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以往闡述相關題材者，通常認為網際網路有危及兒童、損害社會的危險，本書的論述則令人耳目一新。
──潔西‧漢普爾（Jessi Hempel），Forbes.com

這是一本佳作。作者研究充分，筆觸優雅，且對於數位技術正如何改變人類自我表達的性質，提出了一些獨到見解。
──約翰‧加普（John Gapper），《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

賈維斯從個人經驗出發，有力地說明了為何在網路上公開分享交流應該成為常態。他在本書中有條不紊地顛覆了流傳已久的觀念：在網路上公開分享交流是危險的。賈維斯的開放訊息會刺激許多人，但他探討的只是一場革命的開端；這場革命將繼續改變我們使用網路的方式，以及網路利用我們的方式。
──馬克‧史密斯（Mark W. Smith），《底特律自由新聞報》（Detroit Free Press）

《Google會怎麼做？》的作者再度針對網路時代提出一些深思熟慮的觀點。作者針對「社群網站以及網路上輕易可得的個人資料，正損害社會並危及我們安全」此一觀點，提出了理據充分的有益駁斥。對網路交流和隱私議題有興趣的人，切勿錯過本書。
──大衛‧彼特（David Pitt），書評雜誌《Booklist》

網路上的公開分享交流很重要，而且將愈來愈重要。我很高興看到傑夫寫了一本極有價值的書。
──史蒂芬．貝克（Stephen Baker），《當我們變成一堆數字》（The Numerati）作者

我們如何界定公與私？一切公開的生活，有什麼好處和危險？賈維斯以他非常可讀、閒聊式的寫作風格，探討相關議題。沒有人知道接下來將發生什麼事，但賈維斯等人致力在大時代的初期，解讀令人困惑的現象，並樂在其中。
──尼爾‧佛斯（Niall Firth），《新科學人》（New Scientist）

賈維斯非常有力地說明了我們為何應該調整隱私觀念，更好地體會資訊時代公開交流的好處。
──亞當‧西艾奧（Adam Thierer），Forbes.com

名人推薦：以往闡述相關題材者，通常認為網際網路有危及兒童、損害社會的危險，本書的論述則令人耳目一新。
──潔西‧漢普爾（Jessi Hempel），Forbes.com

這是一本佳作。作者研究充分，筆觸優雅，且對於數位技術正如何改變人類自我表達的性質，提出了一些獨到見解。
──約翰‧加普（John Gapper），《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

賈維斯從個人經驗出發，有力地說明了為何在網路上公開分享交流應該成為常態。他在本書中有條不紊地顛覆了流傳已久的觀念：在網路上公開分享交流是危險的。賈維斯的開放訊息會刺激許多人，但...

引言
公共性時代

「臉書（Facebook）是我高中時期最喜歡的一部分，」我兒子傑克對我說。我不覺得自己有所謂「高中時期最喜歡的一部分」。傑克2010年高中畢業，他那一班，是臉書2005年擴展至大學以外世界後，率先使用臉書的中學生。臉書令他們的學校生活變得晝夜不停。在我那年代，晝夜不停的學校生活，不啻是無間地獄。我的青少年時期，滿是不堪回首的事：荷爾蒙引發的戲劇性事件、大量的冷嘲熱諷，以及種種社交上的尷尬──托一些好朋友和幾位好老師之福，我的日子才好過些。傑克的情況大不相同：拜臉書所賜，他可以跟更多朋友建立和維繫關係，更常互動。對2010年畢業的這一班「臉書同學」來說，學校生活是一種愉快的社群體驗。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奇蹟。

