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文化轉向
第一章 當代新文化史的研究趨勢再探
一、前言
二十世紀的歐美史學發展有兩次重大轉變，一是自六○年代以來的「新史學」或「社會史」挑戰了傳統史學，逐漸成為歷史學研究的主流。到了八○年代，「新文化史」取代「新史學」中的社會、經濟與人口史成為學界的寵兒。為了要和十九世紀末的Jacob Burckhart與Johan Huizinga的古典文化史做區別，一九八九年美國新文化史家Lynn Hunt在The New Cultural History的導論「History, Culture, and Text」中首次將八○年代的這種史學研究類型稱之為「新文化史」。英國文化史家Peter Burke曾在訪談錄中提到：「新文化史的史家們大多認為，個人是歷史的主體，而非客體，他們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長時段裡影響歷史的發展，他們的行為展現了他們的特點，微觀史家Carlo Ginzburg已經非常清楚地指出這點。」新文化史的最新發展方向是在文化裡包含了政治、飲食、服裝、日常語言、身體等主題。法國年鑑學派第四代當家Roger Chartier則從上層文化／下層文化、生產／消費、真實／虛構三方面，來明確定義新文化史與傳統智識史（intellectual history）及社會史的區別。Chartier更指出當代西方史學研究的特色是「從文化的社會史轉變為有關社會的文化史」。
然而上述現象大多發展於一九八○至二○○○年這二十年間，史學界對於近十年新文化史的發展則關注較少。例如美國學界近來的發展就已經有很大的轉變。Lawrence B. Glickman曾指出，新文化史已經在美國獲得空前的勝利。從一九八○至一九九○年代是「新文化史」興起的時代。到了二○○一年，James Vernon已經宣稱「我們現在都是文化史家」。這也顯示出在文化史拔得頭籌的同時，曾經具有獨特性的文化史開始在邁向新世紀時，其形象卻愈來愈模糊。在中國史方面，近來William T. Rowe所寫的一本清史新書China’s Last Empire，也指出美國的清史研究目前當家的是「新清史學派」，研究取向就是新文化史走向或「文化轉向」，同時也可稱為「內亞轉向」或「中亞轉向」，研究的主題已經由以往的社會史時代的下層民眾轉變至研究宮廷。本章將在上述的研究脈絡上，延伸探討近來當代史學的研究趨勢的變化。
二、當代史家論新文化史
Chartier這樣的說法，我們可以在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一書中找到實際的研究個案。然而，Lynn Hunt在該書所倡導的新文化史觀念，卻在二十世紀末受到質疑與挑戰。弔詭的是，質疑這種取向的不是受新文化史批判的那批社會史學者，而是身受「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影響深遠的歷史學者與社會學家。Victoria E. Bonnell 與 Lynn Hunt合編的論文集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的出版，似乎反映了新文化史研究取向也許需要進行再次的轉向。本書編者及撰者主要都是曾受過社會史或歷史社會學訓練的史學家及社會學家，曾恭逢「文化轉向」的盛會，有鑒於歷史學與社會學這兩個學科對文化議題的研究甚少交集，他們才試圖聚集這兩門學科的學者一同討論當代學科中文化轉向所引發的諸多問題。然而，歷史學者在處理這類問題時，作法和經濟學不同，他們不太能夠準確預測未來的真正走向。因此，史學家不會像克魯曼這位諾貝爾獎經濟得主一樣，當各國碰到金融海嘯時，頓時成為各國政府紛紛請益要求開解救經濟藥方的紅人。事實上，這些學者並未提供解決之道，只是點出目前所關心的問題。在二十世紀末，我們不僅可看到歷史學與社會學對文化轉向的反省，人類學界亦興起一股討論文化理論之風，例如一九九九年出版的The Fate of “Culture”: Geertz and Beyond，書中就對Glifford Geertz的文化詮釋理論，有了不同見解。歐美史學界這股新文化史研究已風行將近二十年，目前正面臨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
在二○○○年之前，討論新文化史研究取向的重要著作約有四本。前面兩本是作者新文化史研究的論文集，寫作時間前後長達二、三十年。後兩本則是近四年的最新研究。Burke是英國當代著名史家，劍橋大學文化史教授，在歐洲思想史與文化史方面頗多建樹。同時，他對當代史學界的動向有獨到見解，特別對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互動關係有深入研究。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是Burke討論文化史主要變異的論文集。這本集子的首篇「Origins of Cultural History」是論文化史起源的文章，主旨在探討有關文化史課題的定義問題。其中兩篇有關夢與記憶的文章，主要嘗試處理文化史的實踐問題。隨後五篇是近代義大利的個案研究，這幾篇都是Burke自一九七○至一九八○年代中期所開發的文化史新領域，環繞著上層文化與通俗文化、公領域與私領域、嚴肅與滑稽等議題。Burke在這本書所處理的不只是文化史的實踐，亦對文化史的理論有所著墨，「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History of Mentalities」與「Unity and Variety in Cultural History」兩篇，前者一方面對心態史提出評論，另一方面也對近來的攻訐，提供了解套的方法。後者則對文化史的變異做一般性的討論，他以新史學（或歷史人類學）與古典文化史做對照，並嘗試回答所謂的「新」文化史是否招致歷史的斷裂性（fragmentation）責難的問題。
Mark Poster是加州大學Irvine分校的歷史系教授，專研西方史學理論多年，較常被學界引用的著作有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1990）及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1984）。一九九七年出版的Cultur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ty: Disciplinary Readings and Challenges，是他自一九八○年代以來探討歷史學與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poststructuralism/postmodernism）的論文集。Poster在書中逐章討論了對當代文化史貢獻卓著的史家：Lawrence Stone、Francois Furet、Michel de Certeau及Michel Foucault。他在導論中明白指出，他的目的不在責難或批判這些史家，而是要探索這些著作背後的特質原則。
