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一般性介紹
第一章 柏拉圖與《理想國》
柏拉圖的生平
雅典黃金時代的結束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描述自己的理想城邦時，對他所預觀到的未來，幾乎是採用了一種鄉愁的懷戀口氣。雖然和他自己所生長的城邦相比，他描述的城邦表現出非常不同的特性，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在柏拉圖所希望的完美社會中包含了一些東西，他認為這些東西在他童年時期仍繁榮的雅典已經喪失了。柏拉圖於西元前四二七年誕生在一個貴族家庭，他必然逐漸意識到了雅典文化的黃金時代最後時刻的政治環境。這個黃金時代是從西元前五世紀希臘城邦對波斯戰爭的勝利後開始的。但即便是在柏拉圖剛剛開始意識到雅典繁榮的時候，它也已經將要消失了。在柏拉圖出生前幾年，雅典和它的盟友陷入了與斯巴達及其聯盟相互毀滅的伯羅奔尼撒戰爭。這場戰爭揮霍了雅典的威信以及它自五十年前結束波斯戰爭以來所積累的財富。
在戰爭開始時，雅典人非常自信會取得勝利，即使是反對戰爭者也認為，它最壞不過是對昔日盟友的不正義行動，而不是像後來證明的那樣，這是雅典光榮的結束。起先，戰爭似乎只是一個摩擦。當柏拉圖五歲時，雅典與斯巴達進入休戰狀態，稱為「尼西亞和平」，樂觀的雅典人認為最壞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但在六至七年的謀畫後，當雅典開始毀滅性的西西里遠征時，西元前四一五年爆發的戰爭被重新引發。兩年後─柏拉圖十四歲─消息傳來，雅典強大的軍團已經在戰爭中毀滅，同時喪失的還有對斯巴達在海軍上的優勢。伯羅奔尼撒戰爭又持續了將近十年，才以雅典的投降結束，但自從西西里潰敗之後，大多數雅典人即知，他們已經沒有獲勝的機會了。
流傳下來最真切地反映這個時期事件的雅典文獻，即阿里斯托芬的喜劇，在西西里之後染上了一種新的痛苦色彩，表明雅典人在戰爭之後觀念已經發生了轉變。雖然劇作家阿里斯托芬剛開始是出於反對戰爭的意圖而諷刺雅典人的生活，但是這些喜劇仍然在讚美城邦的活力；在西西里遠征之後，阿里斯托芬寫了《鳥》，表達了從人的生活中逃避到一種更好的生活中之願望，不過仍然在批評雅典人可能增長的一種盛氣凌人的自負。在《鳥》之後有了反對戰爭的喜劇《利西翠妲》（Lysistrata），暗示出阿里斯托芬甚至已經放棄了對體面失敗的希望。
柏拉圖和蘇格拉底
柏拉圖可能帶著這樣的願望到了成年：他要為自己的城邦尋找一種比現狀更好的政治規劃，如有必要，就強制雅典實施它。在這種精神鼓舞下，他開始參加了與蘇格拉底在市井間交往的其他貴族青年團體。
柏拉圖這時二十歲。他的叔叔卡爾米德和他母親的侄子克里底亞都已經是蘇格拉底的朋友了。很難說柏拉圖認為自己非常緊密地被吸引進了他們的圈子；即使用那個時代非正式的標準來說，蘇格拉底也不是那種一般意義上的教師。雖然在雅典人蜚短流長的閒話中他被稱為「智者」，並最終與高爾吉亞、普洛泰戈拉以及《理想國》中的色拉敘馬霍斯混為一談，但這個名謂在當時的意義無異於今天所說的「學究」。嚴格地說，智者是確立希臘城邦文明生活的巡遊教師。我們對蘇格拉底在希臘文化中的作用所知甚少，或者說，我們真正具有的對蘇格拉底肖像的顯明描畫，往往是相互矛盾的。