臉書創始人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是傑克的模範，甚至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傑克目前在大學裡唸電腦科學，並學習如何當一名企業家。高中時期，傑克利用自己的技術，設計臉書應用程式，並以其中一項應用程式創辦了一家公司，後來轉手賣掉。祖克柏從大學輟學，結合他的電腦技能與企業家精神，創辦了臉書──決定下一時代走向的兩大公司之一。我在上一本著作《Google會怎麼做？》（What Would Google Do?）中，闡述兩大公司之一的Gooogle。Google以搜尋為基礎，建立起一個產業；臉書則以分享為基礎，建立起一個新產業。臉書利用我們對於與人保持聯繫的強烈渴望，幫助我們交流互動，並從中獲利。臉書也促使我們思考以下問題：在個體與社會層面，什麼東西應該公開？什麼東西不應公開？為什麼？本書並非我上一本書的續集，它不是《臉書會怎麼做？》。它探討的，是我們新興的公共性時代。在本書中，我將檢視我們面臨的巨大轉變，探討我們因此面對的疑惑、恐懼，以及機會。我將集中講機會。

我青少年時期的社交不良問題，到了中年可說是得到了補償，這主要得感謝傑克。他管理我的部落格，是我了解社群年代的「秘密武器」。他引導我認識臉書社會的規範和價值觀，帶我開始使用推特（Twitter）。推特一方面令我的寫書工作變得更困難（網友的對話源源不絕，時常令我分心），一方面也為我提供方便：我能隨時調查網友的看法，並與編輯互動。例如，此刻我就對著自己的筆記型電腦，嘗試記下在網路上與人公開交流的好處。我很自然地上推特問網友：網上公開交流帶給你們什麼寶貴的新關係？網友的答覆很快湧現。@john_blanton說，他藉由網路聊天，認識了他太太。女同性戀喜劇演員和演講人@heathr說：「出櫃令我人格完整，恐懼減少，活力增加。」老朋友@terryheaton說：「這幫助我在約會時避開許多失敗者。」@flmparatta找到了工作，@ginatrapani開創了一番事業。@everywheretrip說，他「透過推特、臉書和部落格，讓人們知道我的行蹤，認識了世界各地的人。」@akstanwyck說，她「上次到紐約市時，特地跟三名在推特上結交的朋友見面。」@alexis_rueal回了多條訊息，說她「透過網路找到了高中時期大部分朋友，大學時的一些朋友……並發現，自己十五年前不喜歡的人，如今可以成為好朋友。現在我很珍惜他們。」《Google化的危機》（The Googlization of Everything）作者@sivavaid──時常在研討會和網路上跟我友好地針鋒相對──在回答我有關建立寶貴關係的問題時表示：「像你和我，對嗎？」

因為在網路上公開與人交流，我認識了新朋友，並重新聯繫上一些老朋友。我接到工作賺到錢──包括這本書和上一本書。我測試並傳播了一些觀點，因此得到稱讚（和指責）。我對@dustbury的說法有共鳴，他在推特上這麼回答我的問題：「在網路上公開與人交流，最棒的是我不能再胡說八道，太多人可以拆穿我了。這令我的生活變得比較輕鬆。」@jmheggen也說：「在網路上公開與人交流令我恪守誠實原則。我一直誠實待人，因為公開說謊很容易被拆穿。」這段話值得從政者和企業深思。@clindhartsen說，他藉由使用推特，公開坦承自己的飲食方式和體重，「加上自己的決心，成功減重65磅。」我也不差──我曾在網路上敘述我那話兒如何機能失常（我知道你很想了解詳情，容我稍後再談），獲得其他前列腺癌病患提供許多寶貴意見。網上公開交流幫我獲得資訊，做出決定。我發現，我們與人分享越多，越能因為別人的分享而獲益。我是一個公開的人。我的生活就在這本公開的書中。

隱私倡導者說，我應該小心點，不應該公開這麼多東西。每當新的網路服務鼓勵我們公開更多個人資料時，這些隱私倡導者就會密集出現在媒體上。他們說，我們應害怕那些以免費內容和服務、更美好的社交生活、個性化，以及更高的資訊相關性，誘使我們公開個人資訊的公司與技術。他們擔心政府對我們不利──這是正確的，因為政府有辦法大量收集民眾的資料，也有能力運用這些資料對付民眾。隱私倡導者擔心，年輕人公開太多個人資訊了。他們警告，不好的事情可能因此發生。但是，不好的事情總是可能發生的。

