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版代序
重塑偉人血肉/ 王德威
平路是當代臺灣小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的知性風格和歷史關懷尤其讓她的作品獨樹一幟。一九九四年，平路寫出《行道天涯》。這是她的第一本長篇嘗試，所投注的心力為前所僅見。更重要的是，小說描述國父、國母孫中山、宋慶齡伉儷的私密情事，自然要引來陣陣側目眼光。
為了寫作《行道天涯》，平路下了相當準備功夫。小說提供極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史料，讓我們重睹孫中山與宋慶齡的黃昏之戀。平路的挑戰是艱鉅的：在我們熟知的政史紀錄以外，她要為國父寫外傳，但又雅不欲流於蒐祕醜聞的報導；對應新聞採訪、歷史考據的實證式要求，她也必得預留想像空間，讓「小說者言」發揮另一種逼真的魅力。尤其令人注目的，作為九○年代一位關愛台灣的女性知識分子作家，平路要怎樣尋求有利觀點，切入大中國的論述，並且還給女性聲音一個公道的位置？
一頁頁國民黨版的建國史，載滿了十次革命、碧血黃花的英雄事蹟。而位於正史敘述中心的，正是我們的國父。以父之名，孫中山是怎樣被寫成民主革命的先知，三民主義的先知，三民主義的本尊！而平路要告訴我們，孫先生的革命道路從來不是平順的。背叛、陰謀、政變、黨爭與他生命共相始終；作為一位政治家，他其實常在權力圈外的。公眾形象之後，還有一位孫中山：浪跡四海、風流少恩。在解救中國同胞的同時，他已辜負了不少女同胞呢。平路的敘事者不禁嘆道：「即使一名小說作者，在描述先生真實面目的此刻，都不斷要與心中另一重莊嚴的聲音對抗。那是先生冥誕時響遍台灣中小學各個操場的〈國父紀念歌〉：啊！我們國父，首創革命，革命血如花！」
在國父龐大的歷史身影後，還有那出身傳奇家庭的國母。宋慶齡來自上海巨室宋氏家族，當年以二十三歲的青春之身，下嫁五十開外的孫中山。這段姻緣有人謂之為忘年佳話、有人謂之為政治聯姻。宋因仰慕孫文的革命抱負而許身，在婚後卻飽嘗顛沛，甚至為躲避陳炯明的叛變，流失唯一一次的妊娠。一九二四年孫中山溘然去世，留下年輕的慶齡夫人。然後呢？她堅此百忍，繼承亡夫遺志參與政治。她身價扶搖直上，到了三、四○年代，已是新民主革命的精神母親，與她的妹妹蔣宋美齡夫人分庭抗禮。國民黨號稱是孫中山的嫡傳宗派，共產黨也可自封為慶齡夫人的欽命正朔。一九四九年後，毛澤東建國當家，更得捧著國母號召天下。
但平路告訴我們，這一切就算不是假的，卻也真不了。孫宋的婚姻到底內情若何？三○年代孀居的宋慶齡與楊杏佛、鄧演達的傳聞恐怕不是空穴來風。還有她晚年與小她三十好幾的「生活祕書」一段深宮之戀，早是公開的祕密。原來國母還有這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幽幽心事；原來在她中年以後，日益發福的龐然身軀內，還潛藏著總難排解的兒女情懷。兩岸的國家歷史要為尊者諱，平路卻要將孫、宋請下神壇，重塑他們的血肉。
如前所述，解嚴後為政治人物寫翻案文章，我們已是見怪不怪。平路憑藉著什麼，使她的孫中山、宋慶齡傳奇獨樹一幟？不同的歷史「說法」必須經由不同的敘事模式來支撐。在大歷史仍是國家政黨的禁臠時，小說成為對話的利器。不僅此也，一反那莊嚴的，男性的（？）敘史高姿態，平路選擇了女性的角度與聲音相與抗衡。她的敘事者優游不同歷史場域，進入人物意識，構造成一時空座標交錯、公私領域合流的敘述體。大歷史誇張政治欲望，她的歷史要書寫情愛欲望。
小說情節至少分四個層次進行。國父最後三個月的生命行止，按照順時時序居中進行。孫夫人的回憶想像則是跳躍流轉，包羅了一生的大小事蹟。除此，平路創造了珍珍——夫人情人S的女兒——作為引導進入過去的媒介。更在此之外的，當然是敘事者忽近忽遠的聲音。那男性的君父的情節場景，儼然被包裹在重重女性視野及詮釋中。而過去必得由現在來背書。如今飄流海外的珍珍是我們進入歷史迷宮的線索，但那耽於臆想的台灣作者才是真正追記似水華年的主角。在這歷史漫漶的年月裡，大道不再行於中州，天涯也可近在咫尺。《行道天涯》骨子裡是本反思時間、重寫記憶的小說。明乎此，這本書才真正顯露在世紀末台灣出現的意義。