由於柏拉圖專注於蘇格拉底，也由於作為哲學權威，他給了我們關於蘇格拉底最持久的肖像。他描繪的蘇格拉底和他的雅典同伴，就道德實踐和理論問題進行對話，並且狡猾地把自己的假設插進對話中。在其他的柏拉圖對話中，蘇格拉底在複雜的倫理學和形上學理論中一步一步地引導他毫無防守之力的對話者。然而在色諾芬的著作中，蘇格拉底局限於誇誇其談虔誠這種德性；雖然色諾芬的蘇格拉底也像柏拉圖的一樣正直，但大半拘泥於傳統道德。
人們所知道關於蘇格拉底的第三個肖像是阿里斯托芬在其作品《雲》中所描繪的。這個蘇格拉底開辦了致力於深奧形上學探索的「思想者之家」，在那兒，任何付費的學生都能學到如何逃避債主並免遭道德懲罰的修辭伎倆。他就像柏拉圖對話中的蘇格拉底一樣神祕，但是在其他任何方面，阿里斯托芬的蘇格拉底肖像都對柏拉圖的描述提出了挑戰。
大多數讀者從雜亂的證據中得出結論：蘇格拉底很少有自己的教條，但是他質疑其雅典同伴的道德假設，他可能並不向他的同伴收費，並且無疑他的一些行為為他帶來一些有影響力的敵人。
如果說蘇格拉底不是典型的老師，那麼柏拉圖也不是那種典型的學生。在他遇到蘇格拉底之前，已經吸收了其他哲學家的思想。似乎蘇格拉底首先是因為某種哲學問題的創始人而抓住了柏拉圖的想像力；同時，蘇格拉底也是那種追問式的哲學家典型，他追隨這樣的探索，無論這種探索會把人引向何處。對柏拉圖而言，蘇格拉底的勇氣、誠實和正直總是和他的理智德性，尤其是他為了真理而獻身的熱情，以及當他看到所有人都不能達到那個真理時異乎尋常的快樂，兩者重疊在一起。在蘇格拉底對哲學與道德的深刻統一，可能給了柏拉圖最持久的影響。
許多雅典人逐漸對蘇格拉底沒有結論的提問感到懷疑，在他們看來，蘇格拉底式的提問是一種道德懷疑論。如果說對道德懷疑論的恐懼來自一種預感─那些對傳統價值質問的人會做出任何事情，而蘇格拉底同伴的行為，印證了人們的這種預感及懷疑。其中一位是阿爾基比亞德，他多年來被視為雅典政治上未來的希望，直到他勸說城邦進行西西里遠征；在隨後的幾年裡，他不止一次的背叛雅典，甚至謀畫政變推翻雅典的民主制。柏拉圖的親戚，克里底亞和卡爾米德領導一夥保守派，則最終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時（西元前四○四年）推翻了城邦的民主制，這就是三十僭主，他們進行了為期九個月的腐敗統治。
當所有的雅典人都開始反對僭主時，經過了九個月的暴政，他們下臺了，交換條件是對這幾個月所犯的任何罪行都予以豁免。民主制回到了雅典。但是因這個民主政府由一個寡頭團體統治，它的正義概念淪落為報復，幾年後（西元前三九九年）民主政府企圖處死蘇格拉底，並真的這樣做了。出於對他和反動分子、叛徒聯繫的不信任，並厭倦了他的追問，雅典人同意了敵人對他的指控，說蘇格拉底不相信城邦的神而引進新神，並說他腐蝕了城邦的年輕人。
當蘇格拉底喝下毒芹酒時，柏拉圖已經二十八歲了。我們可以想像，此事件與任何其他相比，較易使柏拉圖更迫切地尋求一種建立在道德原則上，並忠實於它的政治體系。
學園