用Google搜尋一下「隱私倡導者」相關新聞，你會發現，媒體引述隱私倡導者意見的報導幾乎無日無之；他們在報導中往往是匿名的，就像一群常懷千歲憂的人。你很容易找到以下說法：「隱私倡導者怒吼」，「隱私倡導者強烈抗議」，「隱私倡導者今早無疑磨刀霍霍」，「臉書激怒隱私倡導者」，「網路零售法令隱私倡導者耿耿於懷」，「隱私倡導者、公民自由主義者及部分社會科學家持懷疑態度」，「隱私倡導者將密切關注情況」，「消費者和隱私倡導者總是關心別人可能用什麼方法追蹤自己的網路行蹤」。我們的隱私倡導者怒吼、強烈抗議、磨刀霍霍、被激怒、耿耿於懷、持懷疑態度、關注情況、時刻警惕，擔心不已。

在著作《了解隱私》（Understanding Privacy）中，丹尼爾．沙勒夫（Daniel J. Solove）彙編了我們的一種著名恐懼：害怕失去隱私。沙勒夫引述《赤裸的社會》（The Naked Society）作者萬斯．派卡德（Vance Packard）1964年的說法（他擔心隱私正在「消失」），以及心理學家布魯諾．貝特罕（Bruno Bettelheim）1968年的說法（「隱私不斷受侵犯」）。他在書中說：

無數評論者宣稱，人們的隱私「受侵犯」、「遭攻擊」；隱私「岌岌可危」、「陷於困境」或
「十分危險」；隱私正「遭蠶食」、「消失」、「死亡」、「收縮」、「流失」、「減少」或
「消逝」；隱私已「喪失」或「淪喪」。大量著作與文章警告我們，隱私面臨「毀滅」、「死
亡」或「終結」。如黛博拉．尼爾森（Deborah Nelson）教授所言：「隱私看來不是就那麼簡
單地死了，而是正一遍又一遍地死去。」

但真的是這樣嗎？我們如此熱烈討論隱私問題，結果大家的隱私大有可能獲得空前的保護──甚至是過度的保護。儘管如此，我完全肯定我們應該擁有隱私權，而且隱私權應該獲得保護，人人應當維持對個人資料、創造物及身份的適當控管。我將支持自詡的隱私倡導者大軍替我們爭取這些權利──但是，我也將盡力越過圍繞著隱私問題的激動辭令、基於揣測的恐懼，以及含糊的言語，檢視我們談論隱私時，到底在說些什麼。什麼是必須保護的隱私？原因何在？隱私遭侵犯，會造成什麼傷害？我們的隱私恐懼根源何在？我們如何將各人對隱私的不同期望聯繫起來？例如，為什麼有些德國人反對Google街景（Street View）拍攝他們的房子，有些美國人卻特地爭取在Google攝影車前表演，好讓所有人看見自己上鏡？

隱私與公共性並不互相排斥；事實上，兩者彼此依賴。「公共／公開與私人是相對的概念，一如熱與冷，或光與暗。兩者互相界定，」加拿大廣播公司（CBC）電台節目「理念」（Ideas）主持人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說。又或者如麥可．華納（Michael Warner）在《公共與反公共》（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中寫道：「多數事物在某意義上是私人的，在另一意義上則是公開／公共的。」例如，出版書籍，就是公開表達私人的觀點。我們將自己的私人身份帶進公開的行為中──我們私下決定自己在某個議題上的立場，然後藉由公開表達立場，聯繫同道，分享觀點，組織行動。在此同時，我們的公共生活──聽其他人的想法、論點，和證據──則為我們的私人決定提供參考資料。公共性依賴隱私。

私人或公共，是我們的選擇：我們決定是否公開某些資料，分享某些東西，參加某些活動。兩種選擇皆有利也有弊。我們不斷在兩者間尋求一種平衡──只是在今天，科技發展帶來了新的選擇、風險，與機會。我們盡可能希望自己做出這些選擇，而不是任由其他人──企業、政府，或好管閒事的人──替我們作主。面對這些決定時，我希望大家並非只想到隱私受侵犯的風險，還能想到公共性的好處。我們不應該只關心如何保護隱私。一如隱私，公共性也應該有它的倡導者。