John Neubauer於一九九九年編的論文集Cultural History after Foucault，是近年來眾多討論Michel Foucault書籍中，唯一從Foucault對文化史的影響角度切入的作品。這本論文集是來自英、美、荷三地的史學、文學及哲學的學者於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間兩次會議的成果。這些作者不僅稱許Foucault的成就，而且也點出他的著作在方法論上的缺失、不正確性及模稜兩可等等。他們更進一步試圖表示我們該如何透過Foucault的作品，再開創一條研究文化史的新取向來超越Foucault。儘管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他們的文章大都點出了傅柯式（Foucauldian）文化史的爭議性—題材的定位、權力與知識的融合、性、歷史的結構與變動。為了強調學科界線的模糊性，這本論文集並未依據作者的所屬學科或主題來分類；而是自然地將十三篇論文分成跨學科的三個部分：文化史對象的類型、文化史研究的類型及文化史概念化的類型。
其中與本文較有直接關連的有兩篇，Willem Frijhoff, “Foucault Reformed by Certeau: Historical Strategies of Discipline and Everyday”及William Scott, “Reading/Writing/Killing: Foucault,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Frijhoff以觀察歷史學界的主流，直接面對學科化的問題。例如當今史家幾乎不碰Foucault的著作，而專業史家也很少認為Foucault的著作是文化史的合適形式。即使像提倡往事的文化建構、論述分析、及歷史寫作的修辭，與深受Foucault的方法及觀念模式影響的新文化史家Natalie Z. Davis、Lynn Hunt，亦是如此認為。此外，Frijhoff舉Ginzburg對Foucault的批評，來說明這反映了為何那麼多的史學家會對Foucault早年的成名作持保留的態度。Frijhoff的作法頗具爭議—捨受Foucault影響較深的美國新文化史界不談，而選對Foucault抨擊最厲的法國學者—Michel de Certeau。但他最終在Certeau的作品中發現「挪用」（appropriation）的觀念，可見Certeau並非全面的拒絕Foucault。Scott則明確描繪了後傅柯式史學的圖象。相對於傅柯式的作法，他利用下層的資料：包括各省檔案與口述紀錄，概述了法國大革命的文化史。
一九八○年代初期，一群歷史學家與社會學家將焦點轉向文化的研究。Beyond the Cultural Turn的編者Victoria E. Bonnell與Lynn Hunt就是其中成員。自一九八四年以來，在加州大學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該團體出版了「社會與文化史研究系列」，他們推出的第一本著作是Lynn Hunt的成名作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直到一九九九年，這系列一共出版了三十四本相關議題的研究。儘管這些研究基本上是在「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與「文化轉向」風潮的影響下，運用文本與語言範式進行文化的研究。但他們逐漸有個共識，認為較好的研究取向應是文化與社會的分析模式的相互結合，彼此缺一不可。一九九四年他們召開了「語言轉向後的歷史學與社會學」的討論會，在該次會議上，與會學者重新思考社會史與文化史間的關係，以及評論歷史學家與社會學家進行文化的研究時的理論與方法。兩年後，他們又召開了「語言轉向下的研究文化—歷史學與社會學」，上述的Beyond the Cultural Turn一書就是該次會議的成果。
究竟哪些新文化史家是上述四本書所討論的對象？廣義來看，常被討論的有：Benedict Anderson、Carlo Ginzburg、Emmanuel Le Roy Laudurie、E. P. Thomposn、Francois Furet、Joan W. Sott、Lawrence Stone、Lynn Hunt、Michel de Certear、M. Ozouf、Natalie Zemon Davis、Peter Burke、Robert Darnton、Roger Chartier、Simon Schama。這些新文化史家的研究特色在於，不再把文化視為是被動的因素。在Lynn Hunt看來，文化與經濟等物質的關係是互動的，雙方互相影響。新的探討方向的焦點是人類心智，把它視為是社會傳統的儲存處，是認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語言處理事實的地方。文化就住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義為解釋機制與價值系統的社會儲藏所。文化史學者的任務是往法律、文學、科學、藝術的底層挖掘，以尋找人們借以傳達自己的價值與真理的密碼、線索、暗喻、手勢、姿態。最重要的是，學者們開始明白，文化會使意義具體化，因為文化象徵（cultural symbols）始終不斷地在日常的社會接觸中被重新塑造。Roger Chartier則認為，將文化視為社會經濟生活的產物是一種錯誤的說法。在他看來，文化本身就是社會經濟的一部分，兩者無法分割來看。
不過，如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一書所警告的，過於強調文化的重要性，會犯了把一切都囊括在文化之下，結果什麼都解釋不清的通病。歷史學家應當專注於提供「濃密描述」（thick descriptions），而不理會因果解釋嗎？如此一來，向唯物主義化約論（materialist reductionism）下的戰書，無異變成向因果解釋下的戰書了。一切都圍繞在文化之中時，因果也無從區別。這將使文化史研究與相對主義（relativism）、懷疑主義（skepticism）的哲學議題彼此交錯，而相得益彰。
新文化史為何會在一九八○年代成為歐美史學界的主流，這四本書的見解雖觀察角度不同，但結論大同小異。Burke從五種對古典文化史的批評著手：1.它忽視社會—經濟的基礎建設、政治與社會結構等等；2.它視文化的一致性與同質性為理所當然；3.「傳統」繼宗教之後，成為實踐與價值代代相傳的基本觀念；4.古典文化史的文化取向過於狹隘不明；5.它不再適合我們這個時代。繼古典文化史而起的是有歷史人類學傾向的新文化史。Poster認為新文化史推翻了歷來對真相的看法。它訴諸於後結構主義者的解釋策略，並拋出女性主義與反殖民論述的議題。Frijhoff認為有三種因素—語言轉向、論述分析與敘事論（narrativism）、歷史人類學與微觀史，助長了新文化史的三次轉變。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歷史社會學教授Richard Biernacki的看法大致與上述學者無異，不過他本著社會學的立場，認為當知名新文化史家Joan W. Scott與Chartier批判「社會史」時，他們已經很難舉出有名望且活躍的社會史家當作批評的箭靶了，換言之，他們所批評的社會史已不是傳統的社會史。