柏拉圖雖活到了八十或八十一歲，然其餘生鮮有事情可言。蘇格拉底死後，柏拉圖在麥加拉住了一段時間，而後可能到地中海地區遊歷。他回到雅典並買了一塊地，建立了學園。更確切地說，學園是那些已經受過教育的人作進一步研究的機構，而不是作為教育基地的現代意義上之大學。柏拉圖的學園是歐洲世界中首座如此的文化機構。柏拉圖最著名的弟子亞里斯多德後來也在雅典建立了自己的呂克昂學園；再晚一些，伊比鳩魯學派和早期的斯多亞學派也建立了自己的學校。雅典作為哲學活動的中心一直保持到六世紀，直到拜占庭國王查士丁尼關閉了所有異教的哲學學校。
更多的政治活動
直到西元前三四八年或前三四七年去世為止，柏拉圖都生活在雅典，並開辦他的學園。在這段時間中，雅典並沒有感受到伯羅奔尼撒戰爭規模的擴大。柏拉圖去世後，希臘北方的勢力馬其頓的國王菲利普征服了大部分希臘，並結束自治城邦的時代。菲利普的兒子亞歷山大大帝把希臘文明擴展到東方。但是柏拉圖的同代人都沒有預見到這種可能性。對這個時代有思想的雅典人而言，他們的任務是弄明白他們在雅典乃至整個希臘所看到的一切。城邦（polis，從字面上說就是「城市」，但對希臘人而言，它是一個自足的政治單位，從而經常指「城市—邦國」）不再起作用了。雅典在與斯巴達的戰爭中耗費了自己的力量。西元前三七一年斯巴達也在戰爭中輸給了底比斯人，這表明，沒有一個城邦是不可戰勝的。那麼城邦之間新的聯盟是否應該結成泛希臘政府？每個城邦需要放棄多少自己的自主權？如果它們把自己的身分融入一個大的團體，那麼它們內部的統治形式會是如何呢？
無疑地，柏拉圖和他的學園同伴參加了這場討論。根據古代的記載，學園稍微兼具了政治顧問團的作用，它的成員遊歷到希臘其他城邦，幫他們改革法律。柏拉圖在學園中的兩個親密朋友厄拉斯托和科里斯庫，就回到他們的母邦斯帕蘇，並說服其統治者採用更加自由的統治形式。
城邦的規劃者曾是在希臘家喻戶曉的英雄。斯巴達將其特有的法律歸於傳說中的萊喀古斯。雅典則歸於德拉古和梭倫。除了傳奇，亞里斯多德（《政治學》，1267b22-29）告訴我們，米利都的希波達謨發明了城邦規劃，尤其是設計了雅典的比雷埃夫斯（Piraeus）港口。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考證，希波達謨是一個哲學家，是第一個非政治家而考察政府形式的人。如果柏拉圖之前的政治理論家已經致力於具體的城邦規劃，那麼學園作為立法顧問必然早就成為一個眾所周知的傳統。我們應當在這個傳統的背景下來閱讀《理想國》中新型的城邦計畫，不是把它看作一個孤獨思想者無比完美的政府夢想，而應當作為關於希臘社會未來活生生的諸多爭論之一。
隨著到希臘城邦西西里的敘拉古遊歷，柏拉圖在後半生也以更直接但也更令人不滿意的方式捲入了政治活動。關於他這段生平的證明來自《第七封信》。由於這個文件的不可靠性，我不多講述它的內容（如果它是真的，那麼它就是柏拉圖寫給參與敘拉古政治活動的同伴的一封信。他們已經開始懷疑他對信中所提到的事件之關注。因此，即便是他寫了這封信，他也有理由修飾自己的說明），僅僅說明柏拉圖三次訪問敘拉古就足夠了。第一次，老狄奧尼修斯是城邦的僭主，柏拉圖會見了僭主的姻親兄長狄翁，並和他建立了持久的友誼。老狄奧尼修斯死後，他的兒子小狄奧尼修斯繼位，狄翁寫信給柏拉圖，請求他再次到敘拉古來。當時柏拉圖已六十歲，他寫成《理想國》，狄翁希望哲學家們能夠影響年輕而易塑的統治者，從而在敘拉古建立理想城邦。但是年輕的僭主開始敵視狄翁並放逐他，柏拉圖則逃回雅典。一年後，狄奧尼修斯寫信給柏拉圖說，他已經改變了心意。然當柏拉圖第三次前往敘拉古時，狄奧尼修斯卻仍然沒有轉變，狄翁被刺殺，柏拉圖建立理想城邦的唯一實驗就此不體面地失敗了。
