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步三回頭
我小的時候不知道魚會生病，鳥會中毒，小孩子會死。但是我的父親知道。他是一個生物學家。後來我父親死了。我父親的學生告訴我，長江的魚不能吃了；在江邊白茅上飛著的鳥兒，飛著飛著就摔下來死了，是鉛中毒；在長江邊出生的孩子，小小的年紀就得了肝癌。
在人們還沒有反映過來為什麼的時候，那條從天際流進詩裡和畫裡的長江，突然喪失了襯托落霞孤騖的閑情逸志；突然關閉了博攬千帆萬木的寬闊胸懷。長江，突然變成了我們的「敵人」。
在我最近一次回到江南的時候，我看見長江渾黃的水悶聲不響地流著，像一個固執的老人，拖著一根扭曲的桃木拐棍，怨恨地從他的不肖子孫門前走過，再也不回頭了。
這時候，我感到，我必須告訴長江和長江邊的不肖子孫我父親的故事。我父親到死對長江都是一步三回頭。我希望等到人們總算懂得該向自然謝罪的那一天，會想起我的這些故事。
魚的故事
我父親死在美國的亞裡桑那州。他去世之前，我和我弟弟帶著他旅行了一次。這是他一生最後一次旅行。他拍了很多他感興趣的照片。回來後，他把這些照片一一貼在他的影集上，每張照片下還寫上一兩句話。像是筆記。每次，我翻開他這本最後旅行的影集，看著他拍的這些照片，他寫在這些照片下的那些句子，就變成了一張張退了色的老照片插了進來，講著一些關於父親的故事。
譬如說，影集的第一頁，貼著兩張父親在夏威夷阿拉烏瑪海灣，用防水照相機在水下拍的魚兒。那些紅黃相間的熱帶魚，身體扁扁的，像蒲扇，在海裡煽動起一圈圈碧藍的波紋，那波紋像一習習快活的小風，鼓動著旁邊兩根褐色的海草。熱帶魚在水草間平靜地遊逸，逍遙自在。
父親在這兩張照片下寫著：「魚，魚，長江葛州壩的魚是要到上遊產卵的。」
父親像很多老人一樣到美國來看望他的兒女。沒來之前想我和弟弟想得很熱切。才到一天，就說：「我最多只能呆一個月，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回去做呢。」我和我弟弟說：「您都退休了，那些重要的事情讓您的研究生做去吧。」父親說，「研究生威性不夠，沒人聽他們的。」我和弟弟就笑，「您威性高，誰聽您的？」父親唉聲歎氣。但過了一分鐘，又堅決地說：「長江魚兒回遊的時候，我一定要走。」
長江魚兒回遊的時候，我父親從來都是要走的。這個規矩從七○年代長江上建了葛州壩開始。我記得我父親的朋友老谷穿著一雙肥大的黑棉鞋，坐在我寫字時坐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嚥地吃一碗蛋炒飯，父親穿一件灰色的破棉襖唉聲歎氣地在小客廳轉來轉去。
「壩上的過魚道沒有用？」父親問。
「沒用。」老谷說。
「魚不從過魚道走？」父親問。
「不走。」老谷說。
「下遊的魚上不去了？」父親又問。
「我剛從葛洲壩來。魚都停在那裡呢。」老谷說。
「造壩前，我早就跟他們說了，魚不聽人的命令的，魚有魚的規矩。」父親說。
「葛洲壩的人還以為他們今年漁業大豐收呢。正抓魚苗上壇醃呢。」老谷說。
「你快吃，吃了我們就走。」父親說。
我當時不知道他們要到哪裡去，只覺得他們惶惶不安。像兩個趕著救火的救火員。後來我知道了他們帶著三個研究生去了葛州壩，在那「過魚道」前想盡了辦法，長江的魚兒終於沒能懂得人的語言，也看不明白指向「過魚道」的路標，一條條傻呼呼地停在壩的下遊，等著大壩開恩為它們讓條生路。