如前所述，新文化史正面臨轉型的階段。從本文討論的四本著作看來，真正對新文化史的走向提出批判性觀點的只有Beyond the Cultural Turn。目前學界對新文化史的討論，最主要的關懷焦點是文化是否能無上限地解釋一切，以及「新文化史下一步該如何走？」的問題，討論的議題主要集中在文化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例如 Biernacki在「Method and Metaphor after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中就明確指出，主旨在審視文化史所用的方法的困境，這些方法曾在一九八○年代對文化史的發展起了延續性的功用，因此有必要為其影響力進行評估。他的目的在於指出近來這股風潮的轉變，他認為我們正處於第二次的文化轉向中，朝向與以往文化史截然不同的路徑前進。歷史研究者並非只分析實踐的再現，而是將焦點更直接地集中在實際的運用上。二○○○年Biernacki在History and Theory的「歷史研究的文化與解釋專輯」（Forum on Cultur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Inquiry）中再度發表一篇相關論述的文章「Language and the Shift from Signs to Practices in Cultural Inquiry」，文中他提到了最近的史學著作已經傾向研究具體物質生活的文化，以及實際運用文化來重新思考文化的結構成分與文化如何配合社會脈絡；然而，這並不意味要重回以經濟或政治邏輯觀念的脈絡來決定文化的主題與構造。
儘管Beyond the Cultural Turn這些作者深受文化轉向的影響，但他們拒絕大多數激進的文化論者與後結構論者將社會排除在外的暗示。他們認為，社會的情況與意義可能受到質疑，這影響了社會史家與歷史社會學家的態度，但獨立於社會之外的生活卻被證實不可能。的確，由於對社會科學解釋典範的優越性的不滿，助長了學界將焦點轉向文化，然而，對文化轉向不滿的某些觀點卻又導致另一次的方向轉變—但這回不是回到先前對社會的了解，而是朝向範疇的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這本論文集的重要結論之一是需要將社會視為一個範疇來研究：歷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如何重視社會？過去如何將社會視為理解的範疇？這些範疇如何透過具體活動生存與再造？
文化轉向所引發最明顯的問題是文化本身定義與地位的問題。許多批評是衝著文化觀念的模糊性而來，William Sewell的「The Concepts of Culture」對歷來學界對文化的定義有詳細的分類及解釋。Biernacki則預測了一個哲學傾向的文化取向。依他看，文化研究者只是在找尋一個實在與不可復歸的社會。文化分析者以文化取代社會及經濟，以語言「符號」（sign）取代「階級」（class），做為分析的基本觀念。他將焦點集中在文化「實在論」的實際成果，也就是，文化是社會實體的最初要素。他想檢驗文化研究如何能比其他類型的分析更有效地解釋歷史結果的不同。
對於新文化史的看法，Burke則認為新文化史對舊的歷史學的決定論反彈過大，過於強調文化的建構（construction）或虛構，以致矯枉過正。在決定論與相對論之間，研究者往往偏向兩極；然而，我們應當找尋一個中心點，但非固定的中心，而是運動的中心。Poster不像Bonnell及Hunt等人那麼悲觀，他認為：「文化史並非要排擠或取代社會史與政治史，而是去挑戰他們，藉由引介不同研究歷史的方法及不同的認識論，來刺激歷史學科。」
儘管有上述質疑，不可否認地，文化與後現代理論的貢獻之一就是，建立了一種源自認識論與方法論兩難的新式共同語言，像再現、文化、實踐、相對論、真相、論述、敘事、微觀等名詞。因此，雖然Beyond the Cultural Turn一書作者對於文化轉向所引發的兩難，分享了共同的立場；但他們一再強調實證的、比較的研究。他們不但未放棄社會或因果解釋；反而進一步找尋更適當的解釋。
從Burke的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到Bonnell與Hunt的Beyond the Cultural Turn的相繼出版，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新文化史光譜的轉變。若歷史學的潮流像個鐘擺，那麼目前這個鐘擺似乎正逐漸要從頂點朝反方向擺盪回去，究竟盛極一時的新文化史會怎麼走？會真如Bonnell一書標題所說的「文化轉向的超越」嗎？實在難以預料。不過可預期的是，應不會是「文化轉向的轉向」，再走回以前新文化史所批判的對象—新史學的老路。
三、二十一世紀的新文化史發展
迄今有關新文化史的發展，中西學術界都已有為數不少的介紹性作品可供參考。例如美國華裔史家王晴佳教授於二○○九年六月就受邀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講述「新文化史的意義及進展」的課題，近來則將此演講內容結集成《新史學講演錄》一書。大陸近來的介紹以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張仲民與周兵最具代表性。臺灣方面的新文化史的引介，則有《新史學》對歐美史學的介紹。另外亦有麥田出版社的「歷史與文化叢書」對新文化史經典的翻譯。然而，美中不足的是，這些著作若非是集中在介紹個別的新文化史名家，就是浮光掠影地說明過往二十年新文化史的興起與走向；較缺乏的是探討二十一世紀以來，這個領域的最新概況，以及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的重新對話的問題。
（一）近來的觀察
英國史家Peter Burke的著作一直是我們觀察西方新文化史發展趨勢的一個重要指標。這幾年他宛如新文化史的趨勢大師，常常著書及演講，提供這個歷史社群最新的文化史研究概況。或許被視為是文化史研究的代言人，他常成為一些保守的社會史研究者批評及揶揄的箭靶。例如英國劍橋大學現代史教授及社會史戰將Richard J. Evans就曾在In Defense of History公開批評Burke的一本著作「是一部令人失望的粗淺而專事敘述的作品，它幾乎全然無視於其書所論列的那一段時間內法國廣泛的思想史之發展」。Evans這本書的立場相當明確，基本上是一本反後現代史學的書，然而，新文化史的某些觀點也在他們的批評之列，已有修正主義傾向的文化史家Patrick Joyce對此書的評論非常中肯且一針見血，他說道：「這種對後現代主義的很多抵制在九○年代以『捍衛歷史』的旗幟所出版和發表的一些論著中得到了表達，客觀性的觀點依然在這些舊式的學術語言下得到了捍衛。事實上，後現代主義並未對歷史構成多大的威脅，僅僅是把重新思考什麼是客觀性置於首要地位而提供材料。理查得‧埃文斯的《捍衛歷史》就是一個沒有利用這一機會，依然守舊的絕好例子。」
