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軍情與航空」網站主編─―施孝瑋：「要消弭戰爭必先了解戰爭。李德哈特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從將領訪談中描繪出一戰的樣貌。讀者可從將領的觀點看到大戰中戰役的推演，進而分析雙方致勝與戰敗的原因。就讓李德哈特為您撥開戰場之霧。」

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翁明賢：「」

《尖端科技》雜誌軍史專欄作者─―高雄柏：「李德哈特是20世紀英國最負盛名的軍事與戰略理論家之一。他親自參與英國一次大戰期間傷亡最慘重的索穆河會戰，此後深感當時的軍事理論不正確。於是他以獨特的眼光觀察、反思與記述一次大戰。基於實...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
試讀內文
序言
《大戰真相》（The Real War）（譯註：本書原名。首次出版於一九三○年）出版至今已超過四年。當時選擇此書名的理由即如其哂，是要揭露這場戰爭的真相。此書名算是達到了這個目的。但隨著時間的消逝，這樣的目的已成過去。以作為這場戰爭的重大紀事摘要而言，此書內容從未受到過嚴重挑戰。對戰事的解析，甚至受到各國核心層軍事觀察者的支持，其所受肯定程度甚令我驚喜。現在，開戰以來二十年過去，戰時出生的一代已成長，但戰爭對他們則無個人記憶可言；這場戰爭儼然成為歷史。因此，不論在時間或道理上，該是挑選一個新書名的時候了。我要採用一個不再帶有當時代，暫時性口吻的書名。改變書名的另一理由是，書中的內容比之前更為充實。儘管這本書的完整性與我的理想尚有距離，至少可稱為一部一次世界大戰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War），同時它也可為一次世界大戰史終極版（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War）的催生與成長有所貢獻。
從《大戰真相》擴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一如從論述一次大戰特定事件的一系列專題論文，演進到《大戰真相》初稿一樣。依我個人的經驗，我不認為以緩慢漸次蒐集與分析資料方式，能編撰出一部令人滿意的一次大戰史。但現在當我突然面對大量史料，我認為同樣會使我的觀點不易保持清晰，思考與寫作模式更會被大量湧現的紀錄所扭曲。其實我已找到一種有效的寫史方法。長久以來，這種方法可以將一件件零星事證，拼湊成一副更充實的史實架構。
從《大戰真相》演變到現今這部書，一些章節內容不但加以修正，擴充之處則更多。原有的〈各方實力與計畫〉一章，如今已分成兩篇（chapters）敘述；兩篇都加入了新的史料。一九一四年的戰爭啟始部分，由於加入兩篇新「章」（scenes）而愈見完整。其中一章論述奧地利與俄羅斯軍隊的最初衝突，另一章章則探討該年秋天的伊普爾斯（Ypres）與伊塞爾運河區（Yser）戰事。這些戰事後來決定了海峽港口的命運。我另外以「空戰篇」（Panorama）為名，專闢一節作為空戰概述。但是書中大部分的增訂，是以既有章節為基礎，結合一些新事證擴充而成。這些新事證已讓人注意到某些戰爭期間的人物的想法與感覺。確實如此，個人想法在從事與決定這場戰爭的過程上重於實質衝突。但是這些決定性影響力，當時僅及各國內閣與軍事司令部，而未及士兵或飽經戰爭傷害的孤寂家庭。
書名演變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的更重要意義是，如今撰述一部一次大戰「真相」史（a ‘real’ history of the war）已無困難。各國政府的檔案已陸續公開，大戰時期政要與將軍們也呈現向所未有的善意。我有把握說，戰時絕大部分的事證紀錄已然刊印，或可供學者研討。只是這些事證紀錄目前尚未與公眾所擁有的資訊對照過。
大量一次大戰文件、日記與回憶錄的公諸於世，至少有一好處。由於親身見證過大戰危機，參與過重要會商的人士現仍健在，因此在時機上這些資料正可供他們檢驗。再過一些歲月，也許太晚了。這種檢驗是使大戰史更接近事實的唯一機會。任何大戰史家愈接近史實，或對製造戰爭者接觸愈多，愈覺得純粹以官方文件為依據所撰寫的歷史，必然太過草率。因為，這樣的歷史，常會無意間助長無稽之談。