在書中，我將指出，如果我們太執著於保護隱私，我們將失去在這個互連的時代建立關係的機會。連結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它不僅方便我們連上網頁，還能幫助我們聯繫其他人、資訊、行動與交易。連結幫助我們組織新社群，重新定義公共空間。如果因為出於對未知事物的恐懼，我們切斷自己與外界的連結，我們在個體、公司及機構層面上均將蒙受損失。我們對外開放自己，可以獲得學習、建立關係與合作的新機會。從旅遊評論網站TripAdvisor到維基百科，從Google的搜尋服務到臉書，各種網路工具為我們提供群眾（也就是我們自己）的知識與智慧。我們聚在一起，就能建立新的公共群體──我們的公共領域。我們應當記住，公共的東西可為公眾所用，這是開放和自由的社會不可或缺的。

政府顯然是公共領域的化身，它理應是公共意志的代理人。但我們不應假定政府等同公眾。政府若自認如此，它是假定自己比我們更懂得安排我們的生活。現在我們有一些可制衡政府權力的公共工具。維基解密（WikiLeaks）正是這種工具：它將機密資料公諸於眾，令政府無法再不必要地神神秘秘，令官員無法再假定可以替自己的資料和行動保密。儘管效果各有不同，推特、臉書、YouTube及其他網路社群工具，幫助伊朗、突尼西亞、埃及等國家的民眾組織真正的公共群體，表達真正的民意。政府如今必須改變運作方式。沒錯，政府需要適度保密。但在戰爭、犯罪調查與保護個體之外，政府官員沒有理由向公眾隱瞞自己掌握的資料和所做的事。政府和選民大有理由公開合作，一起發現和解決問題──從修補路上的坑洞，到幫助貧民，皆有官民合作的空間。SeeClickFix便是一項簡單的網路工具，任何人皆可上該網站報告社區問題，例如公園裡有長椅損壞了。使用者可藉由這網站，召集大量在地居民，要求當局解決他們提出的問題。封閉、防禦心重的地方官員，會視這工具為一種威脅，視它為民眾聯合起來，對抗政府的工具。但明智、開明的官員（確實有這樣的官員）則正利用SeeClickFix，更有效地配置他們手頭永遠不充裕的資源。華盛頓特區和舊金山已將SeeClickFix整合進他們的311項資訊服務中，市民的問題報告將自動轉呈市政當局。自我中心的居民，會把SeeClickFix當作揭發官員怠惰的工具；樂於助人的居民，則藉由SeeClickFix尋找他們可自行解決的問題──例如不必政府介入或動用公帑，自行修好公園裡那損壞的長椅。民眾在政府之外結成社群，集體行動，甚至跨越國境（就像中東的自由戰士那樣，互相啟發激勵，而且一切公開在世人眼前）的情況將愈來愈普遍。無論在哪裡，領導階層將愈來愈承受不了黑箱作業的代價，甚至連專制社會也不例外。

企業其實也是公共機構。無論是否公開發行股票，企業仰賴與多種利害關係人的公開關係：顧客、員工、供應商、合作夥伴、競爭對手，以及在地社區。一如我們要求政府公開透明，我們也期望企業的運作，比以往更公開透明。迄今為止，透明度在企業界只是一個時髦術語，體現在措辭經刻意修飾的新聞稿上（有人犯錯時，則是道歉聲明）。這是公關作業，與公共性無關。真正的「公共」企業將公開運作，因為公共性提供了一種新作業方式，可以與顧客合作，調整關係，建立互信，尋找新效能──生產更好的產品，減少犯錯，節省行銷費用，與各界一起建立更好的品牌。今天，企業越是對顧客開放自身的運作，過去我們稱為「消費者」的人，越能在產品生產出來前，對產品的設計、銷售及服務表達自己的想法。甚至時尚配件高檔品牌Coach也打開大門，邀請部落客替該公司設計手提包。Coach因此得以利用新的設計人才（且成本較低），獲得這些設計師／部落客的免費宣傳，而且可免受一些吹毛求疵的部落客批評。

