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里讀書記
離開成都二十多年了，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那是一個文風很淳厚的地方，而那文風之厚，尤其
在艱難之際越發能顯出底蘊來。記得上高小和中學的時候，常到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去玩，喜
歡背誦樓台亭閣到處可見的楹聯。在供奉杜甫塑像的工部祠前，有咸豐年間任四川學政的何紹基題
的一副對聯：﹁錦水春風公佔卻，草堂人日我歸來。﹂工部祠前有幾樹臘梅，長得疏落有致，初春
時分梅花盛開，或紅若胭脂，或黃如嫩玉，遠遠就可以聞到一陣幽香。所以在正月初七的人日游草
堂，別有一番風味。在草堂寺，也許晚清顧復初所撰的對聯最有名：﹁異代不同時，問如此江山龍
蜷虎臥幾詩客？先生亦流寓，有長留天地月白風清一草堂。﹂小時候雖然不能完全體會這對聯的意
思，卻總覺得讀起來抑揚頓挫，韻味十足，也就一直記得。另外使我印象很深，後來一直不忘的是
陳毅元帥在草堂的題詞，取杜工部的兩句詩：﹁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這兩句讀來
十分痛快，似乎能從中體味杜甫的沉鬱，也更能想見陳毅自己的性格。
成都南郊有紀念劉備的漢昭烈廟，可是成都人都稱之為武侯祠，說明在人們心目中，神機妙
算，而且﹁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遠重於那位靠人扶持的劉皇叔。武侯祠的楹聯也很多，其中有集杜甫詩句的一聯：﹁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那飄在萬古雲霄中一片羽毛的形象，實在令人難忘，讀來使人有一種莫名的感動。在諸葛亮殿看見牆上石刻的杜詩《蜀相》，尤其開頭這幾句：﹁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再看看庭院中的古柏，便對這些詩句有格外親切的體會。這幾句詩使我想見遠在唐代，杜甫就已在城郊去憑弔過諸葛武侯，於是覺得在這些詩句中，似乎找到了和千年以上的過去一種特殊的聯繫，而在默默感悟之中，也似乎無意間獲得了一種深厚的歷史感。其實在小時候，這些都由耳濡目染得來，渾不知歷史感為何物，但也正因為如此，對文史，對讀書，便自然發展出純粹的興趣。所謂純粹，就是在其本身的樂趣和價值之外，別無任何實際利害的打算。我在開頭所說淳厚的文風，就是在這種對知識的純粹興趣和追求中形成的風氣。
困苦中對知識熱烈追求
然而對於求知而言，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到七十年代初卻是極為不利的一段。那時候說讀書
無用好像理直氣壯，報紙上就經常有偉人宏論，說讀書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於是知識分子
被名為臭老九，幾乎等同於階級敵人。當時有幾個囊括一切的概念，否定了一切知識：凡中國古代
屬封建主義，西方屬資本主義，蘇聯東歐屬修正主義，封資修都在破除之列，於是古今中外的文化
知識無一不是毒草。我們這個具有數千年深厚文化傳統的國家，一時間好像與一切文化為敵，要向
古今中外的文化宣戰。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地方觀念，也決不認為四川人有什麼特別，但我很小就聽大人們說過一句話，道是﹁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可以肯定的是，對當時那種狀
態，多數人是反感的。我那時候充滿了年輕人的反叛精神，對報紙上公開宣揚的讀書無用論和大肆
吹捧的白卷英雄，都從心底裡反感、厭惡。
我不相信杜甫那些優美而感人肺腑的詩句、莎士比亞那些深刻而動人的戲劇作品，居然是必須剷除的毒草！而且我發現在我周圍的同學朋友中，有我這樣想法的並不在少數。一位中學老師黃遵儒，在那年頭名字就犯忌，而且屬於﹁牛鬼蛇神﹂之類，於是取魯迅詩句之意改名民牛。他在學校以長於書法有名，在我們這幫學生幾乎全數下鄉之際，他用極工整的楷書抄錄兩首魯迅的詩送給我，我珍藏至今。這些詩句表達的憂悶心情，對於我們當時的情形頗為貼切。
從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在農村插隊落戶的三年裡，有許多和我一樣的知青對書本和知識，都有
如飢似渴的追求。我們互相傳閱僅有的幾本書，討論一些跟當時的生活現實沒有一絲關聯的問題。
我下鄉時，中學一位英文老師潘森林先生把抄家劫餘的兩本書送給我，一本是希臘羅馬文學的英
譯，另一本是英美文學選讀。山村裡沒有電，我只有一盞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燈，每天晚上就著那如
豆的微光，一直讀到深夜。雖然那時候物質生活很艱苦，或許恰恰因為物質生活艱苦，我們就完全
沉浸在精神的世界裡，不僅讀文學，而且還特別喜愛哲學。知青們為了思想的交流，相隔再遠，也
要時常來往。記得一位綽號叫野貓的朋友為了來交談，到晚上一定要約我和他趕夜路騎車到另一個