第一篇　戰爭緣起
讓歐洲步向爆炸，過程花費了五十年。引爆它，卻僅需五天時間。我們所要研究的這套爆炸材料的製造，也即形成衝突的基本原因，其實在這段短暫的一次大戰史範圍中是找不到的。事實上，一方面，我們應當回顧普魯士對於開創德意志帝國（Reich）的影響，俾斯麥的政治構想，德國思想深刻的個性傾向，以及當時的經濟狀況——德國曾企圖以商業出口為主，不過目的並未達成。此外，加上一些其他理由，使德國自原本的商業大國理念，改變為世界強權觀。我們並應分析蘊含各色各樣中世紀遺風的奧匈帝國，認識其複雜的種族問題，做作的統治機制，暗藏在膚淺野心底下，令其煩擾不堪的內部崩解的恐懼，以及其狂亂尋求苟延殘喘的行徑。
另一方面，我們應檢視那令人稱奇的，支配俄羅斯政策的野心與理想主義混合物。它致使靠近俄羅斯邊界的，特別在日耳曼鄰邦間，瀰漫一片恐怖感。這也可能是最終引爆戰爭的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種。我們並應了解自一八七○年以來，法國因遭受侵略而對新侵略所發出的持續警號；我們更應研究法國重建的自信心。它強化了法國抵禦進一步外侮的力量。還有，我們應牢記德國攫奪亞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對法國所造成的傷害。最後，我們應回顧英國從孤立政策轉變為參與歐洲，成為歐洲系統成員的作法，以及當它面對德國的敏感現實時，所展現的緩慢覺醒。
在對半世紀歐洲歷史做出上述的研究之後，我們所獲得的整體認知，應比絕大部分記載鉅細靡遺的歷史更詳實。這場戰爭發生的基本原因可歸納為三點：恐懼、飢餓與傲慢。除此之外，發生在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間的國際事件，也是徵候。
總之，要找出點燃這次戰火蛛絲馬跡當中最重要的轉捩點，是有可能，而且容易看到的。這些蛛絲馬跡事實上穿越了一八七一年之後，俾斯麥所建立的同盟結構中。諷刺的是，俾斯麥原本並非將這同盟結構當作火藥庫，而是將它視為保護傘，以使他所開創的德意志帝國能和平成長。雖然俾斯麥的想法，早濃縮在他一八六八年的一句話——「弱國終被強國吞噬」之中，他自己的胃口，卻在一八七○至七一年戰爭（譯註：即普法戰爭）的三頓飽餐之後，感到滿足。所以，我們不能譴責他，認為他的野心比胃口大；就像他所說，他感覺德國現今是一個「心滿意足」的國家。他的統治理念自此之後並非擴張，而是團結。為了爭取足夠的時間與和平，使新德國保持穩定，他企圖抑制法國國力的發展，使法國維持在無法進行復仇之戰的局面。但是結果證明這些作法對德意志帝國並無好處。
俾斯麥並未對法國實施經常不斷的直接脅迫。他只準備切斷法國與友邦或支持者之間的關係，以便間接打擊令人困擾的法國快速復甦。俾斯麥首先拉攏奧地利與俄羅斯，使他們和德國結為普通的結盟關係；同時努力促成巴爾幹半島的和平，以防後者對結盟關係造成任何危機。有好幾年時間，他的政策是，在歐洲外交利益交換上，不對任何一方做出承諾，僅做一名「忠實的經紀人」。然而，他與俄羅斯首相戈恰可夫（Gortchakov）之間的不和，以及由於一八七七年俄土戰爭（Russo-Turkish War）的紛擾，使他不顧年老的德皇威廉一世的反對，與奧地利在一八七九年訂定了防衛聯盟。德皇原本將這種作法視為「出賣」俄羅斯，甚至曾威脅說自己要退位。不過這紙明確的承諾，後來並無明確的結果。儘管如此，俾斯麥在一八八一年以巧妙的外交手段，經由俄、奧、德三國所簽訂的「三帝同盟」（Three Emperors Alliance），暫時取回主導地位。這著名的「三帝同盟」，原先目的在於干預所有巴爾幹半島事務。雖然該同盟稍後在一八八七年廢止，德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則另以祕密訂定的二雙重保障條約」（Reinsurance Treaty）作為補償，並獲加強。經由該約，兩強同意除非德國攻擊法國，或俄國攻擊奧地利的情形發生，雙方各自與第三國交戰時，彼此將維持善意的中立。在這兩次巧妙的，具有驚人欺瞞效果的外交手法下，俾斯麥避免了當時迫在眉睫的俄法聯盟。
同時，德奧之間的結盟，由於一八八二年義大利的參與而擴大。其結盟目的是，如果德國與俄國作戰，提防俄國從背後暗算奧地利；義大利如遭法國攻擊，德奧將出兵相助。不過義大利為保護與英國老友的關係，及其本身海岸線的安全，卻在條約上附加一段特別協議，闡明絕不直接與英國衝突。一八八三年，羅馬尼亞（Rumania）經由該國國王個人與一些祕密運作過程，也加入了這新的「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後來甚至連塞爾維亞（Serbia）與西班牙也分別短暫與奧地利及義大利，以另締條約的方式結盟。
對於英國，俾斯麥的目標似乎企圖使英國僅與德國保持友好，而與法國保持不友好的關係。他對英國的感覺，在友好與輕蔑之間搖晃不定。其態度轉變的關鍵點，在於英國不同政黨的輪替執政。對於「老猶太」狄斯累利（Disraeli），他由衷敬重；但他無法了解格萊斯東自由黨（Gladstonian Liberals）的觀點，同時他也瞧不起自由黨政策搖擺不定的行徑。當狄斯累利當權時，俾斯麥大談拉攏英國為其同盟的想法；雖然維多利亞女王曾低調表示，「確信德國在任何一方面都將是最安全的盟友」，她卻不敢肯定俾斯麥是否能託以信任，狄斯累利的看法亦同。因此俾斯麥繼續玩弄藉由英俄、英法之間不和，使自己漁翁得利的政策。幾經精心的評估，他贊成英國占領埃及，因為英國占領埃及會使英法不和。在另一方面，由於德國的極端殖民主義，在未來具有與英國發生衝突之虞，所以他反對國內漸起的殖民擴張聲浪。他曾說：「我們極端殖民主義者的貪婪，大過我們所需要的，或能滿足的。」他以支持英國占領埃及，企圖逐漸換取英國在海外的小讓步。經由這些小讓步，他緩和了德國利益團體強大的，連他都無法忽視的殖民要求。然而英國保守黨的重新執政，以及英法之間與日俱增的摩擦，使英德建立起新的緊密關係。俾斯麥提出的正式結盟，受到沙里斯布雷爵士內閣（Lord Salisbury’s Cabinet）的熱烈歡迎；不過後者似乎因擔心國會反對與外國牽扯而退縮。然而，俾斯麥從這非正式的協議中，以微不足道的代價取得了英國對海利哥蘭島（Heligoland）的割讓。海利哥蘭島在後一世代，對德國海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於是到了一八八○年代末，俾斯麥偉大的政治架構似乎已沛然成形。德國受到「三國同盟」的支撐；而英俄若即若離的態勢，對它只有利而無弊。在這樣穩定的基礎上，德國為商業擴張做好了準備。而且俾斯麥已將法國驅入一個孤獨而侷限的政治隔離圈內。
但自一八九○年代初開始，俾斯麥規畫的政治架構出現了一道裂痕；後繼者幾乎到要趕走這架構起造者的地步。年輕的德皇威廉二世於一八八八年即位。他與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素不友好；後者既不喜歡德皇的「侵略性友善」，也懷疑他的意圖。然而對俾斯麥的政治架構來說，問題並非來自沙皇，而是威廉二世。俾斯麥的掌權方式，向為德國參謀本部與軍隊所詬病，如今也令威廉二世厭惡不已。由於威廉二世幾乎在參謀本部與軍隊中成長，所以他很自然發現這些人與他站在一邊。但他未覺察，這種關係也束縛了自己。
第一個效應是，趕走「親俄」的首相之後，繼任者拒絕與俄續訂「雙重保障條約」。第二效應則是第一效應的必然結果。沙皇忍下對共和主義的嫌憎，於一八九一年與法國訂定了協議。這協議並於一年之後發展成軍事協定。雙方希望在遭敵攻擊時，彼此相助。這協定中的重大要點是，倘若「三國同盟」中任何一方進行動員，法俄將立即動員。由於法方談判人波斯德福將軍（General Boisdeffre）曾費心向沙皇解釋，「動員意味宣戰」，所以沙皇至少無法說他不懂這其中的意涵。
沙皇在害怕英德即將結盟之餘，喝下了這劑俄法結盟湯藥，後來卻一直苦惱著沙皇。因此在簽約後，長期未對法國產生任何外交價值。
儘管如此，法國跳出了政治「隔離圈」。從現在起，歐洲並非僅止於一個政治集團，而是兩個政治集團。雖然其中一個關係較寬鬆，另一個卻較緊密。這兩個集團形成了均勢，即使各方勢力尚未全然均衡。
對於德國廢止德俄祕密條約，尚有要點值得一提。柏林的議會在早先覆審這項條約內容時，曾反對訂約。理由是該條約不但對奧國不忠，而且對英國不誠。其實，不論德皇的缺點如何，他的性格比俾斯麥更真誠；他在矛盾發言中所顯現的偽善外表，似乎是因為過度坦率與經常快速轉變心意。他們兩人基本相異之處在於，一個是以始終如一的欺騙，來尋求國家安全；另一個則是在突發式的真誠態度下行事，得到的僅是不安穩的保障。英國方面對此的看法與德皇一致。雖然德皇對待俄羅斯的態度與俾斯麥迥異，他卻維持俾斯麥對英的友好態度，這也許是因為他的性格中多了一份真誠，較少政治動機之故。但英德兩國間卻有一件緣起於私人因素的不睦。原來德皇與他的舅父威爾斯親王（譯註：威廉二世的母親是英女王維多利亞的長女），也就是後來的英王愛德華七世彼此相惡。妙的是，這私人裂痕是被俾斯麥家族弄得愈來愈糟的。
不過這私人之間的不和，如果沒有更大的問題介入其中，是不會釀成國際友誼的裂痕。事實上，英德不睦來自於一個主因，以及附加的許多小因素。這一切都需自德國的政策從重視內部轉變為向外擴展說起。當德國的商業與影響力，擴增到世界級的規模時，其利益無可避免與英國在多方面發生接觸。但經俾斯麥式老奸巨猾手段處理之後，這類接觸不會造成一觸即發的摩擦，因為英國的政治手腕原本就相當不敏銳。而這時期英國最關心帝國疆土的政黨，碰巧就是最同情德意志帝國的政黨。然而，現在俾斯麥已走，卻無圓通練達者取代其位。有一種情形時常發生在像俾斯麥這類偉人身上：他的門徒忘記主子的行事原則，卻只記得他的方法——武嚇。不過，德皇此時自己已可運用魅力達到目的了。儘管他屢犯眾怒，他不僅成功地維持了在英國的名望，而且在俄羅斯新即位的，軟弱而友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曾經有一度，他還無條件擁有對沙皇的影響力。
德英之間第一次較大的摩擦是為了土耳其。此事件的陰影影響了未來。一八九二年，當時英國自由黨重新執政；就像格雷（Sir Edward Grey，譯註：一九○五年至一九一六年任英國外交大臣）所說，「突然間，從柏林送來一封像最後通牒的文件，要求我們為土耳其的鐵路，終止與德國人競爭。」並且在此後數年，德皇從未忘記強調，在德國所擴展的商業網中，「坐鎮著一隻牙齒鋒利的蜘蛛」。一八九五年，由於他的干預，使俄國自日本手中奪得了與中國作戰所攫取的戰利品。一八九六年，他再次與英國發生衝突。這回就比較嚴重了。諷刺的是，起因是由於某英國人士對俾斯麥式霸業的狂熱欽佩。這位名叫羅德茲（Cecil John Rhodes）的英國人，不但對俾斯麥式的霸業推崇不已，而且對威廉二世也曾做出相等的讚譽。但德皇卻不領情，並對羅德茲所擬訂的英國南非擴張計畫深感忿怒，甚至像是自己受挫似的。經過幾回酸溜溜對英國的批評，以及南非外伐爾的波爾人（Transvaal Boers）的甜蜜慫恿，對於詹姆森（Sir Leander Starr Jameson，譯註：英裔南非政治家）率兵入侵外伐爾共和國之舉，發現了一個誘人的藉口。一八九六年一月三日，德皇在議會中提出構想，他認為德國應聲明為外伐爾共和國的保護國，然後派兵前往該地。首相何亨羅（Hohenlohe）聞言，則以「這等於與英國宣戰」為由，反對此種作法。德皇卻直率答道：「是的，但這只是在陸地上作戰。」不過，有人提出稍微緩和的辦法。建議他不如拍發賀電給南非外伐爾共和國總統克魯格（Kruger）。但電文言詞間不但高度冒犯英國，而且否認英國對外伐爾共和國的宗主權（譯註：此賀電事件史稱「克魯格電報事件」，指德國電賀克魯格擊退英國殖民者詹姆森來犯的軍隊。惟英國否認參與該事件）。
這下，由於一方有著壓抑不住的妒嫉，一方則驚見傳統老友驟變為新敵，於是兩國人心都鼎沸了起來。德國人自認惱恨有理。他們認為，已占據許多殖民地的英國，如今又要開疆闢土。但這塊新殖民地，正是另一位遲來者想要的。然而英國人拓展殖民地已習慣成性，他們竟平靜地以為這樣做才符合英國約翰牛形象。他們無法理解，除了傳統的對手俄國與法國外，居然還有人對此事感到如此掛念。所以在一般的交往上，不論德國做出如何的不自覺挑釁，英國始終保持冷靜的自信。這種態度也成為這次危機的一帖鎮靜劑，而且幾乎是成功的。原來德國曾下令採取戰爭手段，建議法俄聯合攻擊英國。但後來，一者由於法俄缺乏興趣，一者英國沙里斯布雷政府的冷靜，使德國自覺海軍不夠強大而自我克制，一觸即發的危機因而消失。
然而，危機因欠缺實力而避開，並不表示危機已解除。德國海軍的野心，即在此時開始萌發。這股野心明顯浮現在一八九七年威廉二世的一段話上，「三叉戟應握在我們手中」，以及他對鐵必制將軍（Admiral Tirpitz）所下達的命令。他要求建造這支三叉戟。翌年，德國海軍的擴建計畫開始進行。並且，據說在德皇訪問大馬士革期間，曾宣布他是全世界伊斯蘭教徒的保護者。這簡直是對英法的直接挑釁。不僅如此，由於他明白聲稱要擔任土耳其的守護神，也造成與俄國的嚴重不和，因為他阻礙了俄國覬覦君士坦丁堡的美夢。就像被拿破崙嘲弄的對手一樣，德皇因「眼中有太多事務」而將其外交章法打亂。致使這些曾被俾斯麥耍弄過而相互攻擊的列強，現在在任何地方只見到一件事——德國的拳頭，而未見其他。儘管如此，一八九八年，英國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譯註：一八九五年任英國殖民大臣。是二次大戰前夕英國首相尼微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之父）為英國介入南非紛爭之事，向德國提出俾斯麥曾尋求過的結盟建議，卻遭德國的侮慢。原來張伯倫的提議，現在輪到德國存疑了。事實上英國做出這樣提議，是因為英國有了新的顧慮。英國正考量本身所受的孤立與弱點，儘管在觀點上基於一種舊意識——與德國有其天生的密切關係。但這提議現在看來，卻像是自己在招認弱點。至少部分是如此。而以弱點為由的提議，對於新德國並非上策。俾斯麥遺留給繼任者的幾種遺風之一，就是低估英國實力，高估俄國的實力。
