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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天下文化
想當年，那個將華夏文明定於一尊的孔老夫子，說仁、說克己、說復禮，還有禮義廉恥、誠心及天下都說了，就是沒有說愛國主義，一點都不給我們現代中國人留面子，還告戒我們什麼「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他居然還做魯國的「漢奸」，明明他是魯國人，既不愛國，跑到其他國家去說三道四，提倡什麼「克己復禮為仁」，搞出個天下文化來。這不是明擺著與我們現代愛國憤青過不去嘛？你是哪家子「聖人」？根本就沒有先見之明，早年你若發表一、二篇愛國主義文章，就不會浪得虛名了，包你現在火紅得不得了。文革時批你孔夫子是復辟狂是開歷史倒車的反革命分子也怪不得我們了，你太不懂得愛國了嘛。孔夫子何之不幸？他生不逢時，或說腦袋太過於僵化，為什麼偏偏不談愛國？太不懂得與時俱進了。那些後來的所謂鴻儒俊傑，包括那些曾子、子思、孟子、荀子什麼的，大談什麼天下文化，就是不把愛國主義放在眼裡，宋朝還有個范仲淹，提出什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岳陽樓記），一副杞人憂天的樣子，真是氣煞我了。你就不能談談愛我中國什麼的，給我們後代留下點愛國主義遺產？其實，儒家文化是把「天下」放在首位的。《孟子》一書有說「居天下之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又說「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君子之守其身而天下平。」 《大學》一書亦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平天下」是儒家君子的最高理想：「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魘。」 孔子雖為魯國人，但其不僅不講如何愛魯國、愛鄉愛黨，還對此持批判的態度，他告戒人們亂邦不入，危邦不居，不要為無道的國君做事，要退隱其身；對鄉願，訴之為德之賊；對結黨的人訴之為小人。從儒家的創始人孔子的言行我們可以看出，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決不是儒家文化。
那麼，儒家文化是怎麼來的呢？儒家文化傳承幾千年，其是有一套系統的理論運作的。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創始人，而孔子說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又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這個儒家文化可以肯定是從周文王創立的禮教文化而來。孔子繼承、發揚光大了周朝時代的文化遺產。我們要了解儒文化，當然得先認識周文化，而認識周時期的文化，得從《周易》入手。《周易》據說是周文王所作，表面上看它是一本算卜的書，但其〈系辭傳〉（據說為孔子所作）既是講人生對宇宙世界最一般的看法，也就是我們講的人生哲學觀。儒家是如何看待這個宇宙世界的呢？以我的理解，儒家文化講最根本的東西就是「天道」《周易‧系辭傳》認為整個宇宙世界有一個天道存在，我們人類的生存，必須遵循天道而生活，「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人是不能違背天道而行的。〈系辭傳〉認為，宇宙世界的形成從「乾元」開始（「大始乾元」），然後有「坤」，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形成一陰一陽（兩儀），陰陽剛柔互相摩擦，生出四象（四時：春、夏、秋、冬），然後形成八卦相盪，有風雨雷電交加，日月運行五行（金、木、土、水、火）互，克運轉，然後生出我們人類男女及萬物，這個世界就這樣形成了。故〈系辭傳〉開章就說：「天尊地俾，乾坤定矣。俾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易》卜就是根據這個天道運轉的規律而給人定凶吉的。所謂的「乾坤，其《易》之蘊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故說儒家文化非常注重這個「天道」（一陰一陽謂之道），可以說這個「天道」是我們人類世界來源的根本，沒有它，就沒有我們人類世界的一切。孔子說仁，孟子說君子深造之學問，以及《中庸》講「率性之謂道」，說「誠」，又定出「親親殺」、「尊尊等」的人倫關係，都是根據《易》的天道而來。故後人說《易經》為儒家的群經之首是有道理的。所以儒家是講「敬天、畏天」的天道文化。「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人在做，天在看，中國民間說的「舉頭三尺有神靈」是也。