生產隊去，可是在鄉間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裡絆倒，人從自行車上摔下來，門牙被磕斷了兩顆。我
一直為此感到內疚，可是在那艱難的歲月裡，為了一夕清談，好像什麼都值得。記得曾與一位比我年稍長的朋友陳晶通信，每封信都寫好幾頁。我們談文學、美學和哲學，談普希金和托爾斯泰，談
雪萊和華茲華斯，談魯迅和林語堂，也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黑格爾。我們那時候的談論也許並
非沒有一點深度，而那份真摯和熱忱更是絕對純粹的。﹁嚶其鳴兮，求其友聲。﹂記得陳晶寫來的
第一封信，就引了《小雅．伐木》裡這古老的詩句，正可以道出我們那時候的心情。
在鄉下的知青生活，看似單純，卻又很複雜。我們看見農村的貧困，農民生活的艱苦，既有深切的同情，卻又因為落戶在此，身處其中，而且是到農村來接受﹁再教育﹂，所以不是也不可能是那種居高臨下式的同情，而不過是自憐而憐人。又因為身不由己，不知將來會如何，完全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所以隨時有受困而無奈的感覺。那種困境不只是物質的匱乏，更是精神的枯竭。身邊貧乏困苦的現實和無盡的精神追求之間的脫節，可以說是知青生活最大的特點，不知有多少痛苦，多少悲劇和喜劇，都從這裡發生。不過那時候我們畢竟年輕，有旺盛的生命力，更有壓抑不住的精神。和我一道下鄉的同學，都各有自己的愛好和特點。其中一位叫謝洪，後來進了中央戲劇學院，成為電影導演，但在那時候他無法施展自己的表演才能，幾乎把鄉下的生活變成舞台，隨時顯得很有戲劇性。我的好友張愛和極有音樂才能，現在參與編輯一本和音樂有關的雜誌。在鄉下，他拉起手風琴來，那悠揚的樂聲好像可以使我們拋開身邊的煩惱，進入另一個美好的時空和世界。我那時有一本奧地利作家斐利克斯．薩爾騰︵Felix Salten︶的名著《小鹿斑比》，我把它譯成中文，由謝洪用戲劇演員的腔調來朗誦，那傷感而帶哲理的故事，讓大家聽了時常感動不已。回想那些艱難的歲月，在困苦中仍然有對知識的熱烈追求，在貧乏中仍然有精神的慰藉，既有痛苦，也有歡笑，實在永遠也不會忘記。
一首譯詩打開書籍寶藏
一九七二年春天，我從四川德昌的山村被調回城市，在成都市汽車運輸公司的車隊當了五年修
理工。那時候工間裡完全沒有正常作業，我每天都背一個書包去上班，一有空隙時間，立即到鹼水
池把油污的手洗一洗，在別人打牌或聊天的時候，就拿出一本書來讀。我喜歡藝術，有一幫畫畫的
朋友。其中一位叫朱成，現在已是頗有成就的藝術家，但那時和我同是運輸公司的工人。說起這幫
喜愛美術的朋友，當時在成都有不少業餘繪畫愛好者，都各在工廠或別的單位工作。他們簡陋的家
裡，往往藏著一幅幅國畫或油畫。他們也常常在一起畫，互相切磋。後來四川美術學院重新招生，
他們當中好幾位都去了重慶，成為一代相當成功的藝術家。不過三十多年前，這些文化藝術的根苗
都還在惡劣的環境裡自生自滅，全憑個人興趣和愛好在那裡堅持。我和朱成在工廠認識後，他知道
我懂英文，就問我有沒有見過原文的莎士比亞全集。我當然回答說，從來沒有見過，他就說可以替
我找一本。我以為他是在吹牛或者開玩笑，可是第二天，他果然拿來一本精裝書，正是多卷本莎士
比亞全集收有十四行詩的一本。我大為驚訝，朱成才告訴我說，那是他一個朋友父親的藏書，老先
生不相信現在居然還有年輕人能讀這樣的書，所以借出此書的條件是要看書的人翻譯一首詩，如果
真能譯出一首來，他就可以再借其他的書。我喜出望外，立即選譯了一首，交給朱成去復命。莎士
比亞一百多首十四行詩，我已不記得譯的是哪一首，可是那首譯詩就像《天方夜譚》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那個故事裡開門的咒語，為我打開了一個書籍的寶藏。
歐陽子雋先生曾在舊《中央日報》當過記者，喜歡讀古書，也喜歡英文，當年曾和在成都的外
國人時常來往，收集了很多英文原版書。他後來在成都一個百貨公司做售貨員，為人謙和，與同事
們和睦相處，在文革中居然把他最心愛的藏書保存了下來。歐陽先生對文化受到摧殘感到痛心疾
首，看見我譯的詩，發現居然有年輕人還能讀莎士比亞，高興異常，立即請我到他家裡去。記得我
第一次到他的住處，在一個破舊的小院子裡，一間極簡陋的房子，但一走進去，就看見緊靠牆壁一
排木板做成書架，密密層層放滿了各種舊書，其中大部分是英文書。我們一見面，歐陽先生就慷慨
地對我說：﹁我這些書就是你的書，你任何時候都可以來讀。﹂在那年頭，書不是被燒毀，就是被
封存，想不到在一間舊房子裡，竟保存了英國文學和歷史的許多經典。在﹁破四舊﹂的一陣風暴
裡，成都也到處有抄家、焚書的舉動，可是歐陽先生的書卻能保留下來，幾乎是個奇蹟。這是否和
這個城市古來的文風有一點關係呢？在激進口號的喧囂聲中，在政治運動轟轟烈烈的表面之下，是
否文化和典籍就像龍蜷虎臥，沉潛於平民百姓之家，在為我們自己保存一點精神的根基呢？無論如
何，由於一個偶然的機緣，我三十年前在成都居然找到了許多英文原版書，也出於純粹求知的興
趣，比較系統地閱讀了英國文學的經典名著。
以讀書來對抗文化虛無