德國自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年之間，幾度拒絕張伯倫的建議，主要竟與個人因素有關，也就是與隱身在後的霍斯坦（Friedrich von Holstein）有關。霍斯坦是一位性格晦澀，狐疑，貪婪的外交部官員；喜深藏不露，作沒沒無聞狀。因為他以為唯有如此，方能增強其在追求「真正政策」方面的實權。霍斯坦雖然堂而皇之利用官方知識，祕密進行相當冒風險的事情，卻也不願替自己縫製一套掩遮外表的新衣。雖然他表態說是俾斯麥的門徒，卻曾密謀讓他師父下台。現在則以俾斯麥精神繼承者的姿態，令人肅然起敬，雖然他所傳承的，只是師父的一些旁門左道。最重要的是，他欠缺俾斯麥的膽識。
結果，儘管他願意接受英國的建議，卻害怕變成英國的爪牙，成為英俄衝突的避震器。在另一方面他認為，若現在將英國置於若即若離的範圍，英國的弱點正好可加利用，並可逼迫其讓步；而在此同時，仍需讓英國心存與德國保有較密切關係的期望。這樣的觀點，他至少獲得首相比羅（Bernhard von Bülow）的支持。德皇更將他的觀點，籠統敘述在給比羅的信上。他寫道：「儘管他們想扭身掙脫，我現在已經抓住了英國。」然後，德國在一九○○年再次擴建海軍，成為扭緊英國的工具。
此後數年，特別在南非危機與戰爭期間，英國政府為德國的態度付出很大的代價。這段時期，英國並不期待德國為南非戰爭伸出援手，只求德國不將威脅與侮蔑付諸行動。於是，無論在葡屬殖民地，在薩摩亞，在中國，英國沙里斯布雷政府所表現的軟弱，幾乎印證了德皇所說的，「十足的笨蛋」。這幾年間的外交檔案所揭露的，也都是讀來令人可鄙的文件。從外交檔案，可追出沙里斯布雷政府對於後來的衝突，應負間接責任。因為很自然的，德皇與他顧問的思維，必然可從他們的武嚇法（mailed-fist method）想法證實。不過，德皇可以不負將武嚇推及真正戰爭之責。這不只是因為他曾有不喜歡武嚇的證據、而是他有從膚淺外表斷事的傾向。他推斷，對英國有限的威脅，很明顯在未經風險下，即可為德國帶來戰爭利益。這種過於淺顯的推論，是與他個性契合的。
他對於大戰的責任，是這幾年才被定位的。這是一件重大的責任。事實上他被認為應負最大的戰爭責任。經他好戰言論與態度，在國際間所製造的不信任感與警訊，使當時歐洲到處都沾染了他的火藥。然而，若將主要戰爭責任歸咎於最後點燃戰火者，猶如為調查戰爭的緣起，卻將焦點集中於戰火點燃後最初一個月一樣不合理。
對於毫無歷史依據的，將德皇描繪成是這場戰爭的尋求者或策畫者的宣傳，現在英國人的反應是很極端的。不過，我們如果要承認他反覆無常的善意，就不能低估他的壞效應。後者基本上來自對自己，以及對自己行為過分的自滿。他以為自己穿戴著華麗的盔甲。實際上這套盛裝，只是一襲頑皮精靈裝。他證明了一點：製造惡作劇是會帶來戰爭的。
德皇與比羅在延後接受英國的建議後，安心不少。他們蔑視結交夥伴時，常見的不安與侷促。兩人夾著過度的自信，聲稱「鯨魚與熊之間」沒有真正的婚姻，並且以行動強行擺布這個結合。回顧這段歷史，最特殊之處在於德國數度拒絕英國，而將英國驅入「兩國同盟」（Dual Alliance）的懷抱。德國至少曾接獲張伯倫完整的警告。後者分別在一八九八年與一九○一年警告過德國：「英國堅苦卓絕的孤立時代已過去……我們期待與德國以及『三國同盟』結盟。不過如果這點做不到，我們也考慮與法俄恢復友誼。」（譯註：「兩國同盟」在此指一八九四年簽訂的法俄密約，旨在抵制德奧義「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英國後於一九○七年加入「兩國同盟」，成為另一個「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
德國卻認為英國不可能與法俄結盟。但結果證明這想法是錯誤的。這種想法概略出現在霍斯坦的字裡行間，「英國這次警告要與法俄結盟的威脅，純粹是一種英國的詐術……依我看來，應等到英國愈加感覺非與我們結盟不可時，我們才與英國訂定合適的協定。」他太聰明了。所謂「合適的協定」，並非指地位相當的結盟，而是指一種主從的關係。英國政府曾表現得優柔寡斷，霍斯坦卻因受「鐵與血」哲學的影響而愈信其軟弱。這所謂軟弱，尚不足解釋霍斯坦上述令人驚訝的推測。這種推測，確實是一種實例，也就是德國的真正麻煩，以及造成問題的起因，其實並非起於精心設計的權謀，而是來自怨憤——一種如同學生在自大與驕矜性格下的不滿。
英國則期望以另一種方式強化本身地位。它最先是在一九○二年與日本結盟。這結盟的意義對歐洲來說，英國不會自德國身邊出走，卻會使英國與「兩國同盟」之間築起新牆。這作法的原意起自張伯倫的英、德、日結盟建議，並且準備與美國作緊密接觸。不過英國這一招，德國猶豫，日本也差點不願意。原來日本政治家伊藤侯爵（譯註：原文Marquis Ito，疑是伊藤博文）原本尋求與俄國結盟。只因為在他抵達聖彼得堡之前，日本駐英大使林男爵（Baron Hayashi，譯註：應是日文的林董伯爵〔Count Tadasu Hayashi〕）與英國外相藍斯道爵士（Lord Lansdowne）已在倫敦搶先進行日英結盟磋商。日本議會在接受日英結盟之前，甚至也因伊藤施壓而一度態度不定。日英結盟間接導致了日俄戰爭。這一結果完全出乎英國意料之外，而且也不樂見。
到了一九○四年，歐洲態勢發生了劇變。僅五年前，法國曾為法紹達（Fashoda）事件，幾乎與英國大動干戈，也幾乎忘掉了亞爾薩斯—洛林的往事。但由於根深柢固的德國情結，法國政治家就在一九○一年，張伯倫警告德國的時候，與英國開始接觸。第一步是藍斯道爵士與法國大使保羅．康朋（Paul Cambon）就去除雙方摩擦中，最敏感的海外殖民地問題舉行磋商。其中最大的障礙是埃及。它到目前為止仍是法國心中的最愛。不過，這是一次手段高明的外交會談。他們事後決議，如果法國能占領摩洛哥，英國以承認法國對摩洛哥的占領，來換取對英國實際占領埃及的承認。英法協定後於一九○四年四月簽訂。一般認為這協定的簽訂，與英王愛德華七世有關，而且說法很傳神。一般說是由於他訪問巴黎，在創造氣氛之後，方使協定的簽訂成真。不過對於愛德華七世更神奇的說法則來自德國。德國人認為他製造了一張政治權謀網，將德國團團圍住，使德國困守愁城。事實上他初到法國時，所受接待甚為冷淡。然而由於他的練達與對法國人的了解，加上法國人由衷愛戴英國王室的態度，一如對待他們自己的共和國。於是氣氛冰釋，使接下來英王的訪問，為兩國的共同利益基礎扎下根基。因此，即使他並未促成新協定的誕生，也無疑使兩國關係充滿誠意。
不過，德皇其實也玉成這件英法和好的美事。德皇對於這位曾向德國求愛卻未遂的情人，如今竟另結新歡，自然大為懊惱，於是變本加厲製造惡作劇起來。他的目標當然是想破壞英法協定。而正好此時爆發的日俄戰爭也替他製造了機會。然而他第一個行動失敗了。他曾勸告沙皇派遣黑海艦隊通過韃靼尼爾海峽，以示對英國的挑戰，卻被愛好和平的沙皇所拒絕。但隨後行動卻有斬獲。當俄國最後一張王牌——波羅的海艦隊駛向遠東時，艦隊竟收到日本魚雷艇正在北海（North Sea）守株待兔的情報。事後俄國堅稱這情報必然發自德國。就因為這份假情報，使得俄國人嚴重誤擊英國拖撈漁船，而且不願認錯，導致英俄一時間幾乎兵戎相見。有好些日子，英國海峽艦隊跟蹤著俄國艦隊。後來，直到沙皇不顧俄國好戰派的期待，拍發了一份道歉函，劍拔弩張氣勢方戢。現在令德皇興奮的是，苦於屈辱的沙皇，提議結合俄、德、法的力量，「以消除英國與日本的自大與傲慢」。德皇聞言立即發送一份俄德條約的草稿給沙皇，但叮嚀不可向法國洩露。他說：「條約一旦成為事實，我們聯合的力量將對法國發揮強烈吸引力」；又說：「有一種冷卻英國傲慢與作威作福的好辦法，就是到波斯—阿富汗前線去舉行軍事演習……」不過沙皇反應倒不積極。
德國下一步動作就更過分了。而且德皇也不應負全責。事實上對法國而言，現在德皇如果不以威嚇，改以動之以情的方式來拆散法英關係已嫌太晚。於是，比羅與霍斯坦說服德皇走訪北非丹吉爾（Tangiers）。在丹吉爾的演講中，德皇說「要向法國拋下手套」（譯註：威脅動武之意），以對法國獨霸摩洛哥的行徑挑戰。比羅接著要求召開一次會議，來檢討摩洛哥的前途。這次挑戰的時機對法國很要命。此時法國軍隊恰好遇上一次危機，俄國正與日本也正鬧得不可開交，使法國總理勞維（Rouvier）懷疑英國對法國支持的保證與價值。因此，法國外長狄卡西（Delcasse）讓步，接受了德國的要求（譯註：維持摩洛哥主權完整）。這表示德國的「武嚇」又下了一城，但也等於對英法發出一次警告，進而使英法更加靠攏。
第三個動作則是德皇自己發動的。一九○五年七月，當德皇在波爾科（Bjorko）乘坐沙皇的遊艇時，他突然拿出了條約的草案，用他夾雜法文的英語問沙皇道：「你希望簽嗎？這會是一件我們之間很好的見面禮。」德皇事後說，當沙皇尼古拉回答「是的，我會簽的」，「我眼裡充滿了興奮的淚水。一陣悸動閃過我的脊梁」，他感覺他的所有祖先，包括「老祖父」與「老普魯士神」，都在向他祝福。這種皇家外交，不論有多麼錯綜複雜，言詞間竟不失其幽默的輕鬆感。他給他「最親愛的尼基」（譯註：尼基是尼古拉斯，也即沙皇的暱稱）的一封信中，就有一段頗可喜的，富商業味的筆觸——「現在，你的艦隊翻新計畫書已印妥。我希望你別忘記提醒有關的權責單位，請他們記得我們在斯德丁（Stettin）、基爾（Kiel）等地的偉大造船事業。我可以確定這些造船廠會提供精美的樣品戰艦。」此外，在他給比羅的一封充滿苦惱的信中，文字中盡是肥皂劇式的誇張味。當比羅發現在摩洛哥即將簽訂的條約，與他的反法目標背道而馳的時候，威脅要辭職。威廉二世卻這樣回答，「在你的辭呈到達的早晨，我已不在人世間矣！想想我可憐的妻子兒女吧。」
但是當沙皇的大臣看到條約的時候，他們反對。他們認為這條約與法國結盟的原則不一致。他們並且將內容大量透露給法國，引起法國強烈的抗議。於是這篇外交「傑作」靜靜地丟進了外交廢紙簍裡了。
對德皇，持平而論，有一點必須提到的是，他曾因某些個人因素，使他對英國心生不滿。即使如此，這些不滿主要卻是他長期以威嚇手段尋求其目標的結果。他那強烈的衝動性格有一對手。此人是剛擔任英國海軍大臣（First Sea Lord）的約翰．費雪爵士（Sir John Fisher）。他經常談及如何預防戰爭；並且率直公開發表說，如果德國不限制其海軍擴張，它的艦隊終將在納爾遜的「哥本哈根模式」下被消滅掉（譯註：原文Copenhagened，指丹麥艦隊在哥本哈根，被英國納爾遜將軍殲滅的史實）。如此說法，在柏林自然比倫敦更聳人聽聞。導致德皇怨憤性格的各種原因中，愛德華七世對待他的方式，與其說是政治性，不如說是社交性與私人性的。其實，如果愛德華七世對這位外甥的古怪個性稍加容忍，可能會使雙方關係好一點。藍斯道爵士如此記錄道：「吾王在談到與寫到他的外甥德國皇帝時，所使用的字眼令人毛骨悚然。」這些私人之間的憎惡與不快，對英國這一邊並不重要。因為英王是一位天生統治者，又充滿幽默感。但對於北海邊上的德國，就有較強烈的反應了。其統治者雖能拍板定案，卻是一個毫無幽默感的人。由於這些個人憎嫌，鼓舞德皇進一步搞惡作劇式的陰謀與威脅，激起了英國極大的反應。情況就連坎培爾—班納曼（Campbell-Bannerman）的新自由黨政府也不敢忽視，於是被迫更接近法國了。
儘管英國政府後來拒絕與法國簽訂正式同盟，英國政府卻抱著另一種希望。他們估計英國人民對於法國遭受攻擊的反應，可能是希望英國介入的。法國自然辯稱這種緊急支援一無是處，除非想出一套實際運作辦法才有用。於是坎培爾—班納曼授權雙方參謀本部進行討論。雖然這些討論對於戰爭並無最終決議，卻對戰爭的經營，具有極大的影響。同時重要的是，一九○五年的德國新戰爭計畫，就曾估計英國將派遣七萬遠征軍至法國。這正是法國所要求的數目。
德皇撮合法俄打擊英國的企圖失敗之後，重新構思打擊占領摩洛哥的法軍。然而，他認為「從軍事技術觀點」，當時情況並不適宜，還不如與土耳其結盟，「在普魯士領導下，可以將伊斯蘭教的力量發揮到極致，供我驅使。」只是第一步先要安內，然後才能攘外。這段對於他不平衡的心智具有闡釋性的例子，印證在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給比羅的信裡。他在信中如此結論道：「首先，射倒社會主義者，砍他們的頭，使他們無能為力——如果必要，來個血洗——然後到國外去搞戰爭！戰爭不能先發動，也不能照原來步調進行。」
但是歐洲情勢次一步的改變，不但未強化他的政治基礎，反而削弱他在沙皇面前對俄羅斯的影響力。原來這個情勢的轉變，極諷刺地轉到一條幾乎想不到的路——新英國政府竟與其向來所厭惡的，專橫的俄羅斯靠攏了。這是基於情勢所逼的。其中部分原因在於英國的和平主義，部分則基於英國對德國威脅的本能反應，使自由黨政府在藍斯道的推動下，繼續致力去除與俄羅斯之間摩擦的傳統根源。於是到了一九○七年，雙方幾度接觸後，歧見在協商下化解。他們之間雖然並無肯定的協議，卻很自然地為歐洲合作打開一條路。儘管英法或英俄之間無正式協定存在，英國卻與法俄以彼此誠信為本而結合在一起。因此，英國日後再對法俄事務提出批評，就很難不被視為對此結合不忠。俄英兩國原先在緊要關頭的中立性影響力，也已悄然溜走。
這種成真的窘局，被外相艾德華．格雷爵士詳盡摘記在其一九○六年二月二十日的便箋上：
我想，各國都有一種普遍的感覺，我們的行徑卑劣，置法國於危機中不顧；美國會看輕我們；俄國在亞洲事務方面，將認為不值得與我們訂定友好協定；日本將向其他國家重新尋求保障；我們將失去朋友，也無力再結交朋友；德國將高高興興地利用整個對我不利的情勢……在另一方面，歐戰發生的前景，以及我們被拖入的可能性，都是滿恐怖的。