有心的讀者可以細看平路在《行道天涯》中，如何一點一滴的拆解政治神話。偉人後半生的行止竟充滿了無可奈何的流徙與自欺，而他有名的臨終遺言，「和平、奮鬥、救中國」，可能是一場人云亦云的誤會。女性主義者則應該就著宋慶齡的感情歷練，建立又一種現代中國女性的欲望論述。她年輕時嫁給老得可以作爸爸的總理，年老時愛上了小得可以作兒孫的侍從。這是怎樣權力與欲望的錯置故事啊。在一個極度誇張禁欲的共產時代裡，母儀天下的宋慶齡艱難地找尋情愛依託，而且愛屋及烏，竟收養了情人的兩個女兒。風裡來、浪裡去，革命的口號叫得再震天價響，嚇不倒這位老婦人。她確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女性。
然而一切的政治或情欲掙扎或辯證，都要隨時間的流逝，灰飛煙滅。緬懷前輩人物不可言說的祕辛軼事，平路發展了小說家獨有的想像力量。她的敘述是由一張照片開始，攝製的時間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由神戶起碇的「北嶺丸」上，孫先生與夫人匆匆留下一張小影。照片中的先生暮氣沉沉，而有病容。身旁的夫人身著皮帽皮衣，雙眉微蹙，望著另一方向。兩人各有所思，而一殺那間的失神凝眸，被開麥拉眼凍結成一幀歷史寫真。
照片的魅力，在於其留存映象，召喚視覺的記憶。藉著「寫真」，我們彷彿與過往的時地再續因緣。那膠片上的一人一物都似乎捕捉了一種意義，一種生命流變中原無法定格的意義。但是批評家們已一再告訴我們，相片的魅力是一種蠱惑，一種擬戲。它「寫」真的同時已銘刻了無限的想像符號、欲望軌跡。被攝入膠片的映象看似栩栩如生，但無一細節不訴說著時間的流淌，生命的消失。蘇珊．宋坦（Susan Sontag）在有名的《論攝影》（On Photography）中寫道，照片是一種「悼亡的藝術」1。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更指稱照片的寫實幻象下，蘊藏了「一種創傷：語言的懸宕，意義短路」2。只有藉著不斷命名（naming）的過程，我們向照片逝去的人事招魂，為播散的意義復元。
平路的小說敘事於焉登場。孫中山與宋慶齡的起程照片也啟動了平路的文字之旅。孫宋所航向的將是死亡，是壯志肉身的銷毀，是一段歷史的終結。平路好生的渲染了照相美學所透露的感傷特質，但她小說敘述所要作的，卻是起死回生。照片或歷史寫真所凝結的生命悸動，要由文字來抒解。那映象裡侷促的一顰一笑，要由寫作者代為詮釋渲染。但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紀中國由映象／寫實主義代表的寫作傳統，也須因此而受質疑。
文學史總是告訴我們，現代文學是因為一場「逼真」的視覺震撼而開始：魯迅因為看了那張有名的日軍砍中國人頭的幻燈片，因此促生了他寫作的欲望。寫作是再現、回歸那斷裂現實的努力。九○年代的平路看照片說故事，卻要否定任何寫實再現的迷思。她意味深長的告訴我們，孫中山逝世的當兒，某位目擊者惋惜自己的攝影器材毀於兵亂，以致「如此要事、而絕不見攝影者、中山死後、並未留影、蓋皆心亂、無人想及」。
逝者已矣，照相存真、新聞紀實，甚或歷史考證，又能留下多少真相？回憶的吉光片羽、官能的偶然震慄，才更直指那不可復追的往日情懷吧？平路筆下宋慶齡的世界支離破碎，充滿流動意象或臆想。沉浸在千迴百轉的記憶線索中，宋慶齡幽幽的跨越時光隧道，重新銘記她的過去與現在。而在隧道的彼端，平路又何嘗不被牽引、誘惑進入那神祕的黑洞？
歷史竟是可以這樣寫就的。宣傳照片中肥胖的宋慶齡採棉花、抱嬰兒的留影，因此也越發失真了。小說的第五十四節更藉珍珍口吻寫道：「尤其恐怖地是紀念畫冊裡，有一張媽太太化好了妝躺在玻璃棺材裡的相片，前排站著許多面容悲悽含著眼淚的小朋友行舉手禮，圖片說明是：『孩子們向慈愛的宋奶奶告別。』」
歷史上的宋慶齡早在一九二四年那張登船照片中就「死過」了。她從彼時開始，就要準備扮演從遺孀到聖母的角色，並且隨政治波動，一再被重塑金身。《行道天涯》反其道而行，以娓娓無盡的敘述為木乃伊化的孫中山、宋慶齡接骨造肉。這是一場華麗文學冒險，而藉著這冒險，平路也再一次申說了她的抱負。
注釋：
1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London: Allen Lane, 1978), p. 138.
