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大陸三兆人民幣大手術
做為中國最南端的島嶼，海南島沒有四季，都很熱。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現任招商銀行行長、時任中國人民銀行海南分行行長的馬蔚華，奉命執行一個歷史性的任務——讓海南發展銀行關門。這是中國大陸有史以來，也是迄今為止，唯一被關門的「銀行」。
馬蔚華記得，某晚，只是一場說明會，原本只通知了幾十個人，沒想到開會當晚，存款戶、客戶與行員來了幾百人，大禮堂人坐不下了。他曾在接受訪問時說，他最感同身受的是，看到台下行員許多已經四十多歲了，突然面臨失去工作的痛苦，他突然了解到一家銀行可能影響到多少人。
馬蔚華、二千多位海發行行員，只是九七金融風暴到二○○二年中國整頓力道最大的金融改革期間，數百萬計受影響的人當中的滄海一粟。中國九十年代的房地產泡沫，與長期以來虧損國有企業積欠銀行的貸款，在九七亞洲金融風暴中，成為國際社會對中國批評最力的一點。
「銀行是毛澤東主義計劃經濟失敗的象徵，也是當今中國經濟最脆弱的一環。⋯⋯。然而，就會從這裡，從金融體系，現代中國的淪亡將揭開序幕。」二○○一年八月，由中國旅美第二代律師章家敦著作的《中國即將崩潰》，可以做為當時外界看中國金融問題的代表。章家敦當時預言，十年內、也就是到二○一○年，中國將因加入WTO、面對外國的競爭而崩潰。這個預言，在美國出現金融海嘯後，如今顯得格外諷刺。
然而，在當時，章家敦對中國金融問題的描述，並不完全是無的放矢。只是大量的財政挹注、利率管制下，銀行體系享有豐厚的利差，加上中國經濟規模快速擴大，多重因素，讓中國足以慢慢替金融體系動一場大手術。
先小後大的金融整頓
一九九三年開始的宏觀調控，戳破房地產泡沫，很快就衝擊到資本額比較小的城市信用合作社、信託投資公司與農村信用合作社。一九九五年，那時負責監管信貸款體系的中國人行，就不再批准任何一家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執照。
一九九五年，人行的基本大法——中國人民銀行法正式通過，切斷信託業從人行借錢的管道。另外，五月新政策又明定，信託公司與所屬銀行脫鉤，再切斷信託公司的金脈與輸血管。十月，人行啟動接管，第一家就是中銀信託。
本章一開始提到海南發展銀行，其實也與這一波信託公司整頓潮有關。一九九七年，海發行接收了五家海南的信託投資公司，還有，二十九家海南信用合作社中二十八家的資產與負債（老百姓存款）也併入海南發展銀行。問題是，這些信託公司或信合社，連維持流動性都很勉強。
根據大陸《財經》雜誌記錄當時情況的報導，房地產價格崩跌之後，海南信託業手中的資產小於負債，等於是實質破產。為了應付存款戶的提領、維持流動性的辦法，就是抵押手上的國債，以國債回購的方式進行補血。一九九五年，不准再做國債回購，海南的信託業改以高利吸收存款，存款利率最高曾到三六％。海發行整併這些信託公司、信合社之後，只願意給付較低的利率，加上存款戶對銀行信心盡失，競相提款，這家一九九五年成立的年輕銀行，就這樣在擠兌中關門。
信合社、信託公司會拖垮一家銀行，可以顯見當時金融情勢的嚴峻。當時人行行長戴相龍在一九九六年八月五日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報告寫道，截至一九九六年六月底止，中國四大行——工（商）、農（民）、中（國）、建（設）銀行貸款三‧四兆人民幣，不良貸款八四○○億人民幣，不良率二四‧七五％，有的銀行實際上已經資不抵債。
城市信用合作社有兩成虧損，農村信合社有四四‧七％虧錢，不少農村合作基金會紛紛倒閉。他研判，中國不會出現大的支付危機，但如果風險不再加以控制，遲早會出現系統性、較大面積的支付危機。隔年二月，中共決定在十一月召開第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
一九九七年初，當時屬前蘇聯陣營的阿爾巴尼亞，爆發以高利貸組成類似老鼠會事件，但信心潰散、爆發擠兌後，最後演變為政治風暴。之後，廣東省恩平市也爆發支付危機，有關銀行總共虧損了一百億人民幣。接下來，就是海南發展銀行因擠兌而關閉。到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泰國又爆發亞洲金融風暴。
亞洲金融海嘯，公認提高了世人對於資本帳與金融體系健全度的警覺性。中國了解到：第一，外債不能過高；第二，人民幣自由化要謹慎；第三，金融體系的監理是關鍵。這樣的時代背景，讓中國加大了金融改革的力度。但「我們不是金融風暴爆發後才決定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戴相龍強調。
一次關上千家，居然不出亂子
不論是遠見或巧合，種種因素讓中國定下三年解決問題的時間表，進入整頓金融秩序的第二階段。一九九八年起，人行加速整頓中國的問題金融機構。
從數字看，中國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在一九九三年最高峰時達到四八○○家，二○○○年底已減少到只剩一六八九家，○二年底僅剩七五八家。
信託公司一九八八年高峰共七四五家，九六年剩二四四家，二千年只剩下約一百家，○八年底只剩五四家。「這段時間，我們關閉了上千家金融機構，」戴相龍回憶。