從此，名副其實的強權國家，事實上已概分為兩個敵對陣營。換言之，在其侵略性與欠考慮的政策下，創造了一個與之對抗的集團。說來其成員真可算是絕配。奧地利與德國彼此相互倚仗，結盟程度就像雪球擠壓之後，愈變愈堅固。然而德國也將被自己創造的環境所拖累。英國加入新集團之舉，使原來德奧義結盟中的義大利變成一個靠不住的伙伴。因此德國被迫加倍靠攏以前被它牽著走的奧地利了。如果德國希望走入戰爭，這樣的束縛倒對其有利，但是如果它想要和平，這樣的結盟將使它有如英國不能行動自如般礙手礙腳。
新歐洲的重組，並非舊勢力的平衡與消長，而是在勢力間製造壁壘。更嚴重的是，這座壁壘已裝上了炸藥——幾個國家與其說是為了野心，不如說是為了恐懼，軍費與武器只好急遽地增加。另外一個要命的結果是，由於害怕戰爭突然爆發，使專制強權們有了放手使用這些武器的機會。這種懼怕，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之前許久，就已成為後來導致戰爭的原因。
第一顆火花於一九○八年出現在巴爾幹半島。保加利亞抓住土耳其革命的機會，擺脫土耳其這個宗主國；奧地利也同樣藉機併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這兩個早從一八七九年就被它治理的省份（譯註：即原鄂圖曼帝國的省份）。這併吞的行動，曾經由奧俄兩國外長艾侖塔（Arenthal）與依茲弗斯基（Isvolsky）的商討。依茲弗斯基原是為回報奧地利支持俄國取得韃靼尼爾海峽的開放而同意此事。但就在依茲弗斯基通知英法兩國之前，兼併之事就已宣布了。這事件對義大利而言，感覺被公然侮辱似的；對塞爾維亞是一種威脅，然而在俄國的情形就更糟了。德國駐俄大使竟以逼人語氣要求俄國承認此事，不然就會遭受德奧的聯合攻擊。
俄國則囿於勢單力薄，不如對方德奧聯手威脅來得強。只好忿忿感覺它在巴爾幹半島到口的地位又要吐出了。依茲弗斯基更感覺他不僅被威逼，簡直被戲弄一頓。於是頓時辭去外長，前往巴黎大使館作為一名反德勢力的健將。這又是一件與個人有關的戰爭因素。至於奧地利，則因師效德國武嚇外交成功而受到鼓舞，準備繼續幹這類勾當。
艾侖塔的波士尼亞式詭計在一次大戰的直接起源中，地位重要而顯著。這樣的手段是相當不幸的，因為在一九○六至一九一四年之間，德國至少與英法的官方關係已見改善。然而，德國海軍所持續增加的惡兆，更令人注目了。現在很容易了解，德皇之所以鼓舞鐵必制將軍所主張的反英海上武力企圖，主要來自虛榮。但當時看來卻是經過設計，且是動作前後一致的挑戰。所以縱使德皇嘗試與英國修好關係，卻不滿自己的方法。德皇在一九○八年一次著名的《每日電訊》專訪中，曾想贏得英國的人心。他的方法竟是宣稱英國人「像三月野兔那樣莽撞」，不願承認他的友善；他並說自己是居住在一塊「對英國不友善」的土地上的少數派。他愈說，愈不能撫平英國人的憂慮，還引發了由比羅發起的德國大眾的強烈抗議，同時也軟化了德皇自己對國內主戰派的約制力。
但是這樣的結果，也導致德皇撤換首相比羅。這好意的點子原是貝特曼—霍維格（Bethmann-Hollweg，譯註：比羅的後一任首相）提出的。他比較期望和平，即使維持和平比較不可能。他立即為英德結盟展開磋商，英國自由黨政府反應熱烈。自由黨已在一九一○年的大選之後重獲執政。然而，實質的決議並未達成。其因：第一，鐵必制反對德國海軍軍備做出調整；第二，德國要求任何協議文件上，都應明文禁止英國援助法國。
德國這樣做，動機未免太戰略性了。於是外相艾德華．格雷爵士只好這樣答覆，「捨老友而交結新友，未免太不值得了。」
儘管如此，緊張氣氛倒紓解了些。德國民意、新聞界與德皇，就像德皇自己在公文上批示的說法一樣，仍然患有恐英症。主要原因來自自己目標未達成的受挫感，以及一種眾所周知的構想——英王愛德華七世已計畫將德國圍堵在一個範圍廣大的包圍圈裡。也許最明顯的反應，就是相信英王基於拆散奧德的動機，於一九○八年訪問法蘭西斯．約瑟夫（Francis Joseph）皇帝。雖然現在我們從奧地利檔案中得知，英王實際上是要求法蘭西斯．約瑟夫皇帝協助減輕英德之間的不和，並且將結盟視為一種共同的連繫。不過，英德之間的討論，倒促進了兩國外長的關係。使他們合力將幾個爭議性議題定案。此外，法德在摩洛哥的殖民問題上的和解，也有助於雙方的關係。
很特別的，這趟和解之後，跟著又來一次新摩洛哥危機。夠妙的是，這趟新危機是被另一位講求和平的外長，基德侖．威希特（Kiderlen-Wachter）所挑起的。但德皇曾加以反對。這是另一件德國領導階層因雙頭馬車，導致政策搖擺不定的例子。它顯示了德國在政策制定中，有其危險性存在。一九一一年六月，基德侖派遣一艘砲艇前往亞加狄爾（Agadir），要求法國對非洲有所讓步。英國內閣的主要和平主義者，前波耳戰爭反對者勞合．喬治（Lloyd George）聞訊之後，則以一篇公開演說譴責德國威脅和平。結果，英國以備妥支援法國的架勢明確表態，澆滅了點燃戰爭的火花。不過德國的輿情卻比前更加激憤，狂熱地支持另一次海軍增加軍備的政策。儘管如此，德法兩國因隨後摩洛哥問題的解決，消除了彼此之間嚴重齟齬的根源。也因此間接為一九一二年哈爾丹（Richard Burdon Haldane，譯註：英國律師、政治家、哲學家，一九○五年任陸軍大臣）前往德國的任務，營造了較佳的官方氣氛。然而，即使哈爾丹也要承認他的「精神屋」（spiritual home，譯註：原文指他的哲學領域上的德國）已經變成了「彈藥庫」，雖然他只跟內閣同事談起他的憂慮。但就在德國國內主戰派成長的同時，和平分子也正在進行大結合，他們大部分出現在社會主義團體。此外，德國現任首相也心存和平，所以，倒為進一步的和平磋商打開了一條路。
就在這一刻，一條新的火藥引線已埋定。地點就在巴爾幹半島。土耳其的虛弱，加上義大利占領的黎波里（Tripoli）的事實，鼓舞了保加利亞、塞爾維亞與希臘三國支持馬其頓獨立（Macedonia，譯註：馬其頓當時屬土耳其），其目的只是在將土耳其驅離歐洲。土耳其很快就被打垮（譯註：此為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塞爾維亞分得了北阿爾巴尼亞。但是對塞爾維亞野心已心存憂慮的奧地利，絕不希望一個斯拉夫國家將疆域觸及亞得里亞海（Adriatic）沿岸。於是動員軍隊威脅塞爾維亞，卻引起俄國反奧的相同動員準備。幸好德國聯合英法化解了危機。比較不幸的是，他們的和解，造成了另一次新危機。他們為了維持阿爾巴尼亞為一獨立國家，不願見到它被瓜分。塞爾維亞現在要求部分的馬其頓領土，保加利亞不但以言辭拒絕，而且乾脆起兵（譯註：塞、保、希三國先為瓜分馬其頓相持不下。俄國未及調停，保加利亞即率先將馬其頓搶到手，引起塞爾維亞對保加利亞宣戰），後來卻在塞、希聯手之下屈服。同時，羅馬尼亞也在混亂中企圖分羹，土耳其則趁機收復失土。
於是，塞爾維亞成為主要贏家，保加利亞則是最大輸家。這樣的結果奧地利自不願見到。到了一九一三年夏，奧地利向德國建議立即進攻塞爾維亞，被德國制止，並勸其稍安勿躁。但德國自己卻因加強對土耳其軍隊的控制，再次引發俄國的不快。俄國留意到，自己的韃靼尼爾海峽美夢已悄然颺逸，因此俄羅斯大臣們做出結論，只有一場遍及全歐的戰爭，才能使一切恢復舊觀。不過這可是一種危險的心態。如今他們第一目標就是要重振在巴爾幹的影響力，並且以擊敗羅馬尼亞為建立新巴爾幹同盟的第一步。這一想法等於向奧地利當頭示警。奧地利此時則已被內部的多民族問題（譯註：包括斯拉夫族）攪得頭昏眼花。
奧地利除了向被它併吞省份中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人，以及在外西凡尼亞地區（Transylvania）的羅馬尼亞人動用武力之外，別無他法。奧地利並且準備以同樣方式，對付集所有不滿種族、不滿分子之大成的塞爾維亞。奧地利領袖們以為，仗在國界外打，才是敉平內亂的最佳辦法。其實持這種想法的，不只奧地利。在俄國，近來騷亂四起，皮鞭與放逐只遏阻了其中一半；在德國，要求全民參政權的吶喊聲響徹雲霄，使這幾個國家的主戰派，視戰爭為宣洩民怨的安全氣閥。
這一年來，國際間各種煽動誘因倍增。舉凡好戰演說、文章、謠傳，以及邊界糾紛等盡皆出籠。美國威爾遜總統的好友，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在離開柏林時，就深信德國軍方會找最適當時機發動戰爭；而且他認為，如果德皇反對，他們會逼迫德皇遜位。此時，法國為了因應德國陸軍的最新發展，通過了「三年役期法案」，以便解決基層單位的人力問題。德國好戰派聞訊更是興奮不已。但是德國駐法大使卻向貝特曼—霍維格報告，「法國除了許多社會圈子的沙文主義心態，以及夢想收復失去的省份之外，整個法國可以形容為渴望和平。」最明顯的，即使潘加萊（Poincare）總統自己也這樣說：「法國不希望戰爭，但不怕戰爭。」然而，整個歐洲其他地方都硝煙四起，論調都充滿了宿命感。
致命的火花終於在波士尼亞首都塞拉耶佛（Serajevo）點燃，時間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最先的犧牲者顯現了命運的反諷。激情的斯拉夫民族主義分子竟以謀殺法蘭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也就是奧皇法蘭西斯．約瑟夫的王位繼承人，來增加起事的籌碼。這位在奧國擁有權勢的皇儲，其實還是他們的友人。因為斐迪南有一個夢想。他企圖以聯邦方式，將幾個民族鬆散地結合在一起，來重建其王國。但是對絕大部分居住在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而言，皇儲是壓迫者的象徵；對於企圖使他喪命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而言，他尤其可恨。因為他的民族和解大夢，會阻礙他們脫離奧地利加入塞爾維亞，開創包容性較寬廣的南斯拉夫國（Yugo-Slav state）的理想。
有少數的年輕陰謀分子，從一個叫做「黑手社」（Black Hand）的塞爾維亞人祕密社團獲得奧援。黑手社成員主要為陸軍軍官。他們對既存的塞爾維亞文人政府官員採集團式的敵對。塞爾維亞政府官員似乎風聞有人要行刺斐迪南大公。於是著令邊界攔截陰謀分子。但由於邊界的守備也是黑手社成員，預防措施自然落空（譯註：斐迪由此行為改善王室與斯拉夫人關係，而走訪波士尼亞首都塞拉耶佛）。另一不確定說法是，有一含糊不明的警示曾送到維也納。肯定的是，奧地利官方對於保護斐迪南，粗心得令人訝異。他們對降臨在這位不甚受歡迎的皇儲身上的命運，竟冷漠以待。至於說到波士尼亞的軍事總督，也就是未來攻擊塞爾維亞的指揮官波提奧列克（Potiorek），他一直被懷疑共謀暗殺斐迪南。
斐迪南車隊通過塞拉耶佛市政府時，殺手曾企圖開槍，但未成。波提奧列克立即笨拙地指示車隊回頭，致使斐迪南的座車必須暫停。就在這時，兩聲槍聲響起，斐迪南與其受王室輕視的平民王妃，瞬時受到重傷。斐迪南死於上午十一時——這像是充滿惡兆的時刻。
除了奧地利與塞爾維亞，暗殺的消息造成各國人心恐慌與義憤。塞爾維亞的新聞則不掩飾其興奮之情。塞爾維亞大眾更開懷歡慶。另一方面，飽經巴爾幹戰火的塞爾維亞政府，為了鞏固所獲的土地，原正在極力求取和平。可惜塞爾維亞政府並未抓住這次機會，表示其查緝共謀者的意願。