企業公開透明可促成一種良性循環：公開透明證明公司尊重各界，這可贏得信任，創造合作機會，進而促進效能，降低風險，提升價值，增強品牌。公開透明是明智的經營方式。

這規則甚至適用於娛樂事業。美國電視劇《超異能英雄》（Heroes）的創作人蒂姆．克林（Tim Kring）看到影迷在網路上批評劇情，認為他們心愛角色的故事被編壞了。克林公開承認失策，修改了劇情，並感謝影迷的意見，展現他對影迷的尊重。在節奏緩慢的電視製作工作中，創作人很難及時與觀眾合作，改變整個節目的方向。網路節目則較容易做到這一點。前電視製作人李奧．拉波特（Leo Laporte）開創了自己的網路廣播事業，他有一個節目叫「本週Google」（This Week in Google），我每週皆與他共同主持。這節目即時轉播時，觀眾可以透過網路聊天室交流。李奧、另一位主持人吉娜．特拉帕尼（Gina Trapani）和我，若有事情不清楚，就會請教聊天室的觀眾，每次都能很快得到答案。這做法不僅可產生更好的節目，還能與觀眾建立豐富、牢固的關係；他們告訴我們想看什麼，得償所願時會感謝我們。李奧與觀眾的互信令人讚嘆。這也影響他與贊助商的關係：李奧只找自己信任的人贊助。這是一種良性循環。

科技，尤其是網際網路（我們的新公共空間），創造、擴大、促進了這種種機會。出於職業習性，我在媒體界的同事傾向視神一般的網路為一種媒體。但網路不僅是傳播內容的媒體，它還是一種聯繫工具。網路文化的開創性著作《破繭而出》（The Cluetrain Manifesto）合著者達克．席爾斯（Doc Searls）表示，我們應視網際網路為一個地方。它是我們的廣場，是我們互相聯繫的地方。法國外交部長柏納．庫希內（Bernard Kouchner）在《國際先鋒論壇報》撰文，指網際網路是「一種國際空間」。美國退伍軍人管理局技術長稱網際網路為「第八大陸」。我部落格的一位讀者不喜歡人們視網際網路為地球上的一點，他認為網路其實是一個新的平行宇宙；它就是如此特別。我逐漸相信，網際網路是世界上方的一層新事物，可能是一個新社會，或是一條道路，通往不一樣的、更公開的未來。

年輕人活在這個公開的未來（他們的長輩往往覺得這是很恐怖的事），因為他們看到公開的好處。他們在網上公開交流互動。這是他們彼此分享、聯繫，建立自己的名聲、事業和品牌的方式。他們深明此中的利益與風險，而如我稍後所述，他們正學習如何據此行事，以超乎我們想像的技術與智慧保護他們的隱私。我們應當向他們學習，因為未來掌握在他們手上。

不過，公開交流並非年輕人的專利。全球每一個連接網路的社會，各年齡層數以億計的人，正透過網路分享互動。網路基礎設施落後的社會，上網人口也迅速增加：今天全球20億的上網人口，很快將有30億使用手機上網的同伴加入（手機愈來愈便宜且功能日益增強，促進了這趨勢）。不要以為美國是網路的中心。巴西很早就採用部落格、照片分享和交友等網路服務，是多數世人忽略的網路互動溫床。中國移動通信公司有6億名用戶（剛好與臉書全球用戶數相若，而且兩者是不同的群體）。非洲和印度的貧窮農夫、漁民和商販正使用網路技術改善他們的生意。約70%的臉書用戶來自美國以外的地方。