2Roland Barthes,"The Photographic Message", Camera Lucida: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N. Y.: Hill and Wang, 1978), p. 30.
經典版評述
歷史人物的絕對孤寂之境——重讀平路的《行道天涯》
楊照
孫中山和宋慶齡形成強烈對比，不止是年齡上一老一少的對比，更重要的是走過一生方式的對比。當然，這種對比要等到宋慶齡也確定走完一生後，才會清楚浮現。
對平路而言，在《行道天涯》中清楚呈現的強烈對比，是兩個人的生命選擇。孫中山最大的特色，恐怕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困擾，是他有太大的選擇空間，他總是在做著選擇，總是必須在很短時間內，近乎即興地對眼前未來有所判斷，前一個判斷又立刻帶來下一個等待判斷的難局如是飄盪反覆。宋慶齡恰巧相反，她一生就做過一個自主的選擇，奔向孫中山，這一項選擇決定了她是誰，也就決定了之後她再也無法從「孫夫人」身分逃離的命運。
孫中山的多重、即興選擇，來自於他的邊緣身分。廣東最南邊的農村長大，沒有參加過科舉考試，甚至沒有受過像樣的傳統教育。青少年期在夏威夷、香港度過，先是混跡在僑鄉、接著回國後接觸的又是洪門、三合會一類的幫會組織。
這樣的人沒有定義的身分，可是偏偏孫中山卻又有著再頑固不過的目標，再大而無當不過的自我想像。他要的，是救中國；他想像的，自己是個英雄。於是為了成就救中國的英雄事業，他到處奔走，用盡了各式各樣的方法。不像康有為、梁啟超，更不像李鴻章、袁世凱，孫中山走的，是真正沒有軌道可以依循的路，他永遠在嘗試，永遠在摸索。
所以在同時代人眼光中，孫中山是個最善變、最難捉摸的人。難以捉摸，因為大部分時候孫中山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走。他最大的本事是應變，畢竟以他的身分、他的社會位置，根本不太能去主動創造什麼，但他機靈敏銳地隨時觀測來到身邊的機會，隨時攫抓運用。
一直到他去世，他對自己及中國的未來沒有一絲確認。從廣州北上去開「國民會議」，要談南北統一，但他人才到天津，講好的「國民會議」沒有了，變成幾個軍閥頭頭坐下來談的「善後會議」，連這樣的事，孫中山都控制不了！
孫中山也不太整理、收拾自己走過的路、做過的事。他不寫日記，他不同階段留下來的自敘自傳說法多所矛盾。他對於現實自我的歷史缺乏興趣，他著迷的，是未知的未來，是可以不顧如何實現問題的跳躍式大夢。
顯然，是這樣做夢、多變的孫中山吸引了宋慶齡。孫中山的背景和宋家多所重疊，孫中山和宋慶齡的父親宋查理私交甚篤，更重要的，孫中山自我戲劇化的本能，不恤一切編織夢想迷惑他人同時迷惑自己的風格，多麼像個長不大的男孩！
然而孫中山絕對想不到（而且他可以不用理會了），年輕宋慶齡也絕對想不到（但她卻必須以數十年的生命來承擔）的，是孫中山身後聲名與形象的變化。
一個能言善道、善於演戲應變、時時刻刻做著渺遠夢想的人，在很短的時間內，被改造、被凝定下來，罩上了道貌岸然、規矩方正的面具，同時他所做過的事被硬生整編入一套嚴格的公式裡，環環相扣，像是天啟命運所決定的，不是出於自由意志的選擇。