最後，父親和老谷這兩個魚類生物學教授只好帶著研究生用最原始的水桶把那些只認本能的魚兒一桶一桶運過壩去。並且，從此之後，年年到了魚兒回遊的時候，他們都要帶著研究生去拉魚兄弟一把，把魚兒們運過壩去。這叫做「科研」工作。魚兒每年都得回遊，於是我父親就得了這麼一份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我父親死在長江三峽大壩蓄水之前。要不然，他又會再多一個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我父親說，「我們這些教授，做的只能是亡羊補牢的工作。「羊」沒亡的時候，你再喊再叫也沒人聽。」
我們是一個非常功利的民族，而且是只要眼前功利的民族。我們可以把屬於我們子孫的資源提前拿來快快地揮霍掉或糟蹋掉。我們喜歡子孫滿堂，可是我們的關愛最多沿及到孫子輩就嘎然而止。至於我們的曾孫，重孫有沒有太陽和月亮，清風和藍天，我們腳一蹬，眼睛一閉，眼不見心不煩。我們還大大咧咧地嘲笑杞人憂天。天怎麼會塌下來呢？真是庸人自擾之。我們的這種好感覺來得無根無據，卻理直氣壯。
偏巧，我父親就是這麼一個憂天的杞人。只是比杞人還多了一個愚公移山的本領──帶領徒孫一年一年移魚不止。
鴨子的故事
父親影集的第二頁，貼的是一群鴨子的照片。那時候，我們在地圖上看見有一個叫「天鵝湖」的地方。我們就帶著父親去了。我們在一片無邊無際的玉米地裡開了三個小時的車，然後，就鑽進了這片樹林。沒有風，一根根老藤靜靜地從樹枝上掛下來，像還靜止在遠古的時間多年不刮的鬍鬚，非常祥和地垂到滿地的腐葉上。我們找到了這個「天鵝湖」。湖裡其實並沒有天鵝，卻停了滿滿的一湖鴨子。一個挨一個，遠看密密麻麻，像一個個灰色的小跳蚤。我們的狗想到湖邊去喝水，一湖的鴨子突然吼叫起來，像士兵一樣朝我們的狗列隊遊過來，保衛它們的領域。父親哈哈大笑，拍了這張鴨子的照片。
在這張照片底下，他寫了：「鴨子，上海浦東的鴨子是長江污染的證明。」
從七十年代末起，人們發現上海浦東，崇明島一帶肝癌的發病率非常高。父親有個很好的研究生，叫黃成，是孤兒。父母都得肝癌死了。父親時常給他一些零花錢。他們家有兄妹五個，相親相愛，住在上海浦東地區。這個研究生讀書期間，大哥也死了，還是肝癌。人們不知道原因。父親就帶著幾個研究生開始了調查，研究為什麼上海浦東地區肝癌發病率高。
父親選擇研究在長江下遊生活的鴨子。那一段時間，不停地有一些鴨子被送到我們家來。家裡小小的廚房，全是鴨屎味。我和弟弟踮著腳，捏著鼻子到廚房去找零食吃，什麼油球，麻糕上都帶著鴨屎臭。我媽跟我父親吵，叫他把這些鴨子弄走。我父親說：「弄到哪裡去，總不能弄到大學辦公室裡養吧。」
後來研究鴨子的結果出來的，上海浦東，崇明島一帶的鴨子活到兩年以上的多半都得了肝癌。結論很明顯：長江下遊水質嚴重污染。
一九八九年我父親帶著一個黑皮箱，去美國參加「國際水資源環保大會」。我和他的研究生黃成送他上飛機。他的黑皮箱裡裝著詳細的長江下遊流域水資源污染狀況的證據和研究報告。父親身穿著嶄新的西裝。那西裝的褲腿高高卷到膝蓋，腳下還蹬著一雙解放鞋。我和黃成要求再三，要他把西裝的褲腿放下來，換上皮鞋。他說：「我整天在長江水裡泡著，就習慣這樣。」他就這樣上了飛機。哪裡像個教授。地道一個長江上的漁民。父親半輩子都在長江上闖蕩，像武打小說裡的一條江湖好漢，替那些不能保護自己的長江水資源打抱不平。
父親從美國開會回來，並不高興。他說：「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報告，談完污染就談拯治措施。我報告完了污染，別人就問：你們國家的拯治措施是什麼？我沒法回答。我們沒有。」那會是在十幾年前開的。那時候環境保護還沒有被中國人當作一回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在八，九十年代是掙錢。人們熱衷於把自己的小家裝璜得漂漂亮亮。一出小家門，門庭過道再髒也可以看不見。誰還會去管如何清理那些流到長江裡，讓鴨子得肝癌的東西。