如果這個不幸確實發生過，它可以解釋柏拉圖寫了《理想國》之後，烏托邦思想就從他的對話中消失了。在《政治家》中，柏拉圖的建議始於一個前提：每個城邦都會毀滅。如果毀滅不可避免的話，那麼就規劃一個害處最少的城邦。《法篇》是柏拉圖最後的作品，它調整了斯巴達和克立特的法律以構建最好的城邦。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同樣希求一種好的社會，但是，對已經存在的東西進行改革和從關於知識和人的本質理論中規劃一個城邦，是完全不同的。
柏拉圖的對話
剛剛開始接觸柏拉圖的讀者對其對話的一些特點不會毫無感受：它們總是經常性的沒有結論，偶爾模糊其詞，並常常暗示還有其他利害相關的題目，或者還有讀者應當進行的其他討論。柏拉圖長期享有難以索解之名。在一定的程度上，他的對話經過反覆閱讀後會變得清楚些，歷史信息會照亮一些幽暗的段落。但是這些對話每一篇都不同，它們有意識的文學形式使那些即使是最有經驗的讀者對柏拉圖自己真正想說的都感到遲疑（至少在某些地方是這樣）。雖然它們對那些沒有經驗的讀者很有吸引力，但這些對話確實要求有進一步的準備。
對話形式
關於柏拉圖生平的那些古代軼事雖然作為傳記不可靠，卻真實透露出柏拉圖享有長久的聲望。其中必然有一個頗有影響的軼事是把他當作一個年輕的詩人來描述的。在西元前五世紀的雅典，幾乎難以想像有比悲劇作家享有更高的尊崇了。根據傳聞，柏拉圖在非常年輕的時候，有志於成為一個悲劇作家。但是當他把自己的作品給蘇格拉底看的時候，蘇格拉底逐行嘲笑了他的詩句。柏拉圖燒毀了自己的詩，再也沒有寫過。
如果這樣的衝突沒有發生，那可能也有必要偽造一個出來。因為沒有什麼比受到扼殺的文學抱負更能解釋柏拉圖對話中有技巧的表現風格了；還有，對話中人物的生活和他們闡發的抽象理論之間的微妙連結，也因此得到解釋。對話的語言仍然基於日常話語，但日常話語已經變得優雅而靈巧。對話有時繞回到同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每一次重現都需依據前面的討論。對話的參加者常常把話題扯進人們更熟悉的日常談話，只是在這些對話中，離題後還能回到原先的問題。由於對話是在平實的場景─庭院中，歡飲聚會裡，繞城漫步中，且人物也是取自日常生活，結果，這種對話將一種思想交談帶到了高度戲劇化的藝術水準。
對話為柏拉圖的戲劇意識和他對自己戲劇家身分的意識提供了大量證據。他經常讓他的角色使用來自舞臺的詞句以描述自己所參加的對話。參考一下《理想國》中的一些例子。我們看到蘇格拉底說：「我像合唱隊一樣選擇（德性和邪惡）」（580b），他稱自己對婦女在城邦中地位的描述是「婦女戲劇」（451c），並廣泛地用「合唱」（490c, 560e）、「悲劇的」（413b, 545e）和「悲劇道具」（比如服裝：577b）這樣的詞來說明對話描述的世界。