我們再來看《易》經的算卦，是有它的道理在的：其以「陰陽」作卦，陰爻代表符號為「－－」，陽爻代表符號為「－」，經三易為一爻，而要有六爻才成一卦。為什麼是六爻而不是七爻或八爻九爻什麼的呢？《易‧系辭傳下》有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傔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很明顯，《易》的卦，其最終目的，還是落實到人的身上，即人如何在天地之間生存？雖然《易》說沒有乾坤，道就不可見，但沒有人，這個道也就無從實行。《易》道是由乾坤構成的，但沒有人道來實行，其道也無法展現，顯現其意義和價值。只有取「三材之道」：「天、地、人」六爻構成一卦，才能顯現《易》的道理。我們縱觀《易》所說的那些道理，無非是說人如何在這個大千世界下生活：即如何安身立命，保障那生存之道。宇宙神奇莫測，大自然動盪多變，人處在這天地之間，能有一個安身立命的住所嗎？能找到自己的幸福生活嗎？《周易》就是我們的古人──周文王被困在羑裡悟出來的一套天道法則，一套人生哲學觀。《易‧系辭傳上》說：「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易》，就是根據天道運行的法則以及萬物、萬事變化的跡象而演出的一套占卜方法。這套方法，其目的就是使人如何在這千變萬化的世界中安身立命的。當然，周文王這套《易》書的理論，並不是文王異想天開的產物，而是經過前人已有的經驗總結而悟覺出來的。《易‧系辭傳下》有記載說，早在遠古時代的包犧氏就作出「八卦」了。後來的神農氏、黃帝、堯、舜等都運用這套理論來「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據說黃帝著有《歸藏》一書，這兩書是《周易》成書的理論基礎）《史記》也有記載黃帝無為而治、堯帝制訂曆法，正四時的事跡，到了舜帝時代，包犧氏「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易‧系辭傳上》的「八卦」理論運用就很普遍了。《尚書》就有記載舜帝運用「五典、五禮、五服、五刑」來治天下的說法。而這個「五」字，就說明當時人們不僅認為世界是由「金、土、木、水、火」五種成份組成，稱為「五行」；而且還把這「五行」運用到政治制度上去，制訂出「五典、五禮、五服、五刑」來管理人民。我們現在所說的「三綱五常」倫理，早在堯舜時期就有雛型了。而這個儒家的道德倫理，都有《易經》所說的哲學原理。周文王這個「易」道，可說早在遠古的包犧氏時期就有這種天道的雛型。文王根據包犧氏這個「八卦」再創「六十四卦」，而完成了《周易》一書。
文王演《周易》，從「易」而見機行事，人就可以化險為夷，化惑為明，窮則思變，變則通，通則久，永保平安。而且人在這「易」道的指引下還可以出神入化，與天道相通，達至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周易》所說的一套天道運行法則，是儒家文化的根據。可以說，沒有《易》，就沒有儒文化。儒家講「親親殺」、「尊尊等」以及所謂的「仁、義、禮、智、信」等，都是根據《易》道的哲學觀而來。儒家說的「親親殺」，因為有陰陽兩道（造端夫婦），才會有我們人類繁殖的發展，父母是生育你的陰陽之道，你與他們是最親的。這個「親親之義」不講，行嗎？所以儒家要強調「親親殺」。又如《易》講天尊地俾，天道是有級別的，所以我耶人就要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尊等」關係。不是我們人硬要如此做，而是天道就是如此運行的。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俾，崇效天，俾法地。天地定位，而《易》行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儒所講的一切，都是根據天道而來的。如果說，《易》沒有乾坤的陰陽之說，則「易」道不能成立；那麼可以說，沒有「易」道，那儒家一整套系統的形而上道德觀則不能成立。我們要瞭解儒文化，就得明瞭《周易》所說的道理。特別是《易‧系辭傳》所說的道理。太史公記說孔子晚年喜《易》，精心研讀，及後人說《易‧系辭傳》為孔子所作不是沒有根據的。起碼來說，孔子創立的學說，沒有超出《周易》所說的道理。孔子讚嘆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上已有引文出處）是發自內心的，他對《易》書，是推崇備至的。在《論語‧述而》篇，孔子說他「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大有對《易》相見恨晚的感嘆。