去年，我在一個偶爾的機會碰見了父親的研究生黃成。他到美國來短期訪問。我問他：你好嗎？他說：我來之前剛到上海去了一趟。我的最小的妹妹得肝癌去世了。於是，我們倆都同時懷念起我的父親。黃成回憶起我父親寫過的許多論文，做過的許多報告。那些論文和報告早早地就把長江水生資源的污染與危機呼籲出來了。不幸的是，在父親有生之年，中國的社會先是只重視與天奮鬥，與地奮鬥，把人對自然的無知誇張成統治自然的權威；後來，社會又變成了是只重視向天要錢，向地要錢，把人的對自然的訛詐當做是從自然得來的財富。父親像唐佶柯德，帶著他的「桑丘」──幾個衷心耿耿的研究生，向社會──這個轉起來就不容易停的大風車宣戰，到死都一直在孤軍奮戰。
船的故事
父親影集的第三頁，是我們在卡羅拉多河劃船的照片。我和弟弟怕父親在美國寂寞，懷念他在長江上的浪漫漂泊，決定帶他到卡羅拉多河上去劃船。卡羅拉多河水是淺綠色的，我們的小機動船是像牙色的，父親高高興興地戴著漁民的草帽，把西裝褲腿高高地卷過膝蓋，笑眯眯地架著方向盤，像是回到了老家。像牙色的小機動船在水面上滑過，濺起高高低低的水珠，像一隻靈巧的溜冰鞋在晶瀅的水面上劃過一道白色的印子。我記得當時，有一隻麻雀一樣的小鳥飛來停在船頭，我弟弟就餵它麵包吃。小鳥並不怕人，居然大大方方地走到我們放食物的椅子上自己招待起自己來。父親感歎不已，說：「這種人和動物之間的信任不知要花多少代才能在中國建立。我們江南的麻雀見了人就像見了魔鬼一樣。」我當然是很能理解父親的意思。單靠幾個科學家是拯救不了中國的動物危機和環境汙染的。父親在開船，他讓我把他和小鳥還有船都照下來。
父親在這張照片下寫道：「要教育長江流域的老百姓。」
上海浦東的鴨子證明瞭長江被污染了後，我父親就長年在長江的水域奔忙。他和他的研究生半年半年地住在漁民的船上收集資料。我和弟弟當時還小，就想混上漁船，到長江太湖溜達一圈。放暑假的時候，父親帶我去過一次。我記得我去的那條漁船很小，睡在後倉裡，連我的腿都伸不直。一泡臭尿得憋到天黑，才能把屁股撅得高高地站在船沿上尿。那時候正是漁訊，船白天黑夜在水上顛簸。我父親他們天不亮就起來在漁民打到的魚堆裡亂翻。他們把一些魚作成切片，放在顯微鏡下面看。說是有些魚脊椎彎了，有些魚身上帶血點，還有些魚數量大減。
我在船上，百無聊奈，吃了一個星期沒鹽沒油的魚煮飯。下了地，連走路都像只青蛙，只會一顛一跳。後來，我再沒有興趣混上漁船玩了。我弟弟還混上去過一次。那次他們去的是太湖，船也大一點。我弟弟回來連說：「差點淹死，差點淹死。」以後也再不要去了。但是我父親他們卻從來沒有間斷過，一年又一年，到魚汛的時候必走。緊密關注著長江流域的各種水生資源變化。後來他們幹脆租了漁民的船，跟著魚兒到處跑。從長江下遊，一直到四川重慶，從太湖，一直到鄱陽湖。他們跑遍了長江流域，年年如此，不管刮風下雨。他們也收集長江流域變了形的鳥，有一隻麻雀類的鳥長了三個翅膀，第三個翅膀很小，像小孩子衣服上被扯破的小口袋。我和弟弟看著好玩，父親說，這種變異可能也跟汙染有關。