在歐陽先生那裡，我不僅第一次讀到莎士比亞全集，而且讀了從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彌爾頓的《失樂園》到十九世紀浪漫派詩人、小說家和散文家的主要作品。如果說下鄉三年，讀希臘羅馬文學有一點收獲，那麼在歐陽先生那裡，我就第一次讀到了對英國語言有很大影響的欽定本《聖經》，又稱詹姆斯王譯本︵The King James Bible︶。我知道在西方文化中，希臘古典和《聖經》可以說是兩個主要的源頭，而欽定本《聖經》的英文有一種特別的魅力，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於是我把這本書從頭到尾讀了兩遍。在歐陽先生那裡，我還借閱了法國史家泰納︵Hyppolyte Taine,一八二—一八九三︶著名的《英國文學史》。他在那本書裡提出文學的產生取決於作家所屬的社會群體、文化環境和時代氛圍︵即他所謂race,milieu,moment︶，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歐洲文學批評中，曾造成相當影響。當時我讀得最勤，可能獲益也最大的是帕格瑞夫︵ F.T.Palgrave︶所
編《金庫英詩選》︵ The Golden Treasury︶。這部詩選初版於一八六一年，後來不斷補充再版，其流行程度很像我們的《唐詩三百首》。
我從這部選集裡翻譯了大概三百首詩，這在我是很好的練習，因為讀詩是獲得敏銳語感最佳的途徑。熟悉詩的語言可以幫助我們把握語言的音調節奏，輕重緩急，詞句和語意的平衡，在自己說話和寫作的時候，就知道如何組織篇章，遣詞造句。英語和漢語在語句組織、節奏和表達方式上都很不相同，只有多讀英國文學經典，尤其是詩，才可能最好地獲得英語的語感，增強自己的信心，能夠把英語運用自如。與此同時，就像德國大詩人歌德說過的那樣，瞭解一種外語可以反過來幫助提高對自己母語的認識，也就會增強自己的語言能力。七十年代初在成都相當特殊的環境裡，儘管沒有學校提供條件，沒有老師指點，我卻由於結識了歐陽子雋先生而讀了不少英國文學名著。我永遠感謝歐陽先生在最艱難的日子裡，為我打開書的寶藏，提供精神的食糧，這對於我後來的發展，的確起了關鍵作用。可是當時讀書完全出於興趣，絕沒有想到未來有任何發展，也沒有考慮知識有任何實際用處。可是正像《莊子．外物》所說，﹁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用與無用是一種辯證關係，知識的積累首先要有求知的欲望和純粹的興趣，文風的形成靠的不是實用，而是對知識文化本身的追求。
我在歐陽先生那裡不僅借書、讀書，也經常聚在一起談論，談書，談文學和文化傳統，自然也談那時讓人焦慮擔憂的時事。時常參加的還有他的兒女，陽旦、陽含、陽芳，有時候還有別的幾個年輕人。歐陽先生的兩個兒子陽旦和陽芳，一個喜愛大提琴，一個學練小提琴，後來都成了專業的音樂工作者，陽含則去了美國，現在在一個律師事務所工作。回想當年在那個陋室裡的交談，實在令人永遠懷念。歐陽先生把當時的聚會，都詳細寫在他的日記裡，多年後我在成都重新見到他老人家，他還把當年的日記翻出來，讀給我聽。成都人所謂擺龍門陣，在互相瞭解的朋友之間，可以說無所不談。對當時否定文學和文化，對人類文化採取虛無主義的做法，我們是用讀書的實際來回應的。這倒不是有意為之，也更沒有任何實際的考慮，而是在成都這個有淳厚讀書風氣的地方，讀書人自然的反應。說不定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時候，讀書人大概也像這樣在下面議論，並且把舊書典籍藏起來，使中國文化傳統繼續存在。畢竟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要使文化知識完全斷絕，更是談何容易。在三十多年前極為艱難的環境裡，成都這個地方使我能找到書籍，找到可以推心置腹交談的朋友，得以不斷自學，在書籍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託和慰藉。這使我永遠感激我的故鄉，也對我們自己知識文化傳統的生命力，永遠充滿了信心。
二○○六年七月二日初稿於香港九龍瑰麗新村寓所
七月四日完稿於德國埃森人文研究院
︵ KWI︶
哈佛雜憶
著名的康橋
︵
Cambridge︶起碼有兩處，一在英國，詩人徐志摩曾用他浪漫的筆調描繪過，那是劍橋大學所在之地。此外還有一處在美國麻省，是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之所在，有查爾斯河環繞城的南面和東面流過，使康橋與波士頓隔河相望。一九八三至一九八九年我在哈佛學習，對美國麻省的康橋和查爾斯河一帶較為熟悉，夏天曾在河畔聽過波士頓波普樂團︵Boston Pop︶舉行的露天音樂會，沿河駕車或在橋上步行，更不知往返過多少遍。不過對我說來，查爾斯河的柔波固然優美，卻畢竟不如哈佛的樓宇給我更多親切的回憶。離開哈佛十多年了，我仍然清楚記得初到學校時住過的研究生宿舍柯南樓︵Conant Hall︶，也記得後來住過的幾處地方。哈佛燕京學社座落在神學院路二號，門前有一對神氣的中國石獅子，裡面是收藏極富的東亞圖書館。壯麗的威德納Widener︶圖書館則在哈佛園內，前面是一片開闊的草坪，正對著有白色尖頂鐘樓的紀念教堂。這主圖書館的正門很高，許多級寬闊的石台階引至一排希臘式廊柱，然後是一扇鐵鑄大門，頗為氣派。館內收藏圖書三百多萬種，是全世界最大的大學圖書館。近旁一圓形建築是霍通︵Houghton︶善本圖書館，其中收藏各種手稿和珍本，為研究西方人文歷史提供豐富的原始材料。