所以，儒家的天下文化，其實質上就是天道文化。即天道下的文化。其視天下愴生萬物由天道而來，吾人對天下萬物，特別是人類要有「惻隱之心」（孟子語），即孔子講的仁禮道德，仁人之心。故孔子講「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反諸求己」、「誠」等自我修身哲學，都以「仁」為標準。儒文化最大的特點是從自我修身做起，自我修為好了，才能以己達人，以己立人。個人的道德品質修養不好，別說治國平天下，敬養父母、妻兒都陸暋。故儒家講的天下文化，最終還是落實到個人身上，即從自我做起。這個自我修為，不是為人民服務，也不是為了黨的事業，而是為了自己。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就表明儒者是為了造就自我，是為自己而活，不是為別人而活。用現代流行的話說，儒主張的就是「潔身自愛」。孟子亦說，「君子之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也。」 「自得」是儒家的內核文化。這個「自得」，以得天道成聖為儒家最高理想。
儒家文化為什麼要特別強調自我修為呢？因為你能來到這個世界，是天道下的產物──是父母陰陽之道結合所生。你要能順利成長，就得修為自己符合天道法則，別人不能代替你或說強加給你什麼，這個身心是你自己的，只能靠你自己的主動性來修為。父母是生養你的，所以父母為大，你就得孝順父母；兄弟姊妹與你同出父母這個道所生，是與你最親近的人，你就得有敬。所以儒家就講「親親殺」這個道德倫理。因為天道是一，一生二，二生三，生萬物，（乾道為一，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道就是這樣由上而下，一級一級地演變出我們這個世界。所以儒家就講「尊尊等」的道德倫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度就這樣建立起來了。儒家的道德倫理「三綱五常」，就是建立在《易》這個天道原理上的。《禮記‧大學》裡首先講修身，次講齊家，再講治國，然後才講平天下也是根據《易》的天道的演變層次而來。一個層次一個層次地修，最後抵達天人合一的境界。
現代人，最喜歡講科學，講科學發展觀，為什麼要這樣做，不能那樣做？都要有一個理由，一個根據。儒家所講的「仁、義、禮、智、信」就是根據《易》的天道而來的；《易》，是儒家倫理道德的理論基礎，是指導原則。孔夫子他們這一套倫理道德觀，是有一套完整、系統的科學理論在裡面的，不是憑空捏造出來的，它是有根有據的。現代人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又聽了太多批判儒家禮教吃人的話，就以為孔夫子講的那一套仁義道德很虛偽不切實際，甚至認為不科學。這種看法是很錯誤的，可以說是有失偏頗的。大凡一套道德觀，都有它的周圓性、系統性、完整性，儘管人們可以從各個細節、枝葉去攻擊它，指責它的錯誤，但總的來說，他都能找出理由自圓其說。這樣的道德觀才能久經考驗，博得人們持久信賴。儒家這套天道理論，經三皇五帝實踐上下幾千年，證明它是行之有效的科學發展觀。《禮記‧中庸》贊之說，「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俊極於天。優優大哉！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儒家這個天道文化，依其修身做人，對個人，可以將你的本能、聰明才智發展到至極；對大眾，可以利天下，使天下太平。用我們今天的話說，他既有普遍性，又有具體性；既可以強調自我個人的發展，又可以不傷害到別人，而且還可以利別人。依莊子的說法，就是可以做到「內聖外王」，這是儒學天道文化的神妙之處。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說到人的理性理念時，例舉正反兩方不同的論證，說明理念的悖論。對於有神論和無神論者的爭論是分不出勝負的，因為人的知性無法總括世界宇宙的一切，而絕對的理念，只不過是理性推理出來的結果。康德雖然承認無神論者說得並不錯，也有道理，但他認為還是有神論者好。因為若果說無神，一切都是偶然，世界是虛無，一切毫無憑托，那我們人類的一切生命價值就倒掛了。簡單舉一個例子：就我常講的科學來說，科學的憑據就是因果律。但這個因果律我們是無法推出最後因子的。就說我們人是如何而來的吧，按唯物主義說人是猿猴變來的，我們再追問下去，那麼猿猴是什麼變來的？物質變來的；那我們再追問，物質是由什麼變來的呢？康德認為有神論者好就是我們人類有了個憑托：說這是神創造的，那我們人的知性、理性、意志自由、靈魂不死等就有所依據了。人的世界觀（實質就是宗教觀，唯物論也如是），都有追尋世界本源的問題。我們從世界各種宗教及唯物論來看康德提出的這個理性局限性問題，你就會發現儒家的天道說得是多麼微妙和高明。萬物萬事都出自天道，包括人類，但天道不是物質，避免唯物論不能回答物質是從何而來的問題；而世界的宗教，都有自己的人格神，就是說，那個神都是按照人的模式打造出來的（《聖經‧創世記》上說上帝造亞當與夏娃，是按照上帝自己的形象打造的。），這就犯了康德說的知性概念對理性概念來說過窄的問題，有形象的上帝，怎出無限的空間？「上帝能否造出一個祂搬不起的石頭？」的悖論就出現了。而儒家的天道是不會出現這個問題的，所以《易》的天道，其微妙與高明就在這裡。儒學先進梁漱溟先生說中華民族的祖先早熟，確是有洞見之明。早在幾千年前，華夏民族就發明斯道，上能使知識菁英無法窮盡斯道，下則可滋潤、澤被芸芸眾生。假如康德讀過《周易》，將他的「純粹理性理念」歸於天道，就更符合理性了。《易經》的乾卦彖文說，「大哉乾元，萬物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這個天道，它沒有宗教的人格神，也沒有無神論者的物質因，它是那樣的自然出現，而又統包一切。華夏先賢發明這個天道，確實偉大。
