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會有「鄉土文學論戰」──一個政治經濟史的解釋
文/楊照
１．
讓我們以歷史溯源的方式，試著話說從頭。
得從戰後台灣史的關鍵，「二二八事件」說起。
先不追究「二二八」的責任，就目前已經整理出來的史料，其實可以清楚看出「二二八」的發展梗概，也可以分析理解事件對台灣社會紐帶產生的具體破壞作用。
「二二八」過程中爆發了台灣民眾對長官公署及「接收人員」的強烈不滿，然而衝突消息傳回國民政府中央，卻被定性定調為「共產黨暴亂」。當時剛攻進中共老巢延安的國民政府，最不願見到的，就是中共可能取得新的據點。於是軍隊迅速動員，自然採取了過去處理「紅區」的收拾模式。軍隊上岸後，先一路展示火力壓制局面，等控制了秩序後，開始「清鄉」。
「二二八」的鎮壓造成兩類傷亡。一類是軍隊上岸之初逮捕屠殺的，具有高度任意性，死傷了許多莫名所以的無辜民眾。第二類則是「清鄉」過程中，按照情報名單搜捕行刑的。
「清鄉」中犧牲的，幾乎都是台灣士紳菁英，尤其多的是當年二十到四十歲的地方活躍人士。這層台灣士紳，在「清鄉」中被捕被殺的不少；更多的，還有因為目睹「二二八」殘暴鎮壓手法，而被嚇破膽了的。
「二二八」造成的一項嚴重後果，正是消滅了一整代日據時期培養出來的台灣社會領袖。這群人「二二八」之後，死的死，逃的逃，沒死沒逃的，也都被嚇掉半條命了。
「二二八」造成另外一項嚴重後果，是讓台灣人抱持深深仇恨，看待從大陸來的中國人。仇恨沒那麼容易遺忘，只會因為政府的管制壓抑，在無從發洩的情況下變得更加強烈。
國民政府主政者絕對沒有想到，然而後來歷史顯示了：「二二八」的兩項後遺症，決定了一九四九年之後，台灣發展的方向。
一九四九年發生了什麼事？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潰敗，倉皇敗逃到台灣，帶了大約一百五十萬人一起渡過海峽大遷徙。
如此規模的遷徙很困難；要讓遷徙來台的人能夠活下去，是更困難十倍百倍的事。畢竟台灣自身原來的人口也不過六百萬左右，這樣規摸的經濟體，在戰爭結束後沒多久，突然要承擔多增加一百五十萬人的生計，談何容易！
困難還不只如此。雖經日本統治後期的投資經營，工業在台灣經濟系統中佔的比率依舊不高。戰爭破壞，加上戰時重工業無法立即轉型為民生生產，使得到一九四九年時，台灣基本上仍是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農業生產，有可能用什麼方式，馬上提高四分之一產量，來供應新移民所需嗎？
回頭看這段歷史，我們理解：初到台灣，驚魂未定的國民黨，除了要防止中共軍隊渡海之外，最大的課題，就是農業生產分配的大調整。
２．
五０年六月韓戰爆發，美軍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同時原本對蔣介石政權抱持放棄態度的美國政府政策大轉彎，援助資源注入台灣，讓國民黨喘了一口氣。
接下來連續幾年，國民政府開始大力推動台灣土地制度的改革。從「三七五減租」到「耕者有其田」一連串的作法，表面上的理由，是國民黨在大陸吃了大虧學到教訓，要從土地制度的根本，杜絕共產黨意識形態可以生根的環境。實質上，這些政策作法，直接提高了政府對於農業，尤其是對農業產品的控制。
在大陸被「土地改革者」中國共產黨打得落花流水的國民黨，為什麼搬到台灣來，搖身一變，自己成了「土地改革者」？關鍵理由很簡單，在大陸，國民黨的利益與地主緊密相連，「土改」刨的是國民黨的利益根源；可是換到台灣，國民黨在這點上，是不折不扣的外來政權，他們和台灣地主沒有任何聯盟關係，自然能夠不受牽制地訂定直接剝奪地主利益的政策。
不過，訂定政策是一回事，要執行是另一回事。「土改」為什麼在世界各地都難以推動？「土改」為什麼往往都演成血腥暴力事件？因為擁有大量集中經濟社會資源的地主階層，絕對不可能乖乖接受土地改革，放棄自己的龐大利益。他們會使出各種手段，杯葛阻擋土改政策。
地主抗拒「土改」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控制政府，組成保護地主利益，與地主利益一致的政府。如果無法控制政府，那麼地主還有另外的作法──他們可以聯合起來反對政府，甚至推翻政府。
國民黨當時處於艱苦的兩難。一方面，如果不進行土地改革，新到台灣的一百五十萬人無從取得必須的糧食供應；另一方面，貿然進行土地改革，等於直接向台灣地主宣戰，又有可能刺激台灣地主階層大反叛，反撲在台灣還來不及站穩腳跟的外來政府。
土地改革竟然能在國民黨剛敗逃到台灣時推動，依靠兩項條件。一項是冷戰結構形成，美國力量在台灣介入；不過更重要更關鍵的一項，顯然就是因為當時的台灣地主階層，儘管對於自身的利益受傷大感憤怒，卻敢怒不敢言，更沒有條件公然向國民黨挑戰。