佛格︵Fogg︶藝術博物館收藏西方造型藝術精品，我很驚訝地發現，這雖然只是一個大學博物館，其中卻有從文藝復興到古典主義、從十九世紀印象派直至二十世紀的許多傑作。在書籍和明信片上早見過的一些名畫，想不到原作就藏在這裡。哈佛的薩克勒︵Sackler︶博物館收藏古希臘羅馬藝術以及古代亞洲和伊斯蘭藝術，其中尤以中國古代青銅器和玉器的收藏著稱。此外，我也常去拉芒︵ Lamont︶圖書館、皮玻第Peabody︶人類學和考古學博物館，還有鮑伊斯頓︵Boylston︶大樓。我在比較文學系讀博士，系辦公室就在這座樓上，樓前有一隻大石龜，背上托著一塊大石碑，在哈佛校園裡，來自中國這塊石碑顯得別有一番風味。
因為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都在康橋，這個城市充滿了濃厚的學術氣氛。尤其在小小的哈佛廣場一帶，有好多家各具特色的書店、咖啡館、商店和餐館。這裡的書店面向大學讀者，各種學術著作應有盡有，而且從清晨開到深夜。無論陽光和煦的春日，或冰雪覆蓋的寒冬，哈佛廣場總是十分熱鬧，而在熙來攘往的人群中，很多是大學生和研究生。他們衣著各異，但大多整潔簡樸，在淡雅中顯出各自的趣味和修養。他們或挾著一包書匆匆趕去上課，或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交談。如果你留心他們的談話，就會常常發覺當中有不少人來自世界各地，在英語之外，還會聽到一些別的語言，使人感到這裡的確具有﹁國際性﹂。他們的談話和舉動往往比較快捷，使康橋這個大學城充滿年輕人特有的活力與朝氣，似乎色彩繽紛，給人以新鮮明亮的感覺。
哈佛有不少滿腹學問的名教授，從他們那裡當然可以學到很多。我到哈佛比較文學系時，哈利．列文Harry Levin︶教授剛退休，後來只在系裡的聚會上見過他幾次，也聽他作過一兩次演講。
他的演講總是旁徵博引，引用數種歐洲語言的名言警句，既淵博又恢諧而機智。我自己覺得受益最多的幾門課，其中之一是聽傑姆士．庫格爾︵ James Kugel︶講《聖經》與西方文學批評的發展。但那不是講一般的文學批評，也不是把《聖經》當文學作品來讀，而是討論經典與整個文化傳統之關係，涉及許多文化史上的大問題。就在那門課上，我第一次讀聖奧古斯丁《基督教教義》一書，發現那薄薄的一本小書包含了許多極有意思、在西方歷史上也極有影響的一些觀念，而奧古斯丁對閱讀過程和不同符號的分析，可以說在千年以前，早已得現代符號學理論之先聲。
我為那門課寫的期末論文得到庫格爾教授好評，後來投稿《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 年夏季號上。哈佛英文系教授芭芭娜．盧瓦爾斯基︵ Barbara Lewalski︶，刊發在一九八七︶是彌爾頓專家，跟她讀《失樂園》真是韻味十足，用這部重要作品來檢驗當代各派批評理論，對瞭解這些理論的得失，也很有用處。英文系研究維多利亞時代文學的權威傑洛姆．巴克利︵Jerome Buckley︶教授，退休前最後一次開課講十九世紀三大批評家阿諾德、裴德和王爾德，十分精彩。我上此課得益很多，期末寫了一篇論文討論作為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的王爾德，也頗得巴克利教授讚賞。在最後一堂課上，他當眾念了給我的好評，並鼓勵我去發表。後來我投稿《德克薩斯文學與語言研究》︵TSLL︶，果然被採用，發表在一九八八年春季號。數年後史丹福大學的伽格尼爾︵Regenia Gagnier︶教授編一本英美有關王爾德的論文集，還收了我那篇文章。
我在中國沒有真正接觸過佛洛伊德心理分析學，有一個學期聽哲學系教授斯坦利．卡維爾︵Stanley Cavell︶講心理分析與莎士比亞，就到圖書館借來五卷本佛洛伊德的主要著作瀏覽一遍，又選讀多卷本全集中一些重要篇章。看完之後，自覺頗有收益，但也覺得那種理論很多地方荒唐牽強，無法使人信服。佛洛伊德有他獨到的見解，他在西方的影響更不容忽視，不過心理分析用在文學批評上，往往弊多於利。用佛洛伊德來深入探討文學敘述問題，我所知寫得最好的一本書，是耶魯大學教授布魯克斯︵Peter Brooks︶所著《研讀情節》︵the Plot︶，但一般所謂佛洛伊德派文學理論，卻大多故弄玄虛，以蒙昧充深刻，反不如佛洛伊德本人的文字明白曉暢，令人佩服。更重要的是，佛洛伊德對自己的理論常常反躬自問，絕非如有些教條主義的心理分析派批評家那麼自信。
哈佛除了學問淵博的教授之外，更有很多聰明好學的大學生和研究生，所以在哈佛學習，不僅從教授們那裡學到知識，更能在與同學的切磋砥礪中，互相啟迪，激發新的思想。比較文學系的研究生們各有不同的研究範圍，甚至掌握的語言也不一樣，他們多半研究歐洲各國各時期的文學，大家在一起交談，尤其能互相激勵，長益新知。在取得博士資格的大考之前，我和另外兩位美國同學一起準備，萊絲麗︵ Leslie Dunton-Downer︶是比較文學系的同學，她專攻中世紀歐洲文學，並很有寫作才能，畢業後據美國作家愛倫．坡一作品改寫的歌劇，曾獲一項重要的藝術獎。另一位是英文系同學葆拉︵Paula Blank︶，她專門研究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