儒家自孔子以後，都是繼承這個「天道」文化傳統的。翻開歷史記載那些鴻儒俊傑，沒有那一個不談天下文化的。曾子的《大學》，以「平天下」為最高理想；子思的《中庸》之道，也以天下之正道為自居。孟子「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的名句，已成為人中豪傑的大丈夫標準。孟子講天下文化，在《孟子‧離婁下》一文說得更清楚：「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筆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用我們現代人的眼光來看，舜和文王，根本不是中國人，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兩人都是少數民族出身，何以他們既被華夏民族所認同呢？就是他們實行的是天下文化，即「若合符節」的人類所共需的天道文化。可見孟子是沒有種族之分的。也是沒有地域、時間差異觀念的。比孟子稍晚的荀子更進一步，他將國與天下分開來看，把儒的天道文化解釋得更清楚了。他說「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以有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者，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儒家君子是以「得天下」為最高理念的。這個「天下」，靠智謀、靠力量是不能得到的，唯有聖人的德性才能擁有。到了宋明的理學，他們更不說什麼「治國，愛國」之類的「小道」了，他們專講天下之達道。從周敦頤、程氏兄弟到朱熹、陸象山，再到王陽明，沒有哪一個儒者不是以天道來論述他們的觀點的。他們都以明天道的方法，去闡述孔子創立的天下文化。人稱宋明的「理學」為「道學」，即他們的理論專門闡述儒家的這個「天道」。到了明末清初，儒者更能看到，國與天下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顧亭林對明朝的滅亡就有自己的看法：「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辯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日知錄‧正始條》十卷）原來的「國」，只不過是皇帝的一家一姓的私具，滅亡了，就是「易姓改號」而已；而亡天下，就是人類沒有文明道德了，像野獸一樣互相殘殺，人食人。也就是說，亡天下，等於孔子講的仁義道德滅了。顧亭林還把維護國家利益者與維護天下者分開來看。他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正始條》十卷）另個清儒王船山，更有清醒的認識。他認為，亡天下就是亡禮教。他的思維與顧氏一個倒轉：他認為亡國是匹夫的事，而天下興亡是士大夫（知識分子）的責任。王氏直接將天下興亡的責任落實到知識分子身上，文化的傳承，知識分子責無旁代。維護禮教，有識之士任重而道遠也。
原來，儒家所念念不忘的天下文化，就是「禮教」（孔子強調「仁禮」）兩字。儒家所說的禮教，是人類所需的普世價值。並無民族、國家、地域或人種的概念。只要你是人，普天之下的人類，都可以實行這個仁義道德。
至以說到愛國主義、忠臣這些文化遺產，發源於何時？大概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楚國的屈原，楚王不用他，感到懷才不遇，唱了很多熱愛楚國的悲歌，他可能就是愛國主義的祖師爺。不過屈原愛的楚國只是周王朝的一個諸侯國，有人勤他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何不離開楚國到他國發展？屈原不聽，死認定為楚王服務，一條死巷走到底，最後投江自殺。如以儒家的天下文化來看，屈原未免太狹隘了。儒者應以天下為抱負，孔子不是周遊列國嗎？其雖像一條喪家之狗，不受各國國王的歡迎，但其後來退而求次之，以教興天下，教育出許多學生，使儒學得以在中國發揚光大。可以說，孔子是以天下為己任的一個人，屈原是以國為己任的一個人。以今愛國主義者來看，屈原不僅稱不上愛國詩人的頷頭，還有阻礙中國統一之嫌。說到中國歷史最具英雄氣慨的愛國主義者可能就是岳飛了。歷代朝廷御用文人為了宣揚岳飛的「精忠報國」精神，著了不少筆墨。岳母在他背上刺「精忠報國」四字，讓岳飛刻骨銘心。岳飛受到秦檜欲加之罪的打壓，置之死地而不悟。一個愚忠的形象就這樣被塑造出來了。後人還把這說是儒家傳統文化的表現，實則是有違儒家的天道文化的。孟子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這種「以道殉乎人者」能算是儒者嗎？為皇帝一人而死，死得很冤枉。儒並沒有主張要為皇帝賣命的死忠文化。孟子不僅痛罵那些無道的國君，而且還認為殺無道國君並不是不義。孟子說：「賳仁者謂之賳，賳義者謂之殘，殘賳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殺君也。」 當然，孔孟之道並不主張犯上作亂，但對於做臣子服侍國君是有分寸的，不是毫無原則的死忠。孔子講的「禮」，就有一套方法論。做國君的如何，做臣子的應如何，都有要領。一切都要符合天道，不能有所含糊。可以說，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發展成為盲從、死忠，是歷代皇帝為了鞏固其地位，取孔子義之一端而加以發揮，並非孔子所說的全義。