奧地利警察在調查上也並未盡力。事發兩星期，調查工作執行人維斯納（Wiesner）報告道，雖然塞爾維亞社團與官員脫不了干係，「未發現塞爾維亞政府參與此事的證據……相反，毫無疑問有理由相信，塞爾維亞政府與此事無關。」
但是奧國立即做出了決定，雖然這決定的行動，外表看來拖延了很久。奧地利外長貝赫托德伯爵（Count Berchtold）除了保有前任外長艾侖塔詭詐的傳統之外，還青出於藍地加添一絲優雅的氣息。貝赫托德伯爵暗自慶幸地逮到了挽回奧地利與他自己威望的機會。暗殺事件發生的隔日，他向參謀總長宣布，一次徹底解決塞爾維亞問題的時機已到。這句話對總長康拉德．馮．霍曾道夫（Conrad von Hotzendorf）而言，如同是自己一再強調的發動戰爭論的迴響。但貝赫托德伯爵的說法遭到提斯查伯爵（Count Tisza，譯註：匈牙利首相）的強烈反對。理由則是為了權宜手段的運用，而非關道德。提斯查伯爵說：「不論在何時，要找一個適合的開戰藉口都不難。」康拉德也考慮到手段運用問題，於是告訴貝赫托德外長，「我們必須先問德國，看它願不願意作我們攻擊俄國時的後盾。」其實貝赫托德自己也一樣，不想重蹈覆轍，像兩年前那次令他名聲大損那樣，再吃德國的閉門羹。因此他們說服了年邁的奧皇，簽了一紙備忘錄給德皇，還附帶一封私函。
然而德皇根本不需奧國開口。因為德國大使柴爾斯基（Tschirschky）在六月三十日已向德皇提出一份報告。內容顯示他在先前與貝赫托德的會談中，已警告奧地利，反對任何輕舉妄動。德皇的反應，只是在報告上潦草地加上幾句批示。他批道：「誰授權他這樣幹？他簡直是個蠢蛋。這與他無關……柴爾斯基少再胡說。我們必須解決塞爾維亞問題，而且要立刻。」可憐的柴爾斯基，他跟不上主人所玩的把戲了。由於他曾經積極鼓吹戰爭，他或許還記得兩年前，主子約制他的聲音。所以這次他原想一改口氣，以配合德皇的意願，卻發現皇帝的心意也已改變。這如何解釋呢？最可能情形是，德皇除了唯恐再被人非難軟弱之外，皇室流血，以及一種更值得稱讚的動機——朋友被殺，才是他改變心意的原因。
因此，德國首相貝特曼—霍維格於七月五日向奧地利信使何約斯伯爵（Count Hoyos）保證，奧國「可以完全倚仗德國的支持」。「德皇的看法是，絕不可延遲……倘若奧匈帝國與俄國非開戰不可，德國保證，德國會站在奧匈這一邊的。」不過首相又加上一句，俄國此時「不可能完成備戰」。德國已完成備戰——這是他有把握的。首相並與陸海軍顧問經過倉促間討論之後，隨即下達各種預警命令。同時間，德皇仍照計畫前往挪威訪問。幾天之後，也就是十七日，助理參謀總長瓦德西（Waldersee）向外交部長報告道：「我將留駐在此，準備發動攻擊。我們都準備妥當。」
這張由德國首相背書，對後果獲得充分認可的空頭支票，在戰爭的近因中地位顯著。奧地利急於兌現，而柴爾斯基則急於彌補先前的愚蠢警告。德國做出這個戰爭決定的過程，並不像後來所做的決定。雖不能說這個決定是在冷靜氣氛中做成，但出自相當平靜的過程是毋庸置疑的。其中並具有評估發動戰爭意願的特殊意義。尤有甚者，德奧還小心翼翼地企圖平息使人感到急於開戰的感覺。就如康拉德所言，「必須假裝有和平的意願」。之後，德國既未勸告奧國對各種需索保持節制，自己更急於尋求義大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土耳其對開戰的支持。德國雖未將有關的軍事行動暗示義大利，但通知奧地利，一旦戰爭來臨，準備好支付德國支持它的代價。
奧地利外長貝赫托德在取得德國保證之後，下一個問題是擬寫一份塞爾維亞不曾接受的最後通牒。經過一番思索，到了七月十日，貝赫托德向柴爾斯基承認，他仍在考慮「什麼樣的要求，是塞爾維亞完全不可能接受的」。現在唯一反對的，只剩下提斯查的聲音了。有人告訴提斯查，「外交上的成功，是毫無價值的。」他仍威脅不支持。等貝赫托德警告他，「如果再拖延，軍事手段就很難達成了」，並且強調，「德國不會了解我們居然有人忽視這次可以痛擊對方的機會」。提斯查聽了這才突然轉舵。事實上，奧地利這次如果表現得軟弱，它可能會被德國一腳踢開。
最後通牒起草完成，奧地利老皇聽了內容之後說：「俄國不會接受……這等於要打一場大戰。」不過最後通牒仍等到各種戰爭準備完成之後，方才送交。這時，正在俄國訪問沙皇的法國總統潘加萊，已從聖彼得堡啟航返國。奧國政府則以和平保證，說服在維也納的俄國大使去休假。不過德國各輪船公司已接到警告，奧地利最後通牒送出那一天，他們必須準備好，以便為快速的「發展」做出應變。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時，最後通牒終於送交塞爾維亞政府。當時塞爾維亞總理並不在場。條件除了壓制所有反奧宣傳之外，奧國有權下令任何塞爾維亞官員離職，並以奧地利官員取代。這根本直接侵犯塞爾維亞作為獨立國家的資格，而且要求塞爾維亞在四十八小時之內接受。翌日，德國政府向聖彼得堡、巴黎、倫敦發出外交照會，表示奧地利在最後通牒上的要求，「適當且正確」。其實，當德國政府輕率寫上這些話的時候，未曾見過這最後通牒一眼；外交照會上，並且加了一段威脅，「任何干涉……將會導致無法估計的後果。」英國大驚，俄國大怒。
但就在最後通牒截止前兩分鐘，塞爾維亞的覆函交到奧地利大使手中。妙的是，奧地利大使為了遵照指示，竟未及拆信，就逕自宣布與塞爾維亞斷交，並從貝爾格勒（Belgrade）跳上火車返國。三小時之後，奧地利對塞爾維亞邊界地區正式下達局部動員令。同時，德國與俄國都開始進行動員前置作業。
然而，塞爾維亞在答覆奧地利最後通牒的函件中，除了對於絕對侵犯塞爾維亞自主權的兩點之外，其餘照單全收。當七月二十八日德皇看過塞爾維亞的答覆之後，他批道：「只四十八小時就有這等成績……是維也納一次重大的精神勝利；但這樣一來，所有戰爭藉口都飛了。」對於奧地利的局部動員，他則寫道：「單靠這個，我就不必下令動員了。」對德皇來說，又是再一次武力威嚇成功。雖然德皇已在那些懷疑他軟弱的人士面前，露了一手強人姿態，卻對當前成就已感心滿意足。他認為皇家榮譽已然彰顯。但他竟不智地建議奧地利不妨先占領一部分塞爾維亞領土，等到塞爾維亞完全實現奧地利的要求為止。這點俄國絕不會同意的。貝特曼—霍維格卻贊同德皇的看法；於是在二十八日早上，這個建議送到了維也納。但加上一句，「如果奧地利再拒絕一切調停建議，德國人民會非難政府，認為政府該負大戰之責。」
但是這改了調的建議，受到要命的耽誤。德國就在最佳的時機，自己搞砸了這些建議。早先，當二十四日德國發出外交照會之後，俄國立即得到法國的支持；英國外相格雷則受到盟邦的壓力。它們要求他宣布英國與它們團結一致。由於在英國，這樣聲明除了必須說服國會之外，內閣也會有不同的意見，民意更不一定支持這種作法。因此他並未按照盟邦的要求做出宣布。同時他害怕任何這類行動，都可能加強俄德兩國的主戰派聲勢。於是他設法打開調停之路。二十四日，他先通過柏林，敦促延長奧地利的最後通牒時限。柏林不支持這要求，並且拖延轉達維也納的時間。直到期限終止前兩小時，才將他的要求送達奧地利政府。但立即遭到奧地利拒絕。他鍥而不捨，分別在二十五日與二十六日兩天又主張由德、英、法、義進行聯合調停，要求奧、俄、塞爾維亞節制軍事行動。巴黎與羅馬立即接受建議。在聖彼得堡的沙查諾夫（Sergey DmitriyevichSazonov，譯註：俄國外交家，時任俄外交部長）原先也提出過這樣看法，現在他當然原則同意，但希望先與維也納直接討論再說。柏林則拒絕。德皇在看過有關的調停報告後，照例在上面做出一陣火辣的塗鴉，「這又是英國式傲慢的大手筆。我又不是用來開一張格雷藥方給奧皇陛下（HM the Emperor），教他如何保住面子的。」有許多證據顯示，德國曾受英國態度影響，準備在戰爭一旦爆發時保持中立。但英國政府在二十七日報紙上，刊登了這麼一段消息，「為演習而集結的艦隊，已接獲命令不准解散。」這樣的暗示，加上塞爾維亞答覆函的本意，使得柏林政府口氣改變。其實，柏林的參謀本部在一天前，已向外交部提出最後條件（ultimatum），表示他們已徵兵完畢，準備向比利時開拔。
因此，就在七月二十七日稍晚，德國政府決定將格雷的建議轉達給維也納。德國轉述了格雷的話，表示聯合調停「如你所期望，為你結合了相當程度的力量」。但是當奧地利大使見過德國外長之後，發現事有蹊蹺，於是發電給維也納，「德國政府所提之保證極不允當。德國不可能支持他們的調停，並與諸國的想法全然相反。德國與他們溝通的唯一目的，是為了讓英國滿意……德國政府如此做，是因為他們認為有一點非常重要——英國現階段不應與俄法採取一致行動。」所以，二十八日當德皇看完塞爾維亞的覆函之後，就出現我們在前文見到的冷卻語調。而貝特曼—霍維格在那天給維也納的首次「忠告」，也可說太晚，而且缺乏熱忱。
於是，又是十一點！奧地利政府就在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向塞爾維亞宣戰。同一天，貝赫托德並拒絕沙查諾夫的直接會談建議，理由是已經宣戰。奧地利輕率決定了戰爭，其起因與方式的背後，尚蘊含著冷酷的事實。在軍事上，儘管二十八日已宣戰，部隊要到八月十二日才能集結完畢。但是德國一味催戰，使貝赫托德與康拉德害怕因耽擱而失去德國靠山，以及難逢的戰爭機會。於是貝赫托德於七月二十七日，像在挖苦似的，向奧皇做出形勢判斷。他說：「我想，宣戰只要未造成新情勢，協約國仍可能再度嘗試和平解決的辦法。」為了獲得皇帝在宣戰書上的簽字，他將事實描述成奧地利軍已遭塞爾維亞攻擊，以消弭皇帝疑慮。等他目的達到之後，他就將文中有關這段想像中的攻擊字句刪除掉。
現在，在「軍事需要」驅使下向戰爭深淵狂馳的衝力，速度已快到無法控制地步。歐洲各國的參謀本部為了建設他們巨大且笨重的戰爭機器，都忘了戰爭的首要原則——適應力與融通性。整個歐洲大陸為了進行相似的動員與徵兵，幾陷於失控。結果很快顯示，各國戰爭車隊都可以開動，卻都無法導入正確方向；原來它們的方向盤角度都不夠。這些正危及和平的缺陷，顯示掌握現今龐大軍隊，與控制過去小型專業軍隊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在這關鍵性幾天，這些將軍們只一心一意希望開動戰爭機器。盼望戰爭，卻害怕被不利的因素絆倒。這種心境大家都有。於是，就像在奧地利一樣，政治家們在德國與俄國，主張和平的一切行動，都受到將軍們求戰的掣肘。將軍們揚言，如果政治家不聽他們的技術性忠告，大禍即將降臨。在奧國，將軍們與貝赫托德都為啟動戰爭而狠下心來。
將軍們的這一套，下一步在軍事上了無創意的俄國，也奏效了。在此，奧國宣戰的消息造成了一個決定性的轉變。到目前為止，沙查諾夫始終牢牢掌握俄羅斯將領的動向。現在，他開始向不可避免的事實低頭了。他建議俄國應當實施局部動員——他指的是奧地利邊境的俄國軍隊。但參謀本部除了辯稱在「技術上」，這樣做並不符合實際之外，並指出唯有全面動員，才能避免戰爭機器失靈。沙查諾夫不想讓步，但也不想壓制他們，他選擇了折衷。他擬妥兩道敕令等待沙皇簽字，分別是局部動員令與全面動員令。至於介於其間的任何決定，也就不談了。
