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爪留痕──十八世紀的訪歐華人>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涂，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蘇軾，〈和子由黽池懷舊〉
十五世紀末開始的歐洲人地理探險與所謂的「地理大發現」，目標在探尋歐洲與印度及中國之間的海上通道，藉以利用這條交通路線發展歐洲與亞洲之間的貿易。
最早出現在中國海域的是葡萄牙人，第一次出現大約在1514年左右。十六世紀上半葉葡萄牙人在廣東到浙江的中國海域嘗試各種可能的貿易機會。1554年獲得允准，1557年起定居在澳門。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定居給中國人，特別是廣州附近一帶的中國人一個方便接觸歐洲人與歐洲文明的機會。差不多從那個時候起，就開始有華人利用歐洲船舶前往歐洲。
不過，東南亞亦早有華人流寓，葡萄牙人在1509年時就在馬六甲遭遇過華人。隨後荷蘭、西班牙和英國人也陸續在東南亞建立殖民地。由於從事建設、商業與生產事業的必要，歐洲殖民者招徠了許多華人到東南亞居住。僑居海外的華人也有機會造訪歐洲。
到了十八世紀初，歐洲的貿易公司陸續在廣州開業，他們的船舶常川往來歐洲與中國。中國人若想前往歐洲，也就可以在澳門之外多了一些機會。有時候，迫於需要，歐洲船舶也僱用華人水手，這些人也可能隨船到了歐洲。
歐洲人到東方來，與東方人接觸，對東方的瞭解雖然不見得完整與深入，可是其中總不乏客觀、有系統的觀察記錄。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也比較豐富。
然而十六世紀之後到底有那些華人造訪過歐洲？他們對歐洲的印象如何？他們有沒有把自己的看法拿來與本國人分享？他們的出現在歐洲又給當地人帶來怎樣的衝擊？
很可惜的是造訪歐洲的華人，就中國士大夫的觀點而言，幾乎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這些人出國，未必用心觀察（當然也未必有能力觀察）他們客居的所在，回國之後也鮮少留下記錄。
由於先輩學者的努力，有關天主教人士在十八世紀造訪歐洲的史實，爬梳整理出來的比較多。特別是方豪教授曾寫一文，題為〈同治前歐洲留學史略〉，提及一百多位訪歐華人，大都與天主教有關。其中極高比率的人都到義大利文華書院（聖家修院）就讀。
可是對於在其他情況下造訪歐洲的華人，除了自己也留下記錄的謝清高外，幾乎在中國文獻中都找不到任何的蛛絲馬跡。
前幾年由於業師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教授出版了一本小書《胡若望的疑問》，引起相當的注意。其實史景遷並不是第一個提起胡若望的人，但是他以生花妙筆，提醒了讀者，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只因他有不尋常的經歷，還是有可能被重建出來一個有趣的故事。胡若望是個特殊的個案，而且是屬於與宗教有關的案例。他是耶穌會士傅聖澤（Jean-Fran?ois Foucquet）帶去歐洲的，原來的目的是幫忙傅聖澤抄寫中國文獻，協助解讀。後來的發展，大出雙方所料，結局是胡若望被關在巴黎沙榔東瘋人院，在那裡住了三年（1723-1725），最後才被救
出。
由於其他造訪歐洲的非宗教性華人本身不具重要性，他們自己又極難得留下任何記錄，因此他們得以從歷史陳跡中被挖掘出來，通常也是意外。筆者在研治中西貿易史的過程中，偶然接觸到零零星星的有關這類旅歐華人的撰述，加上一些也是意外的巧合，拾取到點點滴滴相關的資料，甚至於主人翁的畫像。現在利用這些材料，拼湊成篇，講述這些十八世紀訪歐華人的故事，目的不在建構任何偉大的知識，只是出於好奇，拿這些故事來和讀者分享而已。
本文的重點擺在十八世紀旅歐的非天主教人士。但為補充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識，也擬簡單敘述三位較早期的造訪者，其中兩位且為天主教徒，即樊守義與沈福宗。樊守義在康熙皇帝的要求下，曾經寫下了一篇可能為最早的華人的旅歐遊記〈身見錄〉。沈福宗則以造訪過牛津大學波德廉圖書館（the Bodleian Library）而較為人知。
乾隆年間的造訪者（1736-1795）
1. 林利官