我們再來看看明王朝末期的發展。那些明朝的遺老，聲稱不做亡國奴，要反清復明，又興起一段時期的愛國主義熱潮。然而當清朝興起以後，明末的那些儒者，也慢慢看清了天下與國的關係，他們發現清朝也講孔夫子的天下文化因而就有「亡國與亡天下」的反思。而到了清朝末期，愛國主義又興起，此議越演越烈，不過不是反清復明，而是反西方列強，那個民國初的「五四運動」，不僅要打倒賣國賊，連孔家店也拔了。這就是我們最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中國的現代知識分子，說句不好聽的話，就是他們比清儒差遠了，還沒有清儒的明智，他們把愛天下轉變為愛國，實乃精神文化的墮落，也是對儒文化的莫大諷刺。
現代的犬儒主義者，常將愛國、民族主義和死忠思想相提並論，以為這是儒家的思想文化。將屈原、岳飛等奉若神明，又將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拿來佐證。實則儒家是不主張死忠、死諫的。孔子的儒學，提倡的是「明哲保身」，所謂的「明哲保身」即是「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在《論語》中，孔子常告戒學生邦有道則士，邦無道則隱，不要為無道的國王做事。孔子視「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 用現代的話說，國家有道，你發了財，國家無道，你也發了財，這是很無恥的呀。孔子並對他的一個名叫冉有的學生為無道國王季氏做事甚為憤怒，放下重話，說這不是他的學生，叫學生們鳴鼓群起而攻之。可見孔子是不為「死忠、死諫」背書的。其實，儒對忠君的思想是有原則的，叫做「三諫不聽則去」。三次與你說明利害關係，這個國王都聽不進去的話，你就要選擇離開了，不要再為這個國王做事了。儒家為臣為士的這個原則，最早見於商紂時期的歷史記載：微子三諫紂王不聽就逃走了。而比干不識好歹，繼續進諫，結果被紂挖出心肝而殺掉。唐朝魏徵更有良臣和忠臣不同的講法。魏徵說，「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 後儒已意識到忠臣不僅害己，引至殺身之禍，而且還會導致國家滅亡。其實到孔子至孟子時代，儒都主張三諫不聽而去，《論語》、《孟子》都有此講法。在《禮記‧曲禮下》中也有講「三諫而不聽，則逃之。」並沒有主張明知有生命危險，還要死忠死諫。孔子說的一句話最人性，他說「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那些視死如歸，為國捐軀，為黨獻命的事孔子是絕對不幹的。孔子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思，我看也是按照天道法則而說的上下有序。即做君子的，要有君子的道；做臣子的，要守臣子的道；做父親，要像做個父親的樣子，而做兒子的，就得有孝敬父母的道德。後世王朝把那些精忠報國、愛黨、愛鄉思想塞進孔子的儒家思想框裡，充當首貨賣出去，實則是對儒家天道思想的歪曲和蔑視。
清人儒者王船山將天下的興亡落實到知識分子的責任是很耐人尋味的。換句話來說，亡國，只不過是改朝換代而已，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這個國家興亡的責任，是匹夫走卒的事；而天下興亡就不同了，它關係到文化禮教能否傳承的事，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天下大事，這個責任，要由知識分子（士大夫）來擔當。我以為，王船山已指出儒家傳統文化的精義所在：沒有「禮教」，就沒有我中華民族。也就是說，沒有孔孟傳統禮婊的體現，則中華民族就不可能成為中華民族。所以，幾千年來，歷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士大夫，都是把興天下做為己任的。也就是宋代範仲淹所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患意識。他們最關心的，是能否發揚光大孔孟那套天下禮教文化。我雖不才，自認也讀過兩三本書，雖不敢自稱為知識分子，但亦不會將自己貶為「匹夫」。我很不理解，現在的中國，一些自稱為「知識分子」的人，那些官員士大夫們，口口聲聲翠「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將自己放在匹夫走卒的行例，高舉著愛國主義的旗幟，樂此不疲，實是有違祖宗孔老夫子的教導。他們不問天下興亡之事，任憑禮教之消亡，打著匹夫的旗幟，高喊著愛國，中國將何在耳？況且以今當權者對國家定義「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工具」來看，這個國家有何可愛之處？形而下之器而已，離形而上之道遠矣。這個國有儒文化的存在嗎？有君臨天下的氣度嗎？清末學者王國維以身殉天下之亡而投水自殺，其情也哀，其性也烈，可見中國天下之亡也久遠矣！一個失去禮教的中國，還稱得上是中國嗎？什麼禮義之邦，儒教文化民族？天下文化早亡矣。
