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番紅花－─歲末讀伍爾芙】
她在《贊助人與番紅花》裡強調，寫作是一種交流的方式，番紅花只有在人分享它的時候才是完美的花。這也是她不能同意作品生硬、晦澀的原因，因為堅持此道，結局就是失去讀者。
直到最近我才知道伍爾芙（Leonard Woolf）先生，也就是維吉尼亞‧吳爾芙（Viginia Woolf）的丈夫，是個猶太人。當年他和維吉尼亞結婚的時候，他的家人全未出席。他的母親是個十足正統的猶太，對他的婚姻頗不以為然。除此之外，維吉尼亞這邊的親人也有人對此頗感不滿，她姐姐的丈夫Clive Bell就是其一。除了嫉妒，還夾雜了些許反猶情緒。雖然他們都是劍橋的同學，也是日後布魯姆斯貝里藝文圈（Bloomsbury Group）的成員。
昆廷‧貝爾（Quentin Bell，就是Clive Bell的兒子）在一本回憶錄《Bloomsbury Recalled》裡說：「1930到1942年期間對里奧納多（Leonard）而言是個不幸的時期。」因為從1912年他們結婚以來到她自殺身亡，他生命最大的職責就是讓她活著，不至發狂。打從Virginia幼年開始，就體弱多病。她的精神狀態長年起伏劇烈，讓她徘徊病榻，出入各種療養場所。讀書寫作雖然成為她生存奮鬥的動力，但也常是她心力交瘁瀕臨崩潰的原因。
"A woman must have money and a room of her own if she is to write fiction."這句出自《自己的房間》書中的名言道出殘酷的真相，一個想要寫小說的女性，或說一切想要以創作小說為職志的女性，必須經濟獨立，而且還得要有一個思路不受打岔的創作空間。一個自己的房間，不只是象徵說法，更是個現實問題。維吉尼亞生前病情起伏劇烈，經常影響她的閱讀與寫作，婚後若非有個像伍爾芙這樣經濟、性情上穩定的丈夫，充分支持，多方照顧，她肯定不會如此多產。
雖然在她成長過程中，受過父權宰制的傷害，但她的丈夫作為一個理想的左派知識份子，對她寫作與健康的護衛不遺餘力。許多女權主義者視她的作品與理念為先驅，但沒有伍爾芙先生，就沒有日後完整的伍爾芙夫人。她投水身亡之前所寫的三封書信（一封給她的姐姐凡妮莎，兩封給她的丈夫）特別顯示了這個事實。我把其中一封信譯出來，給讀者分享：
我最親愛的：
我確信我又要發狂了。我覺得我們無法再經受那些可怕的時刻。甚且這一次我也不會再痊癒。我聽見諸多聲音，無法集中心神。所以我要採取最恰當的行動。你盡所能給了我最大的幸福。任何人能做的你都做了。這個可怕的病來臨之前，我信世上沒有人比我倆更幸福。我再也堅持不下去了。我知道我是在糟蹋你﹔沒有我，你才能工作。我知道，事情就是如此。你看，我連這張字條也寫不好，我也讀不下書。我要說的是：我這一生全部的幸福都歸功於你。你對我向來都是忍耐，無法說你有多好。我要說的是這些大家都知道。若還有人能救我的話，也只有你了。現在，一切都消失了，確定留住的就是你的好。我不願再繼續糟蹋你的生命。我信，地上再沒人比我倆一起時更幸福。
V.（她名字的縮寫）
信中吐露的深沉心聲，滿溢著哀傷與惋惜之意，表明了伍爾芙先生無可替代的地位。
1912年8月他們結婚時，里奧納多三十一歲，維吉尼亞三十歲，年紀也不小了。從1913年初期開始他就紀錄維吉尼亞的身心狀況，也尋求醫學諮詢，理解他們之間能否有後代。但沒過多久她的精神狀態惡化，試圖吞安眠藥自殺，這也是她第一次因精神崩潰自殺，還好很快就被發現，但日後恢復所耗費的時間與心血委實驚人。