儘管Burke的作品被這些社會史學者說的一文不值，但誠實說來，Burke的文化史評論還是我們觀察當代新文化史發展新趨勢最好的入門讀本。Burke這位兼顧史學理論與實踐的文化史專家在二○○四年寫了一本淺顯易懂的新文化史著作，清楚地將新文化史的發展做了簡明扼要的描述。此書出版後，短短不到幾年，就於二○○八年發行第二版，可說是一本相當受到好評的新文化史入門書。新舊版本的最主要差別在於第二版的書末多了一篇後記〈二十一世紀的文化史〉以及二○○三年之後出版的新文化史著作參考書目，這兩部分補充說明了二十一世紀新文化史的最新進展。
（二）專業期刊與國際組織的出現
自二○○○年以來，最少已有十本談論文化史研究概況的書出版，分別是英國、法國、丹麥、芬蘭、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及葡萄牙。這些地區的新文化史發展並不一致，甚至有些參差不齊。新文化史在這些地區的發展，就如同人類學及自然科學一樣，有各自的國家作風或傳統。例如在英國，新文化史仍面臨一定的反抗。反觀美國，新文化史的發展，就好像文化人類學與文化地理學一樣，已有長足的進展。北美強調文化與英國強調社會的對比或許可以從文化方面來解釋，由於北美屬於移民社會的流動型態，其地理與社會流動相對來講較高，而英國的社會型態則較偏向定置型及穩定的社會，因而又可稱為「實證主義的文化」。
除了上述導讀類書籍之外，我們還可以從期刊的創辦與學術組織的設立看新文化史近來的發展。儘管有些社會史的書如《歷史社會學手冊》已經標舉出「文化史死了」（「九頭蛇」萬歲）這樣聳動的標題，或者像法國的文化史大將Roger Chartier那樣的以〈「新文化史」存在嗎？〉反問句的方式探討新文化史的無所不在，但諸多跡象顯示新文化史的重要性依然未減。我想大多數的史家會和我一樣地驚訝，新文化史發展至今已二十年，卻沒有一本專屬這個領域的專業期刊，也沒有一個正式的國際性組織。這個現象近來已有改觀，二○○七年國際文化史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ultural History）在英國的亞伯丁正式成立。這個機構也開始籌畫一本新的學術期刊Journal of Cultural History，目前名列網站上的編輯委員，屬於文化史的老將計有Peter Burke、Robert Darnton、Natalie Zemon Davis、Carlo Ginzburg、Lynn Hunt；有些則是文化史新秀，如Catherine Belsey、Harvey Green、Karen Halttunen、Anne Eriksen等人，這些委員的國家含括了英、美、挪威、加拿大、義大利、瑞典、丹麥、芬蘭、法國，顯現了Peter Burke所說的當前文化史的全球化現象。
近來新文化史的勢力也影響到傳統的社會史社群。二○○四年，英國社會史學會新辦了一份期刊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我們光從名稱就可以看出這個期刊兼顧了文化與社會的課題，這在英國倒是相當少見。這份期刊的主編是Anthony McElligott及Alexandra Shepard，McElligott目前擔任愛爾蘭Limerick大學教授，同時也是歷史研究中心（Centre for Historical Research）的主席，專長為近代德國史，二○○九年剛出版一本有關威瑪共和的研究；Shepard則是Glasgow大學的近代史教授，曾寫過近代英國的男子氣概的專書及有關男同性戀的論文。編輯顧問中，大家較耳熟能詳的有研究明代藝術與物質文化歷史的英國史家Craig Clunas、以研究維多利亞晚期倫敦性犯罪的敘事著稱的Judith Walkowitz及巴黎城市文化史專家Colin Jones等人。
除了期刊及組織之外，另外一個顯現新文化史的影響無遠弗屆的是幾乎你可以想得出來的題目都有文化史的著作，例如曆法、氣候、咖啡館、緊身內衣、考試、美髮、恐懼、陽痿、失眠、神奇磨菇、手淫、國族主義、懷孕、菸草、暴力、痲瘋病、地震、災荒等等的文化史。
（三）研究課題的焦點
最近較受史家關注的新文化史研究課題是身體（body）、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與觀念（ideas）的文化史。其中身體史研究的焦點是清潔（cleanliness）的歷史，以往這個課題大多是業餘史家擅長的領域，近來專業史家受到人類學家Mary Douglas的影響，漸漸關注潔淨或純淨的隱喻的主題，例如靈魂的純淨、種族的進化、及語言的純淨等等。最新一本是Kathleen M. Brown研究初期美國的潔淨的文化史Foul Bodies: Cleaniliness in Early America。作者探討美國近五百年來的清潔、隱私和健康觀念的演變。
國家認同依然是近來文化史關心的主題。例如在集體記憶的研究熱潮中，最受重視的是「國家記憶」。其中針對國家的象徵所研究的課題有紀念碑、旗幟，這些題目在一九七九年法國史家Maurice Agulhon出版有關Marianne的研究時還尚未普遍，但現在已經紛紛在歐洲、巴西，甚至墨西哥開花結果。此外，受到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和Eric Hobsbawm的「發明的傳統」概念的影響，有關國家的發明著作可以塞滿一整個書櫃，範圍涵蓋了美國、阿根廷、澳洲、加拿大、衣索比亞等地。這些也鼓舞了有關語言的歷史—特別是國家的語言的「製作」（fabrication）研究，例如現代希臘文和希伯來文。
在思想的文化史方面，以往知識史和文化史是不同的發展方向，但近來雙方的界限已漸漸模糊。思想的文化史的顯著例子也可稱為知識的歷史社會學或歷史人類學。有三位學者不約而同地將思想史引導至更具有文化發展的方向，他們分別是法國的Francois Waquet、 德國的Martin Mulsow及美國的William Clark。他們關注知識的文化，強調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s）的歷史，例如閱讀或註記的方式、學術通過儀式的歷史（如學位典禮、教育的物質文化史）。而書籍文化和閱讀實踐已經從比較的觀點來討論，例如比較歐洲和東亞在寫作系統和印刷技術上的差異。帝國國史學者—特別是大英帝國史學者，他們已發現實踐知識與一般知識在統治過程中的重要性。例如Richard Drayton的Nature’s Government: Science, Imperial Britai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orld（2000）。此外，幾本研究帝國和訊息的重要著作所處理的是殖民印度的歷史。
（四）新文化史的問題
「社會史的反撲」是Peter Burke於二○○四年觀察到的三個新文化史未來走向的其中一個標題。這樣的觀點不僅代表了文化史內部社群的重量級學者的意見，也點出了新文化史受到社會史挑戰的情勢愈演愈烈。自新文化史在史學界成為寵兒以來，這個王國就不斷地到處攻城掠地，許多以往政治史及社會史的信徒都改臣服其麾下。然而，這樣的場景並非一成不變，這種從「『文化的社會史』到『社會的文化史』」轉變的概念並未能完全說服每個人。依Burke的觀察，新文化史招致的批評中較嚴重的不外乎是：文化的定義、文本的解讀方法，以及斷裂的危險及社會建構論的問題。