她們兩人各有專長，讀書很多。我們每週聚會一次，把歐洲文學史分不同階段，每人負責報告一個階段或一個主題，然後互相提問研討。與同學互相探討對答，是我在哈佛學習收獲頗豐的一段愉快經歷。在哈佛指導我論文的老師是尤里．施垂特爾︵Jurij Striedter︶教授，他生在俄國，長在德國，是德國康斯坦斯學派開創人物之一，後來受聘到哈佛任教。他論俄國形式主義和捷克結構主義的著作，在學術界很有影響。因為我研究文學闡釋學，而他在德國曾師從闡釋學大師伽達瑪H.G.Gadamer︶，對闡釋學和接受美學造詣很深，所以他指導我做論文。不過他因為不懂中文，就請東亞系教授歐文︵Stephen Owen︶協助他審讀論文。施垂特爾教授頗有德國學者思辯精微，認真嚴謹的學風，讀我的論文一絲不苟，對我幫助很大。歐文教授有很多討論中國古詩及文論的著作，尤其在翻譯介紹中國古典文學和文論方面，作出了不少貢獻。在有關中國文學的許多問題上，我和他的看法往往不盡相同，但我們在一起討論中國古典文學，也頗為愉快。
在哈佛還有幾位教授，雖然我沒有正式上他們的課，但常在一起交談，形成亦師亦友的關係，使我時常想到他們，感念於懷。英文系中世紀文學專家布隆菲德︵Morton Bloomfield︶教授約我一起吃過幾次午飯，也請我上他家去過，對我研究諷寓︵allegory︶文學大加鼓勵，也給我很多指點。人類學系的張光直教授不僅是考古專家，也是美食家，對中國飲食傳統深有研究。他和我常常光顧哈佛廣場的幾家餐館，尤其喜歡去馬薩諸塞大道一家叫海豚︵The Dolphins︶的希臘式海鮮館。他一面吃飯，一面關切我的學習情況，海闊天空地無所不談。我極敬重的還有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教授，他不僅研究中國近代史和古代思想史很有成就，而且對西方文化傳統有十分深入的瞭解，遠非一般漢學家可比。我們常在一起散步交談，他很鼓勵我比較研究中西文學和文化。我反對把中西文化截然對立的看法，更得到他的支持和贊同。
後來我的英文著作《道與邏各斯》獲得列文森書獎的榮譽獎，就得力於史華茲教授的推薦。以上這三位在哈佛結識的師友，現在都已作古，但他們的著作永在，他們在學術界的盛名和影響亦將長存不朽。他們的學術思想和我對他們的尊敬和感激，用這樣寥寥數語，實在不能道其萬一，但說起康橋，念及哈佛，就不能不想起他們的音容笑貌，哪怕簡短的幾句話，在我也總算表達了自己一點思念緬懷之情。
在哈佛交談極多的，還有英文系的丹尼爾．艾倫Daniel Aaron︶教授，他雖然早已退休，但由於他的聲望和對學術的貢獻，也由於他精力過人，一直積極從事研究和寫作，哈佛校長特別讓英文系保留他的辦公室。他住在學校附近，每天騎自行車到校，連星期天也不例外。我常到他辦公室和他聊天，談學問，談時事，談中國，談美國，無論什麼話題，都可以推心置腹，暢所欲言。丹尼爾到過中國，對中國很感興趣，尤其關心中國知識分子的情形。我到哈佛不久便認識了他，很快成為經常見面的忘年之交。他常常叼著一隻大煙斗，坐在那張寫字檯後面，一面聽我講，一面提出一些問題或發表一通意見，或者給我談論有關美國歷史和文學的問題。他寫的文章，文字簡練生動，讀來真是一種享受，而他的談話也既有學問又很風趣，與他交談總是十分愉快。我寫的英文文章，他幾乎都要拿去一份，仔細看過之後給我提出意見。他曾指點我說，作文要特別留意動詞的運用和把握句子節奏，避免拖沓冗贅。在寫作和學術研究上，丹尼爾的確給了我很多幫助。
最近十年間，他都在寫一部回憶錄，但不是著眼於個人經歷，而是通過他的經歷，尤其他一生中結識的許多人物，寫出二十世紀的美國歷史。前不久接到他一封信，說起去年九一一恐怖主義分子襲擊之後的情形，認為美國經受這樣一種前所未有的打擊，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上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他說，這一巨變和美國歷史上其他重大危機一樣，﹁引出了我的同胞們最好和最壞的方面，到目前為止，最好的方面佔主導，盡管已經產生了一些極惡劣的後果。總的說來，紐約人表現出了一種不動聲色的哈佛雜憶a quiet heroism英雄主義。﹂他還告訴我說，他的回憶錄基本上已經完成，並寄給我在《哈佛雜誌》上發表的一段，寫在美國經濟大蕭條的三十年代中，他從芝加哥乘車來康橋，到哈佛做研究生的過程。這部由個人回憶角度寫的二十世紀美國史，預計二○○三年在美國出版。丹尼爾在信中寫道：﹁我發現到了八十九歲，我的行動甚至和十年前相比，也已經大不如前。我騎自行車倒還勝任愉快，但女孩子們已經走得比我快︵這徵兆大為不妙︶，而且我記人姓名的能力也大有衰退。﹂大約兩年前我在久別之後重到哈佛，恰好是個星期天，可是和十多年前一樣，丹尼爾仍然在他辦公室裡。我在那裡和他見面，契闊談讌，親切如故，好像昨天才見過面一樣。
他的精神依然矍鑠，聲音依然爽朗，談起話來依然那麼條理分明，興味盎然。我祝願丹尼爾活到一百多歲，而且相信這絕不成問題。哈佛的師友中，有不少來自大陸、台灣、香港等地的華人。大概從一九八三年年底起，大家每月聚會一次，或在陸惠風先生家，或在卞趙如蘭女士家，每次請一人主講，講完之後自由討論，或議時事，或論學術，海闊天空，無所不談。這仿效十八世紀法國沙龍式的聚會，參加者不僅有波士頓地區的華人朋友，而且有少數幾位研究中國學問、講得一口流利漢語的西方人。張光直先生來自德國的高足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就常常參加這樣的聚會。我們為這每月的聚會取名﹁康橋新語﹂，這當然取意魏晉清談，同時也以﹁康橋﹂二字，點明我們在美國哈佛這樣一個特殊的文化環境裡，舉行這一沙龍聚會。在哈佛這樣的聚會，我參加了六年。一九九八年到香港城市大學工作，從紐約來的鄭培凱教授恰好也到城大，他當年也曾常常參加﹁康橋新語﹂的聚會，我們現在成為同事，就一起在香港辦起了類似的文化沙龍。
