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虛擬化的世界
原子彈的投擲，引發了傅柯所謂知識型（episteme）的重大轉變，亦即知識的組織、生產與流通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原爆後的戰爭不再是對立交戰團體之間的有形、機械戰鬥，而是逐漸轉向占有相對與連帶位置的戰略夥伴在知覺後勤上的合作。 回顧數十年來美蘇之間的競爭，由雙方交換防守位置、暗中協調提升戰爭潛能的慣例，與進行嚇阻軍備競賽可知戰爭已經逐漸虛擬化。虛擬戰爭意謂著以儲備預防性威嚇武器和敵方競爭，而非實際動武，並致力於透過表演與展示等手段進行再現以恫嚇他者。維希留寫道：「圖像與聲音的戰爭正在取代物（亦即投射武器與飛彈）的戰爭。」 戰略武器限制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與戰略武器裁減談判（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alks, START）協議以限制與裁減軍備為名，提升、改善甚至大幅增加了美蘇間的軍事力量，嚴格來說，這兩國在所謂的「星戰」（Star Wars）或主動戰略防禦（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DI）計畫中，根本就是同盟國而非敵對國。
還有，從此以後戰爭將趨向無限自我指涉：戰爭只代表戰爭本身，不再代表其他戰役與衝突（也就是我們在歷史課堂上學到的戰爭「起因」）。戰爭從傳統、負面意義上的封鎖，不得不令人遺憾地中斷了「正常生活」作息，轉型成另一個新層次的暴力。戰爭不再打斷常態（normality），它本身就是常態。戰爭的時間與空間不再以另一種全然迥異的形式區隔開來；而是在此時此地（here and now）的運作，成為此時此地的內在運作邏輯。戰爭從負面的封鎖轉變成正常慣例，成了正面機制、動力與社會的可能條件，透過能見度與控制的權力，創造全球傳播的霸權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戰敗國也出現戰爭與戰爭科技正常化（normativization）的現象，甚至更為明顯。道爾曾經表示，日本將戰敗主因完全歸咎於科學與技術落後，而原子彈「既象徵對於核子戰爭的恐懼，也象徵科學的希望」 。由於戰後日本禁止發展軍備，遂致力於推動「和平」用途與鞏固「民主」社會的科學與科技。日本不再生產炸彈與飛彈，轉而成為全球汽車、相機、電腦與其他「高科技」設備的主要生產國之一。 本田（HONODA）、豐田（TOYOTA）、日產（NISSAN）、日立（HITACHI）、東芝（TOSHIBA）、新力（SONY）、三洋（SANYO）、尼康（NIKON）、三菱（MITSUBISHI）等日系品牌等成為全球家喻戶曉的名字，昔日戰敗的「受難者」重新崛起，在以資訊內爆來轟炸世界的新一輪競賽中，重新加入「勝利者」的行列。
「觀看即毀滅」的先制行動與「科技即資訊」的正常化，隨著速度科技的同步發展，使知識型逐漸發生重大的轉變，最終導致世界的虛擬化。戰爭不再是與平民生活涇渭分明的特殊情境，而是納入我們日常傳播結構的一部分，包含我們的資訊來源、娛樂媒體及各種言論與表達器材。每當我們未加多想地使用電視螢幕、遙控器、手機、數位相機、掌上型導航系統與其他氾濫於日常生活空間的電子裝置時，都在參與這場虛擬化世界的戰爭。時至今日，當我們準備午餐或晚餐之際，聽到收音機傳來各種災難新聞已不再感到奇怪，看到廣告與強暴、凌虐或種族屠殺的報導同時在電視上播放也不再感到震驚。我們透過傳播科技消費戰爭、血腥與暴力，猶如我們消費五花八門的商品。
除此之外，世界的虛擬化影響擴及另一個層面。雖然我們大多都沒有這方面的經歷，卻更令人憂心：一旦戰爭真的爆發，全面虛擬化的日常生活意謂著打仗再也少不了電玩密技，1991年與2003年的兩次波斯灣戰爭即為明證。空襲伊拉克期間，占有近用虛擬世界的優勢與否，使整個世界分成上下兩半。上方的空戰，由青少年時期就常在家打電玩的美國大兵在電子螢幕前操作攻略；而下方的戰爭，仍與身體、手工勞動及從天而降的意外之禍密不可分。當美國參戰人員同步啟動帶有精英主義、好戰色彩的全景敞視（panoramic vision），並展開遠端遙控、立即摧毀他者的行動，伊拉克男人、女人和兒童的生活則愈來愈岌岌可危（正如1950年代與1960年代的韓國與越南平民），時時刻刻面臨徹底毀滅的威脅，人命顯得微不足道。 就在我們進行討論之際，已有報導指出五角大廈正在準備為日後戰爭建立專屬網路，目標是「從所謂『上帝的視角』（“God’s-eye view”）俯瞰戰爭，把一切外國敵人與威脅的動態影像提供給全美［含陸上〕的指揮官與軍隊。」