因為「二二八」的慘痛經驗記憶猶新，也因為「二二八」肅清了一整代台灣社會領導人士，地主們就算要反抗，也找不到可以帶頭組織行動的人了。
３．
「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一連串的政策，都著眼於提高農業生產量，同時也都發揮了將農產集中在政府手中的效果。
這一連串政策，給了原本佃農自己土地所有權的滿足。不過如果細查生產成果分配的話，實際在土地上勞動的農民，自留農產比例，不見得有所提高。
田賦提高了，實物徵收增加了，同時還有全面「肥料換榖」的作法。台灣農業土地，很早就開始了商業性經營，也就是，不以生產勞動者自身食糧所需為滿足。尤其是蓬萊米種介紹進台灣，開闢了台灣米銷向日本的管道，當然進一步鼓勵台灣農民努力提高農地單位產量。在這種情況下，台灣農業也就很早開始使用化學肥料，乃至依賴化學肥料。
以戰爭剛結束那兩年的生產狀況為例吧！「二二八事件」中重要的導火線之一，就是產米產糖的台灣，竟然缺米缺糖。檢查較可信的史料，庫存糖遭到盜賣，應屬事實。然而，相對地，米呢？造成缺米的原因，比較可能是來自肥料缺乏導致歉收吧！
明白了這樣的背景，才能衡量「肥料換榖」政策的威力。「肥料換榖」，就是政府壟斷肥料生產和配銷，讓化學肥料完全沒有自由市場，農民要取得肥料，保障下一季作物收成，唯一的方法，就是用這季收成的食糧作物，到農會系統換取肥料。
換榖辦法中，當然是盡量高估肥料價格，壓低穀物價值。依照不同的國際市場原料與成品標準計算，「肥料換榖」過程中，農民付出的代價，比市場高出三到十倍。
「耕者有其田」的辦法，同樣反映了這種集中糧食的用意。佃農並非無償得到土地，而是以該土地年收成的二點五倍計算地價，需分十年以實物攤還地價。換句話說，十年當中，新取得土地的農民，除了原本的田賦、實物徵收及肥料換榖之外，還要交出四分之一的收成稻穀，支付地價。
交出土地的地主，從政府那裡領取了實物債券和「四大公司」股票作為補償。許多人對股票極度陌生，對「四大公司」更沒有一點信心，誰知道明天「四大公司」會不會就成泡影，股票也隨而成為廢紙？所以股票一發行，許多人就想方設法要將手上的股票賣掉，換實物債券比較有保障，於是股票對應實物債券的價差越拉越大。
手上擁有眾多實務債券的大地主，在那個節骨眼上，如果懂得適時買賣，就能用很少的代價取得大批「四大公司」股票。事實上，辜家正就是以這種方法，拿下來台灣水泥的經營權，才開啟了戰後辜家事業的另一番發展。
至於那些出了股票換實物債券的地主，仍然沒有辦法保有價值。因為隨後政府發動一連串的作法，嚴格控制市場上稻米價格，就算用實物債券換到稻穀，也完全無利可圖。難怪台灣地主在過程中大大受傷。
政府憑什麼能控制米價？憑著土地改革壓抑了地主勢力，政府可以直接凌駕在農業生產小農身上，對他們的生產收穫充分掌握。上面提到了十年攤還地價的條件，如此就使得十年內這些農地四分之一的收成，保證進到政府手中，扣除掉實物債券支付出去的，政府至少還有八分之一的保留額。
再加上田賦、徵收和「肥料換榖」和農會系統進行的青苗借貸本息償還，保守估計，直接控制在政府手中的米糧生產，佔農民總生產量至少四成。換句話說，小農生產過程中，可以自留的部份，不超過百分之六十，並沒有比原來付給地主的田租優厚多少。有些地方，土改後農民實質負擔，還高過改革前。
當然，我們必須考慮農民自有土地而提高的生產動機。畢竟按「耕者有其田」辦法規定，取得土地後增加的生產量，不會再計入地價中，可以由農民自己保留；還有，農民可以想像十年地價攤還完後，每年就可以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的生產收入，這些因素的確大有助於整體農業生產的成長。
不過，一個事實不能被忽略，那就是，土地改革完成後，政府就是台灣最大的地主，所有主要糧食作物生產收穫，百分之四十都控制在政府手中。
有這麼大比例的糧食，才有辦法應付一百五十萬新移民所需。而這群以軍公教為主的新移民，是國民政府統治的根本，他們也都必須依附於政府體制上，才有辦法在台灣存活下去。
４．
在這裡，「二二八事件」的另一項後遺症，發生了嚴重效果。台灣社會底層對外來中國人的深刻敵意，讓新移民與台灣既有社會，完全沒有融合的機會。
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的新移民，不只是絕大部分與「二二八」無涉，而且絕大部分根本無從知曉才不過兩三年前發生的事件。國民黨全面封殺和「二二八」有關的訊息，壓抑台灣人鮮明依舊的記憶，結果是使得新移民失去了瞭解台灣人敵意的機會，當然也就更消滅了他們去化解敵意的機會。