在國外，我時常看到不少一些匪夷所思的愛國主義事例：在香港九七回歸前幾天，一幫在英國居住的香港人對著鳳凰衛視說，「香港回歸祖國了，我們要回去參加慶祝，香港被英國霸佔一百多年，今天終於回歸祖國，我們太高興了。」天呀，這是什麼愛國主義？這個事我能做，他能做，就是你不能做，為什麼？你那麼愛國，何不搬回香港住，還賴在人家英國幹嘛？而且還要慶祝這塊土地離開這個國家呢。這就如吃人家，拿人家，還要摑人家一巴掌這在我們儒家的「三綱五常」中能找到的倫理嗎？於常倫不符呀！其實，這些人，就是沒有禮教──天下文化的概念，他們只有國家──這個「小具」的概念。我經常在電視看到，在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兩幫愛國和反愛國華人，在街頭遊行衝突打起來，這些愛國英雄和漢奸賣國賊，都到國外來表演了。實際上，你英雄，回國去效勞吧；他賣國，他在國外，能把中國賣了嗎？一切都如唐詰柯德戰風車一樣荒唐。最近還聽說國內拒買日且貨，還火燒日本汽車。這種愛國行為，真能打倒日本鬼子了嗎？阿拉伯中東某些國家的蒙面人，拿著自動步槍在街上朝天亂放，燒掉美國國旗，跺了幾腳，這樣就打倒美帝國主義了？我們別笑人家，只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愛國、愛鄉並非壞事。但上升到一個圖騰，一個政治圖騰，人活得真夠累了。說實在的，如今的愛國主義者真不敢恭維，除了講我拳頭硬了，錢多了，還有什麼呢？隨地吐痰，亂丟垃圾，假話連篇，道德敗壞。孔孟講的天下之禮教還殘存多少呢？一個讓人崇敬、欽服的大國，不是說我有幾條大炮，有幾個錢就可以稱為強國的。我們自稱是孔孟的後代，竟然丟失了「禮、義、廉、恥」的精神文明，代之而起的，只是那個圖騰式的愛國主義。儒家不講愛國主義的，治國也只是儒家做人的一環。《大學》裡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治國要在修好自身，養活家人的情況下才能講治國，而治國，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在儒家來講，平天下才是君子的抱負。
實際上，後儒都是把平天下為自己抱負的。即使後來的君主制將國演變為朝代，不再視國為諸侯國，稱國為一個朝代的號，大清國即指清朝。民國以後，採用國際的貫例，國家相近於古代人稱的一個「朝」；講治國相當於儒講治天下的含義。但既是把黨與國、政府與黨等畫分很清楚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殷海光教授對民國敗退台灣後的亂象忍無可忍，站出來說：
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需要說真話的時代，然而今日我們偏偏最不能說真話……官方據以制言論自由的王牌有如後的幾張──「國家利益」，「基本國策」，「非常時期」，「緊急事態」，「非國即共」。藏在這一套說法背後的，有一些更深沈的想法，就是以為「政黨即政府」，而「政府即國家」，不幸之至。這些想法是根本錯誤的，而且是近幾十年來禍亂之一源。一個國家以內，只可有一個政黨的說法，是現在獨裁極權統治的說法，在現代民主國家A一個國家以內，在同一時期可以有幾個政黨，但是在同一時期，只能有一個政府。所以，除非我們承認獨裁極權政治，否則我們不能承認「政黨即是政府」、「政府便是國家」。國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換的，政府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換的。
殷海光教授把「國家、政府、政黨」分得很清楚，使我們進一步看清了儒所講「君子平天下」是怎麼一回事。「國家是永久的」，即近似於古人的「天下」；政府、政黨皆可更換，說明此不是儒終極服務的目標。其言可說是一針見血，此僅供愛政府、愛黨專業戶參考。愛黨、愛政府與愛國是不容混淆的。當然，當今的「國家」，帶有濃厚民族主義成份，與儒講的「天下」是有所不同的。儒所講的天下，是堯舜聖人之道的天下，德潤四海，恩澤四方。所謂的「參天地，贊化育」（《中庸》）是也。其雖有「蠻、夷、狄」與「中國」之分，但其民族性並沒有現代國家那麼所強調。天下文化主要是講「德性」。