城大張信剛校長有很深的人文素養，他和夫人周敏民女士在校長住宅辦起了規模更大的文化沙龍，於是每月有一個晚上，城廬高朋滿座，談文化，論學術，更時有傑出的表演藝術家現身說法，既讓大家欣賞藝術，又談論與之有關的話題。無論在康橋或在香港，在哈佛或在城大，這種文化沙龍為提高我們生活的素質，都極為重要。據聞以前有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說法，可是近年來香港人才薈萃，大陸、台灣和海外學術界、文化界人士過往香港者更不計其數，誰還能說香港沒有文化呢？我們的文化沙龍與當年哈佛的﹁康橋新語﹂一樣，目的都是希望在緊張忙碌之中，在市井繁華之外，為我們自己開闢一片自由的空間，可以以超然的態度，討論有關文化的種種問題。這自由空間需要我們自己去創造，這自由空間裡的人文關懷，也正是我當年在康橋深深感受到的氛圍和精神。
離開康橋十多年了，這當中我也曾回哈佛去過幾次，但畢竟有新的工作，新的環境，有新的道路，更有新的進取，和做研究生的階段已經很不一樣。有時回想起來，我文革後考入北京大學讀碩士，後來留北大任教，在北京前後五年，那是生活中一次大的轉折。在北大任教兩年後，我到哈佛繼續攻讀，在康橋前後六年，那是生活中又一次大的轉折。先哲有言謂生命有限而智術無涯，正因為學無止境，人的一生應該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而在我的學習過程中，能有機緣到北大和哈佛求學，可以說是我的幸運。我每想起康橋，便有一份親切感，念及哈佛，也總有許多愉快的記憶。我覺得這些記憶也許像上好葡萄釀出的好酒，時間愈久，會變得愈加香醇。
二○○二年五月十八日寫畢
毒藥和良藥的轉換
—從《夢溪筆談》說到《羅密歐與朱麗葉》
有時候跨文化閱讀的樂趣在於一種新發現：本來毫不相干的不同文本，轉瞬之間在思想和表達方面卻不期而遇，發生意外的契合。文本越是不同，那種契合給人帶來的滿足感也就越大。這就好像我們讓不同文本和不同思想互相碰撞，然後看這種互動究竟會產生出什麼樣的結果。東西方的文本當然很不相同，分別受各自傳統中哲學、社會和政治環境等多方面的影響，可是無論兩者有多大差異，一切文本都像彌爾頓筆下的大天使拉斐爾論及天下萬物時所說那樣，﹁只是程度不同，在類別上卻是一樣﹂。︵《失樂園》︶文本細節各不相同，那是程度的問題，而文學主題可以相通，則是類別的問題。
我在此文中要探討的主題，是文字表現人的身體以及身體的醫治，是在比喻和諷喻意義上理解的良藥和毒藥。不過我一開始要討論的並不是文學的文本，而是一部匯集觀察、回憶等各方面內容的筆記，作者一條條委婉道來，像是退處蟄居的獨白，那就是北宋博學多識的沈括所著《夢溪筆談》。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的著名學者李約瑟曾稱讚沈括，說他是﹁中國歷代產生的對各方面知識興趣最廣的科學頭腦之一﹂。
1
《夢溪筆談》共有六百餘條筆記，所記者凡傳聞軼事、世風民情、象數樂律、醫藥技藝、神奇異事，無所不包。沈括在自序裡說，他退處林下，深居簡出，沒有人來往，﹁所與談者，唯筆硯而已，謂之筆談﹂。
2
此書卷二十四﹁雜誌一﹂有十分有趣的一條記載，說作者一位表兄曾和幾個朋友煉硃砂為丹，﹁經歲餘，因沐砂再入鼎，誤遺下一塊，其徒丸服之，遂發懵冒，一夕而斃﹂。對這一不幸事件，沈括評論說：﹁硃砂至良藥，初生嬰子可服，因火力所變，遂能殺人。﹂他接下去思索這藥物可變之性，意識到硃砂既有為人治病之效，又有殺人致命之力，於是總結說：﹁以變化相對言之，既能變而為大毒，豈不能變而為大善；既能變而殺人，則宜有能生人之理。﹂這短短一條筆記告訴我們，生與死、藥與毒，不過是同一物相反並存之兩面，二者之間距離薄如隔紙，只須小小一步，就可以從一邊跨到另一邊。
沈括另有一則故事，其要義也在說明同一物可以有相反功用互為表裡，既可為藥，亦可為毒，既能治病，亦能致命。不過這一回卻是一個喜劇性故事，有個皆大歡喜的結局。沈括說：﹁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腳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皆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有一位文士在當地做官，必須過那條可怕的河，而他素來體弱多病，很擔心瘴癘為害。接下去一段寫得相當有趣，說此人到烏腳溪時，﹁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為毒水所沾。兢惕過甚，睢盱矍爍，忽墜水中，至於沒頂，乃出之，舉體黑如崑崙，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無復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