後來，父親在N大學的辦公室裡堆滿了大大小小汙染變形魚和其他長江流域常見動物的標本。我有時候到父親的辦公室去，看見這麼多被汙染魚和動物的標本，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父親和他的同事，研究生討論起這些被汙染魚和動物，一個個的表情如兵臨城下一般凝重。可長江沿岸的造紙廠和印刷廠依然往長江裡排含鉛的汙水；肺結核病院和精神病院依然往長江裡扔廢棄的藥品。父親他們這些無權無勢的知識分子到底能幹什麼呢？我甚至嘲笑父親：「您的汙染魚和動物不到威脅國家政權穩定的時候，您那些對策都不會有人用的。」
父親依然故我地在長江上忙碌。後來我發現父親這樣做其實是為了一種精神，這種精神是父親生命的意義。這種精神不可以用「獻身」或「熱愛」等形容詞來描述。這種精神是一種冷靜的理性，是一種負責任。是一種不僅僅對自己負責，而且對子孫後代負責，不僅僅對今天的發展負責，而且對人類所生存的地球的未來負責的精神。這是一種科學和人文的精神。為了這樣一種科學和人文的精神，父親和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忍辱負重，在最沒有科學和人文精神的年代，做了許多直到今天，才被人們看出其重要意義的事情。
父親追悼會的故事
父親影集裡的最後一張照片，是父親追悼會的照片。那不是父親貼上去的，是母親貼上去的。母親在照片下寫了一行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取的是莊子<大宗師>裡兩條魚的典故。小水塘裡的水幹涸了，最後的兩條魚往對方身上互相吐著水沫，以求一點濕潤。人們感歎這是多偉大的愛情呀！可是對魚來講，還不如讓它們快活地遊在大江大湖裡，而互相根本不用惦記著好。生死一別，父親回歸自然。
像其他許多中國貧窮而執著的中年知識分子一樣，父親突然英年早逝了。那時候，他從那次最後的旅行回來不久。因為長江魚兒回遊的季節就快到了，他回中國的飛機票都賣好了。卻終未能成行。父親去世前幾天全身的皮膚躁癢，後來突然胃出血，吐血不止。等救護車開到我們家的時候，父親已經過去了。除了這本影集和每張照片下寫的幾行對長江戀戀不忘的句子，他沒有遺言。
醫生告訴我們他的死因可能是鉛中毒。母親什麼話也沒有說，在長江魚兒回遊的季節快到來之前帶著父親的骨灰按時回中國去了。父親就這樣回到了長江邊。
父親在美國對長江是一步三回頭地依念，他的追悼會當然是應該在江南故里開。可母親帶著父親的骨灰回到南京後，父親系裡的系主任非常愧疚地對母親說：因為他們的書記倒期貨，暗自動用了系裡的錢。結果錢全砸進去賠了。連教授講師當年的獎金都發不出，實在拿不出錢來給父親開追悼會。結果，父親的研究生黃成來了，當時就捐了三百塊錢為父親開追悼會，接著老谷也捐了，其他父親的同事和學生都捐了錢。母親哭了。
父親的追悼會是在長江邊開的，除了他的同事和學生，還有很多漁民。在追悼會上父親的生平被連續起來：
父親叫袁傳宓，出身在江南的一個極富裕地主家庭，畢業於金陵大學。以後在N大學生物系工作了一輩子。他年輕的時候非常洋派，打領帶，說英文，絕不是後來連西裝都不會穿的「漁民」。他還會瞞著母親把我和弟弟帶到雞鳴酒家樓上的西餐店去吃一份牛排。後來，文化大革命了，他下了農村，在農村養了幾年豬。他跟所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一樣，非常努力地把自己腦袋裡祖宗八代的非無產階級意識當作殘渣剩汁統統抖落出來清洗幹淨，然後緊密地和工農打成一片。七○年代，一有正常工作的機會，他就全力為長江的環境保護奔走，呼喊，直到死亡。這就是父親的一生。很簡單。父親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似乎沒有內心世界，他們的內心世界都得公開於眾的。唯一還屬於他們私人的就是一種根植於中國優秀知識分子良心中的科學和人文精神。這是父親生命的支點。
