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改革政府
1997 年中國機構改革的頭號「新聞內萬」是什麼？沒有一家新聞媒介猜中改革方案！儘管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在多次公開場合吹風，他受政治局委托正在秘密設計機構改革方案，但海外媒介始終未能得到內幕真情。即使嗜好和擅長打探中央高層內幕的香港媒介，關於此次機構改革的報導要麼似是而非，要慶謬誤百出，全憑道聽途說或猜測推理。政府保密工作空前成功。
1998 年 3 月 5 日，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之日，李鵬作為總理在最後一次政府工作報告中，公開了雄心勃勃的機構改革計劃：國務院部委從 40 個削減為 29 個。
如此大動作，早有心理準備的新聞媒介也略有吃驚。隨之，一些記者開始擔心，方案能否被人大代表通過。有人預言，即使通過也不會票數太高，勉強過半而已。還有人推測，這樣大動干戈調整機構，勢必影響新一屆政府領導人的得票數。也許有同樣預感，負貴新聞宜傳的有關方面事先打招呼：不能輕易公開表決票數。
1998 年 3 月 6 日上午，按照九屆人大的既定程序：先是國家計委主任作國民經濟發展計劃，這是一個長長的報告；再是財政部長作財政預決算報告。又是一個長長的報告。最後一個亮相的是國務委員羅幹，他和盤托出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會場氣氛頓時活躍起來。
此次機構改革的力度確實有些出人意料： 7 個部降格為局，2 個委員會降格為部， 2 個委員會撇銷， 1 個部改為公司， 2 個部台二為一， 2 個總會降格為局，4 個部委實施改組。
在人大與政協的各小組討論會上，機構改革成為壓倒一切的主題。
開鍵時刻到了。1998 年 3 月 10 日 17 點 35 分，九屆人大將對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進行表決。很少有人料到，這一重要程序由一位民主寫派人士主持，他就是九三學社中央主席、中科院和工程院雙院士吳階平。這顯然經過精心安排。在代表們按下表決器的幾秒鐘後，主席台兩側的大屏慕上顯現出來表決結果：贊成 2,814 票，反對 12 票，棄權 33 票，未按 18 票，贊成票佔到 97.8 % ，高票通過，掌聲如潮。
高高的票數和長長的掌聲，顯現一個至關重要的信息：此次大刀闊斧的機構改革，絕非出於某一個領導人的個人心態，也非某一個領導機構的政治利益，而是上下同一的全民心態。
1998 年 3 月 17 日，九屆人大以絕對多數選票通過朱鎔基就任新總理。富時，全場爆發雷嗚般掌聲，可朱鎔基雙唇緊閉，似乎深感肩上責任甲大。掌聲持續一分多鐘後，朱鎔基笑了，並向代表拱手致謝。3 月 19 日，朱鎔基以新總理身份第一次與中外記者見面，他向國人公開了機構改革的時間表：國務院機構準備精簡一半人員，今年內分流出去， 3 無內陸續到連各崗位；各級地方政府也要在 3 年內完成機構改革。
新總理朱鎔基知道，外電曾評價他闖進兩大富區：一是國企改革，另一是機構改革。他在人大湖南代表團參加討論時說：「我抱著粉身碎骨的決心來幹這件事。」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上，朱鎔基面對 600 多名中外紀者慷慨陳詞：「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記者們全被新總理敢作敢為的勇氣和魄力所折服，他們多次忘情地報之以熱烈掌聲，他們認定人民代表「找對了人」，但很少有人咀嚼出另一種滋味：朱鎔基在痛下決心時，不僅立下一個軍令狀，還立了一個生死狀。
背水一戰：不能歸結於個人風格
財政部部長助理劉長琨說：「漢朝是 8,000人養 1 個官員，唐朝是 3,000 人養 1個官員，清朝是 1,000 人養 1 個官員，現在是 40 人養 1 個公務員。食者之眾，生者之寡，國家財政自然入不敷出。」
新總理朱鎔基曾被錯劃為「右派」而下放勞動，他 51 歲時才是副處長。也許獨特的人生經歷，在他的行為準則中體恤民情是非常突出的一面，他反對機構臃腫給百姓增加負擔，更痛恨腐敗官員濫用權力搜刮民脂民膏。他個人也以清正廉潔著稱， 早就宣佈：「不題詞，不剪彩，不吃請。 J 另外，朱鎔基的一貫風格是雷厲風行，他厭惡層層扯皮和有令不行，他把盲目指揮重複建設視為「萬惡之源 」。他任上海市市長時就提出「一個窗口，一個圖章」在吸引外資方面只設立了一個「外資委員會」。因此，建立一個廉潔、公正、精幹、高效的「小政府」，是他內心深處的願望，也是他人生閱歷的深刻積澱。
記得 1993 年那次機構改革，只有輕工業部與紡織部改為「總會」。當時這兩部委的中低層官員曾抱怨「部長太軟 」。但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參加紡織總會成立大會發出一個明確信號：這次只搞了兩個總會，不過癮。