文化的定義目前似乎變得無所不包。文化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是當前較為嚴重的問題。在英國，「社會文化史」（socio-cultural history）這個詞彙已經變得更為普遍。「社會」這個名稱已經重新予以定義，其涵義也包含了對文化的興趣。不管我們把這種現象視為是社會史併吞的文化史或者相反，我們已經可以見到一種既強調文化也重視社會的混種類型的史學實踐隱然出現。以閱讀史為例，現在的史家不僅重視特別的文本，他們也不會忘記所研究的讀者的多樣性；或者是，他們可能的研究重點是不同的讀者群體，但也不會忽略這些讀者所閱讀的內容。
社會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儘管有這樣的轉變，就Peter Burke而言，無論我們如何運用這兩個名詞的概念，這兩者之間依然會產生問題。在二十幾年前，「文化轉向」這樣的概念的主要創始人之一Glifford Geertz，在〈濃密描述〉（“Thick Discription”）那篇文章中就已經提到文化分析的危險性：「這將會使我們忽略了生活的實在層面：例如經濟與政治的結構。」因而Burke呼籲處於「後後現代」的我們，如何重建社會與文化之間的關係乃是當務之急。無論建構主義者如何重視「社會的文化史」，我們現在所要改變的方向，絕對不是以此去取代「文化的社會史」。就如同我們在前文中所介紹的著作Beyond the Cultural Turn所強調的，社會的概念不應該棄如敝屣，而是應當去重新配置（reconfigured）。例如，閱讀史學者就必須開始去研究「解釋的社群」（communities of interpretation），宗教史學者去研究「信仰的社群」（communities of belief）等等。其實，研究文本及圖象的接受的歷史學者早已開始提問一些更廣泛的問題，像是「是誰？」這種較大的社會的問題。換言之，史家應當要繼續關注的焦點，就是哪些人在特定的地方和時間在看這些東西。
在研究方法方面，以往新文化史學者受到人類學家的影響，將文化視為是文本的這種概念，雖然極具吸引力，但卻是問題重重。無論如何，我們應當要明白，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在運用閱讀的隱喻概念時，其方法是大不相同的。如同法國年鑑學派第四代的文化史家Roger Chartier所說的，Geertz是透過觀察特別的打鬥及與參與者對話來研究峇里島的鬥雞；而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殺貓儀式的美國文化史家Robert Darton則是根據十八世紀描述殺貓事件的文本來分析殺貓的文化史。因而，Burke認為，研究文化史時，應當針對不同的問題而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在文化轉向之後，量化方法的運用在文化史研究中就遠低於社會史。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向法國文化史家Danile Roche效法。不管他是研究學術史、書籍史或者還是服飾史，這位史家毫不避諱地融合了量化和質性的研究方法。
除了上述來自文化史社群內部自身的反省之外，新文化史遭到最大的挑戰就是來自昔日被它批評的體無完膚的社會史。在英國，現今大概不會有人認為「新文化史」是個新的玩意，因為它少說在這已經發展了三十年。它的出現帶動了英國史研究的重要發展，舉凡將少數研究課題由邊緣帶進到核心，或者是研究視野及方法的提供皆屬之。也因為如此，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漸漸受到一些社會史家的質疑。其中，反對新文化史的聲浪最高也最有震撼力的地方是來自英國。這波攻勢首先由劍橋大學現代史教授Peter Mandler點燃。二○○四年，他在由社會史學會新創的刊物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首卷中發表了「The Problem with Cultural History」，他列舉了文化史內在的方法論問題，這些問題已為文化史的實踐帶來了困擾。然而，此舉也引起一些文化史家的回應，例如曾寫過《巴黎城市史》聞名史學界的英國史家Colin Jones就寫了一篇名為「Peter Mandler’s ‘Problem with Cultural History’, or, Is Playtime Over」的短文反駁Mandler的說法。
Mandler提出了三個困擾著文化史的方法論上的問題。他認為文化史的觀點來自文學批評或文化研究的多過來自歷史學的訓練。他們之所以受到吸引，並非因為這些學科是「簡單的」，反而是因為這些學科是「困難的」。他的第一個問題是：「誰的論述（discourse）？」。受到語言學轉向的影響，已有相當多的史學作品強調論述這個概念。史家投入太多精力在文本及論述空間的描述上，雖然相當愉快而有用，但這也會分散我們去評估文本意義的責任，以及文本間相互的關連性。我們史家的職責不僅是要認同論述是什麼？也要了解它屬於什麼？著名德裔美籍歷史學家Georg G. Iggers對於關於歷史學的「語言學轉向」的問題，就沒有像Mandler那樣悲觀，他在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一書中這樣說道：「儘管如此，語言哲學更適用於文學批判而不是歷史寫作，對於歷史敘述而言，即使是使用在方式上接近文學模式的敘事形式，仍然要求描述和重現真實的過去，其程度超過了虛構的文學。儘管社會史和文化史學家極為稱道Lynn Hunt在New Cultural History一書中闡述的後現代主義的語言學理論，但他們卻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近十五年來，歷史研究中的『語言學轉向』是努力突破舊的社會經濟研究方法中所包含的決定論而採取的某些作法，並強調文化因素的作用，語言也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正如Jones所指出的，這並不等於用語言學的解釋來取代社會學的解釋，而是為了考察兩者是如何發生聯繫的。」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區分本體的（noumenal）與現象的（phenomenal）問題。Mandler之所以會用這樣的字眼「本體的」vs.「現象的」，而不是用「想像的」vs.「真實的」，是因為他不想暗指想像的作品缺乏真實的影響，或者真實的文本的意義不是建構在想像之中。兩者的區分其實不是如此固定不變。但是我們仍然能夠在不同文本的狀況和影響中做出區別。第三個問題是我們該如何解釋意義的建構（construction of meaning）？最後，Mandler提出三個可行之道。首先，他認為史家應當更堅決地將論述的位置放在它們的生產與接受的情況上。第二是更準確地處理本體與現象的證據之間的關係。第三個建議是，為了要更令人信服地越過觀眾及類型去追蹤意義的足跡，我們需要去操作意義的理論。我們必須更徹底地探索近來以社會科學方式寫作的實證和理論的作品。Mandler認為我們對於當代社會科學的理論先驅者都抱持相當保守的態度，現在應當是Marx、Freud、Saussure、Levi-Strauss，甚至Lacan及Derrida行動起來的時候了。此外，我們還需要了解今日心理學家所提出的關鍵概念「意義」及「認同」，心理語言學家所認知的「論述」及「敘事」，或者經濟學家所說的「需要」與「欲望」。我們必須以我們自己的證據以及學科的知識來測試其他學科的理論。