從原子彈到區域研究
從區域研究的名稱可知，嚴格來說，它是一種帶有軍事目的知識生產模式。即使關於「遠東」（Far East）文化的歷史、語言與文學研究，早在二次大戰之前就已經存在（薩依德稱之為奠基於語文學之上的老東方主義傳統），但是，在特殊的地緣政治考量下所進行的系統化研究，主要還是二次大戰之後才在美國興起的特殊現象。哈魯吐涅曾說：「區域研究大多在全美主要大學有系統地形成……是在冷戰新局勢之下重新定位敵人的龐大計畫。」 布魯斯•肯明斯（Bruce Cumings）則表示：「有解密文件為證，我們現在可以公允論斷：是美國政府和他的情報機構聯手打造了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區域研究，對於橫跨俄羅斯、中東歐和東亞的強大共產主義陣營，產生最為明顯直接的影響。」 由於1945年之後數十年，在美蘇競逐統治和/或毀滅世界的權力期間，這些區域（或許還包括東南亞、拉丁美洲與中東）亟需持續不斷而專門的超視覺（super-vision）監控，這些研究區域遂成為資訊檢索與散播的目標區域（target field），以延續美國的政治與意識形態霸權。
薩依德曾在他的經典之作《東方主義》最後一部分指出，區域研究是轉移了教學重心的老歐洲東方主義的延續：
東方主義者不再優先致力於精通東方深奧難懂的語言，而是一開始就自詡為訓練有素的社會科學家，把他的研究方法「應用」在東方或其他地方。這是美國對東方主義歷史做出的特殊貢獻，約莫可追溯到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之際，美國發現他占據了由英、法兩國空出來的位置。
相較於薩依德主要以伊斯蘭與中東區域研究為例，肯明斯則如此描述東亞的目標區域：
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是美國最早成立的「區域」機構。它創立於1943年，原名遠東學會（Far Eastern Association），並於1956年改組成亞洲研究學會。1945年之前，區域研究相關事務很少受到重視，也未能取得多少贊助；但現在的構想是援用當代社會科學理論來研究非西方世界，而非藉由仔細研究語文學來延續東方研究的經典主題……為了回報他們的容忍，東方主義者取得大幅擴增的學術資源（包含職位、圖書館、語言研究），不久，區域研究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分裂，社會科學家進駐東亞研究機構，而東方主義者則占據東亞語言與文化科系。戰後的學術交易就在浮士德（Faust）的祕密協議中達成。
新美國東方主義（American Orientalism）主要是一個與政策密切相關的行政計畫。它取代了老東方主義的文化對立心態與薩依德歸納出來的東方主義教條，「基本上，東方若非某種令人恐懼的對象（如黃禍〔Yellow Peril〕、蒙古遊牧民族、褐色人種的領土），就是透過（綏靖、研發與隨時公然占領等方式）任人宰制。」
和平時期針對眾多特殊「區域」進行的「科學」、「客觀」知識生產，往往透過審慎而明顯無害的事實蒐集與記錄，成為具體闡釋「以世界為標靶」這個軍事概念的制度化實踐。 換句話說，區域研究雖然主張追求無政治與私利考量的高等學識，該領域籌辦的學術活動，包括語言訓練、歷史學、人類學、經濟學、政治科學都帶有戰爭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的銘刻。這樣一來，所謂學術訓練、研究與發展都成了戰略邏輯的一部分。再者，如果知識的生產（也使用宗旨、目標、研究、資料分析、實驗、證明等字彙），事實上沿襲的是和戰爭一樣的科學與軍事假設（例如，翻譯某艱深語言的能力相當於破解軍事密碼的能力）， 那麼，聲稱要「理解」異文化的企圖注定功虧一簀，還會令人驚訝嗎？與戰爭建立在同樣基礎上的「知識」，能夠終止戰爭的暴力嗎？抑或這一類的知識不過是戰爭的共犯，它的既定目標是毀滅人命而非保護人民？