國家經貿委副主任陳清泰透露一個重要信息，中國正在從韓國金融危機中汲取深刻教訓。韓國經濟遭受滅頂之災的根源是，大集團與金融及政界一體，互相牽連太深。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也說：高層人士也充分意識到，政府向企業直接投資，或以審批項目方式迫使銀行貸款，是形成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一位更重要的人士透露，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中央高層開始全面解剖經濟指導原則，包括近幾年已經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針政策。比如，韓國大公司曾被作為大型國企發展的最好模式，並且為政府直接重組大型集團是一條捷徑；為實現這些意圖，國有銀行應該重點扶持國有大集團，把一些深陷債務危機的大型國企優先上市，進行直接融資，等等。
九十年代中後期，中國一直在仿效「韓國模式」，韓國企業的典型特徵是，生產型的企業集團與金融界融為一體，形成「財團」；韓國政府為扶持大「財團」，又與其結為緊密聯繫，進而形成「財閥 J 。在亞洲金融風暴中，高度負債的大財團接二連三倒閉，排列前 20 位的企業一共破產 7 家，並迅速累及金融界和政府，導致整體經濟危機。
有些跡象已經表現出來，僅在亞洲金融風暴前，中國的各級政府還率領各種代表團前往韓國學習，探索在中國如何建立財團，現在已經戛然而止。中國的經濟學家們也在媒介上紛紛發表言論，一致的觀點是「韓國的財閥制度不可取」。
中國之所以對韓國感興趣，是因為兩國在經濟結構與運行方式上有諸多相似之處。韓國遭受的災難警示中國不能這檬下去，要避免重蹈韓國覆轍，企業與金融與政府的三位一體就必須瓦解，但這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小心翼翼地剝離。
很顯然，革除政府機構的諸多弊端與吸取韓國危機的教訓，現在不可不做，又不必速成。儘管新總理朱鎔基的一貫行為表明，他不迴避問題和矛盾，並且敢於處理重大問題。但這一次背水一戰地改革政府，並且力求一氣呵成，絕不能僅僅歸結為他個人風格的體現。他是一個富有挑戰性的領導人，他習慣於知難而進，但他知道一夜之問不可能創造奇跡，那麼，朱鎔基為何急於大刀闊斧推進國企和機構改革，為何口出慷慨悲壯之辭，其直接原因在於中國既面臨看亞洲金融風暴的威脅，又承受著國內各種經濟矛盾的蘊蓄。國內外兩種巨大壓力正在匯合而一，對新總理朱鎔基構成嚴峻挑戰。
臨危受命：亞洲金融風暴威脅中國
中國的運氣很好。亞洲四小龍的金融危機並未重傷中國這條大龍，中國成為這場風暴的一個安全島。但朱鎔基指出：「我們對金融危機必須有足夠認識，現在對中國的防範能力估計過高，對所面臨的嚴峻挑戰沒有充分估計。」
當記者問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金融風暴的能量是否已完全釋放？他巧妙地回答：「經濟學家不是算命先生。」其實，亞洲金融風暴的滯後效應在中國已經顯現，外貿出口明顯下降，國際資本流入銳減。
出口下降加劇國內生產企業的外部困境，它們正經受國內市場需求不足的打擊，因此要求「人民幣貶值」的呼籲一浪高過一浪，但均被國務院頑強地頂了回來。 1997 年 12 月，吳敬璉訪美，美國歷任國家安全助理都問吳敬璉一個共同問題：中國貨幣會不會貶值？吳敬璉回答：中國政府已向世界承諾幣值不貶。黑格將軍對此評價極高：全世界在關注中國，如果中國的貨幣貶值，有可能引發全球的競爭性貶值。
中國在亞洲金融風畢中所承擔起的責任，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中國挺身而出支撐危局，對深陷經濟危機的亞洲國家恢復信心起，重要作用，一旦人民幣貶值會再度引起亞洲其他國家的貨幣貶值，使它們在經濟蕭條中更難自拔 • 正因如此，美國總統克林頓宣佈提前訪華，這是自 1989 年以來美國總統第一次訪華。美國媒介報導，美國政府認為「在保持亞洲政治經濟穩定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中國，而不是日本」。
但是，國內企業的困境著實令人擔憂，所以朱鎔基決定對國企，施大手衛，並承諾 3 年內救活它們。可很多國企對此信心不足，並且沒有做好推向市場的準備，因此新總理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機構強勢推動，同時還需要給企業創造一個自我擺脫困境的寬鬆環境，制止行業經濟部門盲目干預企業。
銀行的壞賬也是炸藥包之一。中國金融學會副會長劉鴻儒去日本專門研究如何消除壞賬。日本銀行家告知：「先制止不良貸款天天發生，再將現存壞賬由銀行慢慢消化。」劉鴻儒頗有同感，這位中國人民銀行前任副行長，曾對政府部門亂批項目並強迫銀行貸款倍感無奈，他曾懇求國家計委有關領導給銀行一些選擇的權力。劉鴻儒講起這段往事時說：「我希望他們在審批項目時別一個蘿蔔一個坑，能否多挖幾個坑，讓銀行選一個放蘿蔔，但他們說做不到。」（編按：指既使出於行政命令也至少讓銀行在不同項目中給誰貸款有所選擇不要強制銀行對每一個項目都批出貸款。）劉鴻儒認為，在國有銀行轉向商業銀行後，政府部門對銀行的干預並未減弱。一些市長擺明對他說，向銀行貸款用於發工資，根本就沒有打算還。劉鴻儒說：「這樣下去，壞賬天天發生，舊賬未了又添新賬，銀行非破產不可，金融危機遲早爆發。只有盡快拿掉政府部門的投資審批權，讓銀行真正有自主權，直接與企業打交道。銀行哪個人亂放貸款，就讓他去坐牢。」
更為徹底的金融改革正在啟動。總理朱鎔基宣佈，銀行與政府將加大分離度，
政府部門不得再逼迫銀行向虧損企業貸款。然而，下崗工人由此又將增多，社會潛在的震盪在醞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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