這期間維吉尼亞經常遷移，最多的時刻有四個護士輪番照顧她，加上廚子及幫傭，的確造成里奧納多的經濟壓力，但期間病情起伏上下，要到1915年年底，維吉尼亞才總算恢復正常。雖然疾病煎熬，仍有喜事發生，維吉尼亞的第一本小說《Voyage Out》透過他同母異父的哥哥出版。
他們原本計畫在VW（伍爾芙夫人的縮寫）三十三歲生日的時候，購置一個小型出版社，但因病情復原緩慢，讓計畫耽延。終於在1917年三月間，買下了這個出版社，取名叫霍加斯（Hogarth Press），七月份推出第一部產品，是他倆夫妻二人短篇故事合輯。收錄了VW的《牆上的記號》（The Mark on the Wall）與LW的《三個猶太》（Three Jews），可以想見這本書的紀念意義。他們雖無子嗣，但這個小型出版社正可算是他二人心血的結晶。
1918年期間他們輾轉收到James Joyce的《Ulysses》的稿件，日後在維吉尼亞的普通讀者裡，以Joyce為例，和三位唯物主義的作家對比，承認他的創意，但基本上並不認同Joyce的寫法。不論日後她的見解如何，當時他們明確拒絕出版本書。因為此書對他們而言篇幅太長，而且內容也可能使他們吃上淫猥的官司。但同年另一位作家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一次大戰停戰日過後，一位美國詩人透過VW友人的介紹，帶著他的詩來到出版社，之後也成為密友，這位詩人就是艾略特（T. S. Eliot）。日後艾略特最著名的長詩《荒原》，也是透過Hogarth出版。
1925年出版的《普通讀者》（The Common Reader）頭一篇文章，等於是書的序言，也是她為自己角色所下的定義，作為一個普通讀者，不只是Samuel Johnson的觀點，也可算是她的期許，這些人不同於批評家和學者，沒有太高的教育程度，也沒太高的天賦。讀書不是傳授知識，也非糾正他人觀點，是讓自己高興，為了純粹的樂趣。對照她的生平，我們不難理解她謙虛的說法。因為她接受正式教育的時間不長，她學識的根源主要是透過私人教師，還有日後延伸廣泛的閱讀，而她父親豐碩的收藏恰是充足供應。也是有感於女子受到男性諸多不公的待遇，日後在她成名之後，兩所大學要頒發榮譽博士學位給她，她都拒絕接受。
我們讀她《普通讀者》的觀點，對於有些作者或書籍，因為年代久遠，或因全然陌生，讓我們覺得無法進入或產生共鳴。但是行文中精湛深入的剖析，優雅典麗的修辭〈甚至連讀譯本都可感受得到〉，讓人不免訝異，那些表述常是非凡出眾，沒有特殊的稟賦，根本辦不到。例如她在〈論不懂希臘文〉一文中，她對希臘文的簡潔樸素，生氣盎然讚賞有加，對其音韻之美發出多方禮讚。雖然她說：「我們永遠不能指望像領會英文那樣完全領會一句希臘文的涵義。」但這正是基於她對希臘文深入的領會發出的感嘆。其實從1897年開始維吉尼亞就進入倫敦的國王學院修習希臘文，日後又透過一位私人的女教師Janet Case繼續深造。甚至她還曾在一個給勞工朋友進修的學校中開班教授希臘文，雖然效果不佳，草草收場。但維吉尼亞的希臘文造詣不錯，這點應當毫無疑問。
讀《普通讀者》讓我常感到VW對讀者反應深厚的關切，也就是說她心裡常常想到讀者，也許因為她自己也創作，所以創作過程中讀者的反應、評價、觀感都是她經常考量的因素。這是VW在書中經常透露的關切。所以她在《贊助人與番紅花》裡強調，寫作是一種交流的方式，番紅花只有在人分享它的時候才是完美的花。這也是她不能同意作品生硬、晦澀的原因，因為堅持此道，結局就是失去讀者。她歷數各方名家優越之處，而她所不能同意之處，批判指陳也是十分直接。對照她的傳記資料我就發現，她對別人的評價十分在意，起初這些讀者通常是她身邊的友人。但是等到她在文壇逐漸建立了名氣，每次推出新的作品，都是她精神狀態最焦慮的時刻，甚至感到痛苦不安，她的想像和預感使她無法安寧。和她在普通讀者書中呈現的雍容大度、氣定神閑有很大差距。文字呈現的世界和現實的確不同。有些作家堅持不讀任何評論家對他們作品的評論，但有些作家卻剛好相反。這也是VW難以排遣的致命傷。