有關Mandler對新文化史的批評，Colin Jones也不甘示弱地回應。對於這位新辦期刊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的編輯顧問而言，能在這樣的刊物討論文化史是個很好的時機。Jones認為，這個期刊之所以會取這個名稱，原因有兩個，一方面反映在過去十年中，社會文化的寫作已經強烈受到文化史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可以開啟更廣泛的管道讓社會史與新文化史有進一步的交流。
新文化史招致反對者批評的諸多意見之中，史學的碎裂化（crumbling）是討論地較為熱烈的一項。有關新文化史所帶來的史學的碎裂化，微觀史學是傳統史家攻擊的焦點。有關微觀史學與新文化史之間的關係，讀者可以參考中國大陸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周兵的文章〈微觀史學與新文化史〉，此外，關於微觀史家Carlo Ginzburg的研究，最近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副研究員李尚仁也有一篇很精采的評論文章〈如何書寫被排除者的歷史：金士伯格論傅柯的瘋狂史研究〉。一九七○至一九八○年代，已有愈來愈多的史學家們開始對社會科學式的歷史學表示懷疑，微觀歷史學因而誕生，義大利的Carlo Ginzburg 和Carlo Poni是當中兩位重要的代表人物。這個學派對於日後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有重要的啟發，美國的文化史家Natalie Davis是當時唯一可以和這個學派相呼應的重要學者，當然，她日後也成為新文化史相當重要的推手。微觀史學派剛出現時，他們所面對的當時史學氛圍是宏觀歷史學的觀念及社會科學的歷史研究法。宏觀的歷史社會科學認為，世界歷史進程的特徵是現代化，微觀史學派則認為人類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現代化進程所釋放出來的不僅是巨大的生產力，還具有破壞性力量。這樣的結果卻已經落在一直被社會科學的歷史學所忽視的小人物身上。
有鑑於此，社會科學的歷史學被視為與專門研究上層社會與權勢人物的政治史沒有什麼兩樣，歷史學必須轉向研究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史。與義大利微觀史學派的風格極為類似，德國的日常生活史學派就是在此情境下孕育而生。原本這些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深遠的史家也開始改變方向，向馬克思的宏觀歷史觀念中那種經濟增長理論提出挑戰。他們希望把人類的真實面貌還給歷史，這促使這些史家不僅反對馬克思主義，而且反對分析式的社會科學和年鑑學派。此時的年鑑學派雖然避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某種狹隘觀念，但也犯了微觀史學的一個大忌，那就是歷史書寫中「人」的重要性。Natalie Davis相當認同微觀史學的觀念，但她更強調方法論中有關事實與虛構之間的界線已經變得模糊。按照微觀歷史學實踐者的說法，微觀歷史學的基本宗旨在於：「在小群體的層次上闡明歷史的因果關係，而絕大多數的生活都發生在這樣的小群體當中。」這樣反對社會科學的方法的歷史學，在文化人類學家Geertz身上借用了「濃密描述」的概念。他們進而認為，如同人類學一樣，歷史學也是一種詮釋性的而不是系統的科學。他們把研究的對象當作是客體，可視為是「他者」，要用閱讀文本的方式來研究對象。由於同一個文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來解讀，其帶來的必然結果就是事實與虛構之間界線的取消。
然而，微觀史學也遭受到批評：1.批評者認為他們過度去研究小範圍的歷史，結果把歷史學降至以軼聞瑣事為主要內容的古典主義；2.批評微觀史家過度以浪漫的態度研究過去的文化；3.批評這些史家較偏向研究較穩定的十五及十六世紀的歐洲文化，缺乏研究變化迅速的現代世界的能力；4.他們缺乏研究政治的能力。英國劍橋大學的德國史教授Richard Evans在《為史學辯護》一書中，對微觀史學中Natalie Davis的《馬丹‧蓋赫返鄉記》及美國文化史學家Robert Darnton的評價是：「這兩部也是可讀性高的敘事，但都是根據那些隱諱不彰的事物寫成的。這兩本書都取材自日常生活中極細小的偶發事件，重新把它們當作故事來講，並當作是了解較為重大的事物的一些隱喻性及象徵性的線索，來加以分析。這麼做，它們便帶領著讀者去接觸一個與讀者時空遙隔的精神世界兼肉身世界中的日常人的生活面貌和感受。」
當然，對於許多社會史家而言，碎裂化的含意不只是指史學研究課題的瑣碎，它更指涉及新文化史所強調的「在二元對立的客觀論模式經過『主觀論』角度的重新闡釋之後，喪失了理論結合的能力，具體來說，就是指文化領域愈益自主化所導致的理論方面的解體效應。」
四、 社會史的轉變：感覺史、社會的歷史、後社會史
面對新文化史的挑戰，社會史研究者要不是堅持自己的招牌及清楚地劃清活動場域，如資深社會史大將Pater Stearns；就是隱身於新文化史的大旗之下，享受有如蝙蝠般的雙重身分。然而，有些學者就較不易歸類，我們可以稱他們是傳統社會史的變種。這些社會史學者如何為他們自己的研究定位？他們又如何去看待新文化史的發展？他們有無提出異於傳統著重結構及社會經濟的社會史的新觀點？我們將舉三位社會史家Mark M. Smith、Geoff Eley、Miguel Cabrera為例，這三位史家分別代表三種不同的類型，我們將透過他們的實際研究去探索這些史家如何和新文化史對話。
（一）Mark M. Smith：「感覺史」