在世界各地，我們正過著愈來愈公開的生活：我們在臉書、推特、Flickr、YouTube、Foursquare，以及分享產業（the sharing industry）其他公司提供的平台上，分享我們的想法、照片、視訊、行蹤、消費，以及建議。人們這麼做，並非因為他們是不顧後果的暴露狂、無可救藥的自戀者、愚蠢的酒鬼（嗯，通常不是），或精神病患者。他們這麼做，是有原因的：他們明白，利用新科技公開與人交流，建立各種聯繫，可以得到許多好處。

雖然這些機會是源自科技，但科技也會令人產生恐懼。歷史上一再出現類似的事：技術發展促成改變，改變令人擔心隱私受威脅（或大家被迫接受公開的新時代）。五個世紀前面世的活字印刷術，一個世紀前的攝影術，以及此後的許多其他技術發明，莫不產生這種現象。當前的千年期開始時，引發這種恐懼的，則是網際網路。公開交流並非僅是一時的網路潮流，一些很酷的工具，一種新的商業手段，好聽的政治辭令，或年輕人的愛好。不，公開交流是社會與經濟秩序重整的核心；在我看來，其意義之深遠，將一如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發明活字印刷術。

技術發展正迫使我們質疑數百年來我們對個體與社會角色的種種假定：我們的權利、特權、權力、責任、關懷，以及前景。這正是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經歷的事。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在《再會吧！公共人》（The Fall of Public Man）中指出，在古代，「公共經驗與社會秩序的形成有關」──也就是跟無政府狀態的結束有關。最近幾百年來，公共經驗「變成與人格的形成有關」──也就是跟我們的個性與自由有關。古代與威權政體告訴民眾必須怎麼想，怎麼做；現代社會崇尚自由，幫助民眾單獨或集體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公開交流，是為了邁向更大的自由。我們運用這種自由，表達個體的自我，並尋找同道，建立新社會。

社會分裂，然後以新形式重新組合起來，雖不常發生，但也是無可避免之事。想像我們是分子中的原子。在古代，我們的分子是村莊與部落，我們的身份由地點界定，我們的行為規範通常來自宗教。在歐洲，古騰堡發明印刷術，馬丁路德因此有能力將社會粉碎為一粒粒的原子，直到它們重新形成由新宗教與變動不定的政治疆界界定的新社會。工業革命令社會再度原子化，原子再度形成新社會，也就是今天的城市、產業、經濟與國族（古騰堡本人是引發工業革命的早期火花之一，雖微弱，但影響重大）。我們原子化，然後重新形成新的分子。在陣發的劇變中，人與人之間原本堅固的聯繫斷裂了，在聯繫重新建立之前，我們感覺自己是孤獨的個體。這種劇變，正是我們出現最大演變的時候。我不是想討論我們是注定孤獨還是相依共存，我們的自然狀態是獨立還是群居，私人或者公共。我們兩者皆是；只是，出於偶然或必要，我們會改變生存方式。我們喜歡以為自己終於找到了適當的平衡，發現了自己的自然與永久狀態。但一旦出現重大技術突破，我們珍視的舊假定與秩序又將崩解。

今天，網際網路再度令我們原子化。網路是所有人的發表工具。我不是想說它是媒體：我才剛說過，它不只是媒體那麼簡單。我想說的是，網路是我們擾亂既有秩序的工具，一種促使既有聯繫斷裂，令我們再度自由探索自身本質的催化劑。這種轉變體現在一些瑣細處：我們不再一起看同樣的新聞，接收一體適用的觀點。安息吧，華特叔叔。這種轉變也表現在一些重大現象上：各種革命，產業遭淘汰，經濟動盪等等。我們原子化，然後重新組合。我們希望有個人的空間──有些人擔心，我們彼此間變得太疏離了。羅伯．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獨自打保齡》（Bowling Alone）中表示，他擔心我們正失去與家人、朋友、鄰居和社會的聯繫。但是，我們也渴望與人相聚。普特南這本書促使企業家史考特．海法曼（Scott Heiferman）創辦社群網站Meetup，方便各種興趣小組（從愛狗人士到舞蹈愛好者，科幻迷到科學家皆可）舉辦聚會（並非網上相聚，而是必須親身到場的聚會）。原子化，然後重新組合。如今我們若想加入某些團體，參與公共活動，可以不必根據籠統的標籤，或別人劃出的界線（例如共和黨vs.民主黨，黑vs.白，國家vs.國家），而是可以根據我們的理念、興趣和需要（例如癌症康復者、自由至上者、革命派、「死頭族」〔Deadheads〕、素食者、單親媽媽、電腦玩家、獵人、觀鳥者，以及隱私倡導者）。