俄國參謀本部企圖實施的是第二種，也就是頒布全面動員令。翌晨，動員部門的主管就收到沙皇暫簽的全面動員令。這份命令必須經過政府各部門大臣簽字後生效。其中有一位大臣遍尋不著，直到傍晚方才找到。同時，德國大使在下午六時左右晉見沙查諾夫。大使轉達了一封貝特曼—霍維格的信。內容表示，「如果俄羅斯繼續動員，德國也將動員。動員即表示戰爭。」但德國保證，傳達這則訊息「不是一項威脅，只是善意」。不過對沙查諾夫，這訊息聽來更像是威脅，似乎想阻止俄國在奧國邊境的任何動員，即使是局部動員。於是他不再反對喧擾不堪的參謀本部意見，在與參謀總長亞魯希克維區（Yanushkevich）會商之後，他顯然同意全面動員，並得到沙皇的准許。
現在，我們暫且回頭一看同一刻的柏林。柏林同樣充滿緊張，也一樣有戰與不戰的兩邊人馬，在作意志的拔河對決。但是德皇與他的政治顧問現在嚴重警覺到，奧地利的行動將使奧德有如犯罪黨羽一樣，不但會失去義大利的支持，而且招致英國的反對。因此，參謀本部要求立即動員自然被拒。傍晚過後，貝特曼—霍維格探訪英國大使。他討價還價，試圖說服英國保持中立，並承諾德國將不兼併任何法國領土；但加了一句，有關法國的殖民地部分，他「不能做出這樣的保證」。英國大使則告訴他，這種建議英國似乎很不可能接受。事實證明他有先知之明。李希諾夫斯基（Lichnowsky，譯註：德國駐英大使）從倫敦發來的警告表示，英國的看法正趨於強硬。這使得德皇暴怒起來。他又信手在紙上塗鴉，以難聽的渾名，大罵「英國偽善主義」。他稱格雷是「卑鄙的騙子」；更妙的是，一想到貝特曼—霍維格的建議，他就罵英國人是「一群低賤的販夫走卒」。但是，李希諾夫斯基報告中所談到的格雷的新調停建議，至少促使貝特曼—霍維格向維也納發出一連串電報，規勸奧地利人別再搞堂而皇之的拒絕，以免拖德國下水。德皇則發電給沙皇，表示他正試圖說服維也納同意參與「坦率的磋商」。沙皇也拍發了語調相似的安撫性電報給德皇。兩電交錯而過。德皇更覆電建議，「將奧國—塞爾維亞問題提交海牙會議較為正確。我信任你的智慧與友誼」。事實上，德皇在沙皇來電電文上批的是「廢話」兩字，表示懷疑後者的誠意。然而，德皇的第二封電報同時要求停止軍事行動，因為它「會突然造成災難……」這封電報倒有實效。
到了晚上七時，沙皇打電話給參謀總長。儘管亞魯希克維區激烈辯稱全面動員令已下達，沙皇仍指示取消全面動員命令，代之以局部動員令。
不過，俄羅斯參謀本部雖然被沙皇搞得有點狼狽，他們畢竟非省油的燈。第二天早上，為了扳回一城，他們帶了新的理由，挑起一切責任，試圖晉見沙皇。沙皇為逃避他們的壓力，竟拒絕接見陸軍大臣。於是，亞魯希克維區只好退而求其次，去找沙查諾夫；並向沙查諾夫堅決表示，全面動員行動上的任何耽誤，將使軍事組織陷於混亂，且危及俄羅斯的安全。他又說，局部動員將使法國感覺戰爭一旦發生，俄國無力協助它抵禦德國的猛襲。對戰爭爆發的確定性已認命的沙查諾夫，答應於下午晉見沙皇。沙皇一臉蒼白與憂心。經沙查諾夫一番安慰，保證戰爭發生與他的道義無關之後，沙皇方才讓步，並下令全面動員。沙查諾夫隨即以電話轉達命令給亞魯希克維區，勸他「這天剩下的時間躲起來」，以防沙皇反悔。沙查諾夫第一念頭是，盡量為全面動員行動保密，不發任何宣戰文告，但發現技術上不可行。於是沙皇的敕令（ukase）於翌晨，七月三十一日上午正式公布。同一天，只晚了幾小時，奧地利也下令全面動員。自此，「政治家」們照常拍發電報，折衝樽俎，卻形同廢紙。戰爭機器已完全主導一切。
其實，不僅是俄國，三十日那天，戰爭機器也在其他國家啟動。下午二時，德國參謀總長小毛奇（Helmuth von Moltke，譯註：後文一概譯為「毛奇」）透過奧國武官向奧國參謀本部發出訊息，表示俄國的軍事措施，「將與德國發展成一種約定（casus foederis）……謝絕大英帝國為和平所作的新進展。一次歐洲的全面戰爭，將是拯救奧匈帝國的最後機會。德國已毫無保留地準備作為奧國的後盾。」之後，他拍發電報直接對康拉德說：「立即動員抗俄。德國即將動員。向義大利提出補償辦法，說服它履行同盟義務。」因此，毛奇等於廢掉了貝特曼—霍維格欠缺決斷力的那份電報。其實，奧國軍民領袖一體毋須別人強調什麼；對他們而言，一份德國支持的保證就已足夠。他們根本不願接受任何和平調停，除非德國威脅要撤回支持。「德國」兩字，現在就是他們的「參謀本部」的意思了。
俄羅斯動員的消息到達柏林之後，德國立即宣布進入「戰爭狀態」（state of danger of war）。其中包括動員第一階段，是一套為取得優勢，不露詭計的簡潔軍事策略。同時間，最後通牒分別緊急遞交聖彼得堡與巴黎。在給俄國的最後通牒中，德國要求俄國「必須在十二小時內，中止一切反奧反德的戰爭措施」，並且「將結果明確正式通知我們」。沙查諾夫答覆說，技術上已不可能對動員喊停，但只要和平協商未中止，俄國就不會發起攻擊。沙皇為加強這樣說法，另電德皇，「我了解你有義務不得不動員，但希望你能給我如同我給你的保證，也即，這些軍事措施並不表示戰爭。而且我們將繼續磋商……」然而，德國政府不等俄國的答覆，於八月一日傍晚最後通牒期限過後，向駐聖彼得堡的大使發出一份正式宣戰文件，然後由這位德國大使轉交俄國。幾乎同時，德國開始動員。
雖然海留斯將軍（General von Chelius）曾以敏銳的觀察力，從聖彼得堡發回報告說：「這裡的人，因害怕即將來臨的戰事而動員。其實並無攻擊性目的，而且已經為這樣結果驚惶不已。」德皇也曾眉批道：「對，這就是事實。」不過現在一樣驚嚇不已的德皇，已無法停止住他自己的戰爭機器了。因為毛奇堅持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情勢，應該用來攻擊」，並指出，「法國現在軍事情況正處尷尬，俄國則獨缺信心；尤其是，在一年當中的這段時間開戰對我們非常有利。」俄羅斯參謀本部的鹵莽作法，至少可視為「緊張」的結果，但毛奇的參謀本部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個人因素有時關係全局。如果，此時需要挑選三人為這場戰爭負主要個人因素之責，這三人就是貝赫托德、康拉德與毛奇。但毛奇實際上只是一家有限責任公司（a limited company）的代表。這家公司名叫「大參謀本部」（Great General Staff）。
然而，如果說他們的行動是經過深思熟慮，在他們想法的背景中，除了軍國主義的野心之外，真正重要的應是恐懼。奧國參謀本部恐懼塞爾維亞因巴爾幹戰爭獲得新領域，而使軍隊實力倍增。德國參謀本部則懼怕從一九○五年以來，在蘇霍林諾夫（Sukhomlinov）領導下積弱頗深的俄羅斯陸軍，突然間起死回生。毛奇就像在重負下的莽夫，先要把奧國拉進戰火，然後自己再跳進戰火中去拯救它，同時要求後者的協助作為回報。
德國在對法國的最後通牒中，要求了解法國是否在「一次德俄戰爭中」，能保持中立。除要求法國在十八小時內答覆，並威脅「動員將無可避免表示戰爭」。德國駐法大使並已按照指示，如果法國維持中立，他將提出法國不可能辦到的要求。那就是要求法國交出凡爾登（Verdun）與圖勒（Toul）的要塞作為擔保。毛奇的作戰計畫原本就是要打一場兩條戰線的戰爭（譯註：指東西線同時作戰）。如果僅出現一個目標，他的目的就會攪亂！但這樣的軍事愚行能進一步發展嗎？
德國大使要求在八月一日得到答案。法國人的回答倒很簡單，就是要「以法國利益行事」。當日下午，法國下達動員令。不過在共和體制下的法國，文人政府的層級高於參謀本部；並且，自七月三十日以來，為表示善意，以及防止邊界小衝突變成戰爭的藉口，法國邊防軍已向後撤退十公里至一條新防線上。這樣後撤，在軍事上自屬不利，在政治智慧上也不高。德軍哨兵在官方允許下，分別於七月三十日與三十一日越過邊界進入法國。因此，當八月三日德國向法國宣戰時，德國唯一的明確藉口是，一名法國飛行員「在卡爾斯魯（Karlsrue）與紐倫堡（Nuremburg）附近的鐵路上投擲炸彈」——其實這是一件在德國宣戰之前，即被德國否認過的謠傳。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德國實際宣戰日被拖延了兩天，這是為何？第一，格雷的新建議曾表示，只要俄奧之間尚存任何達成協議的機會，德國與法國應抑制任何攻擊行動。事實上，在文字上這項建議顯得有些模糊。而渴求和平的李希諾夫斯基卻將它擴大解釋，並致電柏林表示，「這將意指，倘若我們不攻擊法國，英國將保持中立，英國並保證法國也會中立。」這倒使德皇與首相不知所措。因此德皇告訴毛奇，「我們只好把軍力全部指向東方囉。」毛奇則如其回憶錄上所寫，答道：「百萬大軍的進軍計畫……是經年累月費盡心機的成果。一旦計畫成形，不可能說變就變。」德皇狠狠頂回去，「你的伯父就不會給我這樣的答覆。」於是，毛奇遂了心願，繼續集中力量進攻法國，但被命令對法國、盧森堡的越界行動暫停二十四小時。後來毛奇悲傷地寫下當時心境，「這對我是個極大震撼，我的心有如被重擊一般。」不過他的心痛不久就好了。當晚夜深時分，從倫敦發來的最新電報，英國並不想承諾中立了。這下煞車已鬆。即使這事曾對毛奇的安排造成阻礙，他的先頭部隊在當天已比預定時間提早進入盧森堡。
儘管如此，英國內閣的意見仍猶豫未決，大多數成員非常渴望和平。由於不確知民意情況，他們未對德國發出清晰的警告。這警告原本說不定可以強化貝特曼—霍維格對抗國內主戰派的微弱努力。現在說來為時已晚，戰爭機器已控制一切。七月三十一日以後，戰爭顯然已無從挽回。因此，英國繼續維持態度不明的作法，儘管看來自然，也值得讚許，卻只會增加法國的焦慮，因為他們懼怕被英國遺棄。
德國已就定位。它老早準備了一份給比利時的最後通牒。這份最後通牒要求比利時答應德國部隊借道通過。其實這是長期擬議的作戰計畫的一部分。最後通牒於八月二日晚送交比國。比利時政府為確保中立地位不被侵犯，嚴拒了這項最後通牒。接著德國軍隊就在八月四日清晨入侵比利時。這一威脅性舉動對英國具有決定性。即使正式軍事行動尚未出現，它在強化英國國內對於介入戰爭的意見上，是非常重要的。其實德國參謀本部早已估算，英國介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事。英國隨即向德國遞出最後通牒，要求德國必須尊重比利時的中立立場。貝特曼—霍維格在接下通牒時，尚令人可鄙地抱怨道：「英國竟以一張廢紙進入戰爭。」德國時間晚上十一時，最後通牒到期，英國已進入戰爭，義大利仍在圈外。因為它已在七月三十一日決定保持中立。
戰爭前的最後過程，猶如早先一些行動，也由「技術性軍事理由」掛帥。德國陸軍非穿越比利時不可，即使這樣做必使英國加入反德陣營。軍事技術如何使和平帶來戰爭，如何使戰爭致勝；這些，我們不久就看到一切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
試讀內文
序言
《大戰真相》（The Real War）（譯註：本書原名。首次出版於一九三○年）出版至今已超過四年。當時選擇此書名的理由即如其哂，是要揭露這場戰爭的真相。此書名算是達到了這個目的。但隨著時間的消逝，這樣的目的已成過去。以作為這場戰爭的重大紀事摘要而言，此書內容從未受到過嚴重挑戰。對戰事的解析，甚至受到各國核心層軍事觀察者的支持，其所受肯定程度甚令我驚喜。現在，開戰以來二十年過去，戰時出生的一代已成長，但戰爭對他們則無個人記憶可言；這場戰爭儼然成為歷史。因此，不論在時間...

