏林,雖然遲暮,卻仍是風華絕代的貴婦。
一九九二年八月,在戈巴契夫被軟禁不久後,我又重遊了柏林。這時柏林圍牆已經被拆除遷移,波茨坦廣場區前擺滿小攤子,賣著各式共黨時代的紀念品,從柏林圍牆石塊,到東德軍帽、軍徽、制服、共黨證等不一而足。朋友說,柏林圍牆的石塊,據說已經賣掉了兩倍面積的柏林圍牆,存放在世界各地旅人的抽屜中、櫥櫃上。
朋友帶我去新開張的小酒館,聽當時很流行的戰前音樂。我看到一個三十多歲的金髮女郎模仿著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唱著<再度戀愛>(Falling in Love Again)和<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我曾有一張CD,是根據瑪琳•黛德麗在一九五○年代於紐約灌製的音樂拷�屆A她慵懶、低沉、挑逗又帶點嘲諷、不在乎的嗓音,是會讓聽者墜入貓眼般迷離的夢境的聲音。很少人能把她模倣好,這個金髮女郎就差了一點。相形之下,我們的白光還算是別有風味、值得一比的。
一九九二年的東柏林,到處都在大興土木,雖然有些東德人已經開始抱怨越來越飛漲的物價,與越來越低落的生活水準。一個東柏林作家跟我說:「東柏林真吵,到處都是建築工地裡的起重機和電鑽的聲音。」
我和他坐在歌劇院旁新開的、就叫「歌劇院」的咖啡館,客人中東柏林人寥寥無幾,都是外來客。作家似乎永遠不合時宜,開放前反共產黨,開放後又反德國基民黨;他說東柏林人販賣完他們的過去後,已經開始被迫販賣他們的現在了。許多東柏林人不堪物價高漲,被迫遷出東柏林。
一九九九年,我又再度回到了柏林,我的東柏林作家朋友已經搬走。西柏林人和西德人,乃至全世界對東柏林的過去有興趣的人,都已經占領東柏林的各個精華區。大家都努力地想恢復東柏林昔日的風華,但奇怪的是,往日的風華卻慢慢在消逝中。演唱老歌的小酒館已經不流行,現在當道的是,販賣迷幻情境的電子音樂舞場;服用快樂丸的年輕人,並不在乎他們置身的是倫敦、維也納或東柏林。
我很慶幸在一九八九年、一九九二年時去過東柏林,我看到了當時的希望。今日的東柏林人已經不談未來了。
Boston 矛盾波士頓
一九八六年,第一次去美國的波士頓,剛好碰上「Gap」在市中心的廣場上開了新店。信步走去這家從舊金山起家,當時還不算太紅,也還保有點風格的服裝公司。一進去,就聽到他們正在放詹姆士•泰勒(James Taylor)的<別讓我今晚寂寞>(Dont Let Me Be Lonely Tonight)。
真是再巧合不過了。我來波士頓前,一位在波士頓念過書的朋友就告訴我,波士頓有不少詹姆士•泰勒迷;不只是因為歌手本人生於波士頓,也因為他那種平實低調的唱腔,加上清亮乾淨的吉他伴奏,是非常長春藤的,當然與這群屬於中上階級、有點保守的大學生胃口很合拍。
我自己倒是對詹姆士•泰勒一直沒有太大的興趣;他的音樂對我而言,屬於那種「可以聽,但沒太大感動」的類型。然而,我曾經交往過的一個男朋友,是詹姆士•泰勒迷。我常想,我們最後分手,大概是因為他很喜歡<你有了朋友>(Youve Got a Friend)這首歌,而我卻越聽越乏味。
不過那次到波士頓,倒讓我比較了解孕育詹姆士•泰勒的文化環境。波士頓像是個小巧精緻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的模擬品,擁有比現代倫敦更多的「高尚、有教養」的人,但也有更多的對舊社會的惆悵與淡淡的鄉愁。在波士頓,反抗,可能是為了查稅,卻很少為了人權或意識型態對立。
那次在波士頓,當然會在哈佛方場上吃有名的「亞歷山大」冰淇淋,也沿著河岸看大學生划平底船,還陪同一起去的畫家朋友,賣了兩幅畫給一位富有的韓裔女收藏家。而也去了波士頓美術館,看他們有名的中國鈞窯瓷器的收藏。
然後我們離開波士頓。帶走的印象中,波士頓是一個絕大部分屬於知書達禮白人的中產社會。那時,在波士頓市區中心,眼睛所見,非洲裔有色人種的人數少得可憐,亞洲裔也不多。當時我並不知道,波士頓市郊的非洲裔有色人種的比例,其實和白人不相上下。
一九八九年,我買了一張女歌手崔西•查普曼(Tracy Chapman)的個人同名專輯;從資料上發現,她的家鄉是波士頓。她真摯嘹亮、豐富有力的聲音,立即抓住我的注意。我忍不住把她和詹姆士•泰勒做了一番比較,卻免不了立即偏愛崔西•查普曼。
同樣是哀愁,崔西•查普曼會談到革命(
因為崔西•查普曼,我開始試著從更多元的角度去了解波士頓,也慢慢知道安靜、有禮、高尚的波士頓中上層社會,一直沉默地在進行他們「白種化波士頓市區」的區隔工作,也因此波士頓市區才會顯得那麼白人社會。
崔西•查普曼讓我打開了另一個觀察波士頓的視野。我想著自己下回去波士頓時,一定不會忘了隨身帶著她的CD。我猜想,現在Gap店裡放的會是詹姆士•泰勒,還是崔西•查普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