Mark Smith的感覺史（history of the senses）研究雖然在光譜上是屬於文化史，但就他的認知，他的研究比較偏向帶有Hobsbawn所標榜的社會史特色。Smith是美國South Carolina大學歷史系的教授，早於二○○一年著有Listening to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Hearing History（2004），但一直要到二○○七年，才出版了有關感覺史的專書Sensing the Past: Seeing, Hearing, Smelling, Tasting, and Touching in History，此後，我們才比較清楚他的研究取向。其實，在此之前，Smith就已經先於二○○三年在社會史的老牌期刊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上發表了他對社會史發展的最新看法，這篇論文的題目為「Making Sense of Social History」，通篇讀完，你會發現Mark Smith的研究特色其實和新文化史沒有兩樣，但他卻將自己的作法稱為是社會史，這在在顯現了當前的史學風潮，有些領域其實是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綜合，彼此很難有明顯區分。就如Smith而言：「雖然社會史和文化史在寫作中尚存有一些方法論上的差異，但實際上兩者已經合而為一了。至少我們通常所說的文化史的概念幾乎已經完全囊括在Hobsbawn所提出的社會史的概念之中。」Hobsbawn認為，社會史的基本允諾和解釋力在於它明確要求考察和揭示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相互關係。也就是說， Hobsbawn倡導一種折中的、開放的及趨向語境分析的社會史，力圖揭示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互動關係。這種社會史研究重視底層但不排除菁英，強調經濟也樂於考察精神。Smith認為作為歷史學近來最引人注目的感覺史研究得益最多的還是來自社會史的貢獻，特別是Hobsbawn及E. P. Thompson所定義的社會史。大多數感覺史的著作在本體論、認識論以及對歷史思考的習慣上都是從社會史的研究中獲得歷史靈感。
此外，Smith還提到，文化史研究中對於語言分析的創新也影響了研究感覺歷史如何去定義、敘述和說明他們的研究計畫。Smith對於自己的感覺史研究被貼上「文化史」的標籤，雖然不以為意，但他在文中多次強調，實際上是E. P. Thompson關於勞動紀律與時間的社會史研究，以及Hobsbawn所倡導的綜合歷史研究提醒像他這樣的社會史學者，所謂：「歷史不僅僅是透過歷史行動者的眼睛，也是透過他們的耳朵來傳遞訊息的。」Smith特別強調，這些感覺史學家所用的方法，不僅僅是文本細讀和語言分析，更常使用的是那些被Hobsbawn認為是社會史特徵的對具體經驗資料的分析。
對於Smith來說，那些舉出有力證據來區分社會史與文化史的學者，也開始趨向附和Hobsbawn的概念。按Hobsbawn對社會史定義的標準，《歷史的真相》一書的三位作者Joyce Appleby、Lynn Hunt、Margaret對文化史的描述看來和社會史沒什麼兩樣，差別只在強調的程度不同，而非種類的不同。Smith的解釋是：「或許他們正確地指出社會史家把精神做為形成認同和從語言學上討論事實的關鍵時，才與文化史家分道揚鑣。社會史家認為『文化史家試圖在法律、文學、科學和藝術的正式成果下挖掘人們用以交流價值和真理的符號、線索、暗喻、標示與古代遺物』，並開始尋找文化的具體涵義，因為日常的接觸不斷地重塑各種文化符號。」雖然文化史偏好用人類學和文學的方法來處理意義的問題，但我們常會誤解以為文化史家只會探詢意義，而社會史家只會注重因果關係，其實這樣的二分法有點言過其實。畢竟社會史家有時是既追求因果也會探求意義問題。
Smith舉法國年鑑學派的一位重要史家Alain Corbin為例說明上述的觀察。按照Hobsbawn對社會史的定義，Alain Corbin的研究更帶有濃厚的社會史特色。事實上，這位積極響應Hobsbawn所說的「要研究菁英階層也要研究較底層的社會等級」的史家，即以此標榜自己是一位社會歷史學家。在《惡臭與芳香：氣味與法國的社會想像》一書中，Corbin探討了一七五○至一八八○年間法國對氣味的知覺的變遷。按Smith的觀察，他和早期的社會史家一樣，按照階級隊伍以及相應的知覺權威來建構他的研究框架：在帶有「危險」氣味的人群中是如何出現身體的和社會的距離；公共和私人空間是如何安排的；階級權威是如何大肆宣傳「中產階級控制了嗅覺」這樣的口號來贏得其他社會底層的支持。Smith認為，Corbin和Hobsbawn一樣，用的分析方法就是Hobsbawn所提倡的平衡分析的方法，不僅要考慮工人階級文化中積極的一面，也要考察他們保守的一面。Corbin於一九九八年有關聲音的著作《大地鐘聲：十九世紀法國鄉村的聲音和意義》，用了與氣味研究類似的研究策略。Smith認為，他的作品雖然被歸類為文化史著作，但某些地方讀起來和E. P. Thompson的社會史著作極為類似。Corbin有關社會的表現的討論都是根據具體的經驗證據基礎，打從詳細討論鐘的鑄造程序、工藝及計時功能，到對法國十九世紀末使用鐘的數量和種類做出定量分析都是如此。
總之，對於Smith而言，感覺史的研究與其說是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倒不如說更具有社會史的特色，社會史學家將在這個領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的結論簡潔有力，他說：「我的結論，要我說得簡單嗎？那就是這是社會歷史學家大顯身手的好時機。」
（二）Geoff Eley：「社會的歷史」
美國Michigan大學歷史系教授Geoff Eley的研究就較受到歷史學界重視，這幾年他接連出版了兩本重要的著作A Crooked Line: From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及The Future of Class in History: What’s Left of the Social。尤其是二○○五年出版的A Crooked Line，此書出版後，立即受到美國重要史學期刊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的熱烈討論，二○○八年四月這個期刊特別規劃一個專題「Geoff Eley’s A Crooked Line」討論Eley的這本書。專題中有William H. Sewell、Gabrielle M. Spiegel、Manu Goswami的評論文章及Eley回應的文章。A Crooked Line一書對於我們了解當前的歷史是如何轉變成現在的模樣相當有幫助。此外，這本書也提供了一些論點指引當前的史家如何超越文化史，並重新拾回對社會史的關懷。他提出四個重點，第一、我們現在應當迫切需要有一種基礎的多元性（basic pluralism）。他在書中儘量避免對過去有關從社會史到文化史的區分的各種爭辯做詳細的分析。他認為在一九九○年代所訓練出來的學生對於有計畫地去擁戴理論的權威性較不感興趣，反而是願意花費更多心力在找尋結合社會史與文化史的方法。近來新出版的著作很明顯地已經不再將「社會範疇」與「文化範疇」做兩極化的區分，而是賦予社會及政治這些主題一種文化分析的正當性，以回應文化史的煽動。第二、我們應當重新拾回把社會視為是一個整體的可能性的信心，將它那種聚合及不穩性的基礎予以理論化，並分析它的移動形式。Eley以自己研究為例，他依然根據資本主義、階級、國家及社會形成的概念來思考問題，但較以前更為小心翼翼，並對於宏大的理論概念能夠協助我們討論及解釋什麼，表示存疑。此外，Eley對於如國家、階級及社會的所有詞彙，歷史學家該揭露、具體說明及定位到何種程度，他已經有較以往更清晰的輪廓。或許，語言學的轉向比任何其他學說讓現代社會理解的範疇變得更為理論化，以致於像階級及社會這樣的詞彙變得更具有歷史的因地制宜特性。
