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口述史料中的性別形象
一、前言
一九九四年，《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出版後，我經常受邀演講或擔任口述歷史研習營的講員，起初我把焦點放在我熟悉的女性口述歷史上，但後來我決定改變這一成不變的講授方式，讓聽眾或學員也能夠聽到男性的聲音，於是我試圖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史所「口述歷史」叢書中，尋找可以和女性口述歷史做對照的男性口述歷史。粗略的翻閱下，令我有點失望，因為不少男性受訪人對「豐功偉業」的陳述遠超過對家庭婚姻的關心；不過，當我讀到出身海軍的馬順義這段口述時：
長子出生時，我擔任漢陽艦的槍砲官。內子產後一個月，一邊乳房得乳腺炎，疼痛不已。時已近陰曆年，正好有個中美混訓，……不能請假。當時內子已在海軍總醫院開過一次刀，然未能痊癒，人家介紹她貼膏藥，貼後發高燒，另一邊乳房仍舊為孩子哺乳。我見內子受這種苦，建議她打退奶針，病體或有好轉。但內子認為餉俸不足，無餘錢為孩子準備奶粉，儘管發著高燒，仍為孩子哺乳。開船當天早上，我買了一盒金雞牌餅乾，兩條麵包，床頭櫃上放兩個暖瓶的開水。向內子致歉不得不離開，內子要我快去，以免遲延。幸好那時內子在護士學校的同學有住在附近的，有兩位每天輪流來為孩子洗澡，我的同學太太知道了，也照顧著送午餐、晚餐過來。
我不僅感動也相當興奮，這恰恰是我需要的素材。
之後，這段素材成為我講稿的一部分，我和聽者有了更多討論的話題，我們發現，與兩性相關的家庭婚姻歷史，是不能忽略其中一方的聲音。更重要的是，這個小插曲激發我想深入去探究男女兩性的口述歷史，檢視他（她）們是如何傾訴彼此的互動關係，並從中觀看性別建構。
事實上，過去研究前近代的女性史學者，也只在傳統傳記文類尋找女性歷史，他們發現這些文類的書寫特色，是把女性當成典範，超越典範之外的女性生活或男女關係，是不被記載的，也因此，這部分議題鮮少被研究；但隨著性別研究受到重視，有的學者對這種偏頗不公的研究方式，起了疑竇，於是他們的視角不光是女性，還包括兩性的互動。學者除了繼續以墓誌銘、自傳、傳記，作為研究素材之外，也試圖從男性的各種書寫中，找出不同以往的看法，因此，新的觀點不斷地湧現。劉靜貞觀察到，歐陽修勾勒出的女性意象，不只一種，透過史傳、散文、詩、詞等不同文類，歐陽修呈現不一樣的書寫期待，並受自身和當時社會價值理念影響，營構出各種女性意象。野村子則發現，從六朝到明清，男性文人透過悼亡文體，書寫自己與家中女性的關係，其中固然不乏阿諛的美麗詞藻，但也體現了雙方的相處情形。她們提出的重要觀察，提醒讀者如何重新解讀男性的文本。
進入近代，傳記文類的敘寫格式相當寬鬆，沒有特定原則，而且撰寫者或被撰寫者涵蓋男男女女，我們可以有更寬廣的討論空間。本文便試圖透過口述歷史進行研究，由於婚姻與家庭所涉及的不只是女性，還有男性，是一個與兩性都有關係的事情，我擬以婚姻家庭中的性別關係為切入點，檢視口述史料中有關性別形象建構的各種面向，因此，口述歷史中的家世背景和家庭婚姻生活，成為本文的主軸。我最大的關懷有兩點：一是兩性關係通常受到傳統性別角色的規範，在既定的性別限制下，無論男女兩性都必須符合自己的特質：陽剛代表男性、陰柔代表女性，但在現實的日常生活裡，男女兩性果真都畫地自限、不曾逾越或是置換角色？二是長期以來，僵化的性別規範讓男性享有高度的社會權力，也賦予他們更多的社會責任和養家活口的任務，他們把家庭的各種活動、親子關係交給女性，但男女的家庭位置從傳統到近代，是否固定不變？在女性外出工作日增的時代，可曾起了變化？這些貼近實際生活的問題，或許透過不同性別的口述歷史，可以找到答案。