我們從《易》的宇宙觀可以看出，陰陽（乾坤，造端夫婦）為天道的基本法則。這個天道由人去實行（兼三材而兩之）。就是說，人類在天道下如何生活。孔子總結周朝時代的文化，在這天道下提出、建立了他的學說。即一整套儒家的倫理道德論。以此來看儒文化，也可稱之為「天下文化」。中國歷代的文人志士，以天下為己任，譜寫出許多可歌可泣的篇章，說明儒學，不是屬於哪一朝代，哪一個皇帝，哪一個政黨，哪一個國家的；而是天下人的精神文明財富。它是無國界、無種族、無宗教色彩的文化。
世界四大文明，其他三大文明都中斷夭折了，唯獨華夏文明一直延續至今，這個奇蹟是什麼？這全歸功於它「天下文化」的特性。黃帝教化南蠻北狄、東夷西戎，靠的就是天道文化。黃帝無為而治，就是其視天下為一家，大家都是在地球上生活的人類，人人都得尊崇天道的德性而活，故黃帝以德性治天下。黃帝之所以被稱為黃帝，就是他尚土，土色為黃，黃帝就是大地的主人。黃帝是非常熱愛我們人類這個家園──地球的。到了堯舜時代，又有教七「三苗」的史說，「三苗」在舜帝的道德感化下，侯服在舜帝的天朝下。到了禹時代，九州並列，在禹的大統一中國完全告成。我讀《尚書‧禹貢》感到非常驚嘆，以當時的交通不發達，資訊落後的人文環境下，禹竟能統治那麼廣大的土地和人民，他的九州相當於現在的中國版圖。禹靠的是什麼力量使四方來服呢？殷周之際的箕子作《洪範》有說，「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就是說，禹是靠天賜給他的這九大法寶來治理天下的。這九大法寶是：一、五行；二、敬用五事；三、農用八政；四、協五紀；五、建用皇極；六、乂用三德；七、明用稽疑；八、念用庶徵；九、向用五福威用六極。這九大理論範疇，就是儒家的理論基礎。後儒稱箕子的《洪範》為儒家經典是不錯的，如現在中國人講的「水、火、金、木、土」互克的自然觀就是《洪範》正式提出來的（當然，在堯舜時期已有「五行」的講法）；儒家的「三綱五常」在《洪範》有雛型（《尚書‧舜典》：「慎微五典，五典克從」。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他說的全是儒家的形而上道德觀。禹就是用這「九疇」來治理天下的。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都來侯服，這就是天下文化的威力。後來中國朝代幾多更迭，幾多風雨，有外族入主中原，有印度佛教的進入，但都無法除去這個天道文化，它始終是中華民族的文化主流。
它之所以稱為「天下文化」，就是天道下的人類生存文化。當然它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就是天下人皆可享用的文化，否則，它就不能稱為天下文化。這個儒學，有何能耐？或說有何能力，來擔當這個天下文化呢？
當代儒學者杜維明教授寫過一本書，叫《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他的觀點或許可以說明儒家「天下文化」的問題。杜教授從當代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社會制度等各個方面來論述，他認為現代西方工具理性主義「以動力橫掃天下」的軸心文明已發展到極點，已引起世界文明的衝突。所以德國學者哈伯瑪斯提出「溝通哲學」，人類再不溝通，任憑工具理性主義的發展，世界文明的衝突就一發不可收拾，人類就玩完了。現在我們看到的危害世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但是，人類如何溝通呢？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會制度，加上各國的經濟發展不平衡，這個溝通談何容易？如回教原教詣聖戰仇視西方基督教社會就是一例，他們如此激烈不共天載，你如何建立一個對話溝通平台？而儒家傳統文化就可以搭起這個平台。孔子講的「仁禮道德」都是從自身做起，自我修身，「反諸求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不僅嚴於律己，也不去傷害別人。而且它還有個其他文化沒有的特點，就是沒有宗教色彩。在天道下修身養性，正己為人，它強調的是以德治人。這種寬容文化，任何社會、宗教、國家、民族都可以接受。如此來說，儒家文化，作為天下文化當之無愧，它是可以擔當對話溝通的平台的。
儒學大師梁漱溟先生，對儒、佛及西方哲學都有深入的研究。他說人類解決其生存問題的學術路向有三：一是人對物的問題，即人如何解決人與自然界的關係問題，這是西方最發達的哲學；二是解決人與人的關係問題，這方面中國文化最早熟；三是解決人自身的問題，這方面印度文化最優秀。梁氏並預言，將來中國這個學術路向，必定在世界發揚光大（見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我們且不論梁先生是否對儒學太過偏愛，而發的似有點狂言？但仔細想來，梁先生確是有先見之明。西方的工具理性主義一味追求物質科學的發展，不斷向我們賴於生存的地球索取，一方面造成地球資源的枯竭，另一方面造成人與人關係的緊張。在這個社會情景下，儒學，這個講處理人與人關係問題的學問，即講人與人如何和諧相處的學問，是否應該提上人類學問的路程呢？