父親的故事講完了。長江的故事還沒有完，也許永遠也不會完。最近老谷寄給我一份當地的報紙，上面報導了一個漁民捕到了一隻長江珍稀動物白鱘。。報道裡談到，從漁民到科學家，大家都為搶救這只白鱘盡力。老谷看完之後，一定要他的兒子把這篇報道拿到我父親的墳上去燒，以告慰父親在天之靈。又因為長江裡第一隻白鱘是我父親發現並命名的。那家報紙要我談談如果我父親看見人們對珍稀動物如此關愛的事跡後會怎麼想。這時候，父親已經去世九年了。終於，那種父親一代知識分子所堅持的科學和人文的精神開始成為民眾意識了。我父親會怎麼想呢？
我想，父親大概會說：「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父親的科學家職業，讓他能夠比許多人看得遠一點。與其到動物頻臨危機了，才來贊美人類對動物的關愛，不如不要幹擾動物，讓它們和我們人類一樣，也在地球上有一個位置，過它們和平的生活。地球不是我們人類獨霸的，長江裡的魚兒有權力拒絕人類對它們的指揮或關愛。讓動物按照它們各自物種的本能自由地生活，我想這可能是父親會替魚兒，鳥兒，鴨子，白鱘發表的獨立宣言吧。
（本文獲《僑報》二○○五年五大道紀實文學獎首獎，轉載於《美文》二○○五年九期、《北大二○○七年最佳散文選》、二○○七年《讀庫》、《二○○六年中國最佳散文選》、《二○○六年中國散文集》）
2.不變
我們這個小鎮有一所大學，一個麥當勞快餐店，一個披薩屋，還有一家「老約翰理髮店」。我們只有這麼多社交場所。教授在大學裡教書，學生在麥當勞和披薩屋打工。教授和學生都在「老約翰理髮店」裡理髮。
「老約翰理髮店」已經開了五十多年了，五十多年來老約翰給一代代教授和學生剪頭，永遠只有一個發型：後腦勺從下到上，頭發由短變長，到了額頭，不管頭發多頭發少，一律剪成平平的一條線，劃在離眉毛兩釐米的上方，像三十年代中國姑娘額頭上留著的劉海兒。這使得我給學生們上課的時候，十分賞心悅目，一屋子漂亮學生，不管男女都是一樣的發型。平平地劉海兒底下就是一些藍眼睛，一雙雙被劉海兒襯托出來，清純明亮，找一雙出來對視一下極其容易。我想，學生看我也一樣親切，因為老約翰也給我剪了一條和他們一樣的劉海兒。等某個人的劉海兒離眉毛的距離從兩釐米變成一釐米或半釐米的時候，其他人就會提醒他或她：嘿，你該找老約翰去了。
老約翰理髮的價格和他剪出的發型一樣，也從來不變。五十多年，隨便物價如何上漲，老約翰給人理髮都是五塊錢。從我們這個小鎮出去的人，很快發現在大城市裡理個發至少也要十來塊錢，於是，即使頭發長了，只要有可能也要留著回來找老約翰剪。所以，老約翰很忙。他整天紅光滿面，一邊笑眯眯地轉動著大大小小的腦袋，把它們修成一個式樣；一邊向那些理髮刀下的腦袋們灌輸著他自己簡捷的人生哲學。他說：「我為什麼要漲價？什麼東西要變化了都不是好事。我年輕的時候沒有皺紋，姑娘喜歡親我。現在我變老啦，滿臉都是皺紋，大家都尊重我，可姑娘不親我了，只這麼輕輕擁抱一下。這好嗎？變化是什麼？變化就是不正常啦。你們大學的教授，科學家整天在忙著幹什麼呀？在忙著找出不正常的原因，好讓人兒，事兒恢複正常。我若一漲價，他們就會說：『老約翰的理髮店不正常了』。所以，我只要一切正常。」
老約翰的日子每天基本上都是「一切正常」。他理髮店後面的小溪天天流著和前一天同樣清澈的水，他理髮店前面的鳥架子上天天停著一群愉快的藍樂鳥，他的玫瑰花到了春天就高高地爬在牆上，探頭探腦地在窗前對裡面的客人點著多情的朵兒，他的休息日必定是帶著女兒在綠茵茵的高爾夫球場上玩一下午。