除此之外，目前尚未有人從口述史料討論性別形象的述說，若能透過本文，為性別史研究找到新的議題，是本文研究的另一重點。本文主要討論男女兩性如何形塑同性或異性，特別是在親情與愛情的關係上。在進入主題之前，將對本文引用的口述史料的來源、特色以及局限，進行說明；其次，分成三個單元探究主題，前兩個單元，從親情這個面向，觀看男女受訪人，如何與不同性別的長輩以及自己子女建立關係；後一個單元，就愛情這個層面，了解男女受訪人的擇偶方式、婚姻觀念以及家庭婚姻生活。最後，釐清男女受訪人如何塑造異性的形象，包括自己的男女長輩和自己的配偶，從中觀照他們是否再造男女典範。
二、研究史料及其局限
（一）口述史料的來源
我所採用的史料是近史所出版的口述歷史叢書，為方便比較分析，我以出生中國大陸的外省男女為研究對象，並集中個人專集，共計參考六十一本訪問紀錄以及七篇相關人物訪問紀錄（詳見附錄）。
在進行討論之前，先對我將運用的這批史料做說明。中研院近史所是臺灣從事口述歷史的先驅，自創所以來，首任所長郭廷以便十分重視口述歷史，他強調，如果能為每位重要人物留下一份詳盡的傳記紀錄，再與其他史料相對照，可以解決若干歷史問題，澄清若干歷史真相，因此，一九五七年五月起，積極推動口述歷史計畫，並以當代軍政、外交、經濟、文教、社會各界的重要人士為受訪對象；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在郭廷以帶領下，近史所的部分同仁開始展開訪問工作。這段時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也在一九五八年進行「中國口述歷史」計畫，訪問移居美國的李宗仁、孔祥熙等政壇人物，為加強口述資料的交流，一九六○年，近史所和哥大東亞所建立口述歷史合作關係。之後，哥大因經費困難，停止合作計畫；而近史所則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二年間，獲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由此可知，口述歷史受到的重視，實不言而喻。
儘管一九七二年七月之後，近史所不再得到任何補助，但一九七四年，所長呂實強決定成立「口述歷史組」，除採更嚴謹的程序繼續訪問工作之外，一九八二年起，開始出版訪問紀錄；一九八九年，所長張玉法又提議出版《口述歷史》期刊，將篇幅較小的訪問紀錄結集納入該刊，同時也刊登口述歷史相關文章的介紹。這些工作截至目前，未曾停止，近史所為現代人物留下的紀錄也因此不計其數，就已經出版、供外界參酌的口述叢書為例，從第一本口述歷史叢書《 淩鴻勳先生訪問紀錄》出版後，至二○○八年三月，已出版有軍事、政治、黨務、外交、教育、學術、財經、交通、郵政、農業、工業、企業、醫學、考古、人類學、都市計畫、婦女史、家族史、華僑史、體育史、政治案件、九二一震災、日治時期在滿州的臺灣人、道德會等口述歷史叢書九十一種九十五冊。
這九十五冊口述歷史叢書，包括個人專訪，以及相關人物的專題訪問、重要歷史事件參與者與見證人的訪問。由於郭廷以認為，中國國民黨與二十世紀的中國關係至巨，除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及其他有關機關保有豐富完整的文獻檔冊之外，當事者又大多在臺灣，若能訪問這些人，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將有很大助益，因此，早期的訪問大多集中在軍政人物，此後才逐漸擴充到不同出身背景的各界人物。從本文引用的六十一本個人專訪中可以看到，軍政界的受訪人確實占了半數，軍界人物有十三人、政治界十三人、經濟界三人、醫護界三人、學術界八人、新聞界一人、教育界五人、郵政交通電信界四人、工業界三人、外交界二人、警界一人。此外，在性別的分配上，能符合訪問條件的女性如鳳毛麟角，男性受訪人很自然的成為絕大多數，計有六十二人，而女性僅有六人，醫護界一人、學術界一人、教育界三人、警界一人。
