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4年11月底，一位友人從巴黎打電話來，告訴我蘿特．艾斯娜（註）病重且很可能撐不下去。我說，不可以，不可以在這個時候，德國電影此刻還不能沒有她，我們不許她死。我抓了一件夾克、一個指南針、一個帆布袋和一些必需品上路。靴子是新買的，很堅固，讓我很有信心。我踏上通往巴黎的直線路徑，堅信如果我靠雙腳走去，她就能活下來。除此之外，我也想獨處。

我在那一路上寫下的文字並未預設要給讀者看。如今，將近四年時間過去，當我再次拿起這本小筆記，竟有股莫名的感動，而那份想公開這些文字的渴望也戰勝了恐懼，使我不再怯於敞開門、迎接陌生的眼光。本書只刪除了筆記上一些私密評論。

　　　　　　　　　　　　　　　　　　　　　　　　　　　　　　　　　　 W.H.
　　　　　　　　　　　　　　　　　　　　　　　　　　　　　 1978年5月24日
　　　　　　　　　　　　　　　　　　　　　　　　　　　　　　　荷蘭‧台夫特

註：蘿特．艾斯娜：Lotte Eisner，知名德、法電影史學家、影評人。1896年出生於柏林一個猶太商人家庭，二戰期間逃往法國。在集中營度過一段時間。1945年起擔任法國電影資料館之檔案管理長一職，直到1975年退休。持續為法國《電影筆記》、《電影期刊》（Revue du cinéma）撰文。是最早肯定並積極推介「德國新浪潮」的影評人，有「德國新電影之母」之稱。不只荷索將電影《賈斯柏荷西之謎》獻給她，溫德斯的《巴黎．德州》（Paris, Texas）亦公開題獻感謝她。