雖然柏拉圖所有對話的目的都是記錄交談，不過它們的戲劇形式在程度和本質上是有差異的。有一些是高度戲劇化的，另一些則是例行公事式地插進主要談話人的演說中。有一些對話只表現人物的話語，而另外一些對話中，由一個角色複述整個談話。還有另外一些摻雜了這兩種形式，將敘述包含在一個戲劇框架中。蘇格拉底在對話中占有首要地位，但在幾個對話中─《蒂邁歐篇》、《智者篇》、《政治家篇》中，他把這個位置讓給了另外一個哲學家；在《法篇》中蘇格拉底則完全沒有出現。大部分學者認為這些對話是柏拉圖最後的幾篇對話。蘇格拉底是否在其中不重要，這是為了表明在生命的最後時期，柏拉圖已經完全放棄了再現他的老師的思想的所有偽裝。
後一種觀點引起了另一個複雜的問題，即柏拉圖對話的年代通常畫分為四組。早期或蘇格拉底對話表現了蘇格拉底追問自負的雅典人之道德信念。這種對話篇幅緊湊而且沒有結論，可以《拉克斯篇》和《歐緒弗羅篇》作為典型。它們也許可以完整地再現歷史上的蘇格拉底。接下來的是過渡性的「早中期」作品─《普洛泰戈拉篇》、《高爾吉亞篇》、《美諾篇》、《歐緒德謨篇》，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和第一組相似，但是在倫理學上比蘇格拉底大大提高了。此後是中期對話，這些對話和柏拉圖成熟的形上學觀點更為一致：《斐多篇》、《會飲篇》、《費德羅篇》和《國家篇》，也許還有《蒂邁歐篇》。這幾部作品中的蘇格拉底具有以前的所有特徵，只是不再對無知者進行盤問。他不再逼迫他的對手使之陷於混亂，而是建立了複雜的理論，這似乎是藉由提問而達到，但這些問題非常露骨地誘導其回答者，只是從語法形式上它們才可以被稱為是問題。
最後一組對話是四組中最為特異的，它包括《法篇》、《泰阿泰德篇》、《智者篇》和《政治家篇》。《斐利布篇》和《巴門尼德篇》大概也屬於這一組，但是這很難說，因為這些對話共同之處不多。它們有的提出了理論，有的只是在批判。在一些對話裡，蘇格拉底仍具有往常的作用，但在另一些裡面則沒有。
柏拉圖和希臘戲劇
不能斷定柏拉圖是由於文學抱負受挫才以對話的形式寫作。在他之前已經有好幾代的哲學家選擇以闡述式的散文體作為表現其觀點的工具。這些哲學家關心的是宇宙的物質本質，或者存在的本質，只是間接地提到倫理學和政治學問題。在雅典，著名的倫理學問題作者都是詩人，尤其是劇作家。他們嶄新的戲劇風格在柏拉圖年輕的時候仍在發展中。以對話的形式寫作哲學，對現存的雅典文化構成了挑戰，它宣稱，以往在悲劇舞臺上壯觀的布景和華麗的詞藻，從此將是一種新型的寫作任務，不是由詩人撰寫，而是由能夠對問題進行抽象推理的人來完成。當柏拉圖批評他那個時代的文學時，他在心中必然把對話當成了那種文學寫作方式的替代者。
希臘悲劇在表現英雄或者神話故事時，通常都是以一個君王為中心，常常是表現這個人物的死亡或垮臺，不論他們是否完全地或者勉強地避開了這個結局。但死亡或悲慘的結局反倒不如悲劇情節的殘酷般更能刻畫悲劇（悲劇情節使劇情結果看起來已注定了），其風格不僅注重於展現通往悲慘事件的過程，而且也注重於表達出見證這個事件的人的悲淒。