有關訪問的方式或內容，近史所的訪問活動雖然採有計畫、有規模的方式進行，對這部分並沒有嚴格規範，主訪人可以自由發揮；不過，就如同撰寫傳記或自傳一樣，家世、學歷、經歷是不可或缺的命題，許多主訪人都從這三方面展開訪問，其中主訪人成年之後的事功或經歷，更是訪問的重點，因為這群受訪對象多數具顯赫事功。這樣的訪問紀錄，確實為國民革命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也具有檢證文獻檔案的功能，但不可諱言的是，由於受訪人大半出身政軍界，他們述說的歷史聚焦在軍事、政黨、外交、經濟等層面，無法滿足宗教、醫療、性別等新興歷史的需求。
所幸，不是所有訪問紀錄都如此制式化，有些主訪人試圖在訪問中增加趣味，將受訪人帶入事功之外的話題，專門訪問軍人的張力，把他如何誘導受訪人的經驗做了說明：
雖然受訪者成年以後的事功或經歷是訪談重點，但我個人頗注重誘導受訪者對其家世環境和
早年家居生活的敘述。一則一般人對幼時的所見所聞，常留有深刻的印象，從 「講古」開始，
可以增加談興，有利訪談之進行；另則在於趁此機會為不同領域的研究者蒐集史料。所以，我會
請受訪者盡量回憶幼年時期的見聞，地理、街道、村莊、民情、風俗、農業、商業、交通，甚至
童玩、休閒生活等。
對許多受訪人來說，事功和經歷是他們記憶中最深刻的一段，既然接受學術單位的訪問，理應陳述這些事蹟，至於個人見聞、民俗、童玩只是閒聊的話題，他們不會主動敘述。但當主訪人把他們引入這方面時，他們其實也不會排拒，張力就指出「有些受訪者雖很好奇我所提出的這方面問題，但也都興高采烈地講述」。我和張力有相同的經驗，訪問女教育家邵夢蘭時，我刻意增加與事功無關、卻能凸顯性別互動的部分，包括童年往事、與父母關係、婚戀經過、家庭活動等，結果受訪人也是從錯愕轉為暢談。
坦白說，張力採用這種訪問方式，是無心插柳，因為他認為「採訪所得的這些內容，能否真正成為有用的史料，就看有心人士去判斷了」；而我是有意成蔭，因為唯有經由這樣的訪問，才能找到我需要的素材。且不論是無心或有意，從這些跳脫純粹事功的訪問紀錄中，我挖到一些具性別意涵的體裁，並成為我這篇文章的主軸。值得一提的是，早期近史所的訪問紀錄很少涉及女性，更缺乏情愛或夫妻關係的述說，至多是描繪自己的女性長輩；其後，這方面的敘述逐漸增多，這或許與性別話題已成為街談巷議有關，因為從報章雜誌到電視廣播，處處不乏這類討論，讓主訪人或受訪人不再諱於碰觸，這對我的研究有不少幫助。除此之外，我發現三個有趣的現象，首先，女性受訪人對事功之外兩性互動的述說，遠超過男性受訪人；其次，我引用的六十一本個人專訪，主訪人計一○二位，女性主訪人十三位，其中女性主訪人，比男性主訪人關心這類議題，從王萍等人所做的訪問紀錄，足見一斑；另外，有性別意識的男性受訪人較勇於陳述兩性關係，李亦園便是其中代表。
（二）口述史料的重要性和局限
口述歷史是一種史料，也是研究當代歷史的一種方法，這類史料究竟有何種重要性？張玉法認為口述歷史有四種作用：
其一、在文字、器物、圖像等物證不足時，以口述歷史作為一種人證。其二、在文字、器
物、圖像等物證史料缺乏時，以口述歷史作為主要史料，使許多歷史課題的研究成為可能。其
三、讓當事人參與歷史重建的工作，使史學不只是史學家的事，而是人人可以參與的事。其四、
讓當事人述說親身經歷的事，增加歷史的臨場感、親切性。
他還特別強調，在芸芸眾生的歷史中，有形的史料最缺乏家庭生活史、社會生活史和女性史，需要藉助口述歷史的方法來研究。
的確，從女性史這個角度來看，面對女性史料的不足，口述歷史的價值不容小覷，因為女性受訪人的口述史料，能讓她們為失聲的女性找回歷史，不再受男性操弄或代言。再以性別史的立場來看，口述史料不僅僅在彌補女性歷史，也對男性歷史提供新的觀察，男性書寫通常只體現事功這部分，但前述提到，在受訪人的引領下，有可能浮現被邊緣化的性別議題，也讓男性有機會為自己辯白。因此，當男女兩性述說自己的歷史時，不但能呈現各自的主體性，他（她）們透過訪談所陳述的歷史，有時與史家的認知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帶給史家的意外和驚嘆號，使史家有重新詮釋或重構歷史的必要。