1974年11月23日
星期六

才走了大約五百公尺，我就在帕星醫院附近做第一次停歇，打算從那兒轉西行。我用指南針推斷巴黎的方向。現在我知道了。賀伯特．阿赫騰布許（註1）從行駛中的福斯巴士跳下卻毫髮無傷，他隨即又試了一次，終於把腿摔斷，現在正躺在五號護理站。
　　
我告訴他，萊希河（Der Lech）會是個問題，因為過河的橋非常少。村民會划船載人渡河嗎？賀伯特用紙牌為我占卜，像拇指指甲一般小巧的紙牌，兩排各五張，但不知道該怎麼解讀，因為他找不到那張說明書。牌中出現了一張魔鬼，第二排有一張吊死鬼，頭上腳下吊著。
　　
如春的太陽，真是個驚喜。怎麼出慕尼黑？大家現在心裡在想些什麼？拖車屋？大量收購來的事故報廢車？洗車行？沉浸在自我思索中，讓我發現：外面的世界正押著和諧的韻。
　　
一個凌駕其他一切的想法是：離開這裡。我被嚇到了。艾斯娜不能死，她不會死，我不允許。她不會死，不會的。不是現在，她不可以，不，她現在不會死，因為她就是不會死。我的步履堅定，大地為之顫抖。當我行進時，如同一頭野牛；當我停歇時，宛如安歇的山岳。不，她不可以死！她不會死！當我抵達巴黎，她還會活著。不會有別種可能性，因為我們不允許。她不能死──以後也許可以，在我們允許的時候。
　　
蓋默靈，小酒館，孩子正在參加生平頭一次的聖餐禮；小型管樂隊，女侍端著蛋糕，一桌老客人試著從她那兒撈點什麼好處。羅馬古道，凱爾特土堤工事，我的想像力正在活躍中。星期六下午，母親帶著孩子。遊戲中的孩子看起來到底是什麼樣子？不會是這樣，像電影裡呈現的。這時候需要來副望遠鏡。
　　
這些經驗很新，新的人生片段。不一會兒前我站在一座橋上，腳下是高速公路往奧賓的路段。有時我會從車裡看到有人站在橋上定目凝視；現在我也成為其中之一。第二杯啤酒的作用已經來到我的膝蓋部位。一個男孩用條繩子在兩張桌子中間搭起一塊紙板做的牌子，繩子兩頭用膠帶固定。那桌老客人大喊：「封路改道！」女侍回答：「你們以為自己是誰啊！？」音樂再度高聲響起。那桌老客人會很高興看到男孩把手伸到女侍裙底，但他沒這個膽。
　　
除非是在電影裡，否則我不會把這一切當真。
　　
從一個人的臉，可以看出人類變得跟我們習慣搭乘的汽車有多相像。軍隊將左翼安置於腐葉上歇息。我不禁想起黑刺李，我指的是「黑刺李」（Schlehdorn）這個字。這裡其實沒有黑刺李，而是躺著一個缺內胎的腳踏車輪框，周邊被畫上紅心圖案。我也在這個彎道上，從路面的車痕看出曾有不少車在此地迷路。像軍營般巨大的森林旅店從我身旁漫步過去，那兒有一隻狗，龐然有如一頭小牛。當下我就知道他會攻擊我，幸好大門這時突然打開了，小牛默默走進去。小石礫映入眼中，跟著來到我的腳下；我可以看到土地的律動。身著迷你裙的妙齡少女正準備坐上少年們的機車。我跟一家人擦身而過，女兒名叫艾絲特。寒冬下的一塊玉米田，沒有收成，蒼灰一片，沒有風卻仍沙沙作響。這是一片名叫死亡的田野。我在地上發現一張白色手工紙片，整張溼透。我拾起它，把壓在潮濕田裡的那一面翻過來，渴望破解上頭的訊息。是的，「它」會被寫在上頭。結果紙上看似一片空白，但也因此沒有失望。
　　
多特（Döttel）家族的每一戶人家把什麼都鎖上了。一個裝空瓶子的啤酒箱被放在路邊等人來收。要不是那隻牧羊犬（什麼牧羊犬，根本是匹狼！）這麼渴望我的血，我可以將就在狗舍裡過夜，因為裡頭有乾草。一輛腳踏車接近中，每踩一圈，踏板就打到鍊條蓋一下。公路護欄在一旁跟著我走，頭頂上方是電纜，高壓電劈啪作響流過我頭上。這座山丘什麼都沒有。前頭下方，是一個安歇在點點燈火中的村莊。右手邊的遠處幾近無聲，肯定是條繁忙的公路。只有錐形的光束，卻一片靜寂。
　　
抵達阿靈前，我闖入一間小教堂，心想也許可以在裡頭睡覺，卻有一個婦人帶著一隻聖伯納犬在裡頭祈禱，把我嚇一大跳。教堂前的兩棵絲柏樹，更讓這份驚嚇順著我的雙腳直達無底深淵（註2）。抵達阿靈時，旅店都關門了。我在漆黑的墓園裡摸索，跟著來到足球場，然後是一處建築工地，窗口都被塑膠布包覆住。有人注意到我。出了阿靈是個墾殖區，看來似乎都是些泥炭小屋。我驚動了矮樹籬中的烏鶇，嚇得牠們死命往黑暗裡飛竄。好奇心引領我來到正確的地方：一間周末度假小屋。花園鎖上了，池塘上的小橋也圍住了。我用了跟約希（註3）學來的直接手法：先把窗板撬飛，然後打破玻璃，三兩下就進到屋裡。牆角擺著一條長椅；粗大的裝飾用蠟燭，還能點來燒；沒有床，卻有柔軟的地毯；兩個靠墊；一瓶沒開過的啤酒，邊角上有個紅色封蠟戳記。一條印有時髦圖案、五○年代早期風格的桌巾。桌巾上擺著一張填字遊戲，只勉強完成頂多十分之一，但從一旁的塗鴉可以看出這人已經腸枯思竭了。解出的單字有：頭罩？帽子；氣泡酒？香檳；遠距通話機？電話。我把剩下的部分完成，留在桌上當作到此一遊的紀念。這地方真棒，遠離塵囂。對了，長長的、圓圓的東西？上頭寫著，直列，四個字母，結束於橫排Telefon這個字中的L。答案沒解出來，但第一個字母的方格被人用原子筆圈了許多遍。一個拿著一壺牛奶走下陰暗鄉間小路的女人，在我腦海中縈繞久久不去。腳的感覺還不錯。也許，外頭的池塘裡有鱒魚？


註1：賀伯特．阿赫騰布許：Herbert Achternbusch，1938年生於慕尼黑，身兼作家、電影導演與畫家，電影以前衛著稱。
註2：絲柏樹在西方傳統中為死亡的象徵。
註3：約希：Joschi，應是指Joschi Arpa，1945年生於斯洛伐克，荷索電影《迷幻滑雪板》（1974）、《賈斯伯荷西之謎》（1974）、《玻璃精靈》（1976）的執行製片。

前言

1974年11月底，一位友人從巴黎打電話來，告訴我蘿特．艾斯娜（註）病重且很可能撐不下去。我說，不可以，不可以在這個時候，德國電影此刻還不能沒有她，我們不許她死。我抓了一件夾克、一個指南針、一個帆布袋和一些必需品上路。靴子是新買的，很堅固，讓我很有信心。我踏上通往巴黎的直線路徑，堅信如果我靠雙腳走去，她就能活下來。除此之外，我也想獨處。

我在那一路上寫下的文字並未預設要給讀者看。如今，將近四年時間過去，當我再次拿起這本小筆記，竟有股莫名的感動，而那份想公開這些文字的渴望也戰勝了恐懼，使我不再...