公開交流是時代轉變的標誌，對世界影響深遠，威脅那種權力繫於控制資訊與受眾的機構。這就是為什麼這些機構的掌控者反對這種轉變，警告我們這種轉變十分危險。公開交流是權力從他們手上流向我們的一個標誌。獨裁者與從政者，媒體大亨與行銷者試圖控制我們的思想與言論。但是，如今在真正公開交流的社會，他們必須聆聽我們的話，無論我們是在推特上抱怨某商品，還是透過臉書組織抗爭行動。這些機構若想成功，就必須學會平等對待我們，尊重我們這些個體，尊重我們如今可以發揮的團體力量；否則它們將被企業家或抗爭者取代，無論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社會日益公開透明，是明顯且無可避免的趨勢。抵抗是徒勞的。但是，新社會的模樣，絕非早已注定。我們正處於關鍵時刻，眼前有許多選擇。掌握公開交流工具的人，掌握著通往未來的關鍵。我們必須決定如何使用這些工具。明智的人不做無益的事，我們應該在時代轉變中尋找機會，決定自己想創造哪一種未來。我們可以如何運用手上的新工具，改變政府、組織政治活動、贏得選票，以及取得權力？我們可以如何找到政府以外的力量，幫助我們防止執政者利用同樣的工具監控我們、馴服我們？企業如何藉由開放其資訊與運作，改變各種關係，創造合作機會，提升績效？在此同時，我們可以如何確保企業保護我們的隱私，維持互信關係？我們如何教導我們的小孩利用奇妙的新工具去創作、分享與聯繫，同時學會保護自己，免受壞人或意外的事傷害？這些是我在本書中將探討的問題。

我們就是決定未來社會面貌的人，而未來就取決於我們眼下的抉擇。作為個體、家長、員工、公民、官員以及鄰居，我們每個人都在決定自己要多「私人」（安全，防護，封閉，有時孤獨，常常匿名），以及多「公共」（開放，合作，集體，以及易受傷害）。

和許多人一樣，我是在推特上看著埃及戲劇性的革命發生。沒錯，就是推特那無聊的小玩意。推特不就是設計給我們這些自戀的人，藉由回答「你現在正在做什麼」這個簡單問題，分享瑣碎的生活點滴，彷彿這是別人應該關心的事，對吧？埃及革命期間，我在推特上說，我認識的人平日分享的訊息（飲食、約會、抱怨、寵物），跟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上的抗爭民眾發出的訊息（勇氣、恐懼、興奮、決心），對比何其強烈——這些遠方的陌生人，我一認識就心生敬意。其中一位抗爭者是前Google主管威爾．戈寧（Wael Ghonim），他因為在臉書上建立抗爭網頁而遭監禁，而這網頁被視為引發這場革命的關鍵之一。戈寧使用網路工具，傳播新聞，為抗爭民眾出謀獻策，鼓勵支持他們。「請為埃及祈禱，」他在推特上以@ghonim的名稱寫道：「非常擔心，因為看來政府正計劃明天對民眾犯下戰爭罪行。我們都已做好犧牲的準備。」在這場十八天革命的第十七天，廣場上的民眾以為獨裁者穆巴拉克將下台，戈寧太早發出勝利的訊息：「革命2.0：任務完成。」那天晚上，穆巴拉克並未下台。但第二天，他真的下台了。「埃及，歡迎回來，」戈寧在推特上寫道：「他們欺騙我們，跟我們說埃及三十年前就死了。但數以百萬計的埃及人決定尋找，並在18天內找到了自己的國家。」戈寧上CNN感謝臉書。「這場革命是從網路上開始的，這場革命是從臉書上開始的，」他說：「這場革命從2010年6月開始，當時數以十萬計的埃及人開始合作傳播內容。我們在臉書上貼一段視訊，數小時內，就有6萬人分享到他們的臉書頁面上。我總是說，想解放一個社會，給他們網際網路就行了。」