然而，和自傳、傳記、回憶錄一樣，以個人經驗出發的口述歷史，都呈現著一些問題，包括自我膨脹、隱惡揚善、虛構情節、誇大不實或遺忘疏漏。其中，由訪問人和受訪人共同完成的口述歷史，又往往有相當的選擇性、重建性與現實取向，或者是無法暢所欲言的缺憾。我從近史所的口述叢書看到，許多受訪人對童年往事、個人見聞或民情風俗，多半能侃侃而談；以我訪問的女性為例，我充分感受到她們對童年或青少女時期的緬懷，敘說這段往事時，她們彷彿看到歡樂情景的再現，因此這段歷史的陳述，固不免有誇張、誤謬等缺失，卻較能掌握到受訪人真實生活的樣貌。然而，相對於成年以後的複雜生活，許多人的敘述就顯現虛虛實實，雖然受訪人是站在現在追憶過去自我的遭遇，但複雜的情景依稀存在，現在與過去的自我因而時陷矛盾中，於是有以迴避、故意遺忘跳脫，也有以坦述、刻意渲染表現。特別是涉及婚姻與家庭議題時，因每個人際遇的不同，出現不同的表述方式，婚姻美滿的受訪人當然能暢所欲言，婚姻不幸的受訪人則往往欲語還休。而身為主訪人，必須尊重受訪人的隱私，不宜「打破砂鍋問到底」，因此，這段歷史有可能永遠撲朔迷離。
儘管口述歷史有這方面缺點，對近代中國史的研究，還是有一定的價值。就口述訪問的技術而言，受訪人畢竟還健在，訪問人除了可以查證史料，再向他們求證之外，還可以從他們保存的資料或實物中，幫助他們重建過去，不管是日記、書信、證件、手稿、畢業紀念冊、照片或者是過去使用過的日用品，都有助於受訪人記憶，也為訪問人提供最佳的證據。就口述史料的運用而言，被認為可信度較高的機關檔案文獻，其實也有造假、竄改的可能，與其放棄口述歷史的資料，不如沙裡淘金，從口述歷史中尋找不同的說法，來檢證既定的史觀。張瑞德就樂觀的認為，在沒有哪一種史料完美無缺的情況下，史家檢證虛實，必須憑著他們的看家本領，如果能廣泛蒐集各種不同形式、來源及立場的史料，加以鑑別、考證，求得盡量客觀的史實，並非不可能的事。
除此之外，隨著出版品的大量生產二十世紀以降，書寫人物歷史的史料不只一種，而且書寫的內容包羅萬象，甚至不避談個人隱私，不少自傳、回憶錄或文學作品，都曾出現傳主或作者對感情生活和家庭關係的著墨。針對於此，同樣是史料之一的口述歷史，與這些史料有何差別？又能帶給我們何種特殊意義？其實，自我書寫和被訪談的製造過程是很不一樣的，自書者可以透過不同文本，不斷改寫自己的歷史，被訪談者固然可以含糊其詞、避重就輕，也能和主訪人協商，但改寫的可能性很低；同時，自書者對自己的歷史，有一定的書寫框架，而受訪人在與主訪人「閒聊」中，反而能喚醒更多的歷史記憶。重要的是，目前自我書寫的作品多半出自文學家或眾人周知的人物，他們會透過文字呈現感情；近史所訪談的對象也以知名人物居多，但他們多數不撰寫自己的歷史，更不輕易流露個人情感或性別關懷，而口述訪問卻給予他們表述的空間。因此，口述歷史的特殊性，昭然若揭。
總之，我所引用的史料，除了來自六十一本個人專訪之外，還包括七篇附於個人專訪中的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一共有六十八位受訪人，男性五十六位、女性十二位。女性受訪人固然較少，但她們提供的豐富史料，並不影響本文的比較分析，就如前面所提，女性受訪人對性別議題做較多描述。至於從以事功為重的男性口中，多少還是能為我們勾勒出性別圖像。最後必須一提的是，本文基本上是從口述歷史尋找性別史研究的新方法，本文的論證並不是絕對的定論，因為口述歷史只是史料的一種，而口述歷史也只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諸種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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