後來，我們大學來了一位教數學的年輕教授。這位教授是上海人，據說精通術數。他生在大城市，又是從芝加哥來。所以剛來的時候很有一點和我們這個小鎮格格不入。學生們暗地裡笑他油亮的頭發二八開，分出了一條白亮的杠。學生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不等式」。盡管三個月後，他的「不等式」被老約翰毫不留情地推平了。他額前也掛下來一條傻呼呼的劉海兒。可那條劉海兒依然沒有把這「不等式」的綽號掩蓋掉。
「不等式」來了六個月後，我發現「不等式」有兩個習慣。一是每隔兩個星期就要去「老約翰理髮店」理髮（所以他的劉海兒總是離眉毛兩公釐）；二是每周三都要等在我的教室門口，有一搭沒一搭地跟我談話，談「變化即新生」，建議我把我們小小的「亞洲學習小組」改名為「亞洲文化中心」。直談到我教室裡每一個學生都走光了為止。
有一天，老約翰的女兒簡妮來找我。簡妮在我班上，是一個極標致的金發小美人。她說是來問問題，可問題沒問兩句，就轉去談「不等式」的滑稽。簡妮邊說邊笑：「『不等式』上課臉對著黑板，從來不看我們學生，他是全世界能在五十分中裡在黑板上寫字最多的人。」簡妮還說：「他說英文很難懂，我花了兩個星期也想不出他說的『etch』是什麼意思。半學期後，我終於猜出來了，他說的是『Letterh（字母h）』。」我也跟著笑，心裡卻突然明白了原來「不等式」醉翁之意不不在酒。他是看上了簡妮。
教授和學生談戀愛，在美國大學裡是大忌。所以「不等式」做得非常隱蔽。他從來不約簡妮單獨出去，卻對簡妮關懷倍至。簡妮再次跟我談起「不等式」時，口氣已經從取笑變成了欣賞。簡妮說：「他說我是金嗓子，等我畢業，他要幫助我到匹茲堡去當歌劇演員。」
簡妮畢業的那個夏天，我在「老約翰理髮店」碰巧撞上老約翰在給「不等式」剪頭。老約翰按住「不等式」的頭，一邊剃他的後腦勺，一邊說：「女朋友今天可以愛你，明天可以不愛。只有你媽對你的愛永遠不變。你要對你媽比對女朋友好。」「不等式」含糊不清地說：「愛母親是愛過去，愛女朋友是愛希望。過去永遠不會變了，所以不必費心，女朋友琢磨不定，追起來才讓人興奮。」老約翰不同意：「你以為明天就會比今天好？琢磨不定的希望就能比平淡的過去好？」「不等式」說：「人類進步的趨勢總是明天會變得比今天好啦。」老約翰說：「那是你的『人類』在自己騙自己。地球沒有想要毀滅人類，等它要的時候，所有人造的文明不過就是一個玩笑。我們在這個地球上糟蹋，人多了，樓高了，活得長了，這就叫『進步』？我還不如不要這進步，就停在幾十年前，藏在母親圍裙下嘻笑呢。」
老約翰的哲學當然沒能說服「不等式」放棄他崇尚變化，熱衷於更名革新，天天折騰新花樣的嗜好。「不等式」也終於沒能說服簡妮放棄她和她老爸那種平庸的小鎮生活，到大城市裡去唱歌劇。結果到是「不等式」又在大城市裡找到了工作，走了。走之前，他對我承認了追求過簡妮，但失敗了。「不等式」說：「我就是想不懂，她怎麼就是不要求進步。跟她老爸一個發型。」
後來我也離開了那個小城。幾年後再回去的時候，城裡的大學生們發型亂了，還有染成桔紅色的，好像他們脫下了一套樸素，和平的制服，換上了一些吵吵鬧鬧的戲裝。我路過「老約翰理髮店」時，看見門口的標價漲成每人七元了。我想起老約翰的話：「變化就是不正常啦」。
果然，老約翰死了。簡妮嫁了一個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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