還有一件是讓我覺得十分有趣的，也許和他們沒有後代有關。VW的身心狀態不許可有孩子，所以他們自然會把精力投注到其他事。當然寫作、出版都是他們的興趣，也是生活的必要。LW婚前擔任政府公職七年，都是待在錫蘭。這個經歷對他日後有何影響，我還未讀出來。但他有個嗜好，我覺得和他在熱帶的錫蘭居留有點關係。Quentin Bell在回憶錄裡說到他姨丈在蒙克之屋（Monk’s House，吳爾芙家在Sussex郡的住處，VW的晚年主要在這裡度過），充滿各種寵物，而且很多來自熱帶。
昆廷說他什麼都能忍受，就是不能忍受一隻從南美來的大眼絨猴，名叫Mitz。他說這隻絨猴不只長的其貌不揚，就像當時納粹的宣傳部長Joseph Goebbels，而且脾氣暴躁，經常聒噪不安，善於忌妒，對LW的佔有慾極強。有次這隻潑猴逃離了他們的保護圈，跑到一棵樹上，無論怎麼呼喚、引誘都不肯下來。LW情急生智，趕快把老婆喚了出來，親切的挽著她的手臂。Mitz看到此景，醋罈子一時被打翻，立刻衝下樹來向情人抗議，鬧劇才總算結束。Quentin回憶LW甚至有一年（1935年5月間），載著牠穿過納粹掌權的國境。他擔心德國人若察覺這隻潑猴長得就像那位眼露仇恨兇光的戈伯爾，恐怕他姨丈會有三長兩短。我想LW有意這麼做，可能是出於氣憤。這隻Mitz其實活不過英倫的冬天，但在他們細心呵護下，竟也活了好幾年。
最後我要提的是電影《The Hours》中一點時間錯亂的問題。我信很多人看過這個影片，也對影片中穿插之三位女子的角色印象深刻。也許有人知道，電影所根據的小說《TheHours》，是受VW的啟發。因為當年她寫《Mrs. Dalloway》尚未出版前所用的題目就叫做：The Hours。雖然電影是虛構的，但其中第一個角色維吉尼亞‧吳爾芙是恰有其人，雖然情節也有點虛構成分，但故事的推演是根據事實來發展。只是電影讓故事極度濃縮，讓人不知不覺接受了影片中虛構的時間。其實VW自殺的時候，二次大戰已然激烈展開。他們在倫敦的房舍與辦公室已毀於轟炸，VW和丈夫目睹那些場面，心情沉重可想而知。所以他們大多時間留在Monk’s House，避開被轟炸的危險。而且自殺當年（1941年三月）的VW已經五十九歲了。但影片中的VW，似乎仍停在書寫《Mrs Dalloway》的1925年，她走入水中自盡，地點雖正確，但時間卻提前了不少。
我手上這本簡明的作家故事，提到這麼一件事。大意就是VW的名聲隨著時代的轉換起伏，但無論別人怎麼估價都無妨，她的書，包括日記已經都印成書，直接閱讀她的作品，才是讀者最好的判斷。就好像VW在《一個同時代人的看法》裡提出的論點，對同一本著作，兩個同時代的評論家發表了截然不同的觀點，有的認為是傑作，有的則認為是廢紙，南轅北轍的觀點於今尤烈。但是不管別人怎麼說，專家的意見固然值得參考，但他人的方法無論如何精湛，也許聽聽VW的建議很有價值：「只須依據自己的直覺，運用自己的理智，得出屬於你自己的結論。」我覺得這正是一個普通讀者最可貴之處，也是我們理解伍爾芙最直接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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