「軍情與航空」網站主編─―施孝瑋：「要消弭戰爭必先了解戰爭。李德哈特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從將領訪談中描繪出一戰的樣貌。讀者可從將領的觀點看到大戰中戰役的推演，進而分析雙方致勝與戰敗的原因。就讓李德哈特為您撥開戰場之霧。」

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翁明賢：「歷史不會重演，記取歷史的教訓是決策者的必修科目。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雖侷限於歐陸地區，卻引導帶來全球範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本書從戰略角度解析，辯證一戰真相，讓戰史研究更具豐富與可看性。」

《尖端科技》雜誌軍史專欄作者─―高雄柏：「李德哈特是20世紀英國最負盛名的軍事與戰略理論家之一。他親自參與英國一次大戰期間傷亡最慘重的索穆河會戰，此後深感當時的軍事理論不正確。於是他以獨特的眼光觀察、反思與記述一次大戰。基於實戰經驗與理論推演，李德哈特在一次大戰後提倡以坦克為核心的機動作戰，不料卻提供靈感給德國建立裝甲部隊。另外，李德哈特提出「間接路線」理論，對於後世戰略思想影響很大。閱讀本書可以分享李德哈特的思維。」

《全球防衛》雜誌採訪主任─―陳國銘：「《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是瞭解一世紀以前的國際戰略情勢的最佳著作，且內容深入淺出，讀來輕鬆毫不費力。」