孫中山被「聖化」了，被剝奪了一生中犯錯的可能性，換句話說，這套「正確」、「神聖」公式裡容納不下的部分就都被無情、果決地刪除掉了，豐富、熱情、充滿慾望與衝動的孫中山，被改寫為一個天生的革命領袖，除革命無它，除了一條直通通的革命道路外，沒有走過其他道路。
更糟糕的是，這樣一套公式還要配合後續國民黨的發展，把孫中山的一生搓來捏去，符合不同方面的不同需要。
受到強烈影響，卻又不在鬥爭奪權現實裡的，是宋慶齡。她從此背負著「孫夫人」的頭銜，而且隨著變動的孫中山身後形象，被賦予了種種要求、限制。她失去了選擇自由，不只是沒有自由「做自己」，甚至也沒有人依照自己的感覺與記憶去做「孫夫人」的自由。
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生命！宋慶齡最早還試圖反抗，以捍衛孫中山路線的態度，反對蔣介石領導，但這樣的作法，反而讓她更深陷入「孫夫人」的角色中，在新中國成立後，更加沒有選擇的空間了。
平路恆常對女性自由的掙扎、悲劇，格外敏感；她也恆常對權力、書寫改造形象的過程，極感興趣，孫中山和宋慶齡生前身後的糾纏故事，會吸引她的投入，也就不意外了。
意外的是平路用來鋪陳這兩人生命糾纏故事的敘事架構。書名叫《行道天涯》，聽來蒼茫寬闊，實質上小說從頭到尾哪裡沒去，寫的是孫中山與宋慶齡兩段各自走向死亡的歷程。中間相隔超過半世紀，一前一後反覆穿插，平路陪伴兩位歷史人物一步步走向、並走入死亡。
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小說的結局是兩位主角的死亡，沒有任何懸疑可能，而且每一個段落都比前一個段落更陰暗、更悲鬱，推動這樣的情節設計，還要讓讀者維持閱讀興趣，遠比想像的困難。
甚至比主角一開始就死了，都還難寫。死去了的主角可以被懷念，也就是可以被生者用活著的記憶擁抱，那裡就有了溫度，會有惟死亡、惟永遠離別才能刺激出的特殊、詭異的熱情。《行道天涯》最前面讓一個稱呼宋慶齡為「媽太太」的神祕敘述者開場，轉達的就是這樣一種「倖存者的熱情」。
然而從第十章開始，平路放掉了那倖存者的口吻，讓宋慶齡自身堂皇且鬼魅地登場。於是兩條朝向死亡的絕望平行線形成了，孫山中與宋慶齡隔著時空，用最寂寞的方式走向死亡。
兩人甚至無法攜手相伴。宋慶齡死時，孫中山墓木已拱，當然不能陪他。然而孫中山北上一步步走向死亡過程中，雖然年輕的宋慶齡就在他身邊，平路卻冷酷地讓他們在小說中幾乎沒有任何實質互動。陪著孫中山的，只有仍在日益敗壞中的北方政局，以及莽撞、飄浮的一生片斷迴光記憶。他活在自己一個神奇的獨立空間中，又隱隱聽見妻子在隔壁的哭聲。
晚年的宋慶齡也活在這樣一個既真實又魔幻的獨立空間中。她看不到、摸不到任何血肉活人，反覆播映的舊電影可能比最接近她的郁郁、珍珍更真實、更明確。
原來，他們兩人都已經先懸浮在這樣的空間裡，才進入死亡。造就如此既真實又魔幻的絕對孤獨空間的理由不一樣，但那迷霧隔絕的效果卻是相同的。原來，他們都不是從現實生境走入死域，而是靠死亡才終結了這種絕對孤寂，因而在他們的死亡盡頭，我們讀到的不是傷悲、痛苦，竟是一點點的愉悅，替他們總算解脫所感覺到的愉悅。
寫出了歷史人物不得不走入的那種孤獨情境，是《行道天涯》真正的成就，是平路真正的看家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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