新移民們一方面被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幻夢拉住，另一方面又被與台灣社會明顯存在的差異隔閡推開，於是就產生了他們對黨國體制的高度依賴。除了少數例外，這些新移民事實上被關鎖在狹小的生存空間裡，長時間和台灣原有社會互動極其有限。
尤其是經濟上的互動。依賴黨國體制，明白點說就是經濟支撐來源是政府發放的薪水米糧，在此之外，並沒有以經濟勞動力的形式投入生產體系中。對於這種情況，國民黨並無意積極改變。作為一個外來政權，國民黨對台灣本土環境有其陌生不安不放心的焦慮，格外需要這一同渡海的一百五十萬人作為政權不變不動的基礎。國民黨最不願看到的，一是台灣社會從新移民中找到組織領導資源，另一則是新移民和台灣民眾結合取得與政府抗衡的力量。讓這兩邊保持分離，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相對是比較安全的。
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了解一九六０年「自由中國事件」的背景條件。雷震、殷海光等人批評蔣介石、國民黨，並不是一天兩天。然而雷震後來卻選擇和台籍地方人士如李萬居等人結盟，成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決定性因素，蔣介石寧願得罪美國，也得關了《自由中國》，斷絕雷震這方面的發展。
將外省人封鎖在台灣經濟體系之外，國民黨就必須承擔每年龐大的軍公教人事支出。在那個貧窮的年代，這份開支最主要的部份，正是食糧配給。
這解釋了為什麼要用各種政策手段控制食糧作物，也就說明了台灣農村在那幾年其實是在沒有新勞動投入的情況下，藉由政府的強勢重分配，支應起多出來的人口壓力。地主固然傷痕累累，農民也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本來從控制食糧出發的做法，附帶產生了兩項國民政府可能也沒有料到的效果。一項是新取得農地的農民，因為預期十年攤還期一過，就能完整獲得土地所有權，所以在這十年內，不可能輕易廢棄耕地離開農業。而且這些農民長期佃耕，也必然格外珍惜分配下來的土地，視土地為近乎神聖的財產形式。
另一項效果是綿密的食糧生產控制，加上徹底的貨幣金融管制，就使得政府對於農戶收入可以進行操縱，尤其是要壓低農戶收入，易如反掌。提高實物徵收成數，改變肥料換榖價錢計算方式，都可以立刻讓農戶就算保持原有的耕作努力，收入卻比原來減少許多。
六０年代之後，台灣工業化的發展，就是建立在這兩項條件上，才有可能的。
後進國家工業化，最大的阻礙，是原始資本累積的困難。許多國家選擇以舉借外債的方式籌措資本，但是外債的利息壓力，以及債主國的干預，經常就扭曲了工業化的進程，使得長期計畫無法持續推動；更何況外債從舉借到運用，這中間創造了多少上下其手的空間，往往讓大筆利益掉進中介者與買辦階層的手裡，造成資本效率不彰。
台灣在五０年代每年接受平均約一億美元的美國政府援助，不過美援在幫助台灣度過經濟最艱難的階段後，到一九六三就停止了。之後，台灣不曾對外國借取大量資金，而竟然能完成初始的工業化建設，的確是後進發展史上難見的「奇蹟」。
追究這項「奇蹟」，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政府當年「以農業扶持工業」的政策。什麼是「以農業扶持工業」，用政府宣傳的語言，那是「用政策作為將農業剩餘（盈餘）投注於工業建設」。這個說法，有一個最大的盲點──看看上面整理的台灣農業生產狀況及其負擔，試問，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農業部門哪來的「剩餘」可供利用？
解答這個問題，牽涉到「剩餘」的相對定義，是對於農家而言的「剩餘」，還是對於政府而言的「剩餘」？真正發生的狀況，是政府藉由創造了農家的「不足」，因而獲得了投資工業建設所需的「剩餘」。
換句話說，台灣工業化初期的基礎，是靠政策性壓低農戶所得，拉開農戶生產價值與農戶實質收入間的差距，才有辦法取得的。在那幾年內，政府手段步步緊縮，保證儘管投入同樣的努力，農戶平均自留穀物收成不斷降低，而且保證，穀物的市場價格不斷壓低。總體而言，農家可支配食糧與收入，都一年比一年差。
不只是這中間的差額，進到政府國庫裡，成為政府可以拿來使用的工業基金；而且農戶收入下降造成農家人口大幅外流，又為新興工業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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