《尖端科技》雜誌資深編輯─―謝仲平：「當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位作戰老兵──英國的克勞迪．喬勒斯於2011年5月5日在澳洲過世後，這場百年前的大戰就逐漸從經驗與回憶，轉變成歷史與文獻……而透過戰略大師李德哈特撰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讓我們得以從更接近的時序角度，重新審視這場死傷逾千萬人的世界大戰。」

「軍情與航空」網站主編─―施孝瑋：「要消弭戰爭必先了解戰爭。李德哈特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從將領訪談中描繪出一戰的樣貌。讀者可從將領的觀點看到大戰中戰役的推演，進而分析雙方致勝與戰敗的原因。就讓李德哈特為您撥開戰場之霧。」

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翁明賢：「歷史不會重演，記取歷史的教訓是決策者的必修科目。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雖侷限於歐陸地區，卻引導帶來全球範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本書從戰略角度解析，辯證一戰真相，讓戰史研究更具豐富與可看性。」

《尖端科技》雜誌軍史專欄作者─―高雄柏：「李德哈...

譯序
序言
《大戰真相》原序
第一篇　戰爭緣起
第二篇　各方實力
第三篇　各方戰爭計畫
第四篇　一九一四年——情勢膠著
　第一章　改變情勢的馬恩河會戰
　第二章　傳奇的坦能堡會戰
　第三章　奧軍終結者康拉德與蘭堡之戰
　第四章　第一次伊普爾斯之戰
第五篇　一九一五年——一團僵局
　第五章　韃靼尼爾計畫的誕生
　第六章　功虧一簣的加里波里登陸
　第七章　毒氣瀰漫的伊普爾斯
　第八章　不必要的羅斯會戰
第六篇　一九一六年——不分勝負
　第九章　凡爾登浴血包圍戰

【下冊】
　第十章　布魯西羅夫的攻勢
　第十一章　索穆河攻勢
　第十二章　多災多難的戰車發展
　第十三章　羅馬尼亞之淪陷
　第十四章　攻占巴格達
　第十五章　日德蘭海戰
第七篇　一九一七年——戰局緊繃
　第十六章　打打停停的阿拉斯攻勢
　第十七章　麥西納之戰
　第十八章　趕往巴斯青達之路
　第十九章　戰車奇襲康布萊
　第二十章　卡波雷托之戰
第八篇　一九一八年——勝利的曙光
　第二十一章　最初的突破
　第二十二章　法蘭德斯地區的突破
　第二十三章　突破馬恩河
　第二十四章　第二次馬恩河之戰
　第二十五章　德軍的「黑日」
　第二十六章　麥吉多之戰
　第二十七章　聖米赫爾之戰
　第二十八章　繆斯河—阿爾岡之戰
後記
附錄：空中戰爭篇

譯序
序言
《大戰真相》原序
第一篇　戰爭緣起
第二篇　各方實力
第三篇　各方戰爭計畫
第四篇　一九一四年——情勢膠著
　第一章　改變情勢的馬恩河會戰
　第二章　傳奇的坦能堡會戰
　第三章　奧軍終結者康拉德與蘭堡之戰
　第四章　第一次伊普爾斯之戰
第五篇　一九一五年——一團僵局
　第五章　韃靼尼爾計畫的誕生
　第六章　功虧一簣的加里波里登陸
　第七章　毒氣瀰漫的伊普爾斯
　第八章　不必要的羅斯會戰
第六篇　一九一六年——不分勝負
　第九章　凡爾登浴血包圍戰

【下冊】
　第十章　布魯西羅夫的攻勢
　第十一章　索穆河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