這裡發生的事又是完全出人意料，陰陽反轉。如果說在前面那個故事裡，至良的硃砂變為致命的毒藥，在這個故事裡，對健康者有毒的溪水，對一個通身有病的人，反倒有神奇的療效。在這兩則故事裡，正相反對的藥與毒、善與惡，都並存在同一物裡。﹁烏腳溪﹂故事之所以有趣，並不止於良藥與毒藥的轉化，而且特別從跨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這故事還有某種寓意或諷喻︵allegory︶的含義。在一部研究諷喻的專著裡，安古斯．弗萊切爾說：﹁感染是基督教諷喻主要的象徵，因為那種諷喻往往涉及罪與救贖。
﹂沈括所講﹁烏腳溪﹂故事固然並沒有宗教寓意，故事中那人是身體有病，而不是精神或道德上虛弱，但這個故事又確實和基督教諷喻一樣，有污染、感染和最終得救這類象徵性意象。那人墜入毒水之中，反而﹁宿病盡除﹂，全身得到淨化。由此可見，﹁烏腳溪﹂故事雖然用意和基督教諷喻完全不同，卻又有點類似基督教諷喻中的煉獄，因為二者都是描述通過折磨和痛苦而最終得到淨化。西方又有所謂同類療法homoeopathy︶，即以毒攻毒，用引起疾病的有毒物品來治療同種疾病，與此也頗有相通之處。
弗萊切爾引用另一位學者的話，說﹁拉丁文的﹃感染﹄︵ infectio︶這個字，原義是染上顏色或弄髒﹂，而﹁這個字詞根inficere的意義，則是放進或浸入某種液汁裡，尤其是某種毒藥裡；也就是沾污，使某物變髒、有污點或腐敗﹂。
這些話聽起來豈不正像在描繪﹁烏腳溪﹂對正常人所起的作用，即染上顏色、弄髒、沾污、感染嗎？沈括說，人們一到烏腳溪，﹁涉者足皆如墨﹂，而且﹁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皆病瘴﹂，就是說這裡的毒水會使人染上疾病。不過這故事在結尾突然一轉，有毒的溪水對一個通身有病的人，想不到卻有神奇的療效。但是沈括這個故事如果說有什麼道德或諷寓的含意，卻並未在文中點出，而致命與治病之辯證關係，也沒有作任何發揮。然而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對這一辯證關係卻早已有所認識，沈括寫毒藥與良藥之轉換，卻也並非是前無古人的首創。
比沈括早大概兩百多年，唐代著名詩人和作者劉禹錫有短文《因論七篇》，其中一篇題為《鑒藥》。此篇以劉子自述的口吻，寫他得了病，食慾不振，頭暈目眩，全身發熱，﹁血氣交胗，煬然焚如﹂。有朋友介紹他看一位醫生，這醫生給他把脈，察看舌苔顏色，聽他的聲音，然後告訴他說，他是由生活起居失調，飲食不當而引發疾病，他的腸胃已經不能消化食物，內臟器官已經不能產生能量，所以整個身軀就像一個皮囊，裝了一袋子病。醫生拿出一小塊藥丸，說服用之後，可以消除他的病痛，但又說：﹁然中有毒，須其疾瘳而止，過當則傷合，是以微其劑也。﹂就是說這藥有毒，只能少量服用，而且病一好就必須立即停藥，吃過量會傷害身體。劉子按照醫生指點服藥，很快病情好轉，一個月就痊愈了。
就在這時，有人來對他說，醫生治病總要留一手，以顯得自己醫術精深，而且故意會留一點病不完全治好，以便向病人多收取錢財。劉子被這一番話誤導，沒有遵醫囑停藥，反而繼續服用，但五天之後，果然又病倒了。他這才意識到自己服藥過量，中了藥裡的毒，便立即去看醫生。醫生責怪了他，但也給了他解毒的藥，終於使他渡過險關。劉子深為感慨，不禁嘆道：﹁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則兩躓，明矣。苟循往以禦變，昧於節宣，奚獨吾儕小人理身之弊而已！他終於明白，用有毒的藥治病，用解毒的藥安神，兩者不可改易，否則就會出問題。他由此還悟出一個道理，即在變動的環境中如果固守老一套路子，不懂得順應變化和一張一弛的道理，最後帶來的危害就不僅止於一個人身體的病痛了。在《鑒藥》這篇文章裡，突出的又是毒藥和良藥辯證之理，同一物既可治病，又可傷人，一切全在如何小心取捨和平衡。
劉禹錫此文從藥物相反功能的變化引出一個道理，而那道理顯然遠遠超出﹁吾儕小人理身之弊﹂的範圍。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理身﹂常常可比﹁治國﹂，劉禹錫要人懂得一張一弛的道理，不要﹁循往以禦變，昧於節宣﹂，就顯然想到了這一點。劉禹錫文中點到即止的這一比喻，在三百多年之後李綱的著作裡，就得到了明確的表現。李綱是宋時人，他出生時沈括已經五十多歲。金兵入侵時，李綱主戰而受貶謫，後來高宗南渡，召他為相。他整軍經武，懷著收復失地的抱負，可是南宋小朝廷一意偏安，他又受到主和派的排擠，終於抱恨而去。他有一篇文章題為《論治天下如治病》，其中就把人體、國家、藥物等作為比喻來加以發揮，討論他當時面臨的政治問題。李綱首先肯定說：﹁膏梁以養氣體，藥石以攻疾病。﹂然後發揮治天下如治病的比喻，認為﹁仁恩教化者，膏梁也。干戈斧鉞者，藥石也﹂，管理善良的臣民需要文治，﹁則膏梁用焉，﹂剷除強暴、鎮壓禍亂又需要武力，﹁則藥石施焉。二者各有所宜，時有所用，而不可以偏廢者也﹂。
李綱還有一篇《醫國說》，也是把治國和治病相聯繫。此文一開頭就說：﹁古人有言：﹃上醫醫國，其次醫疾﹄，﹂然後把國家政體比喻成人體，而國家面臨的各種問題也就像人體各部器官遇到的疾病。他說：天下雖大，一人之身是也。內之王室，其腹心也。外之四方，其四肢也。綱紀法度，其榮衛血脈也。善醫疾者，不視其人之肥瘠，而視其榮衛血脈之何如。善醫國者，不視其國之強弱，而視其綱紀法度之何如。故四肢有疾，湯劑可攻，針石可達，善醫者能治之。猶之國也，病在四方，則諸侯之強大，藩鎮之跋扈，善醫國者亦能治之。