在此一歷史性事件中，抗爭者無時不面對危險。穆巴拉克可能早一點下台，也可能負隅頑抗；埃及軍方的立場可能隨時改變；暴徒可能回到廣場，以石頭攻擊抗爭民眾；當局可能透過網路散播假消息，誘捕抗爭者。出於習慣，我收看電視新聞的追蹤報導。多數時候，即使是半島電視英文台，也只是在安全的距離，遠遠地拍攝解放廣場，而評論者則是不斷重複那幾句話。電視很少播出廣場上民眾的聲音，而推特即時傳播了這些聲音。部落客達克．席爾斯說，電視的現場新聞報導令報紙這種舊媒體顯得不夠即時，而這次在埃及，推特則令電視新聞顯得不夠即時。

推特知名用戶@acarvin——全美公共廣播電台（NPR）社群媒體策略師安迪．卡文（Andy Carvin）──在埃及革命期間，每天花大量時間，盡可能傳播來自現場的消息。在革命高潮期，卡文24小時內發出（含轉發）1,300條推特訊息。他透過他信任的消息來源，查證誰在事件現場。他傳播消息，駁斥謠言，向在現場的人查證真相。他引用──也就是轉發──@sandmonkey等人的報導。sandmonkey是一名勇敢的部落客，六年前開始冒著相當大的風險，公開分享他的觀點和在埃及的經歷。埃及民眾抗爭勝利後，sandmonkey在部落格上寫道：「今晚是我首次可以安心睡覺，不必擔心國家安全部門追捕我，派出歹徒綁架我，或雇用駭客攻擊我的網站。今晚，我歷來第一次感到自己是自由的……這感覺真是太好了！」他上傳了一張自己的照片到推特，並公佈了真名：Mahmoud Salem。他終於可以自由地成為一名公眾人物。

你閱讀本書時，埃及革命已結束一段時間，但故事的結局仍不明確。這場革命沒有劇本，甚至連主要演員的名單都沒有。穆巴拉克下台後，埃及可以建立和維持怎樣的社會，取決於種種風險、需求、對立的利益，以及許多新機會。埃及社會有許多可能走向，我們的社會，以及其他尚未出現的新社會，同樣有種種可能。

但新時代也有懷疑者，例如作家麥爾坎．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他說：「當然，在某些時候，部分抗爭者可能使用（也可能不使用）一些新媒體工具互相聯繫。但這實在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拜託，在臉書面世之前，就已經有民眾抗爭、推翻政府這種事了。」但是，在我看來，公開交流的工具幫助埃及人打破沉默，發出真正的民意，是確鑿無疑的事。這些工具幫他們分享資訊與夢想，分擔彼此的挫折。這就是穆巴拉克一度下令關閉網際網路和手機通訊的原因，因為這些技術威脅他的政權（網路可因某人的命令而關閉，是我們所有人都應該擔心的事）。但即使是穆巴拉克，也必須恢復網路通訊，因為網路如今已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葛拉威爾也說得對，工具不過是工具。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正如一名部落客在半島電視英文台上提醒我們，與穆巴拉克的警察對抗的不是推特，而是埃及人。臉書不會創造出一個新社會，但這個新社會已開始使用臉書塑造自己。

麥可．華納問道：「什麼樣的世界可以令公共性與隱私的價值觀對所有人同樣可親？」我們眼前有一個難題：在自由個體與社會成員這兩種角色之間，我們如何達致新的平衡，以便我們能組織起來，一起建設更美好、更開放、更慷慨、更負責任的公司、市場、社區、政府、學校、關係和生活？我們確實需要審慎保護隱私，也需要隱私倡導者。但公共性也需要其倡導者。本書正是要扮演這個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