第三、他認為萬物無時無刻不在變化。在他有生之年，已經歷了兩次史學界的巨大轉變。其中一次就是一九八○年代的新文化史和文化研究成為最受歡迎的新方法。但Eley卻不認為這樣的史學方向會是歷史研究的終點。他認為「社會的歷史」（the history of society）即將再度受到重視。第四、政治事件有雙重意義。一方面，社會史和新文化史兩者不單純是學術的發展，它們其實都和政治的發展息息相關，Eley不認為這種政治的推力不會再發生，特別是目前我們已經進入重大及危險的政治時代。另一方面，他認為他書中討論過的幾位重量級歷史學家：Edward Thompson、Tim Mason、Carolyn Steedman，這些人都投入相當多的精力在校園外的公共事物。然而，這種知識與政治結合的奉獻，肯定更會激勵他們寫出最好的史學作品。
（三）Miguel Cabrera：「後社會史」
我第一次接觸這個名稱是來自於Peter Burke的What is Cultural History的增訂本，Burke對於西班牙這位史家Miguel Cabrera的著作Postsoci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的評論只出現在正文及附注中的短短幾行。新文化史家似乎對當前新興的「後社會史」（postsocial history）的發展視而不見，這些學者要不是認為他們的論點尚未有一套明確的概念，就是自滿地覺得他們與新文化史並無兩樣。例如Peter Burke就對於西班牙史家Miguel Cabrera所提出的「後社會史」稍有微詞，他認為近來所提出的後社會史的概念不僅摒棄了傳統的社會史，也遠離新文化史。他甚至形容後社會史：「這種新『新史學』（new “new history”）的性質依然是渾沌不明。」曼徹司特大學歷史系教授Patrick Joyce對Cabrera的評價與Peter Burke截然不同，他在Cabrera書中的序言中說道：「本書有助於我們認識到，在被稱為『新文化史』的思潮中，也存在著一種相類似的趨向，只是『新文化史』認定文化與表象（representation）具有自主性，並對此拳拳服膺。在此，『社會』（society）或『社會範疇』（social）常常從後門偷溜回來，要不就是舊時的修正論死灰復燃，完全否認社會範疇有任何作用。本書耐人尋味的是，它成功地確立了新文化史中這股通常不為人意識到的思想保守立場。」
與其說「後社會史」是發展自社會史，到不如說其源頭來自於新文化史。Cabrera說道：「那麼後社會史不僅的確存在，而且包含著明確的斷裂，徹底擺脫了以往的各類史學，尤其是針對上一波史學風潮—即新文化史而來，後社會史極大程度上是從上頭發展出來。」對於新文化史學者而言，重新思考社會實在與意識之間的關連，使其更靈活，是相當重要的問題。但後社會史並非只是蕭規曹隨，一味的繼續提高文化領域和人的意向性的自主。相反地，後社會史堅持擺脫二分理論模式及其構成角度。基本上，後社會史與新文化史在本質上並不相容，後社會史不僅是要重新思考社會位置與意識之間的關連性，而且在本質上會重新界定這種關係的性質。
新文化史家對於「論述」相當重視，認為論述在人們介入社會世界時起了中介作用，為他們提供了人的能動性和社會變遷歷時性的基礎。對新文化史而言，即使是符號性的手段，語言依然是一種文化的存在，一種對客觀意義的表達手段。相對地，對後社會史來說，語言是一種具有歷史特定性的存在，與中介同時生成著客體性和主體性，並重新安排兩者之間的關係。因此，對於Cabrera而言，後社會史不等同於那些「主體論修正者」所推動的趨勢，他們放棄了所謂的客觀決定論與主觀效應之間的對立，也就是說，後社會史所主張的並非只是社會史的倒轉。
Cabrera從幾個面向來區分後社會史與新文化史之間的差異：論述和後社會史、社會實在（social reality）的論述建構、利益和認同的形成（the making of interests and identities）、新的社會行動概念（a new concept of social action）。作者考察了社會實在的「論述建構」（discourse construction），剖析了這個術語，並和單純的語言上的聯想相區別；隨後，他考察了利益與認同的構成，探索了社會行動這個概念。這種關注話題的核心要義，就是希望避免傳統的理論解釋，將世界視為整齊畫分的兩個區塊：社會與文化、客觀範疇（objective）與主觀範疇（subjective）、物質範疇（material）和表象範疇（representation）。Cabrera整本書所做的工作即在避免重蹈這些舊有的二元解釋—這種舊式的對世界的二分呈現的覆轍，並嘗試以一種新的眼光來看待社會世界。
五、結論
綜合上述看法，我可以見到新文化史已經將過去所丟去的「社會」，又慢慢重拾回來。有學者認為，物質文化的研究是未來研究方向之一。Partrick Joyce曾在一個訪談錄中提到，為了要彌補新文化史研究中對於社會過程的關注的缺乏，一些強調文化與社會兼顧的歷史學者開始強調物質文化史的研究。他舉出幾本重要的著作，這些著作正嘗試避開早期的新文化史學者過度強調文化的建構性所帶來的局限。例如Richard Biernacki的《勞動的配置》（The Fabrication of Labor），本書對十九世紀同個時期發展起來的德國與英國的紡織工廠進行比較，他們使用相同的技術，而且回應相同的經濟約束。Chandra Mukerji的《土地上的野心與凡爾賽園林》（Territorial Ambitions and the Gardens of Versilles），這本書研究十七世紀法國專制權力被體現的方式，它不僅體現在話語方面，而且也原封不動地移植和體現在法國的自然景觀上，這些景觀以物質的形式來體現，並以物質的形式為人們體驗，這種體驗就和以語言方式的體驗大不相同。Joyce的新書《自由的統治：自由主義與英國的城市》（The Rule of Freedom: Liberalism and the City in Britian）也提出相同的質疑，他覺得當前的作法不是拒絕文化史或文化轉向的問題，因為文化仍然重要，但是需要從它的局限性—尤其是絕對化語言和話語特徵進行質疑。在這篇訪談錄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Joyce揭露了「物質轉向」或許可以補充「文化轉向」的不足，他說道：「『物質轉向』顯然正在替代—在另一種意義上來講，是正在補充—文化轉向，尤其是在歷史與社會科學的新關係上。」
新文化史的發展動向仍然值得我們持續觀察，其中美國的發展是指標之一。就如同Lawrence B. Glickman近來在「The Culture Turn」一文中所說的：「現在我們都是文化史家了。」一語道破現在新文化史無所不在的情況。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已經有愈來愈多的社會史家定義自己為「社會文化史家」，這些史家所進行的文化史並未完全放棄社會史的觀念與方法。儘管兩者在研究方法及議題上看似二元對立，但兩者的區別已變得不再那麼重要，這說不定是下一波新文化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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