李綱乃一代名相，他之所論當然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對治國的一種比喻，可是以人的身體器官來描述國家政體，而且把人體和政體與醫生治病相關聯，就不能不令人聯想起西方關於大宇宙和小宇宙互相感應︵ correspondence︶的觀念，還有西方關於政治軀體︵ body politic︶的比喻，而這觀念和比喻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乃至到現代，在西方傳統中都隨處可見。
事實上，西方關於政體的觀念可以一直追溯到柏拉圖，他曾﹁把一個治理得當的國家與人體相比，其各部分器官可以感覺到愉快，也可以感覺到痛苦﹂。
十二世紀著名政治哲學家薩里斯伯利的約翰︵ John of Salisbury,一一○-一一八○︶比沈括晚生九十餘年，比李綱晚四十餘年，他曾概述古羅馬史家普魯塔克Plutarch︶的著作，說君主是﹁國家的頭腦﹂，元老院是心臟，﹁各行省的法官和總督﹂則擔負起﹁耳、目和喉舌的任務﹂，軍官和士兵是手臂，君主的助手們則﹁可以比為身體的兩側。﹂他接下去把管理錢財銀庫的官員比為肚子和腸胃，強調這是最容易腐敗感染的器官。他說：司庫和簿記官︵我說的不是監獄裡管囚犯的小吏，而是管理國庫的財政官員︶好像肚子和內臟。他們如果貪得無厭，又處心積慮聚斂收刮起來的脂膏，就會生出各種各樣無法治愈的疾病來，而且會感染全身，導致整個軀體的毀壞。
西方關於政體比喻這一經典表述，和李綱治國如治病的比喻相當近似，兩者都把社會政治問題比為人身上有待醫生治理的疾病。由此可見，在中國和西方思想傳統中，都各自獨立地形成類似比喻，即以人體和人的疾病來比方國家及其腐敗。
薩里斯伯利的約翰對肚子和腸胃的評論，認為那是容易腐化的器官，說明疾病不止有外因，而且有自我引發的內因。在西方，肚子和身體其他器官爭吵是一個有名的寓言，最早見於古希臘伊索寓言，中世紀時由法蘭西的瑪麗︵ Marie de France︶複述而廣為流傳，一六○五年由威廉．坎頓William Camden︶印在《餘談》︵ Remains︶一書裡，在莎士比亞《科利奧蘭納斯》一劇的開頭I.i. ︶，更有十分精彩的變化和應用。﹁有一次，人身上各種器官對肚子群起而攻之﹂，控訴肚子﹁終日懶惰，無所事事﹂，卻無功受祿，吞沒所有的食物。
總而言之，大家都指責肚子貪得無厭，聚斂脂膏。肚子不僅以各有所司、各盡所能的觀念作答，而且特別強調社會等級各有次序，而且說這對於秩序和統一至為重要。﹁我是全身的儲藏室和店鋪﹂，莎士比亞筆下的肚子不無自傲地宣布：
我把一切都通過你們血脈的河流，
送到心臟的宮廷，頭腦的寶座，
最強健的神經和最細微的血管，
都由人身上大大小小的宮室管道，
從我那裡取得氣血精神，
才得以存活。
在這個寓言原來的版本裡，手腳等器官不願餵養肚子，拒絕工作，但整個身體也很快就垮掉了。於是政治的軀體顯出是不同器官的統一體，一旦其等級秩序被打亂，遭到破壞，這個有機體也就會變得虛弱，產生疾病。莎士比亞《特羅伊洛斯與克瑞茜塔》中尤里昔斯關於﹁等級﹂那段著名的話，就相當巧妙地利用了這一觀念，也利用了疾病和藥物十分鮮明的意象。尤里昔斯把太陽描繪成眾星球之王，﹁其有神奇療效的眼睛可以矯正災星的病變﹂︵ Asclepius︶。﹁一旦動搖了等級﹂，尤里昔斯繼續使用醫療的比喻說，﹁全部偉業就會病入膏盲﹂︵ pharmakon︶。要治療政體的疾病，毒藥和良藥都各有用處。
《兩親相爭》︵ The Two Noble Kinsmen︶公認為莎士比亞所寫的一節中，阿塞特對戰神祈禱，把戰神描繪成一個用暴烈手段來治病的醫生。阿塞特呼喚戰神說︵ pharmakon︶：
啊，矯正時代錯亂的大神，
你撼動腐敗的大國，決定，
古老家族的盛衰，用鮮血，
治愈患病的大地，清除世間，
過多的人口！
正如前面李綱說過的，﹁干戈斧鉞者，藥石也﹂，為治理一個有病的國家，就必須﹁聚毒藥，治針砭﹂。西方的政體有病，治療起來也是採用暴烈的方法。阿塞特呼喚戰神，就把戰爭比為放血，而那是中世紀以來治療許多疾病的辦法。在那種原始的治療過程中，讓人流血恰恰成了予人治病的手段。莎士比亞悲劇《雅典的泰門》結尾，阿昔畢亞迪斯帶領軍隊向腐敗的城市推進時，最後所說那段話也正是這樣的意思︵ pharmakon︶：
我要把橄欖枝和刀劍並用，
以戰爭帶來和平，讓和平遏制戰爭，
使它們成為彼此治病的醫生。
這裡又是以醫療的語言和意象來取譬，戰爭與和平像醫生開的處方，可以互相治療彼此的疾病。於是我們在此又看到，致命與治病、毒藥與良藥、殺戮與治愈等相反覆又相成，無論治國還是治人，這些都是同一治理過程使用的兩種互相聯繫而又互相衝突的手段。
有趣的是，在中國古代，《周禮．天官》為醫生所下的定義早已經包含了這樣相反的兩個觀念，說是﹁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鄭玄的注說：﹁藥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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