一直都沒有存款保險體系，關閉這麼多金融機構卻能不出亂子，關鍵在於：老百姓的存款都還了。錢從那裡來？答案是跟央行借。根據李利明在《中國金融大變革》的統計，在九七到○一年間，處理這些非銀行金融體系的帳務，總計花了一四一一億人民幣，均由各省以地方財政做擔保、逐年歸還。戴相龍指出，目前這些欠款已經還了七百億。
除了加速小型金融機構的整頓，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中共第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還有其他四項重大的變革。第一是撤銷人民銀行省分行，模仿美國聯準會，設立跨區分行，改善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戴相龍在回憶這場會議的一篇文章中說明，這個改革，是減少近幾年地方政府少數領導干預人行分支機構帶來的危害。
第二是成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和國有大型機構系統的黨委。與人行變革的精神相同，這個改革的目的是將金融機構的領導權中央化、專業化，不再受到地方黨委的干預。
第三是加快國有銀行與中國人民保險集團的商業化改革。第四是第一次提出資本適足率這樣的現代金融監理概念。國有銀行商業銀行的資本適足率要提高到八％以上，三年內不良信貸占資產比例平均每年要下降二到三個百分點。
第一次聚焦四大國有銀行
這是中國第一次把四大國有銀行的問題搬上檯面，到底四大國有銀行呆帳有多少，一夕間成為全球媒體關注的話題。一九九九年，標準普爾曾估計，中國壞帳率可能高達七○％，其他機構多數估計在四○％以下。怎麼算，這都是已經破產的銀行體系。
在資訊不透明的情況下，中國四大國有銀行呆帳為多少，仍是個謎。根據人行九七年做的報告，四大國有銀行壞帳率是二四‧七五％。
但在一九九八年三月，財政部完成注資二七○○億人民幣。九九年四月，設立信達、華融、長城、東方資產管理公司，分別買下四大國有銀行一‧四兆人民幣與國家發展銀行一千億人民幣不良資產後，二○○一年，四大國有銀行呆帳率還是二五‧四％。令人不解的是，壞帳減少了這麼多，為何又這麼快生出一樣多的壞帳？
持平地說，直到二○○二年十二月戴相龍卸任人行行長，外界對於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的存續與競爭力，還是存在很多疑問。
中國解決金融問題的方式，本身就與眾不同。為了注資四大行，財政部發行特別公債，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詭異的是買家，這些特別公債的買家，就是四大銀行自己。銀行的錢從哪來？竟然是人民銀行降低這四家銀行的存款準備率，使其有多出來的資金，認購這些公債。
算一算，大陸第一、二階段金融整頓所花的錢，非銀行金融體系跟央行借了一四一一億人民幣。為了注資國有銀行，大陸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二七○○億人民幣。為了剝離不良資產，人行或國企（四大國有銀行）又借出一‧四兆人民幣。總計，中國為了整頓金融體系已經花費了超過二‧八兆人民幣。這還不包括對金融機構減稅、增加獲利以打銷呆帳的部分在內。
二○○一年，中國GDP為一○‧九六兆人民幣，等於整頓金融的花費耗掉了四分之一全民努力一年的成果。
更沉重的是，這個代價還沒有付完。四大國有銀行之外，中國新興行業證券行也陸續傳出倒閉風潮，中國第二階段金融整頓未了。
廣信事件改變國際認知
這段時間，還有一件因為信託業整頓衍生出的案外案——一九九九年一月，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破產案。這是迄今中國大陸唯一一件經由法院裁定破產、進入清算程序、涉及國外債務的金融機構破產業。
中國的景氣循環周期自成一格。在廣信之前，金融整頓多半是國家內部事務。但中國第二大信託公司廣信，破產時經法院初步清查，負債三六一‧六五億人民幣，當中境外債務與或有債務（即潛在債務）高達三○六億人民幣，等於八成的錢來自海外，債權涉及一三○家境外銀行和機構。那時破產後清償率低於五成。
在潛規則很多的中國，廣信默契上被認為是廣東省的「窗口」公司。長久以來，廣信被賦予準國債等級的債信，許多國際銀行認為，廣信即使破產，地方政府也一定會出面履行債務。但二月四日，時任廣東省常務副行長王岐山喊出：廣信的債務並沒有像過去那樣由政府包下，而是「誰家的孩子，誰抱走」。
王岐山的宣布，國際輿論一片譁然。法律上，廣東省政府並沒有幫廣信做擔保，廣信的債務本來就不該由廣東承擔。但這個自一九七九年以來形成的「國際認知」，一夕改變，中國國際債信受到了影響，外資金融機構全面緊縮對中國企業的融資。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恐怕出乎中國政府的預估。當年底，時任中共國
務院總理朱鎔基說，未來中國不會再用破產來處理銀行。
總之，這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第一堂國際金融的震撼教育。隔年，兩岸先後獲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打開「門」，兩岸金融也進入全競爭時代。
※本文摘自：天下雜誌出版《揮旗兩岸金融大新局》第五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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