只要知識以這種自我指涉的方式生產，使他者成為瞄準和攻擊目標之一，終將鞏固美國這個全能（omnipotence）、遍在（omnipresence）、至高無上的「獨尊之我」與「觀視之眼」，使他者別無選擇地淪為標靶，合理地淪為轟炸機之下的殘骸。只要美國依然是研究亞洲的重心，以及它仍然對現在與過去在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這類研究最後將再一次強化由投擲原子彈所引發的虛擬世界的自我指涉功能：美國總是扮演轟炸者的角色，而其他文化則被視為軍事與資訊的目標區域。這樣一來，凡是事件的歷史意義超出原子彈轟炸者封閉的知識範疇，將永遠不會獲得應有的關注，例如筆者曾在本章開端提及，中國對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採取反日觀點。不論我們蒐集「知識」時多麼審慎與知識規模多麼龐大，只會造成進一步的沉默，並且壓抑多元分歧的經驗。 這就是何以哈魯吐涅指出，區域研究一開始就被「缺乏明確對象」與「對象消失的問題」所困擾。
哈魯吐涅進一步表示，由於區域研究致力於鑽研其他的語言與文化，因此失去發展真正的另類知識生產的機會，與薩依德對東方主義一針見血的批評如出一轍。雖然，哈魯吐涅寫道：「薩依德的著作對區域研究的任務提出了重要的學術質疑，要是他的批評曾經獲得認可，不但能夠重新形塑區域研究這個領域，還能使區域研究脫離對冷戰的依賴與對國家安全狀態的需求。」 然而，這種學術挑戰擾亂了區域研究中帶有行政色彩、工具主義的僵化工作慣例，以致執行者無法接受。因此，薩依德連結早期新殖民論述與區域研究歷史的企圖，幾乎立即遭到貶抑、駁斥與忽略，而他對區域研究未來定位的相關批評，僅僅「轉移到英語研究，使文學研究轉而全面關注身分認同與其建構」。
哈魯吐涅暗示，這些問題造成的長期後果是鞏固了某種類型的後殖民研究，該研究往往專門研究語言本質的解構，主要是結合了後結構理論與英美文學研究，並且大多是前英國殖民地的文化調查研究，而非廣泛涵括世界各地的殖民與半殖民歷史研究，以致無法完全發展理論上扎根於區域研究的比較、跨學科與多元文化潛能。 由於區域研究機構刻意漠視薩依德的呼籲，只能因循複製制度與組織的標準架構，「閉鎖在自己的知識圈裡。」 甚至連1970年代以降，在北美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引發基進思考的後結構理論新思維都一併拒斥於外。
筆者曾在前文中指出，持續以世界為目標，做為進行知識生產的根本形式，事實上根本就是仇外（xenophobia），亦即無法在轟炸者自己的視線範圍之外，妥善處理他者的他者性。仇外者必須全力維持與捍衛自己的地盤，也就是確保做為目標的他者源源不絕。隨著冷戰結束與蘇聯的瓦解，美國必須尋找另一個作戰的對象。如同許多論者經常指出，毒品、貧窮與非法移民早已成為新的攻擊目標，連同穆斯林、阿拉伯人與共產主義分子（即古巴、北韓與中國大陸），都是不惜一切代價必須予以「嚇阻」的重大威脅。
然而，仇外本身也會反撲。一旦美國無力控制目標區域，並且意識到自身局限而感到嚴重焦慮，美國自己就淪為下一個轟炸的目標。我們仍然記得，轟炸他者不僅常常被視為終結戰爭最有效的方式、遏制暴力的暴力，最重要的是，它也確立了道德正當性。那麼，當不稱職的領導階層威脅並削弱了美國國力，美國何不選擇轟炸來自我糾正呢？因此，1995年4月19日的奧克拉荷馬市（Oklahoma City）聯邦大樓爆炸事件，雖然迅速引發對「外國人」帶有種族歧視的陰謀猜忌，最後卻逮捕了身為美國退伍軍人的主謀。美國種族優越主義者（supremacist）匡正世界秩序的決心，卻使國家中心迸發的暴力從瞄準「他者」轉向無辜的美國男人、女人和兒童。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是美國史上最嚴重的本土恐怖攻擊事件， 它的爆炸威力象徵以世界為標靶的惡性循環又回到了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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