從康熙末年到乾隆初期，我們一時沒有找到天主教人士以外的旅歐華人的資訊。下一個出現的人物，管見所及，為林利官（Loum Riqua，譯音）。1757年4月倫敦出版了一張他的網線銅版畫（mezzotint）全身像。13 原出版者的說明如下：
該華人於1755年（乾隆二十年）到達里斯本（Lisbon），地震時人在該地，因天意而倖免於難。在遭遇許多艱苦與葡萄牙人的惡劣對待之後，他於1756年來到倫敦。在當地，他獲得不同的待遇，有幸被陛下、其他王室成員、大多數的王公貴人等接見，這些人都對他愛惜有加。他向尊貴的東印度公司申請搭載他回家，獲得仁慈的接待，並被慷慨地安置在他們的一艘船舶帶他回廣州，他的故鄉。
這是我們對他所知的一切。他的職業為何？為何到歐洲？都沒有資料進一步說明。不過， 他的到來可能給英國作家果德斯密（ O l i v e r Goldsmith, 1728-1774）帶來靈感。不出三、五年，後者就託名一位旅英華人，寫了一本叫作《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的書。（後文有進一步的描述。）
2. 潘啟官一世？
有些學者認為廣東外洋行商人、同文行行主潘文巖（潘啟官一世，Puan Khequa I, 1714-1788）也親自造訪過歐洲。這樣的想像是因為瑞典哥德堡（Gothenburg）的歷史博物館（Gothenburg Historical Museum）典藏有一幀潘文巖的畫像。以研究中國貿易瓷知名的學者喬格（C. J. A. J?rg）認定他是在1740年代，也就是乾隆初年，造訪過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同時留下那張畫像。16然而哥德堡所藏潘啟官一世的畫像，眼袋很顯著；官服補子很像是「仙鶴」（文官一品），都不可能是一個二、三十歲的青年所能有的特徵。潘文巖果真訪問過瑞典，絕不可能是1740年
代的事。
另一位美國學者巴素（Dilip Basu）也曾認真檢討過潘文巖是否到過瑞典的問題。在他的博士論文中，他提到：十八世紀中葉的瑞典企業大亨對中國貿易極感興趣。他們同時也將瑞典所產的銅、鐵、鋼、紙以及木材運到西班牙的卡迪斯（Cadiz）銷售以換取中國貿易所必須支付
給中國人的西班牙銀圓。在廣州方面，潘啟官一世正與經營中國貿易的瑞典東印度公司有大筆的生意來往，同時還投資一位瑞典大亨撒革廉（Niklas Sahlgren）的卡迪斯貿易。也就是透過撒革廉這位瑞典商人的邀請，潘文巖可能在1770年造訪瑞典，並且把他自己的肖像畫呈獻予撒革廉。關於潘文巖於1770年造訪瑞典一事，巴素雖然指出了一些依據，可是並不堅實。梁嘉彬雖然沒有看過巴素的作品，卻也在很久以前就簡單推論過不可能有潘啟官一世造訪瑞典這樣的事情。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提出以下的論證：
1770年左右正是廣州外洋行商人所組成的「公行」面臨存廢的時刻，潘文巖當時受英國東印度公司之託，正在設法向中國官府行賄，以促成「公行」的解散，結果也達成任務。作為一位行商，潘啟官其實經常得出入地方政府衙門，自然也就沒有消聲匿跡兩、三年的可能。因此，在1770年左右，他絕對不可能造訪瑞典。何況廣州商場的主要貿易組織，如英國東印度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也都不曾提到1770年時有潘文巖出國這回事。稍後我們將提到一位真正到過瑞典的華人蔡阿福（Choi-A-fuk，譯音）。這個人在1786年7月到達哥德堡，並造訪過斯德哥爾摩。他不但被稱為是第一個造訪瑞典的華人，而且在主人家的留言簿留下簽名，在瑞典畫家的筆下留下畫像。以潘文巖的地位（1770年左右如日中天），豈是非行商的蔡阿福可比？蔡阿福都受到那麼高規格的接待（國王也接見他），而瑞典文獻竟未有一語道及，顯然是真的沒到過。
至於哥德堡歷史博物館藏有潘啟官一世的畫像，那更不足為奇。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的國家博物館（Nationalmuzeet）就典藏有東生行行商劉章官（劉承）的畫像。廣東最有名的行商伍浩官（伍秉鑑）更常拿自己的肖像送給外國朋友，時至今日，世界各地都還至少有十幾張的收藏。劉章官與伍浩官都沒有離開過中國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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