儒學，他沒有宗教色彩（孔子不講「怪、力、亂、神」） ；沒有種族之分（「有教無類」） ；不講愛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有道見，無道則隱」） ；對結黨營私、鄉願給予抨擊（「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鄉願，德之賊也」 一切以人為本，教你如何做人，如何處理人與人的關係。「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兩字，不正是俱備天下文化的特徵嗎？有人說，孔孟的學問，叫「成德之學」，即培養你的道德如何圓滿的學問。而以我看，孔孟的學說，也可說是教你如何成就自己，也即成己之學。以此來說，儒學，它是很自私的學問。後人把它說成是救國救民的學問，這是擴大其意而說，並沒有點及原旨。孔子教人修己為人，孟子把「得己」視為人生最高境界，都說明儒是為己之學，是「自我」的學問。它反對墨子的「兼愛」。墨子專講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學問，號召他的門徒艱苦樸素，為人民服務，又講喪葬禮從簡，無親厚之分。儒批評他們的學問違反人性，不合天道。從這裡我們亦看出儒的宗旨並不是為國為民。不過，儒雖自私，講為己之學，但它不自利。不像楊朱他們那樣自利，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肯為之。這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儒也批評楊朱這種專門利己，毫不利人的學說。如依現代的功利主義來講，儒這個學說，它可以做到自己撈到最大的好處，但又不礙到別人，而且我發展越好，對別人越有利。就像一個圓心學說，我，在圓的中心點，不斷向外擴張，發展越大，受益的人就越多。這裡講的「向外擴張」，是講「德行」被澤別人。自己的德行修為好了，就會影響到別人，使別人也跟著你做。所以《大學》裡講的「明德、至善、平天下」等最高理想，最終還是落實到自我身上──「修身」。宋理學家朱熹概括為「三綱領，八條目」。開始從自我做起，「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都是講自己修為；然後才講「齊家、治國、平天下」，一級向外張力，但這個張力始終離不開自我這個中心點。
我們看現代西方的社會，他們很強調個人主義，即強調自我的發展，強調個性。自我發展固然不錯，但自我與大眾是相互矛盾的。個人主義過多了，就會妨礙大眾社會的發展；而過份強調公眾社會利益的和諧，則打擊個人主義的發展。這個人類社會的問題，是很難協調發展的。儒學，它既強調以自我發展為中心，又兼顧不妨礙別人的發展，實是一難得的、非常符合人性發展的學問，故它稱為「天下文化」是很適宜的。
我們把孔孟的學說放在天下文化的框架下來審視，我們就能看出其義理所在。有人說他是「成德之學」，有人說他是「君子之學」，更有人說他是講「仁、義、禮、智、信」，又有人說他是講「忠、孝、廉、恥、勇」。其實，如果我們把它放在天道下的人類如何生存？如何生活才是幸福、美滿、和諧？從而產生出一套文化來做審視的坐標。我們就更清楚地看出，孔孟這套學說，講的就是天下文化。他要使天下人井然有序，安分守己，和睦相處，過幸福的生活。他們這一套道德說教，都是根據天道的演變而來。故我稱其為天下文化。用一句最通俗的話來說，孔子講的就是「做人的道理」。他講的有點類似今天所講的人權公約。即人普遍所需要的最基本道德準則。有人會說，世界人權說人人平等，孔夫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關係，怎麼能把它與人權公約相比呢？以我看來，孔子在這裡說的是強調社會結構的關係，即你坐在那個位置，就要做好你的本分工作。他沒有說不能逾越這個等級。孔子的成長就能說明這個問題：他說他「吾少也賤」，後來能做到士大夫以及開學當教師。從一個下等人升上一個較有名望地位的人。假如說孔子強調等級不能逾越，那他就永遠在家種地做下等人了。孔子這個天下文化的人權公約精神，有很多方面至今還很突出：如他主張「有教無類」，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不管他父母是黑人、白人、黃種人；也不管他是富人、窮人、鄉下人或是城裡人；更不管他父母是殘廢人或是罪人，他都有權接受教育，不能附帶任何歧視條款。這不正是當今人權法則所要求的權利和義務嗎？又如孔子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把寬容的人權法則活生生地說出來了。孔子闡述這個做人的基本道理，普天之下都講得通，都能實施使用。他沒有種族歧視，沒有宗教的爭議，他說的是天道下的人類文化。
我們把孔孟之道放在天道的框架下來審視，把它定位為「天下文化」，就能看出孔孟之道的性質及其學術路向。用天下文化倒轉來說，孔孟想做的，就是「文化天下」，教天下人如何走上文化（有道德修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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