導讀：穿冰越雪的心靈日記
黃建業／前電影資料館館長


在新德國電影大師中，韋納．荷索或許是最耐人尋味的一個。他不單在電影的表現上讓人深受神祕和超自然力量的撞擊，在電影外的真實生活與銀幕後的工作方式，也常常為這個現代化的理性規範社會帶來令人瞠目咋舌的震撼舉動，甚至有人以「瘋狂」來形容他的創作與言行。

荷索的瘋狂擧措不是一般人可以完全理解的，他為了鼓勵一位整天聊電影的朋友拍電影，竟然承諾當電影拍攝完成，他會像卓別林在《淘金記》（The Gold Rush）中那樣，把皮鞋烹煮來吃，最後他也真的履行言諾，並將烹鞋等過程拍成紀錄片。

荷索在拍片的時候，驚人之舉更是不可勝數，比如拍《陸上行舟》（Fitzcarraldo）時，他真的將一艘船搬越山嶺；拍攝《吸血鬼》（Nosferatu）時，他在街上遍放老鼠；他甚至也曾催眠演員與動物演戲……讓大家感覺他拍攝電影如同一場現實戰爭。

但在他的驚人實踐行動中，向德國電影史家蘿特．艾斯娜致意的行動，應該是最動人的。早在荷索拍攝完他首部傑作《生命的訊息》（Lebenszeichen）時，蘿特．艾斯娜即給予好評，並表示這部改編馮．阿尼姆（Achim Von Arnim）小說的電影，承接了德國默片的浪漫精神。這個觀點，其實正好點出荷索在德國新電影中的特殊意義；德國默片表現主義時代，沉鬱的浪漫與幽暗的想像，在荷索的處女作《生命的訊息》、甚至日後的作品中，都可找到清晰的印記。

蘿特．艾斯娜的確是荷索的伯樂。1970年，當《侏儒也是從小長大》（Auch Zwerge haben klein angefangen）在坎城影展的「導演雙週」首演時，荷索第一次與艾斯娜見面，自始成就一段影壇新銳與國家影史傳統捍衛者的友誼。然後荷索邀請她為《新創世紀》（Fata Morgana）配旁白，日後更將《賈斯伯荷西之謎》（Jeder für sich und Gott gegen alle）題獻給蘿特．艾斯娜，本人亦出現在影片的人群之中。她甚至還以專家的顧問方式參與了《吸血鬼》的拍攝。

或許很多人無法了解艾斯娜的重耍性。荷索在「海爾默．考特納電影文化獎」頒奬典禮上致詞說：

她是我們所有的良知、德國新浪潮電影的良知，而且應該是亨利．朗瓦去世後，整個世界電影的良知。她有幸能從第三帝國的魔掌中逃出來，現在又來到我們中間，踏上德國這塊土地。

事實上，確實是由於她和亨利．朗瓦在法國電影資料館的努力，才使不少世界電影經典（尤其是德國表現主義的作品）留傳於世。而她的《著魔的銀幕》、《穆瑙》、《佛列茲．朗》等專著，不單是表現主義電影的經典名著，亦標示了德國電影傳統的原創性精神。

本書緣起於1974年11月，當荷索聽聞艾斯娜在巴黎病重垂危，他竟然在初冬時節，只帶著一件夾克和一小包行李，從慕尼黑步行到巴黎，並宣稱只耍他走到巴黎，艾斯娜就能好起來！

荷索說：她看著我，非常優雅地微微一笑。她知道我腳踏實地而來、沒有半點防衛，所以她理解了我。有那麼一個美好、轉瞬即逝的片刻，一股暖意奔流過我疲憊不堪的身體。我說，請把窗戶打開，過去這些天來我開始會飛了。

這或許真是電影史中最具傳奇色彩的一段旅程，也是德國新電影重新與古典傳統接軌的動人時刻。《冰雪紀行》是在1974年11月23日到12月14日的旅途日記，然而就像荷索的電影一樣，他所穿越的空間（其實是高度現代化的城市）在他筆下彷彿是一個接一個的夢中城市，或許這正是荷索電影中最具魅力的地方。空間在他的意志力貫注時，超昇為獨特的精神狀態，音樂則微妙地讓真實飛翔為幻覺。我們在他電影中（包括一系列的紀錄片），常常體驗到不尋常的反理性神祕世界。我想這也正是荷索對人類理性發展的歷史死結，所投下的一篇充滿強盛悲劇意志力的諷世詩篇。

導讀：穿冰越雪的心靈日記
黃建業／前電影資料館館長


在新德國電影大師中，韋納．荷索或許是最耐人尋味的一個。他不單在電影的表現上讓人深受神祕和超自然力量的撞擊，在電影外的真實生活與銀幕後的工作方式，也常常為這個現代化的理性規範社會帶來令人瞠目咋舌的震撼舉動，甚至有人以「瘋狂」來形容他的創作與言行。

荷索的瘋狂擧措不是一般人可以完全理解的，他為了鼓勵一位整天聊電影的朋友拍電影，竟然承諾當電影拍攝完成，他會像卓別林在《淘金記》（The Gold Rush）中那樣，把皮鞋烹煮來吃，最後他也真的履行言諾，並將烹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