在展開戲劇時，柏拉圖將自己和悲劇家對立起來，而和喜劇家阿里斯托芬站在一起。柏拉圖敬重阿里斯托芬，在其《會飲篇》中，除蘇格拉底之外，阿里斯托芬做了一場比其他人都更有智慧的演說，柏拉圖的對話也更使人聯想起喜劇而非悲劇。雖然有時其中也出現了死亡，但是這些作品因為避免悲劇的表述方法，使其嚴格說來並非悲劇。柏拉圖的對話不是英雄頌出的正規詩句，而是一般雅典人的閒聊，裡面很少有情節甚或突發事件，所發生的事情也不是根據敘述的嚴格的因果原則，而是出於交談的散漫邏輯。柏拉圖極少使自己流連於眼淚，即使是在蘇格拉底被處死，他的朋友們為他哭泣時（《斐多篇》，117c-d）。對話雖然提到了眼淚，但沒有引用那些傷心的話語。蘇格拉底責備每個哭泣的人，對話中記錄了更多的笑聲而非哭泣。柏拉圖的《歐緒德謨篇》是滑稽模仿，《普洛泰戈拉篇》大部分也是。因此，柏拉圖可以說是將他的對話構思成了阿里斯托芬喜劇的哲學變形，他屏棄了阿里斯托芬猥褻的反理智主義，吸收了其詞句中的才智和對悲劇的批判，其更理想的政治世界及更普遍的期望，迄今為止在人類社會存在的道德死亡中復活。
在柏拉圖所有的對話中，《理想國》清楚地描述了阿里斯托芬的最後一個題目。對話的解釋者不能忽視其中一再出現的死亡和更生的隱喻，尤其是從洞穴或者其他地下的地方重生。「高貴的謊言」（414d-e）、「洞穴的比喻」（尤其是514a, 516a, 516d），以及最後的復活神話（尤其是614d）是這種描述和隱喻結構的明顯例子。蘇格拉底惹人注目的是關於殺嬰的古怪言論（於此他反覆說，不好的孩子會被留在「一個不可言說的和看不見的地方」：460c），為此，格勞孔關於想像的古格斯故事（359d）也把死亡等同於幽閉，並成功講述了一個從地下隱蔽處發生的故事。
如果我們用十一個流傳下來的例子概括，阿里斯托芬的喜劇也總是講到死亡和重生的故事，他總是特別注意使病態的或者墮落的人類欲望重新健康起來。藉由語言和囚禁的背景─典型背景為一個洞穴或者其他地下處所─暗示出死亡或死亡狀態。在喜劇進程中，主角從這個地下的囚禁處被帶到外面，使之獲得新生。由於《理想國》的敘述結構頻繁地出現了出洞穴、獲得新生的過程，我們至少從文學上來說，可以把柏拉圖看作是一個阿里斯托芬式的作家。
第二個原因來自阿里斯托芬喜愛的情節。他的主角拒絕現存的社會秩序，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並和篡權者作戰。《理想國》最早的讀者可能從它憎惡現存文明，而要建立一個新城邦中，發現了阿里斯托芬的回聲。僅僅是這些回聲就有可能暗示讀者，柏拉圖接下來描繪的不是那種毫不容情進展的悲劇情節，他們可以期望，他要描繪的是從現有的世界中自由地逃脫。
最後，阿里斯托芬的一齣戲劇與《理想國》有特別的關係。在《議會中的婦女》（Ecclesiazusae）這部早於《理想國》十五年的劇本中，阿里斯托芬想像一群婦女取得了雅典的立法權，她們廢除了私有財產、傳統的家庭、不平等的性別角色。這些改革在阿里斯托芬手中是受到嘲諷的，但其卻是蘇格拉底在第五卷提出的三項基本政治變革中的兩項。較少受到嘲諷的部分，例如新城邦中不設法院、建立公共食堂等，也在柏拉圖的政治理論中找到了一席之地。由於柏拉圖在阿里斯托芬之後呈現這些主題，故我們必須認為《理想國》對阿里斯托芬的借鑑是有意識的。柏拉圖在自己的戲劇中表達自足的個體具有道德的優先，但是，喜劇所引起的興趣和渴望，並非阿里斯托芬的喜劇中無處不在的肉體欲望，而是人類最高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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